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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鸣盛的历史身份首先是经学家、史学家、考据学家，朴学的代表人物，“嘉定三史家”之一（严衍、王鸣盛、钱大昕）。然其青年时代以诗人著称，尤受沈德潜器重、青睐。柴德赓先生《王西庄与钱竹汀》指出王钱二人中进士前以词章为主，钱大昕更是因献赋行在而获赐举人。王鸣盛壮年之前文名籍甚的景况，钱大昕《西沚先生墓志铭》有述：
在吴门与王琴德、吴企晋、赵损之、曹来殷诸君唱和，沈尚书归愚以为不下嘉靖七子……蚤岁论诗，溯原汉魏六朝，宗仰盛唐，中年稍变化，出入香山、东坡，晚年独爱李义山，谓少陵以后一人。前后吟咏甚富，手自删定，为二十四卷，王琴德谓其以才辅学，以韵达情，粹然正始之音，非虚恃气者所及。古文纡徐醇厚，用欧曾之法，阐许郑之学，一时推为巨手。
乾隆十四年，沈德潜任紫阳书院山长，王鸣盛就读其中，“赠五言百韵一章”献于沈氏，沈赞曰：“排比铺张，才情繁复，而一归于有典有则，予心焉重之。”后来沈读王《竹素园诗》及《日下集》，“知其平日学可以贯穿经史，识可以论断古今，才可以包孕余子，意不在诗而发而为诗，宜其无意求工而不能不工也”（《竹素园诗集》乾隆十四年刻本）。沈氏编选《吴中七子诗》，置王鸣盛为首，证明了“重之”的厚爱。王昶解释沈氏刊刻《吴中七子诗》的意图曰：“吾师沈文悫公论诗以复古为己任。予与西沚、竹汀辈从公游，刻吴中七子诗，一以不背于风雅、有合于体裁者为宗。”（《青苔馆诗钞序》道光九年刻本）王鸣盛为《京江七子诗钞》作序时推尊沈氏云“至今海内知有诗，公之力也”，言他与王昶、钱大昕“商榷风雅，一秉公教”（《京江七子诗钞原序》，《续丹徒县志》卷十八，民国十四年刻本）。
王氏自谦因年龄略长之故，沈德潜将之列为“吴中七子”之首（王鸣盛、王昶、钱大昕、曹仁虎、赵文哲、吴泰来、黄文莲），然不难看出，正因为沈德潜器重王氏，有“白麟赤凤”“中流一壶”之目，王氏才以“复古”诗学为荷业，选“江左十子”诗、“练川十二子”诗、“宛陵三子”诗，流播艺林，使“一洗秾艳纤巧、淫畦饾饤之习”的盛唐格调诗学，彬彬盛于吴中之地。沈对王的欣赏、赞誉是通过与当时浮靡诗风的对比而得出的，其《竹素园诗草集序》云：
予慨诗教之坏，前此四十余年，祢宋祧唐，有对仗无意趣，有覂逸无蕴蓄，觉前人之情与景涵、才为法敛者，劖削不存。而近代称诗之家，又复喜轻佻、尚剽贩，粉黛纂組，百态呈妍。其他横逞胸臆者，则又荒幻险怪，同于跳丸掉竿、吞刀吐火之流。而少陵所谓前辈飞腾、别裁伪体、比于鲸鱼碧海者，或未之见焉，是亦吾党之忧也。凤喈能卓然于举世波靡之日，平心易气，磊落英多，而书味盎然，可希风于古君子之其言有物者，其亦中流之一壶也已。
沈氏论诗崇奉盛唐、排斥宋诗，追求雄放刚健的诗风和开阔豪迈的气象，在“举世波靡”的诗坛，得遇“磊落英多”的王氏，差慰“吾党之忧”，故而不吝“中流之一壶”的赞誉。沈氏与王氏祖父、父亲的关系本就在纪群之间，又有紫阳书院师生之谊，惊叹王氏学、识、才出类拔萃，特视为小友，寄语他“赋明堂、歌宝鼎”。受此厚望的王氏“一秉公教”，终身服膺。这是王氏以盛唐高格逸调为诗学主张的一重因缘，另一重因缘来自祖父王焜。他从小跟随祖父学习，祖父是陆元辅弟子，秉持程嘉燧所主张的性情诗论，受祖父影响，他从小接受“以唐人为宗”的诗学。两个受教源头不谋而合地指向盛唐，青年时期的王鸣盛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鲸鱼碧海”的盛唐风格，他的诗歌亦呈现出如此风貌。
《竹素园诗草》卷首有李果序，解释王鸣盛攻举业之时又“攻诗”的缘由（《王琴德诗集序》，《西庄始存稿》卷十七）曰：“凤喈六世祖玄阳山人逢年，以诗名前明嘉隆间，见《列朝诗集》《明诗综》诸书，为王元美所摈，故不大显。今《弇州四部稿》学者罕习，凤喈出，使玄阳之坛坫再振于声销灰烬之余，斯又艺苑之乘除也夫。”原来，王鸣盛有再振六世祖王逢年声望的隐秘心理，或曰，他想光耀祖上的诗文荣光。李果指出王鸣盛经师兼做文士，“观其所为诗，风调高华，词旨超远，沨沨乎大雅之遗音”，“陶冶性灵，而又本之于学，进于正始，以追逐古人于千载之上，异乎剽掠者流也”。可知王诗乃学者之诗。
王鸣盛《王琴德诗集序》描述了学诗及受好友王昶启发的过程。王昶的观点是工夫在诗外，“根器学问，心精骨力，悟诣才锋”养成之后，“内得于心，而外应于器”，发乎诗中，感人自深。王鸣盛视王昶为诗学启蒙者，王昶的观点可谓王鸣盛的，即诗外必须有事、有学问、有风骨，有证悟在，才能做好诗，定要“深造自得”。王鸣盛《杕左堂集序》对“根本自得”有详尽的解释，他欣赏孙致弥式的“枝条丰缛，光泽鲜好”的盛唐诗，认为“嘉定六君子”中孙致弥的诗最工，“咏其所志”如蜂酿蜜，不留粗糙痕迹，其“赴师友之难，被吏牵染几殆”的经历成就了诗之“工”（姜宸英《绀寒亭诗集序》），可谓不困于厄、不婴患难、不历艰险，不能深造。
实际上，王鸣盛所认同的盛唐声律格调，乃清初“嘉定六君子”（陆元辅、张云章、张大受、张鹏翀、赵俞、孙致弥）或“疁城四子”（赵俞、孙致弥、王畮、侯开国）共同的诗歌取向。姜宸英评赵俞诗曰：“广博奥衍，于古人无所不研究，尤得力于老杜，而兼综韩白苏诸家。其大放于词，气浑以醇，溢为奇怪。”（《绀寒亭诗集序》）张鹏翀评孙致弥诗云：“以盛唐为宗，而雄放挥洒，时出东坡、放翁之间”（《杕左堂集序》）。楼俨记述孙致弥学诗入手处曰：“吾师尝言其诗从刘随州、刘宾客入手，今读七言近体，诚入二刘之室。但五七言古体，则又宗仰韩苏，硬语排奡，全非大历之面目，此亦少陵之转益多师也。”（《杕左堂集序》）可见至清中期，嘉定最重要的诗人如孙致弥、赵俞等都以杜甫为宗师，而兼学韩白苏陆诸家，讲究诗中风骨之力。
王鸣盛受地域诗风影响及家学教导，年轻时就以唐诗为不刊之教，王昶曰：“鸣盛为诗，少宗汉魏盛唐，排律则仿元白皮陆。在都下见钱载、蒋士铨辈喜宋诗，往往效之。后悔，复操前说。于明何景明、李攀龙、李梦阳、王世贞、陈子龙及国朝王士禛、朱彝尊之诗，服膺无间。大抵以才辅学，以韵达情，粹然正始之音也。”（《王鸣盛传》）王鸣盛“终归大雅”之回归（《湖海诗传》卷十六），说明他曾有一段时期受京师诗风影响，发生过兴趣转移，如王士禛“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一般（《渔洋诗话序》），是趣味的另一种尝试。但亦如王士禛受家学启迪、诗学出于七子一般（其神韵脱胎于格调），受教根柢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王鸣盛归田后“复守前说”，依然遵循沈德潜“温柔敦厚”格调论和程嘉燧以杜诗为宗的性情论诗教。对于兴趣转移这一经历，王氏《江浙十二家诗选》评王廷魁“秋之”系列时云：“不粘不脱，律细语工，自是唐音，或谓予专尚宋格，非笃论也。”《江浙十二家诗选》刊刻于乾隆三十年，此时王鸣盛丁母忧，已离京师，上述语正是对“事两宋”诗风的回应，他诗之尚宋仅限于京师阶段，回乡后重归于唐。“宋格”乃是学人诗特色，处于京师时，与学者诗人往来，容易沾染时风喜好，然一旦需要表现真性情，宗唐的一面便又成为王诗的主导风格。 王鸣盛号“西庄”，有他推崇杜甫和王维的痕迹。杜甫《崔氏东山草堂》中“王给事”是王维，“崔氏”是崔季重，王维舅父之子。乾元元年，杜甫在朝任左拾遗，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八月到友人崔季重的东山草堂过中秋节，是时王维已拜给事中，他在蓝田的辋川山庄位于县西，称为西庄。王鸣盛以王维的“西庄”自号，取“隐”于市、“隐”于著述之义。东山草堂和西庄幽静、高爽、淡泊、与世无争，符合专心凝神著述的王鸣盛的自我定位，他以“西庄”比拟“辋川”，暗示他志向所在。
王鸣盛诉之于诗的状态，被门生萧芝描绘成飘然出尘者，“汲古之功深，游览之迹富，登台阁而心超乎缨绂之外，居江湖而情寄乎烟霞之表”（《西庄始存稿序》，清乾隆三十年刻本）。王氏诗作爽朗俊秀、刚健宏放，甚有“气骨”，最能表现他才情、志向与学识的诗体是长韵排律诗。如《荆南发舟溯江抵夷陵即事述怀寄琴德来殷一百韵》，典故错综，包罗万有，才情繁复而又委婉烂漫、舒和高畅。与之类似，他的组诗亦才气昭著，如《练祁杂咏六十首》，既是有关桑梓、考证翔实的风俗文献，又是地域人文诗史，更是声色活现的嘉定社会万象图卷。不同于豪气万丈、雄浑朗健的排律诗，这组诗显得温情脉脉、秀润流利，清雅得如同江南水墨晕染画，又活泼泼地洋溢着乡野生气。言出有据的小注展示出他学者的素养和情怀，帮助读者理解诗句，亦是打开嘉定历史的符码，蕴含着活泛动人的嘉定文化、历史人物及乡土风情。通过这组诗，可以领略王氏浓浓的乡情、强烈的文化认同、自豪的归属感，其才、情、学、识有机融合于缠绵委笃而又简远流畅的神韵风调之中，有杜甫的家国情思、王士禛以虚运实的神韵，亦有李商隐之婉丽。
《练祁杂咏六十首》的写作范本是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一百首。朱氏描写嘉兴风物人情的组诗典雅清新，当时修府志者卻弃之不录。王鸣盛小序标明写作目的，他援引的典故均为县志所未载，可备将来修志所用，可见他以诗存人、系事、记史的苦心，是为了乡土文献的保留。他得偿所愿，嘉庆《嘉定县志》采用了他的组诗。他以诗存史，配以小注，最大化地开发了绝句的纪事功能，在六十首的框架内完成了地域风俗史、文化史的诗式摄影，嘉定昔日流风余韵如画重现。这六十首练祁杂咏贯通着明清两代嘉定文化传承，能增强文士的地域自豪感，又能督促他们履行光复精神遗产的义务。钱大昕第一时间和了妻兄之作，即《竹枝词和王凤喈韵六十首》，王鸣韶也和了《练川杂咏六十首》，据悉曹仁虎亦有和作，均“不离乐操土风之意”（王昶《济南竹枝词序》，《巏堥山人诗集》清乾隆五十九年刻本）。其后王鸣盛从侄王初桐官至济南，有《济南竹枝词》一百首，与练祁杂咏同属一个系列。组诗一旦被接受和效仿，便会自我复制和催生，带来诸多和韵之作，给文士们坚持地域文化品格带来底气和自信。
“练川杂咏”最早始于元代张仲深的《练川杂咏四首》，然作者只是抒发羁旅忧愁与浮生若梦的人生感叹，是一个过客的触景生情，完全没有本土诗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的挚爱与熟悉感，缺乏令人共鸣的情感力量。王鸣盛、王鸣韶、钱大昕等人所作则迥然不同，他们有乡愁的沸腾感，有熟稔本土典故的知识积累与记忆，有遍历土地的切身体验，故而为诗喜悦。可以认定，真正方志式的、年俗画式的“练川杂咏”始自王鸣盛。
此外，最能体现王鸣盛用情之深的，当属表现亲情伦理的诗作。譬如《风疾小愈，子女相继痘殇，悲惨之余，诗以代哭一百韵》，字字是血，在残酷的叙述中，作者读者心肝俱裂。“一旬失五儿，冤愤难具说”，岐嶷聪哲的五个孩子，本是家庭全部的希望与慰藉，瞬间兰摧玉折，“丧子人间有，我今惨尤别”，“眼哭泪不干，泣尽继以血”。欲绝的悲愤该痛斥谁呢？天道、庸医、自己？凡事关天属、至性至情之作，不需修饰，毋弄典故，平铺直叙中就能感天动地，诗歌内容已经决定了动人悱恻的效果，叙事不用摇曳生姿，亦必会一唱三叹、顿挫凄美。同系列的《寒食哭嗣韦》《追念嗣韦，痛不能已，复成绝句十六首》《予癸酉冬入京，客况劳落之甚。甲戌家口北来，岁除，妇卧病呻吟相对。乙亥冬，殇子女五人。三度除夕，皆情绪甚恶。今岁丙子正月，复得一女，至是除夕，初能啼笑。忆亡儿辈，备觉伤怀，不禁泪涔涔下也》，俱感人至深，令闻者肝肠寸断，可谓“此恨绵绵无日了，绿章何术叫天公”。在流露真情、用生命写作这点上，王诗与归有光文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嘉定文派的共性：擅长描写日常态和人间真情。地域文化一旦成型，会对本土作家产生巨大潜在的影响力。嘉定文化传统中浓厚的平凡的动人的生活气息，在任何时代的宏大叙事中，都保持着自身的独特性，成了嘉定文派的标签之一。
若问清代可有人堪比王世贞，则非王鸣盛莫属了。两人均有四部稿和空前绝后的才气识力，不同之处，王世贞终身写诗作文，而王鸣盛进京十年专攻经史，搁置了古文辞，在集部上有大的差距，然王世贞经史子都逊于王鸣盛。王鸣盛祖上居昆山，与王世贞有同乡同姓之缘，他以王世贞为楷模和超越的对象，名字“鸣盛”“凤喈”本与“凤麟州”相关，他又以至“凤麟州”而自傲（《及第纪恩六首》），比拟王世贞之“凤洲”。当然，他才大学弘，足以当之。清代词章学与考据学分门立户，枘凿不相入，考据者不为诗，为诗亦不工，然王鸣盛兼两者之善，是乾嘉时期难得的学者诗人。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上海科技学院人文系）
在吴门与王琴德、吴企晋、赵损之、曹来殷诸君唱和，沈尚书归愚以为不下嘉靖七子……蚤岁论诗，溯原汉魏六朝，宗仰盛唐，中年稍变化，出入香山、东坡，晚年独爱李义山，谓少陵以后一人。前后吟咏甚富，手自删定，为二十四卷，王琴德谓其以才辅学，以韵达情，粹然正始之音，非虚恃气者所及。古文纡徐醇厚，用欧曾之法，阐许郑之学，一时推为巨手。
乾隆十四年，沈德潜任紫阳书院山长，王鸣盛就读其中，“赠五言百韵一章”献于沈氏，沈赞曰：“排比铺张，才情繁复，而一归于有典有则，予心焉重之。”后来沈读王《竹素园诗》及《日下集》，“知其平日学可以贯穿经史，识可以论断古今，才可以包孕余子，意不在诗而发而为诗，宜其无意求工而不能不工也”（《竹素园诗集》乾隆十四年刻本）。沈氏编选《吴中七子诗》，置王鸣盛为首，证明了“重之”的厚爱。王昶解释沈氏刊刻《吴中七子诗》的意图曰：“吾师沈文悫公论诗以复古为己任。予与西沚、竹汀辈从公游，刻吴中七子诗，一以不背于风雅、有合于体裁者为宗。”（《青苔馆诗钞序》道光九年刻本）王鸣盛为《京江七子诗钞》作序时推尊沈氏云“至今海内知有诗，公之力也”，言他与王昶、钱大昕“商榷风雅，一秉公教”（《京江七子诗钞原序》，《续丹徒县志》卷十八，民国十四年刻本）。
王氏自谦因年龄略长之故，沈德潜将之列为“吴中七子”之首（王鸣盛、王昶、钱大昕、曹仁虎、赵文哲、吴泰来、黄文莲），然不难看出，正因为沈德潜器重王氏，有“白麟赤凤”“中流一壶”之目，王氏才以“复古”诗学为荷业，选“江左十子”诗、“练川十二子”诗、“宛陵三子”诗，流播艺林，使“一洗秾艳纤巧、淫畦饾饤之习”的盛唐格调诗学，彬彬盛于吴中之地。沈对王的欣赏、赞誉是通过与当时浮靡诗风的对比而得出的，其《竹素园诗草集序》云：
予慨诗教之坏，前此四十余年，祢宋祧唐，有对仗无意趣，有覂逸无蕴蓄，觉前人之情与景涵、才为法敛者，劖削不存。而近代称诗之家，又复喜轻佻、尚剽贩，粉黛纂組，百态呈妍。其他横逞胸臆者，则又荒幻险怪，同于跳丸掉竿、吞刀吐火之流。而少陵所谓前辈飞腾、别裁伪体、比于鲸鱼碧海者，或未之见焉，是亦吾党之忧也。凤喈能卓然于举世波靡之日，平心易气，磊落英多，而书味盎然，可希风于古君子之其言有物者，其亦中流之一壶也已。
沈氏论诗崇奉盛唐、排斥宋诗，追求雄放刚健的诗风和开阔豪迈的气象，在“举世波靡”的诗坛，得遇“磊落英多”的王氏，差慰“吾党之忧”，故而不吝“中流之一壶”的赞誉。沈氏与王氏祖父、父亲的关系本就在纪群之间，又有紫阳书院师生之谊，惊叹王氏学、识、才出类拔萃，特视为小友，寄语他“赋明堂、歌宝鼎”。受此厚望的王氏“一秉公教”，终身服膺。这是王氏以盛唐高格逸调为诗学主张的一重因缘，另一重因缘来自祖父王焜。他从小跟随祖父学习，祖父是陆元辅弟子，秉持程嘉燧所主张的性情诗论，受祖父影响，他从小接受“以唐人为宗”的诗学。两个受教源头不谋而合地指向盛唐，青年时期的王鸣盛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鲸鱼碧海”的盛唐风格，他的诗歌亦呈现出如此风貌。
《竹素园诗草》卷首有李果序，解释王鸣盛攻举业之时又“攻诗”的缘由（《王琴德诗集序》，《西庄始存稿》卷十七）曰：“凤喈六世祖玄阳山人逢年，以诗名前明嘉隆间，见《列朝诗集》《明诗综》诸书，为王元美所摈，故不大显。今《弇州四部稿》学者罕习，凤喈出，使玄阳之坛坫再振于声销灰烬之余，斯又艺苑之乘除也夫。”原来，王鸣盛有再振六世祖王逢年声望的隐秘心理，或曰，他想光耀祖上的诗文荣光。李果指出王鸣盛经师兼做文士，“观其所为诗，风调高华，词旨超远，沨沨乎大雅之遗音”，“陶冶性灵，而又本之于学，进于正始，以追逐古人于千载之上，异乎剽掠者流也”。可知王诗乃学者之诗。
王鸣盛《王琴德诗集序》描述了学诗及受好友王昶启发的过程。王昶的观点是工夫在诗外，“根器学问，心精骨力，悟诣才锋”养成之后，“内得于心，而外应于器”，发乎诗中，感人自深。王鸣盛视王昶为诗学启蒙者，王昶的观点可谓王鸣盛的，即诗外必须有事、有学问、有风骨，有证悟在，才能做好诗，定要“深造自得”。王鸣盛《杕左堂集序》对“根本自得”有详尽的解释，他欣赏孙致弥式的“枝条丰缛，光泽鲜好”的盛唐诗，认为“嘉定六君子”中孙致弥的诗最工，“咏其所志”如蜂酿蜜，不留粗糙痕迹，其“赴师友之难，被吏牵染几殆”的经历成就了诗之“工”（姜宸英《绀寒亭诗集序》），可谓不困于厄、不婴患难、不历艰险，不能深造。
实际上，王鸣盛所认同的盛唐声律格调，乃清初“嘉定六君子”（陆元辅、张云章、张大受、张鹏翀、赵俞、孙致弥）或“疁城四子”（赵俞、孙致弥、王畮、侯开国）共同的诗歌取向。姜宸英评赵俞诗曰：“广博奥衍，于古人无所不研究，尤得力于老杜，而兼综韩白苏诸家。其大放于词，气浑以醇，溢为奇怪。”（《绀寒亭诗集序》）张鹏翀评孙致弥诗云：“以盛唐为宗，而雄放挥洒，时出东坡、放翁之间”（《杕左堂集序》）。楼俨记述孙致弥学诗入手处曰：“吾师尝言其诗从刘随州、刘宾客入手，今读七言近体，诚入二刘之室。但五七言古体，则又宗仰韩苏，硬语排奡，全非大历之面目，此亦少陵之转益多师也。”（《杕左堂集序》）可见至清中期，嘉定最重要的诗人如孙致弥、赵俞等都以杜甫为宗师，而兼学韩白苏陆诸家，讲究诗中风骨之力。
王鸣盛受地域诗风影响及家学教导，年轻时就以唐诗为不刊之教，王昶曰：“鸣盛为诗，少宗汉魏盛唐，排律则仿元白皮陆。在都下见钱载、蒋士铨辈喜宋诗，往往效之。后悔，复操前说。于明何景明、李攀龙、李梦阳、王世贞、陈子龙及国朝王士禛、朱彝尊之诗，服膺无间。大抵以才辅学，以韵达情，粹然正始之音也。”（《王鸣盛传》）王鸣盛“终归大雅”之回归（《湖海诗传》卷十六），说明他曾有一段时期受京师诗风影响，发生过兴趣转移，如王士禛“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一般（《渔洋诗话序》），是趣味的另一种尝试。但亦如王士禛受家学启迪、诗学出于七子一般（其神韵脱胎于格调），受教根柢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王鸣盛归田后“复守前说”，依然遵循沈德潜“温柔敦厚”格调论和程嘉燧以杜诗为宗的性情论诗教。对于兴趣转移这一经历，王氏《江浙十二家诗选》评王廷魁“秋之”系列时云：“不粘不脱，律细语工，自是唐音，或谓予专尚宋格，非笃论也。”《江浙十二家诗选》刊刻于乾隆三十年，此时王鸣盛丁母忧，已离京师，上述语正是对“事两宋”诗风的回应，他诗之尚宋仅限于京师阶段，回乡后重归于唐。“宋格”乃是学人诗特色，处于京师时，与学者诗人往来，容易沾染时风喜好，然一旦需要表现真性情，宗唐的一面便又成为王诗的主导风格。 王鸣盛号“西庄”，有他推崇杜甫和王维的痕迹。杜甫《崔氏东山草堂》中“王给事”是王维，“崔氏”是崔季重，王维舅父之子。乾元元年，杜甫在朝任左拾遗，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八月到友人崔季重的东山草堂过中秋节，是时王维已拜给事中，他在蓝田的辋川山庄位于县西，称为西庄。王鸣盛以王维的“西庄”自号，取“隐”于市、“隐”于著述之义。东山草堂和西庄幽静、高爽、淡泊、与世无争，符合专心凝神著述的王鸣盛的自我定位，他以“西庄”比拟“辋川”，暗示他志向所在。
王鸣盛诉之于诗的状态，被门生萧芝描绘成飘然出尘者，“汲古之功深，游览之迹富，登台阁而心超乎缨绂之外，居江湖而情寄乎烟霞之表”（《西庄始存稿序》，清乾隆三十年刻本）。王氏诗作爽朗俊秀、刚健宏放，甚有“气骨”，最能表现他才情、志向与学识的诗体是长韵排律诗。如《荆南发舟溯江抵夷陵即事述怀寄琴德来殷一百韵》，典故错综，包罗万有，才情繁复而又委婉烂漫、舒和高畅。与之类似，他的组诗亦才气昭著，如《练祁杂咏六十首》，既是有关桑梓、考证翔实的风俗文献，又是地域人文诗史，更是声色活现的嘉定社会万象图卷。不同于豪气万丈、雄浑朗健的排律诗，这组诗显得温情脉脉、秀润流利，清雅得如同江南水墨晕染画，又活泼泼地洋溢着乡野生气。言出有据的小注展示出他学者的素养和情怀，帮助读者理解诗句，亦是打开嘉定历史的符码，蕴含着活泛动人的嘉定文化、历史人物及乡土风情。通过这组诗，可以领略王氏浓浓的乡情、强烈的文化认同、自豪的归属感，其才、情、学、识有机融合于缠绵委笃而又简远流畅的神韵风调之中，有杜甫的家国情思、王士禛以虚运实的神韵，亦有李商隐之婉丽。
《练祁杂咏六十首》的写作范本是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一百首。朱氏描写嘉兴风物人情的组诗典雅清新，当时修府志者卻弃之不录。王鸣盛小序标明写作目的，他援引的典故均为县志所未载，可备将来修志所用，可见他以诗存人、系事、记史的苦心，是为了乡土文献的保留。他得偿所愿，嘉庆《嘉定县志》采用了他的组诗。他以诗存史，配以小注，最大化地开发了绝句的纪事功能，在六十首的框架内完成了地域风俗史、文化史的诗式摄影，嘉定昔日流风余韵如画重现。这六十首练祁杂咏贯通着明清两代嘉定文化传承，能增强文士的地域自豪感，又能督促他们履行光复精神遗产的义务。钱大昕第一时间和了妻兄之作，即《竹枝词和王凤喈韵六十首》，王鸣韶也和了《练川杂咏六十首》，据悉曹仁虎亦有和作，均“不离乐操土风之意”（王昶《济南竹枝词序》，《巏堥山人诗集》清乾隆五十九年刻本）。其后王鸣盛从侄王初桐官至济南，有《济南竹枝词》一百首，与练祁杂咏同属一个系列。组诗一旦被接受和效仿，便会自我复制和催生，带来诸多和韵之作，给文士们坚持地域文化品格带来底气和自信。
“练川杂咏”最早始于元代张仲深的《练川杂咏四首》，然作者只是抒发羁旅忧愁与浮生若梦的人生感叹，是一个过客的触景生情，完全没有本土诗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的挚爱与熟悉感，缺乏令人共鸣的情感力量。王鸣盛、王鸣韶、钱大昕等人所作则迥然不同，他们有乡愁的沸腾感，有熟稔本土典故的知识积累与记忆，有遍历土地的切身体验，故而为诗喜悦。可以认定，真正方志式的、年俗画式的“练川杂咏”始自王鸣盛。
此外，最能体现王鸣盛用情之深的，当属表现亲情伦理的诗作。譬如《风疾小愈，子女相继痘殇，悲惨之余，诗以代哭一百韵》，字字是血，在残酷的叙述中，作者读者心肝俱裂。“一旬失五儿，冤愤难具说”，岐嶷聪哲的五个孩子，本是家庭全部的希望与慰藉，瞬间兰摧玉折，“丧子人间有，我今惨尤别”，“眼哭泪不干，泣尽继以血”。欲绝的悲愤该痛斥谁呢？天道、庸医、自己？凡事关天属、至性至情之作，不需修饰，毋弄典故，平铺直叙中就能感天动地，诗歌内容已经决定了动人悱恻的效果，叙事不用摇曳生姿，亦必会一唱三叹、顿挫凄美。同系列的《寒食哭嗣韦》《追念嗣韦，痛不能已，复成绝句十六首》《予癸酉冬入京，客况劳落之甚。甲戌家口北来，岁除，妇卧病呻吟相对。乙亥冬，殇子女五人。三度除夕，皆情绪甚恶。今岁丙子正月，复得一女，至是除夕，初能啼笑。忆亡儿辈，备觉伤怀，不禁泪涔涔下也》，俱感人至深，令闻者肝肠寸断，可谓“此恨绵绵无日了，绿章何术叫天公”。在流露真情、用生命写作这点上，王诗与归有光文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嘉定文派的共性：擅长描写日常态和人间真情。地域文化一旦成型，会对本土作家产生巨大潜在的影响力。嘉定文化传统中浓厚的平凡的动人的生活气息，在任何时代的宏大叙事中，都保持着自身的独特性，成了嘉定文派的标签之一。
若问清代可有人堪比王世贞，则非王鸣盛莫属了。两人均有四部稿和空前绝后的才气识力，不同之处，王世贞终身写诗作文，而王鸣盛进京十年专攻经史，搁置了古文辞，在集部上有大的差距，然王世贞经史子都逊于王鸣盛。王鸣盛祖上居昆山，与王世贞有同乡同姓之缘，他以王世贞为楷模和超越的对象，名字“鸣盛”“凤喈”本与“凤麟州”相关，他又以至“凤麟州”而自傲（《及第纪恩六首》），比拟王世贞之“凤洲”。当然，他才大学弘，足以当之。清代词章学与考据学分门立户，枘凿不相入，考据者不为诗，为诗亦不工，然王鸣盛兼两者之善，是乾嘉时期难得的学者诗人。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上海科技学院人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