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欧美关系一直被公认是影响世界格局走向的一组国际关系。由于欧盟超国家、多边与多层治理的特殊性质。以及欧美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铰台，近年来欧美关系的演化着实让人们看得很累，难以简单地以转“好”或变“坏”蔽之。
2007年欧美关系继续趋向好转。促成因素主要有三。
欧洲经济恢复使跨大西洋经贸关系保持强劲势头
2007年欧盟经济明显复苏，预计全年增长率将达到2.7％，其中最具说明性的三个数据是：德国经济(曾长期受两德统一代价的困扰)今年第一季度增长率达到了3.6％，全年将达到2.3％：瑞典(是“高福利、低效率”型的社会)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4％：斯洛伐克、爰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新人盟的原转轨经济体)等增速均在10％以上。欧盟经济近期所释放的活力的重要原因在于：各国正在重新审视并有选择地借鉴美国模式，逐渐减少政府干预，加大开放力度，支持创业和技术创新；其所推进的向知识经济转型的目标开始在诸多成员国奏效，综合改革给投资与消费者带来了更大的信心，长期困扰欧洲的高失业率问题有望大幅减弱。
经济复苏有力地拉动了欧美相互投资和贸易。2006-2007年度美对外投资有60％流向欧洲，“即使是在比利时、爱尔兰和瑞士等欧洲小国”，美资也大大超过中国或印度对欧投资总额。同时，对美投资则占欧洲海外直接投资的2／3，其近年在美国佐治亚、印第安纳和得克萨斯等州的年均投资超过了美国在中国和日本的全部投资。此外，欧方还力图在更高层次上规划和锻造新的欧美经济纽带。2007年3月，德国借担任欧盟轮值国主席之机。代表欧盟提出了建立“跨大西洋市场”的倡议，力图通过在投资、竞争、公共采购和其他非关税方面新的互惠性安排。率先打破全球性多边贸易谈判的僵局。对此，美国在4月底召开的欧美峰会上表示了原则上的支持。目前。该计划已开始进入工作层面。
全球性外交与安全挑战提供了合作动力
2007年世界和地区冲突及挑战加快了欧洲再度接近美国的步伐，双方在许多热点问题上的合作力度明显提升。
中东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和各方外交努力的焦点，2007年1月初，欧盟轮值国主席、德国总理默克尔访美期间。向布什总统提出在中东问题上加强欧美合作的建议并得到积极回应。2月，默克尔访问了埃及、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科威特四个中东国家。3月24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对中东地区进行了四个月来第四次外交穿梭。默克尔则紧随其后，于当月底同样造访了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四国，重申欧盟坚持中东和平“路线图”和哈马斯必须承认以色列的生存与安全权利的立场。这些无疑是向美国发出“一个积极的信号”，即欧盟愿在中东问题上和美国保持原则一致，在有关四方的机制下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在反恐问题上，欧盟保持与美国积极合作。在2006年纪念9·11事件五周年之际，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和欧盟负责司法、自由和安全事务的副主席弗拉蒂尼分别表示，欧盟将继续在防止不法之徒获得炸药、保护重要基础设施及确保交通运输安全、信息共享、边界安全、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等方面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此外，继2005年维也纳对话后，第二次欧美及俄罗斯内政部长安全对话会议于2007年4月初在柏林举行，三方就反恐合作中的一些具体措施达成了一致，并决定组成一个工作小组就进一步合作的细节进行探讨。
在欧美防务协调上，2007年最引人瞩目的发展是美国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建立的东欧联合特遣部队。作为美军事变革的一部分。美国通过与罗、保政府签订协议将驻德部队东移，并通过打造轻型化和具有远程机动能力的特遣部队，确保在“一些发生冲突的地区演变成危机地区之前”作出更迅速的反应。目前，美陆军欧洲司令部正在分阶段建立这种新型部队。
在全球性问题上，最重要的进展是在2007年6月6日举行的八国峰会上，经过欧盟国家的艰苦说服，特别是东道主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出色斡旋。美国的立场出现松动，布什同意在联合国框架内就气候变化问题进行谈判。并在2009年之前结束谈判。为2012年《京都议定书》失效后的“后京都时代”确定新的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同意“认真考虑”欧盟、加拿大、日本等提出的关于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至少降低50％的建议。用默克尔的话说，这是目前八国能够达成的“最佳妥协方案”，是全球防止气候变化的“转折点”。布什的上述转变对改变长期以来双方因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而产生的不睦具有积极影响。
“新三剑客”调整对美政策
2007年欧洲政坛变化给跨大西洋关系带来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继德国代表中右力量的默克尔于2005年上台后，2007年5月和6月，萨科齐和布朗分别就任法、英首脑，从而使“欧洲的‘政治钟摆’逐渐向右倾斜”，因为“三个人都是大西洋主义者，或多或少都推崇自由主义经济，在欧盟问题及政策上都秉承务实而不是意识形态决定的理念”，这为全面恢复欧美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自2007年下半年始，“新三剑客”有意在伊拉克问题之外的政策领域寻求改善欧美关系的转机，前述默克尔提出与美国建立“跨大西洋经济合作关系”倡议以及在八国峰会期间默克尔、萨科齐和尚未卸任的布莱尔(布朗已表示赞同)共同推动美国参与防止全球变暖的多边合作框架等事实均表明，一个由新一代欧洲核心国家领导人主导、奉行“有效多边主义”的新型欧美关系有望形成。
进展和争议都体现了高度依存性
2007年欧美关系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引起双方紧张关系的事件亦时而凸显。在经济方面，双方既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同时对各自的既得利益也是毫不留情，寸金必争的。
在反恐问题上，欧美在战略上的分歧来自实际利益和能力上的差异。欧盟反恐的重点在于本土防范，打恐时兼顾其多重后果以免殃及自身，因而被美国人指责为姑息养奸，而欧洲人则批评美国人冒险好战。双方都认为对方的错误策略助长了恐怖势力发展，故欧美观念的鸿沟在短时间内恐难填平。
在政治方面，欧美因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的“女友门”丑闻而爆发争论。欧盟最终迫使有白宫撑腰的沃氏辞职(成为第一位因丑闻而辞职的世行行长)。引起欧美冲突的主要原因一是美国长期垄断世界银航的领导权(持有最大股份而长期担任行长并对任何重要决议拥有一票否决权)，且一直将援助视为一种政治手段，这种做法既堵了欧洲承包商的财路，也使世行沦为美国政府的工具。欧洲国家对此早已不满。二是对沃氏滥用职权、破坏国际组织制度和信誉的行径深恶痛绝，加上沃氏是参与发动伊拉克战争“新保守派”代表人物之一，欧洲人铁心要将其拉下马。
值得一提的是，在共同防务问题上，欧美为美国计划在波兰、捷克等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发生了争议。其核心在于美国多年来一直热衷与欧盟及北约成员国单独订立协议，而将欧盟和北约的集体协商机制搁置一边，这对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框架建设无异于“釜底抽薪”，也让北约的转型频频陷入“南辕北辙”的困境。欧洲方面表示，讨论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不仅应该包括北约各成员国，还应邀请欧盟国家广泛参与。“只有这样，欧洲国家才会受到保护”。而美国对此毫无兴趣，“因为它不想在北约(甚至欧盟)框架内旷日持久的谈判中陷入困境”。
综上所述，欧美关系无论是积极的进展，还是消极的争议，似乎都说明了双方关系实质上的密切互动，体现了欧美彼此间高度的相互依存性。合作是2007年欧美关系的基本面，动力主要来自欧方。无论是基于内部改革及提高自身竞争力的需要，还是因政坛变动导致对美国模式的再度接近，欧盟及其成员国的这些动向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欧美关系在总体上仍然是世界上相互需求最大、调适性最高的一组国际关系。尽管伊拉克战争带来的跨大西洋之争仍言犹在耳，但“欧美因深刻的战略和政治分歧而分道扬镳”那样过早的结论显然应该成为一个教训。
2007年欧美关系继续趋向好转。促成因素主要有三。
欧洲经济恢复使跨大西洋经贸关系保持强劲势头
2007年欧盟经济明显复苏，预计全年增长率将达到2.7％，其中最具说明性的三个数据是：德国经济(曾长期受两德统一代价的困扰)今年第一季度增长率达到了3.6％，全年将达到2.3％：瑞典(是“高福利、低效率”型的社会)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4％：斯洛伐克、爰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新人盟的原转轨经济体)等增速均在10％以上。欧盟经济近期所释放的活力的重要原因在于：各国正在重新审视并有选择地借鉴美国模式，逐渐减少政府干预，加大开放力度，支持创业和技术创新；其所推进的向知识经济转型的目标开始在诸多成员国奏效，综合改革给投资与消费者带来了更大的信心，长期困扰欧洲的高失业率问题有望大幅减弱。
经济复苏有力地拉动了欧美相互投资和贸易。2006-2007年度美对外投资有60％流向欧洲，“即使是在比利时、爱尔兰和瑞士等欧洲小国”，美资也大大超过中国或印度对欧投资总额。同时，对美投资则占欧洲海外直接投资的2／3，其近年在美国佐治亚、印第安纳和得克萨斯等州的年均投资超过了美国在中国和日本的全部投资。此外，欧方还力图在更高层次上规划和锻造新的欧美经济纽带。2007年3月，德国借担任欧盟轮值国主席之机。代表欧盟提出了建立“跨大西洋市场”的倡议，力图通过在投资、竞争、公共采购和其他非关税方面新的互惠性安排。率先打破全球性多边贸易谈判的僵局。对此，美国在4月底召开的欧美峰会上表示了原则上的支持。目前。该计划已开始进入工作层面。
全球性外交与安全挑战提供了合作动力
2007年世界和地区冲突及挑战加快了欧洲再度接近美国的步伐，双方在许多热点问题上的合作力度明显提升。
中东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和各方外交努力的焦点，2007年1月初，欧盟轮值国主席、德国总理默克尔访美期间。向布什总统提出在中东问题上加强欧美合作的建议并得到积极回应。2月，默克尔访问了埃及、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科威特四个中东国家。3月24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对中东地区进行了四个月来第四次外交穿梭。默克尔则紧随其后，于当月底同样造访了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四国，重申欧盟坚持中东和平“路线图”和哈马斯必须承认以色列的生存与安全权利的立场。这些无疑是向美国发出“一个积极的信号”，即欧盟愿在中东问题上和美国保持原则一致，在有关四方的机制下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在反恐问题上，欧盟保持与美国积极合作。在2006年纪念9·11事件五周年之际，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和欧盟负责司法、自由和安全事务的副主席弗拉蒂尼分别表示，欧盟将继续在防止不法之徒获得炸药、保护重要基础设施及确保交通运输安全、信息共享、边界安全、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等方面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此外，继2005年维也纳对话后，第二次欧美及俄罗斯内政部长安全对话会议于2007年4月初在柏林举行，三方就反恐合作中的一些具体措施达成了一致，并决定组成一个工作小组就进一步合作的细节进行探讨。
在欧美防务协调上，2007年最引人瞩目的发展是美国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建立的东欧联合特遣部队。作为美军事变革的一部分。美国通过与罗、保政府签订协议将驻德部队东移，并通过打造轻型化和具有远程机动能力的特遣部队，确保在“一些发生冲突的地区演变成危机地区之前”作出更迅速的反应。目前，美陆军欧洲司令部正在分阶段建立这种新型部队。
在全球性问题上，最重要的进展是在2007年6月6日举行的八国峰会上，经过欧盟国家的艰苦说服，特别是东道主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出色斡旋。美国的立场出现松动，布什同意在联合国框架内就气候变化问题进行谈判。并在2009年之前结束谈判。为2012年《京都议定书》失效后的“后京都时代”确定新的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同意“认真考虑”欧盟、加拿大、日本等提出的关于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至少降低50％的建议。用默克尔的话说，这是目前八国能够达成的“最佳妥协方案”，是全球防止气候变化的“转折点”。布什的上述转变对改变长期以来双方因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而产生的不睦具有积极影响。
“新三剑客”调整对美政策
2007年欧洲政坛变化给跨大西洋关系带来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继德国代表中右力量的默克尔于2005年上台后，2007年5月和6月，萨科齐和布朗分别就任法、英首脑，从而使“欧洲的‘政治钟摆’逐渐向右倾斜”，因为“三个人都是大西洋主义者，或多或少都推崇自由主义经济，在欧盟问题及政策上都秉承务实而不是意识形态决定的理念”，这为全面恢复欧美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自2007年下半年始，“新三剑客”有意在伊拉克问题之外的政策领域寻求改善欧美关系的转机，前述默克尔提出与美国建立“跨大西洋经济合作关系”倡议以及在八国峰会期间默克尔、萨科齐和尚未卸任的布莱尔(布朗已表示赞同)共同推动美国参与防止全球变暖的多边合作框架等事实均表明，一个由新一代欧洲核心国家领导人主导、奉行“有效多边主义”的新型欧美关系有望形成。
进展和争议都体现了高度依存性
2007年欧美关系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引起双方紧张关系的事件亦时而凸显。在经济方面，双方既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同时对各自的既得利益也是毫不留情，寸金必争的。
在反恐问题上，欧美在战略上的分歧来自实际利益和能力上的差异。欧盟反恐的重点在于本土防范，打恐时兼顾其多重后果以免殃及自身，因而被美国人指责为姑息养奸，而欧洲人则批评美国人冒险好战。双方都认为对方的错误策略助长了恐怖势力发展，故欧美观念的鸿沟在短时间内恐难填平。
在政治方面，欧美因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的“女友门”丑闻而爆发争论。欧盟最终迫使有白宫撑腰的沃氏辞职(成为第一位因丑闻而辞职的世行行长)。引起欧美冲突的主要原因一是美国长期垄断世界银航的领导权(持有最大股份而长期担任行长并对任何重要决议拥有一票否决权)，且一直将援助视为一种政治手段，这种做法既堵了欧洲承包商的财路，也使世行沦为美国政府的工具。欧洲国家对此早已不满。二是对沃氏滥用职权、破坏国际组织制度和信誉的行径深恶痛绝，加上沃氏是参与发动伊拉克战争“新保守派”代表人物之一，欧洲人铁心要将其拉下马。
值得一提的是，在共同防务问题上，欧美为美国计划在波兰、捷克等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发生了争议。其核心在于美国多年来一直热衷与欧盟及北约成员国单独订立协议，而将欧盟和北约的集体协商机制搁置一边，这对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框架建设无异于“釜底抽薪”，也让北约的转型频频陷入“南辕北辙”的困境。欧洲方面表示，讨论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不仅应该包括北约各成员国，还应邀请欧盟国家广泛参与。“只有这样，欧洲国家才会受到保护”。而美国对此毫无兴趣，“因为它不想在北约(甚至欧盟)框架内旷日持久的谈判中陷入困境”。
综上所述，欧美关系无论是积极的进展，还是消极的争议，似乎都说明了双方关系实质上的密切互动，体现了欧美彼此间高度的相互依存性。合作是2007年欧美关系的基本面，动力主要来自欧方。无论是基于内部改革及提高自身竞争力的需要，还是因政坛变动导致对美国模式的再度接近，欧盟及其成员国的这些动向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欧美关系在总体上仍然是世界上相互需求最大、调适性最高的一组国际关系。尽管伊拉克战争带来的跨大西洋之争仍言犹在耳，但“欧美因深刻的战略和政治分歧而分道扬镳”那样过早的结论显然应该成为一个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