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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0月22日，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军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回师北京，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北京政变”发生了。接着，冯玉祥将军队改称为国民革命军，并热情地给在广州的孙中山拍发电报，邀请他北上“共商国是”。段祺瑞与张作霖也故作姿态，欢迎孙中山北上。
一、孙中山北上与“国民会议”的提出
北京政变及邀请他来北京的消息，使孙中山十分高兴。原来，在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在适当的地点召开一国民会议”。孙中山接受了这一主张；现在，便想趁机在北京推动国民会议的正式召开。至于段、张二人的反复和心狠手辣，他不是没有考虑到，但既要革命，就不怕牺牲；再说即便国民会议召开不成，也可借机向北方军阀、北方人民以及全体人民进行一次关于和平、统一与革命主旨的宣传嘛！
11月10日，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总理名义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问题；在国民会议召开前，先举行预备会议。宣言还重申了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立场和国民革命的目的。
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离开广州乘船北上。这时，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蔡和森、恽代英、赵世炎、向警予等人在《向导》、《中国青年》、《妇女周报》等杂志发表了很多文章，支持孙中山北上和召集国民会议的斗争。11月19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第92期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再次指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方法，不是各省军阀的和平会议，也不是段祺瑞提出的善后会议，“乃是本党去年北京政变（按：指1923年6月曹锟逼使黎元洪下台出京事件）时所主张的及中国国民党现在所号召的国民会议”。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在正式政府成立以前，“即为临时国民政府——号令全国的唯一政府”。
在国共两党的大力推动下，11月至12月，上海、天津、北京、广州、湖南、浙江、南京、徐州、青岛、济南、石家庄、保定、张家口等地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纷纷发表宣言通电，表示支持孙中山北上，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集国民会议。其中上海、北京等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是由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发动起来的，其余有些是由国民党左派和青年学生组织起来的，有些则控制在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手中；但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样就使“国民会议促成会”能吸引广大的工、农、手工业者、学生和商人的积极参加，从而形成孙中山北上的后盾。
孙中山在广州时，就觉得肝区隐隐作痛，但他没有声张，与宋庆龄乘上轮船，取道台湾、日本，于12月4日抵达天津大沽口。那天，朔风呼啸，气候转冷，天色阴沉。久住在南方的孙中山，长时间地站在船头上，向拥簇在那里的欢迎群众挥手致意。尽管他身上穿的衣服较厚，但还是受了风寒。肝病夹着感冒，来势很猛。体温一下子升到摄氏40度以上，肝区也疼痛不已。德国医生诊视，说他患了重感冒，只要服药休息，不久就会见好的。
二、孙中山坚决反对“善后会议”
皖系军阀段祺瑞在自己党羽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又一次窃取了北京政权。冯玉祥被排斥。冯玉祥则先避居京西天台山，后又悄然到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段祺瑞上台之后，11月21日，发表了对所谓“善后会议”及“国民代表会议”的意见。11月24日，段祺瑞就职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的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同时还公布了所谓《善后会议条例》；12月4日，又发表《告外国使团书》，表示“外崇国信”，尊重一切不平等条约。
12月18日，孙中山在天津病榻前接见段祺瑞派来迎接他的叶恭绰、许世英。他严厉斥责段祺瑞等倒行逆施的行径。他说：“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叶、许两人在孙中山凛然正气面前不敢作声，等过了好久才劝说孙中山不要过分激烈，以免引起外国干涉等等。
孙中山气愤地回答说：“假若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
旅途劳累和对段祺瑞等反动行为的气愤，使得孙中山的病情恶化了。
孙中山和共产党人主张召集国民会议，而段祺瑞却要召开“善后会议”。这个“善后会议”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会议呢？从他们公布《善后会议条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是段祺瑞一手包办的新“筹安会”。段祺瑞想在这个御用会议基础上再产生出一个更大的御用会议，以此来维护军阀的反动统治。因此，如何对待“善后会议”就成了当时的一个迫切的问题。12月26日，在孙中山指示下，国民党通电反对召开善后会议。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入京。在北京车站，10万市民闻讯赶来欢迎。共产党人李大钊亲自前往车站迎接。
孙中山下榻在北京饭店，经过西医们的会诊，确诊患了严重肝病。各种治疗肝病的药物都用上了，病情仍不见好转。随行人员都暗暗淌泪，祈望孙先生的身体赶快康复。
1925年1月1日，即孙中山到北京的次日，收到段祺瑞邀请他参加“善后会议”的电文。电文说：“方今急务，治标以和平统一为先，治本以解决大法为重。‘善后会议’所以治其标，‘国民代表会议’所以治其本。《善后会议条例》前经公布，计邀监察。现拟于本年二月一日以前在北京开会，敬请我公惠临，共商大计。”
孙中山看穿了段祺瑞的阴谋。他不顾党内右派势力的反对，毅然决定国民党不参加“善后会议”。这时，孙中山已经不能下床了。肝区的剧烈疼痛，使他移动一下身子都极为困难。但是，念及国家的前途，孙中山在床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睡。他硬支撑着病躯，斜卧在病榻上，亲自一字一句地拟定出致段祺瑞的电报。
这就是1月17日发表的《为反对包办善后会议事致段祺瑞电》。电文说：“善后会议于诞生国民代表会议之外，尚兼及于财政、军事之整理，其权限自较预备会议为宽，而构成分子，则预备会议所列人民团体无一得与。”孙中山认为，所谓善后会议与以前“督军团会议”、“南北会议”无异。因此，开这种会议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他坚定明确地主张召开以人民为主体的国民会议。这是孙中山在告别人世之前，作出的最后一个重要决策；也是他继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和国民党一大（1922-1924年）后，同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一次真诚而伟大的合作。历史已经证明：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重大合作是完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
同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月22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积极地支持了孙中山的主张。宣言指出：
中国共产党正式向中国人民说，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是段祺瑞要用军阀制度而借着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以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
倘若国民要求派自己的代表参加段氏所要召集的“善后会议”，段氏对于召集国民会议之虚伪宣言一定要被揭破，国民会议促成会是人民真正的机关，应当要求在善后会议中有最大多数之国民代表。
这时候的段祺瑞一意孤行，竟断然拒绝了孙中山和人民群众的正义要求。2月1日，段祺瑞导演的“善后会议”正式开场。在这前后，一些右派分子要求孙中山放弃国民会议去参加善后会议。孙中山突破右派分子的包围，于1月31日指示国民党中央抵制善后会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达了抵制善后会议的通知。
三、“国民会议”的成功召开与“中山遗嘱”
3月1日，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在北京成功地召集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各地的工农群众、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代表共二百多人（代表二十余省区、一百二十余个地方）济济一堂，共商国是。大会的各项决议其实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纲领的具体化。这是一次充分代表人民意志的空前盛会。可惜，大会召开之际，它的发起者之一孙中山已不能莅临了。在会议的进行过程中，孙中山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
1925年1月25日，孙中山的面色由黑转黄，已不能进食。医生们建议立即进行手术治疗。26日下午3时，孙中山被送入协和医院动手术。傍晚6时半，腹腔打开了。病情比预料的还要严重：呈现在医生们眼前的全肝，已经坚硬如木，不能动手术了。医务人员含着眼泪从肝脏上取下一点组织，难过地把腹腔缝合起来。化验证实：孙中山患的是不治的肝癌，而且已是晚期了。
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人们还怀有一线希望，那就是镭锭照射。但这必须等到伤口愈合后才能试用。过了十几天，医务人员作最后的努力，照了几次。病人除了感到痛苦稍减之外，病情依旧不见好转。
孙中山是学医的，知道自己的病情严重，便于2月24日同意立下遗嘱。遗嘱共有三个。一个是“国事遗嘱”，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笔记。遗嘱写道：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第二个“家庭遗嘱”是给宋庆龄的：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吾志。此嘱！
孙中山投身革命40年，做过大总统、大元帅，经手了难以计算的钱财，可是自己却没有什么私产。唯一的遗产，便是一批书籍和上海香山路的一所住宅——“中山故居”。
第三个遗嘱是“致苏联遗书”。孙中山用英文口授，由鲍罗廷等人笔记。
他在弥留之际，还谆谆教导他身边的人说：“我死之后，四面都是敌人，你们是很危险的，希望你们不要为敌软化。”
黑夜如磐，鸡鸣雨晦。孙中山还在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呼喊着：“和平……奋斗……救中国……”
3月12日凌晨3时，孙中山又醒了一次，但已不能言语；9时30分，终撒手人寰。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星殒落了。孙中山时年59岁。
四、孙中山的精神不死
孙中山的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深切哀悼。他的治丧事宜，都是由国民会议促成会主席团帮助治丧委员会共同料理的。3月19日，他的灵柩移到北京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公祭。前来悼念的各界群众和外国友人达74万人。送殡的人群犹如无尽的长龙，蜿蜒行进。当队伍路经西华门（这里是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所在）时，愤怒的群众砸碎了善后会议的牌子，演变成一场反段大示威。这时全国各地也都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这个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政治宣传活动。
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的逝世发表了《告中国民众》书：
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自然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的一大损失，然而这个运动决不会随中山先生之死而终止的。
要求全国民众因为孙中山先生之死所给予我们的绝大刺激，大家更要加倍努力，一方面猛烈的继续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反抗帝国主义的工具段祺瑞、张作霖在北方对于这些运动的进攻；一方面保卫南方的革命根据地——广东，肃清陈炯明、林虎、唐继尧等及其所勾结买办地主的反动势力；因为这些都是廓清目前横在我们到自由之路所必去的障碍。
孙中山在北京政变发生后，试图利用北方军阀要他“共商国是”的机会，去实现自己和中国共产党举行国民大会的设想。他在北上途中及到达北京后，闻知段祺瑞等要召开善后会议，则奋起反对，决不妥协。他能及时抓住时机，却又坚持原则，绝不拿原则作交易。他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争取召集国民会议运动，虽然由于阶级力量对比悬殊，没有促成人民政权的成立，但是，其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这一场斗争以及孙中山抱病北上、死而后已的精神，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反动面目进行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大揭露。它宣传了人民，教育了人民，提高了人民的思想觉悟，为迎接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重要的贡献。孙中山逝世不到3个月，便爆发了全国规模的“五卅”运动，接着是省港大罢工、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及北伐战争。北洋军阀在大革命的风暴中摧枯拉朽般地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事实的发展同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前所作的预计是大体契合的。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都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同人民站在一起，为中国革命做了最后一件有意义的事。
一、孙中山北上与“国民会议”的提出
北京政变及邀请他来北京的消息，使孙中山十分高兴。原来，在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在适当的地点召开一国民会议”。孙中山接受了这一主张；现在，便想趁机在北京推动国民会议的正式召开。至于段、张二人的反复和心狠手辣，他不是没有考虑到，但既要革命，就不怕牺牲；再说即便国民会议召开不成，也可借机向北方军阀、北方人民以及全体人民进行一次关于和平、统一与革命主旨的宣传嘛！
11月10日，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总理名义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问题；在国民会议召开前，先举行预备会议。宣言还重申了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立场和国民革命的目的。
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离开广州乘船北上。这时，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蔡和森、恽代英、赵世炎、向警予等人在《向导》、《中国青年》、《妇女周报》等杂志发表了很多文章，支持孙中山北上和召集国民会议的斗争。11月19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第92期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再次指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方法，不是各省军阀的和平会议，也不是段祺瑞提出的善后会议，“乃是本党去年北京政变（按：指1923年6月曹锟逼使黎元洪下台出京事件）时所主张的及中国国民党现在所号召的国民会议”。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在正式政府成立以前，“即为临时国民政府——号令全国的唯一政府”。
在国共两党的大力推动下，11月至12月，上海、天津、北京、广州、湖南、浙江、南京、徐州、青岛、济南、石家庄、保定、张家口等地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纷纷发表宣言通电，表示支持孙中山北上，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集国民会议。其中上海、北京等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是由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发动起来的，其余有些是由国民党左派和青年学生组织起来的，有些则控制在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手中；但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样就使“国民会议促成会”能吸引广大的工、农、手工业者、学生和商人的积极参加，从而形成孙中山北上的后盾。
孙中山在广州时，就觉得肝区隐隐作痛，但他没有声张，与宋庆龄乘上轮船，取道台湾、日本，于12月4日抵达天津大沽口。那天，朔风呼啸，气候转冷，天色阴沉。久住在南方的孙中山，长时间地站在船头上，向拥簇在那里的欢迎群众挥手致意。尽管他身上穿的衣服较厚，但还是受了风寒。肝病夹着感冒，来势很猛。体温一下子升到摄氏40度以上，肝区也疼痛不已。德国医生诊视，说他患了重感冒，只要服药休息，不久就会见好的。
二、孙中山坚决反对“善后会议”
皖系军阀段祺瑞在自己党羽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又一次窃取了北京政权。冯玉祥被排斥。冯玉祥则先避居京西天台山，后又悄然到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段祺瑞上台之后，11月21日，发表了对所谓“善后会议”及“国民代表会议”的意见。11月24日，段祺瑞就职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的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同时还公布了所谓《善后会议条例》；12月4日，又发表《告外国使团书》，表示“外崇国信”，尊重一切不平等条约。
12月18日，孙中山在天津病榻前接见段祺瑞派来迎接他的叶恭绰、许世英。他严厉斥责段祺瑞等倒行逆施的行径。他说：“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叶、许两人在孙中山凛然正气面前不敢作声，等过了好久才劝说孙中山不要过分激烈，以免引起外国干涉等等。
孙中山气愤地回答说：“假若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
旅途劳累和对段祺瑞等反动行为的气愤，使得孙中山的病情恶化了。
孙中山和共产党人主张召集国民会议，而段祺瑞却要召开“善后会议”。这个“善后会议”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会议呢？从他们公布《善后会议条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是段祺瑞一手包办的新“筹安会”。段祺瑞想在这个御用会议基础上再产生出一个更大的御用会议，以此来维护军阀的反动统治。因此，如何对待“善后会议”就成了当时的一个迫切的问题。12月26日，在孙中山指示下，国民党通电反对召开善后会议。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入京。在北京车站，10万市民闻讯赶来欢迎。共产党人李大钊亲自前往车站迎接。
孙中山下榻在北京饭店，经过西医们的会诊，确诊患了严重肝病。各种治疗肝病的药物都用上了，病情仍不见好转。随行人员都暗暗淌泪，祈望孙先生的身体赶快康复。
1925年1月1日，即孙中山到北京的次日，收到段祺瑞邀请他参加“善后会议”的电文。电文说：“方今急务，治标以和平统一为先，治本以解决大法为重。‘善后会议’所以治其标，‘国民代表会议’所以治其本。《善后会议条例》前经公布，计邀监察。现拟于本年二月一日以前在北京开会，敬请我公惠临，共商大计。”
孙中山看穿了段祺瑞的阴谋。他不顾党内右派势力的反对，毅然决定国民党不参加“善后会议”。这时，孙中山已经不能下床了。肝区的剧烈疼痛，使他移动一下身子都极为困难。但是，念及国家的前途，孙中山在床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睡。他硬支撑着病躯，斜卧在病榻上，亲自一字一句地拟定出致段祺瑞的电报。
这就是1月17日发表的《为反对包办善后会议事致段祺瑞电》。电文说：“善后会议于诞生国民代表会议之外，尚兼及于财政、军事之整理，其权限自较预备会议为宽，而构成分子，则预备会议所列人民团体无一得与。”孙中山认为，所谓善后会议与以前“督军团会议”、“南北会议”无异。因此，开这种会议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他坚定明确地主张召开以人民为主体的国民会议。这是孙中山在告别人世之前，作出的最后一个重要决策；也是他继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和国民党一大（1922-1924年）后，同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一次真诚而伟大的合作。历史已经证明：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重大合作是完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
同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月22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积极地支持了孙中山的主张。宣言指出：
中国共产党正式向中国人民说，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是段祺瑞要用军阀制度而借着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以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
倘若国民要求派自己的代表参加段氏所要召集的“善后会议”，段氏对于召集国民会议之虚伪宣言一定要被揭破，国民会议促成会是人民真正的机关，应当要求在善后会议中有最大多数之国民代表。
这时候的段祺瑞一意孤行，竟断然拒绝了孙中山和人民群众的正义要求。2月1日，段祺瑞导演的“善后会议”正式开场。在这前后，一些右派分子要求孙中山放弃国民会议去参加善后会议。孙中山突破右派分子的包围，于1月31日指示国民党中央抵制善后会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达了抵制善后会议的通知。
三、“国民会议”的成功召开与“中山遗嘱”
3月1日，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在北京成功地召集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各地的工农群众、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代表共二百多人（代表二十余省区、一百二十余个地方）济济一堂，共商国是。大会的各项决议其实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纲领的具体化。这是一次充分代表人民意志的空前盛会。可惜，大会召开之际，它的发起者之一孙中山已不能莅临了。在会议的进行过程中，孙中山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
1925年1月25日，孙中山的面色由黑转黄，已不能进食。医生们建议立即进行手术治疗。26日下午3时，孙中山被送入协和医院动手术。傍晚6时半，腹腔打开了。病情比预料的还要严重：呈现在医生们眼前的全肝，已经坚硬如木，不能动手术了。医务人员含着眼泪从肝脏上取下一点组织，难过地把腹腔缝合起来。化验证实：孙中山患的是不治的肝癌，而且已是晚期了。
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人们还怀有一线希望，那就是镭锭照射。但这必须等到伤口愈合后才能试用。过了十几天，医务人员作最后的努力，照了几次。病人除了感到痛苦稍减之外，病情依旧不见好转。
孙中山是学医的，知道自己的病情严重，便于2月24日同意立下遗嘱。遗嘱共有三个。一个是“国事遗嘱”，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笔记。遗嘱写道：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第二个“家庭遗嘱”是给宋庆龄的：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吾志。此嘱！
孙中山投身革命40年，做过大总统、大元帅，经手了难以计算的钱财，可是自己却没有什么私产。唯一的遗产，便是一批书籍和上海香山路的一所住宅——“中山故居”。
第三个遗嘱是“致苏联遗书”。孙中山用英文口授，由鲍罗廷等人笔记。
他在弥留之际，还谆谆教导他身边的人说：“我死之后，四面都是敌人，你们是很危险的，希望你们不要为敌软化。”
黑夜如磐，鸡鸣雨晦。孙中山还在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呼喊着：“和平……奋斗……救中国……”
3月12日凌晨3时，孙中山又醒了一次，但已不能言语；9时30分，终撒手人寰。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星殒落了。孙中山时年59岁。
四、孙中山的精神不死
孙中山的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深切哀悼。他的治丧事宜，都是由国民会议促成会主席团帮助治丧委员会共同料理的。3月19日，他的灵柩移到北京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公祭。前来悼念的各界群众和外国友人达74万人。送殡的人群犹如无尽的长龙，蜿蜒行进。当队伍路经西华门（这里是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所在）时，愤怒的群众砸碎了善后会议的牌子，演变成一场反段大示威。这时全国各地也都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这个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政治宣传活动。
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的逝世发表了《告中国民众》书：
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自然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的一大损失，然而这个运动决不会随中山先生之死而终止的。
要求全国民众因为孙中山先生之死所给予我们的绝大刺激，大家更要加倍努力，一方面猛烈的继续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反抗帝国主义的工具段祺瑞、张作霖在北方对于这些运动的进攻；一方面保卫南方的革命根据地——广东，肃清陈炯明、林虎、唐继尧等及其所勾结买办地主的反动势力；因为这些都是廓清目前横在我们到自由之路所必去的障碍。
孙中山在北京政变发生后，试图利用北方军阀要他“共商国是”的机会，去实现自己和中国共产党举行国民大会的设想。他在北上途中及到达北京后，闻知段祺瑞等要召开善后会议，则奋起反对，决不妥协。他能及时抓住时机，却又坚持原则，绝不拿原则作交易。他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争取召集国民会议运动，虽然由于阶级力量对比悬殊，没有促成人民政权的成立，但是，其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这一场斗争以及孙中山抱病北上、死而后已的精神，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反动面目进行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大揭露。它宣传了人民，教育了人民，提高了人民的思想觉悟，为迎接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重要的贡献。孙中山逝世不到3个月，便爆发了全国规模的“五卅”运动，接着是省港大罢工、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及北伐战争。北洋军阀在大革命的风暴中摧枯拉朽般地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事实的发展同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前所作的预计是大体契合的。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都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同人民站在一起，为中国革命做了最后一件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