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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运用社会性别理论从性别心理差异的角度出发，研究先赋性因素、自致性因素在男女两性大学生职业获得中作用的异同，以此探索性别差异对大学生初职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男女两性大学生在初职收入及能否进入体制内工作单位方面均具有明显差异。同时，女性学生由于在初职获得中具有先天性的性别劣势，因此她们在初职获得中相较男性大学生更加注重学业性成就、实践性成就与交往性成就等自致性因素的作用。
[关键词]社会性别理论;性别差异;大学毕业生;初职获得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社会性别（gender）理论发端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现已逐渐发展成为西方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析范畴。该理论从分析两性关系入手探究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根源和本质，逐渐形成了一些应用性较好的社会性别分析框架，并将社会性别理论作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分析工具，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得到应用。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角度解释了劳动者收入和晋升机会的不同。劳动力市场由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组成。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好，收入高，获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多，进而得到晋升的机会就多;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的工作条件、收入、工作稳定度和晋升机会都比主要劳动力市场要差。
从社会性别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来看，即使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女性也比男性大学生在职业获得中处于劣势。即假设1：性别差异对大学生职业获得具有显著影响。
在职业获得模型中，布劳、邓肯对自致性因素受到先赋性因素一定程度影响而导致职业地位获得差异进行了分析。这种观点与再生产理论对于教育在阶层再生产中作用的论述有某种类似之处。已有研究重点阐述了先赋性因素不同的个体是如何产生了不同自致性因素水平从而导致职业地位获得的差异，但在不同先赋性因素的个体被分割到不同职业地位的过程中，他们各自的自致性因素在职业地位获得中的具体作用则少有论述。这成为我们进一步关注和思考的重点。从自致性因素对不同性别大学生职业获得的作用看，由于女性大学生在职业获得中处于弱势，在职业地位获得中可能更倚重自致性因素的作用，通过个人的后天努力来改变先天性别差异造成初职获得劣势。因此，提出假设2：女性大学生在初职获得中相较男性大学生更加倚重自致性因素的力量。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在2019年7月份对保定市四所高校应届生进行的“大学生就业情况”问卷调查。该调查共发放问卷1491份，回收问卷1412份，其中有效问卷1369份，有效率达到91.8%。
（二）变量
1.初职获得
在本研究中，我们主要利用职业分层的方法研究大学生初职获得，从三个方面进行测量：1，通过收入来考察其经济水平;2，通过工作单位类型来考察其政治地位情况;3，通过工作地点来考察其社会声望水平。因此本文的因变量共有三个：初职收入、初职单位类型、初职工作地点。
2.先赋性因素
先赋性因素主要是指家庭出身等先天注定的条件，在这里主要指性别与家庭背景。具体包括：性别、户籍类型、家庭居住地、父亲职业地位、单位类型、文化程度、家庭收入等方面。
3.自致性因素
自致性因素主要是指大学生通过后天努力所获得的一些成就。主要包括大学生通过课内外学习所获得的学业成就、通过参加校内外实践所获得的实践成就等人力资本，以及通过自主交往所构建的交往成就等个人社会资本。
（1）学业性成就
学业性成就主要是指大学生通过课堂学习所获得的各项成就，这里的课堂学习，即包括对本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也包括本专业以外公共性知识技能的习得。
（2）实践性成就
实践性成就是指大学生通过参加校内校外实践实习所获得的各种身份、称号以及经验，是大学生求职过程中个人综合实践能力的一种重要标识。
（3）交往性成就
交往性成就是指大学生在校期间通过校内校外的社会交往所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依据社会资本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的相关研究，个人可以通过其嵌入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由于关系網络能调动的资源而获益。
（三）分析工具
本研究采用AMOS分析软件，在直观的路径图下指定、估计、评估以及设定模型，展示假定变量之间关系，建立能真实反应复杂关系的行为态度模型。在AMOS中，任何数值变量，不管是可观测的还是潜在的，都可以用来建模，预测其它数值变量。AMOS快速创建模型以检验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原因，由于结构方程模型是一次性地验证复杂的因果关系，用标准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扩展的方法进行多元分析，因此比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和探索性因子分析更进一步，能获得更精确与丰富的综合分析结果。
三、实证分析
（一）男女大学生初职获得机制比较分析
1.男、女大学生初职收入机制比较分析
研究首先按性别对大学生群体进行划分，以考察自致性因素对男、女两性大学生初职影响的不同特点。表3-1显示了对男女两性大学生初职收入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自致性因素模型与总体模型。
首先，从男性大学生初职收入两个模型的整体情况来看，两个模型的F检验结果均为显著。
其次，从女性大学生两个模型的整体情况看，模型的F检验结果均为显著。
从男女初职收入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第一，自致性因素对男女大学生初职收入的影响大小不同，从调整后的确定系数来看，自致性因素对女性大学生初职收入的解释力度要优于男性大学生，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设2-1的观点;第二，对男女大学生初职收入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不同。学业性、实践性和交往性成就均对女性大学生初职收入具有积极作用，但在男性大学生初职收入中，只有学业性成就和实践性成就有助于收入提高，而交往性成就的作用则不显著。 2.男、女大学生初职单位类型机制比较分析
表3-2显示了对男女两性大学生初职收入进行分析的自致性因素模型和总体模型。首先从男性大学生两个模型的情况看，模型的似然比卡方值（Chi-square）分别为50.488和68.454，两个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均为显著（P<0.001），模型从整体上均显著。同时，在纳入先赋性因素以后，-2倍的对数似然函数值由704.510下降为673.702，表明总体模型的拟合优度较自致性因素模型有所改善。
对比男女两性大学生初职单位类型的分析結果，可以发现：一，从整体来看，自致性因素关于男女两性大学生单位类型回归分析的模型拟合优度没有显著差异，但对女性大学生的回归模型拟合优度略好于男性大学生;二，从具体变量的情况看，首先，自致性因素对男女两性大学生在初职单位类型上的影响有一定相似之处，这表现为男女两性大学生都受到学业性、实践性和交往性成就的共同影响;其次，对男女大学生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不尽相同，尽管成为社科类学生以及专业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的获得均对男女大学生进入体制内单位类型具有正向影响，但是除此以外，男性大学生进入体制内单位类型主要依赖于学习成绩、计算机水平、实习兼职经验、学生干部身份以及交往对象文化水平的上升，而女性大学生进入体制内单位类型主要有赖于英语水平、党员身份以及与校外朋友的交往。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对男性或女性大学生，与校内朋友联系频率的上升均会降低其进入体制内单位的可能性;第三，从先赋性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来看，尽管男女大学生初职单位类型均受到家庭居住地影响，但父亲单位类型是否体制内只对女性大学生工单位类型具有显著作用，而对男性大学生则没有显著影响。
3.男、女大学生初职工作地点机制比较分析
在初职工作地点方面，研究将大学生初职工作地点按是否县级以上进行划分，将农村、乡镇和县城归为一类，地级市、省会城和直辖市归为一类。表3-3显示了男女大学生初职工作地点回归分析比较模型：
第一、从男性大学生初职工作地点来看，两个模型的整体似然比卡方值（Chi-square）分别为4.286和11.936，两个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均为显著（P<0.05）。同时，在纳入先赋性因素以后，-2倍的对数似然函数值由554.565下降为536.889，总体模型的拟合优度较自致性因素模型有所提升。从总体模型中最终被保留下来的变量情况来看，对男性大学生初职工作地点是否县级以下具有显著影响的自致性因素变量有学业性成就的学习成绩一个变量，学习成绩每上升一个等级，男大学生进入县级以上工作地点的可能性就上升0.249倍。在实践性成就中中共党员身份对工作地点的影响也接近于显著（P<0.1），交往性成就对男性大学生初职工作地点没有显著影响。
第二、从女性大学生工作地点分析模型来看，两个模型的似然比卡方值（Chi-square）分别为29.571和40.181，两个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均为显著（P<0.01）。同时，在纳入先赋性因素以后，-2倍的对数似然函数值由552.738下降为529.424，总体模型的拟合优度较自致性因素模型要略好一些，两个模型对女性大学生初职工作地点均有一定的解释力。从总体模型（表3-12）中各变量的具体情况来看，对女性大学生初职工作地点是否县级以上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有实践性成就的荣誉称号和交往性成就的短期实习兼职、校内职务最低以及与校外朋友联系频率四个变量，其中荣誉称号、短期实习兼职和与校外朋友联系频率的增加均有助于女性大学生进入县级以上工作地点，而联系对象校内职务的上升则会降低其进入县级以上工作地点的可能性。此外，学生社团、中共党员和与父母亲戚联系频率三个变量对女性大学生工作地点的影响也接近于显著（P<0.1）。学业性成就对女性大学生初职工作地点没有显著影响。
对比男女大学生初职工作地点分析结果，可以发现：第一，从整体来看，自致性因素对男女两性大学生回归分析的拟合优度没有显著差异，但对女性大学生工作地点回归模型的整体检验结果要较男性大学生模型显著（表3-9中P=0.038，表3-11中P= 0.001）;第二，从各变量的具体情况来看，在控制了先赋性因素以后，男性大学生初职工作地点主要受到学业性成就的影响，实践性成就对工作地点也有一定影响，交往性成就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女性大学生初职工作地点主要受到实践性成就和交往性成就的影响，学业性成就对女大学生初职工作地点不存在显著影响;第三，从先赋性因素来看，女生大学生初职工作地点还受到家庭居住地和父亲职业地位等因素的影响，而先赋性因素对男性大学生初职工作地点并无显著影响。
四、发现与讨论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性别是影响大学生初职获得的重要因素。男女两性大学生在初职收入及能否进入体制内工作单位方面均具有差著的差异。同时，女性大学生由于在初职获得中具有先天性的性别劣势，因此她们在初职获得中相较男性大学生更加注重学业性成就、实践性成就与交往性成就等自致性因素的作用。具体来说：
1.相较于男性大学生，自致性因素更能解释女性大学生初职获得结果的差异。这一发现支持了在前面内容假设2中认为自致性因素对女性大学生初职获得的作用显著高于男性大学生的观点。从自致性因素对男女大学生初职获得各方面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无论是对初职收入、单位类型还是工作地点，自致性因素对女性大学生初职获得各模型的解释力都较男性大学生略好一些。其中，单位类型与工作地点的区别较小，而在初职收入中解释力的差别比较明显。
2.导致男女大学生初职获得不同结果的自致性因素变量存在差异。尽管男女大学生初职获得均受到英语水平、职业资格证书、学生干部以及与日常交往对象联系频率等因素的影响，但是深入对比发现，男女大学生初职获得中的显著自致性因素变量方面依然有不同之处。具体来说，男性大学生初职获得的差异更多是由专业和专业性知识技能水平的差异造成，而女性大学生初职获得差异更多地与社会交往情况有关。此外，计算机水平对男性大学生初职获得具有显著影响，但对女性大学生初职获得并无明显作用。而党员对女性大学生初职获得差异具有显著意义，而对男性大学生初职获得的不同没有显著的贡献。
3.男女大学生初职获得中先赋性因素的作用存在差异。除了自致性因素以外，男女大学生初职获得都还受到一些先赋性因素的影响，主要是家庭居住地、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单位类型等家庭背景变量。先赋性因素对男女大学生初职的作用存在差异，家庭背景只对男性大学生的初职收入存在显著影响，而对单位类型和工作地点的作用并不显著。而女性大学生的初职收入中家庭背景的作用并不显著，但单位类型和工作地点则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也就是说，男性大学生可以凭借其家庭背景优势在初职收入竞争中获益，而女性大学生家庭背景的优势则主要体现在是否进入体制内单位以及工作地点的等级上。
参考文献：
[1]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1，（2）.77-89.
[2]边燕杰.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M].北京：三联书店，2002.
[3]卞轶男，张莉郸.消费时代电影市场的商业迷失与文化自觉[J].中国电影市场，2012，（06）.39.
[4]伯特.加涅.学习的条件和教学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69-86.
[5]程诚.大学生社会网络、知识水平与地位获得——基于西部高校学生调查的实证分析[J].青年研究，2012，（4）.22-34.
[6]陈成文，谭日辉. 人力资本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关系——基于2003、2004届大学毕业生的实证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04，25（6）.31-35.
[7]陈海平.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高校毕业生就业——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J]. 青年研究，2005，（11）.8-15.
[8] 张秋山，学习成就与职业获得，人民出版社，2014.12
[9] 张秋山，大学生学习成就与毕业初职获得关系的实证研究，心理学研究，2013，（12）.13
任驿劼 广西大学商学院
[关键词]社会性别理论;性别差异;大学毕业生;初职获得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社会性别（gender）理论发端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现已逐渐发展成为西方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析范畴。该理论从分析两性关系入手探究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根源和本质，逐渐形成了一些应用性较好的社会性别分析框架，并将社会性别理论作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分析工具，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得到应用。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角度解释了劳动者收入和晋升机会的不同。劳动力市场由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组成。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好，收入高，获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多，进而得到晋升的机会就多;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的工作条件、收入、工作稳定度和晋升机会都比主要劳动力市场要差。
从社会性别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来看，即使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女性也比男性大学生在职业获得中处于劣势。即假设1：性别差异对大学生职业获得具有显著影响。
在职业获得模型中，布劳、邓肯对自致性因素受到先赋性因素一定程度影响而导致职业地位获得差异进行了分析。这种观点与再生产理论对于教育在阶层再生产中作用的论述有某种类似之处。已有研究重点阐述了先赋性因素不同的个体是如何产生了不同自致性因素水平从而导致职业地位获得的差异，但在不同先赋性因素的个体被分割到不同职业地位的过程中，他们各自的自致性因素在职业地位获得中的具体作用则少有论述。这成为我们进一步关注和思考的重点。从自致性因素对不同性别大学生职业获得的作用看，由于女性大学生在职业获得中处于弱势，在职业地位获得中可能更倚重自致性因素的作用，通过个人的后天努力来改变先天性别差异造成初职获得劣势。因此，提出假设2：女性大学生在初职获得中相较男性大学生更加倚重自致性因素的力量。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在2019年7月份对保定市四所高校应届生进行的“大学生就业情况”问卷调查。该调查共发放问卷1491份，回收问卷1412份，其中有效问卷1369份，有效率达到91.8%。
（二）变量
1.初职获得
在本研究中，我们主要利用职业分层的方法研究大学生初职获得，从三个方面进行测量：1，通过收入来考察其经济水平;2，通过工作单位类型来考察其政治地位情况;3，通过工作地点来考察其社会声望水平。因此本文的因变量共有三个：初职收入、初职单位类型、初职工作地点。
2.先赋性因素
先赋性因素主要是指家庭出身等先天注定的条件，在这里主要指性别与家庭背景。具体包括：性别、户籍类型、家庭居住地、父亲职业地位、单位类型、文化程度、家庭收入等方面。
3.自致性因素
自致性因素主要是指大学生通过后天努力所获得的一些成就。主要包括大学生通过课内外学习所获得的学业成就、通过参加校内外实践所获得的实践成就等人力资本，以及通过自主交往所构建的交往成就等个人社会资本。
（1）学业性成就
学业性成就主要是指大学生通过课堂学习所获得的各项成就，这里的课堂学习，即包括对本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也包括本专业以外公共性知识技能的习得。
（2）实践性成就
实践性成就是指大学生通过参加校内校外实践实习所获得的各种身份、称号以及经验，是大学生求职过程中个人综合实践能力的一种重要标识。
（3）交往性成就
交往性成就是指大学生在校期间通过校内校外的社会交往所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依据社会资本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的相关研究，个人可以通过其嵌入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由于关系網络能调动的资源而获益。
（三）分析工具
本研究采用AMOS分析软件，在直观的路径图下指定、估计、评估以及设定模型，展示假定变量之间关系，建立能真实反应复杂关系的行为态度模型。在AMOS中，任何数值变量，不管是可观测的还是潜在的，都可以用来建模，预测其它数值变量。AMOS快速创建模型以检验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原因，由于结构方程模型是一次性地验证复杂的因果关系，用标准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扩展的方法进行多元分析，因此比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和探索性因子分析更进一步，能获得更精确与丰富的综合分析结果。
三、实证分析
（一）男女大学生初职获得机制比较分析
1.男、女大学生初职收入机制比较分析
研究首先按性别对大学生群体进行划分，以考察自致性因素对男、女两性大学生初职影响的不同特点。表3-1显示了对男女两性大学生初职收入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自致性因素模型与总体模型。
首先，从男性大学生初职收入两个模型的整体情况来看，两个模型的F检验结果均为显著。
其次，从女性大学生两个模型的整体情况看，模型的F检验结果均为显著。
从男女初职收入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第一，自致性因素对男女大学生初职收入的影响大小不同，从调整后的确定系数来看，自致性因素对女性大学生初职收入的解释力度要优于男性大学生，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设2-1的观点;第二，对男女大学生初职收入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不同。学业性、实践性和交往性成就均对女性大学生初职收入具有积极作用，但在男性大学生初职收入中，只有学业性成就和实践性成就有助于收入提高，而交往性成就的作用则不显著。 2.男、女大学生初职单位类型机制比较分析
表3-2显示了对男女两性大学生初职收入进行分析的自致性因素模型和总体模型。首先从男性大学生两个模型的情况看，模型的似然比卡方值（Chi-square）分别为50.488和68.454，两个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均为显著（P<0.001），模型从整体上均显著。同时，在纳入先赋性因素以后，-2倍的对数似然函数值由704.510下降为673.702，表明总体模型的拟合优度较自致性因素模型有所改善。
对比男女两性大学生初职单位类型的分析結果，可以发现：一，从整体来看，自致性因素关于男女两性大学生单位类型回归分析的模型拟合优度没有显著差异，但对女性大学生的回归模型拟合优度略好于男性大学生;二，从具体变量的情况看，首先，自致性因素对男女两性大学生在初职单位类型上的影响有一定相似之处，这表现为男女两性大学生都受到学业性、实践性和交往性成就的共同影响;其次，对男女大学生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不尽相同，尽管成为社科类学生以及专业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的获得均对男女大学生进入体制内单位类型具有正向影响，但是除此以外，男性大学生进入体制内单位类型主要依赖于学习成绩、计算机水平、实习兼职经验、学生干部身份以及交往对象文化水平的上升，而女性大学生进入体制内单位类型主要有赖于英语水平、党员身份以及与校外朋友的交往。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对男性或女性大学生，与校内朋友联系频率的上升均会降低其进入体制内单位的可能性;第三，从先赋性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来看，尽管男女大学生初职单位类型均受到家庭居住地影响，但父亲单位类型是否体制内只对女性大学生工单位类型具有显著作用，而对男性大学生则没有显著影响。
3.男、女大学生初职工作地点机制比较分析
在初职工作地点方面，研究将大学生初职工作地点按是否县级以上进行划分，将农村、乡镇和县城归为一类，地级市、省会城和直辖市归为一类。表3-3显示了男女大学生初职工作地点回归分析比较模型：
第一、从男性大学生初职工作地点来看，两个模型的整体似然比卡方值（Chi-square）分别为4.286和11.936，两个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均为显著（P<0.05）。同时，在纳入先赋性因素以后，-2倍的对数似然函数值由554.565下降为536.889，总体模型的拟合优度较自致性因素模型有所提升。从总体模型中最终被保留下来的变量情况来看，对男性大学生初职工作地点是否县级以下具有显著影响的自致性因素变量有学业性成就的学习成绩一个变量，学习成绩每上升一个等级，男大学生进入县级以上工作地点的可能性就上升0.249倍。在实践性成就中中共党员身份对工作地点的影响也接近于显著（P<0.1），交往性成就对男性大学生初职工作地点没有显著影响。
第二、从女性大学生工作地点分析模型来看，两个模型的似然比卡方值（Chi-square）分别为29.571和40.181，两个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均为显著（P<0.01）。同时，在纳入先赋性因素以后，-2倍的对数似然函数值由552.738下降为529.424，总体模型的拟合优度较自致性因素模型要略好一些，两个模型对女性大学生初职工作地点均有一定的解释力。从总体模型（表3-12）中各变量的具体情况来看，对女性大学生初职工作地点是否县级以上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有实践性成就的荣誉称号和交往性成就的短期实习兼职、校内职务最低以及与校外朋友联系频率四个变量，其中荣誉称号、短期实习兼职和与校外朋友联系频率的增加均有助于女性大学生进入县级以上工作地点，而联系对象校内职务的上升则会降低其进入县级以上工作地点的可能性。此外，学生社团、中共党员和与父母亲戚联系频率三个变量对女性大学生工作地点的影响也接近于显著（P<0.1）。学业性成就对女性大学生初职工作地点没有显著影响。
对比男女大学生初职工作地点分析结果，可以发现：第一，从整体来看，自致性因素对男女两性大学生回归分析的拟合优度没有显著差异，但对女性大学生工作地点回归模型的整体检验结果要较男性大学生模型显著（表3-9中P=0.038，表3-11中P= 0.001）;第二，从各变量的具体情况来看，在控制了先赋性因素以后，男性大学生初职工作地点主要受到学业性成就的影响，实践性成就对工作地点也有一定影响，交往性成就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女性大学生初职工作地点主要受到实践性成就和交往性成就的影响，学业性成就对女大学生初职工作地点不存在显著影响;第三，从先赋性因素来看，女生大学生初职工作地点还受到家庭居住地和父亲职业地位等因素的影响，而先赋性因素对男性大学生初职工作地点并无显著影响。
四、发现与讨论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性别是影响大学生初职获得的重要因素。男女两性大学生在初职收入及能否进入体制内工作单位方面均具有差著的差异。同时，女性大学生由于在初职获得中具有先天性的性别劣势，因此她们在初职获得中相较男性大学生更加注重学业性成就、实践性成就与交往性成就等自致性因素的作用。具体来说：
1.相较于男性大学生，自致性因素更能解释女性大学生初职获得结果的差异。这一发现支持了在前面内容假设2中认为自致性因素对女性大学生初职获得的作用显著高于男性大学生的观点。从自致性因素对男女大学生初职获得各方面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无论是对初职收入、单位类型还是工作地点，自致性因素对女性大学生初职获得各模型的解释力都较男性大学生略好一些。其中，单位类型与工作地点的区别较小，而在初职收入中解释力的差别比较明显。
2.导致男女大学生初职获得不同结果的自致性因素变量存在差异。尽管男女大学生初职获得均受到英语水平、职业资格证书、学生干部以及与日常交往对象联系频率等因素的影响，但是深入对比发现，男女大学生初职获得中的显著自致性因素变量方面依然有不同之处。具体来说，男性大学生初职获得的差异更多是由专业和专业性知识技能水平的差异造成，而女性大学生初职获得差异更多地与社会交往情况有关。此外，计算机水平对男性大学生初职获得具有显著影响，但对女性大学生初职获得并无明显作用。而党员对女性大学生初职获得差异具有显著意义，而对男性大学生初职获得的不同没有显著的贡献。
3.男女大学生初职获得中先赋性因素的作用存在差异。除了自致性因素以外，男女大学生初职获得都还受到一些先赋性因素的影响，主要是家庭居住地、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单位类型等家庭背景变量。先赋性因素对男女大学生初职的作用存在差异，家庭背景只对男性大学生的初职收入存在显著影响，而对单位类型和工作地点的作用并不显著。而女性大学生的初职收入中家庭背景的作用并不显著，但单位类型和工作地点则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也就是说，男性大学生可以凭借其家庭背景优势在初职收入竞争中获益，而女性大学生家庭背景的优势则主要体现在是否进入体制内单位以及工作地点的等级上。
参考文献：
[1]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1，（2）.77-89.
[2]边燕杰.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M].北京：三联书店，2002.
[3]卞轶男，张莉郸.消费时代电影市场的商业迷失与文化自觉[J].中国电影市场，2012，（06）.39.
[4]伯特.加涅.学习的条件和教学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69-86.
[5]程诚.大学生社会网络、知识水平与地位获得——基于西部高校学生调查的实证分析[J].青年研究，2012，（4）.22-34.
[6]陈成文，谭日辉. 人力资本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关系——基于2003、2004届大学毕业生的实证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04，25（6）.31-35.
[7]陈海平.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高校毕业生就业——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J]. 青年研究，2005，（11）.8-15.
[8] 张秋山，学习成就与职业获得，人民出版社，2014.12
[9] 张秋山，大学生学习成就与毕业初职获得关系的实证研究，心理学研究，2013，（12）.13
任驿劼 广西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