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出口、工程承包还是海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和国民在开展跨国经营时都面临不可忽视的政治性风险，而海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的结构特点——较多集中于廉价日用消费品生产销售和自然资源开发领域，又提高了中国经营者遭遇政治性风险的概率。
　　“中国制造”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廉价日用消费品，这些商品相当大一部分市场分布在治安状况较差的国家和地区，使得在海外銷售、生产这些商品的中国企业和公民，要面对较高的刑事犯罪暴力风险。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经营领域的特点本身，就提高了他们遭遇刑事犯罪风险的概率，这_点实际上更为重要。
　　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大量集中于资源开发领域，但包括战争风险在内的政治暴力风险，恰恰在资源开发行业表现突出。就传统战争风险而言，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战乱频仍是一种普遍现象，因为代表财富的自然资源本身就是引发暴力争端的根源，用自然资源换取的金钱又能支持武装冲突各方向外界采购武器、给养，从而将战争持久进行下去。
　　在伊拉克、苏丹、民主刚果、尼日利亚、一些非洲钻石出产国，以及昔日的安哥拉等国，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现象；在高加索、中亚等地区，也潜藏着旨在争夺石油等资源的暴力风险。假如一国石油之类可替代性很低的大宗战略性资源主要蕴藏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独占这种资源收益的动机将刺激该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分离主义思潮和行动，传统战争、内乱、恐怖行为等风险也就更难消除了。尼日利亚盛产石油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分离主义动乱多年不止，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经久难治，便是如此；甚至英国北海油气资源开发，也在一定程度上给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增添了额外动力。
　　而且，无论是在哪个国家，上述局面一旦形成，就将不断自我强化而长期持续，难以根治。由于发达国家工业化较早而先行耗尽国内矿产资源，主要矿产输出国均属发展中国家；而一个高度依赖外向型初级产业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初级产业一旦大发展，下述“荷兰病”效应就将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其发展自主先进制造业的可能性，因为在争夺资本和人才的竞争中，繁荣的出口初级产业将汲取大部分资本、人才而令其制造业部门相形见绌，初级产品出口的繁荣又将提高本币汇率，进一步打击本国制造业在开放经济中的价格竞争力(俄罗斯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各方对作为国家主要财源的自然资源争夺将更为激烈，作为资源主要蕴藏地的那些少数民族聚居区独占资源收益的动机也将更加强烈，外部势力操纵起矛盾冲突来也就更加得心应手。
　　即使是在同一东道国之内，中国投资者也常常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选择比较缺乏吸引力的项目。赞比亚矿业部长马克斯维尔·姆瓦莱就说过：“在我们对铜矿进行私有化的过程中，他们(中国公司)接受的都是最没有吸引力的矿。”
　　特别是近年最引人瞩目的资源开发领域。中国矿产企业在海外获得的资源多数处于发展中国家和偏僻地区，而这种偏僻地区往往是反政府武装和贩毒、走私等犯罪团伙活动的“乐园”。正规资源开发企业的开发活动既干扰他们的“自由”，又因修建道路等基础设施而便利政府加强管辖，财力雄厚的开发企业本身还会成为他们眼里敲诈勒索的“肥羊”，相应地，这些正规资源开发企业也就会时时遭到来自反政府武装和犯罪团伙的暴力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