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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翻开过去剪报小集子，映入眼帘的是1985年2月12日笔者发表在《泰安日报》一版上的一则新闻—《当前农民的四大要求》。这则新闻记叙了1985年笔者随泰安地委工作组到泰安地区所辖的新泰市农村宣传“中央一号文件”，在座谈会上基层干部群众提出的四项要求：一是要求国家取消生猪派购任务，二是要求国家对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一视同仁，三是要求要求解决乡镇企业用电问题，四是要求税务部门按国家规定收税。
看到这篇小文章，笔者不禁回忆起这四项要求的始末。198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粮食流通体制进行了大的改革。这一年，根据粮食总量收支平衡有余的新形势，也就是1984年的粮食大丰收的情形，为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国务院决定粮食流通体制实行“双轨制”（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合同定购以外的粮食，由市场调节供求，实行议购议销），并提倡鼓励积极发展粮食转化，出台了35°坡以上丘陵地退耕还林的一系列农村政策。在“双轨制”的推动下，国有粮食企业大力开展多种经营，既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又搞活了粮食流通市场，促进了国有粮食企业发展。可以说，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发轫于1985年，结束了从1953年以来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迈出了极其坚实的一步，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85年入冬以后，笔者和泰安地区行署糧食局的时相玉、孙竹亭两位同志，陪同泰安地委组织部部长到泰安市所辖的新泰市，宣讲“中央一号文件”。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明确取消了实施32年之久的粮食等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这项政策是在实行农业生产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旨在让农民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中共中央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及时扩大市场调节，在农村建立市场机制而进行的大胆尝试。从新泰市宣讲回来后，我着手写了一篇《当前农民的四大要求》，被《泰安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之后，文章被山东省政府内参刊用，引起不小影响。
40年粮食改革风雨兼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1979-1984年，国家逐步探索改革粮食收购制度，粮食流通由计划调节向计划、市场调节相结合转变。第一，缩小农产品统购派购的品种范围。其中，国家统派购的一、二类农副产品由1981年的113种减少到1984年的60种。第二，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将国家掌握的小麦、稻谷、谷子、玉米、高梁、大豆等六种粮食加权平均统购价格提高20.86%，超购部分加价30%提高到50%。第三，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从1982年粮食年度起，在坚持粮食统购统销的前提下，国家对各省（市、区）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一定三年”的粮食管理办法。第四，适当放宽了粮食集市贸易。从1983年起，除了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少数重要农副产品继续实行统购统销外，对农民完成统派购任务后的粮食和非统购派购产品允许多渠道经营。国有商业要积极开展议购议销业务，参与市场调节;供销社和农村其他合作商业组织，可以灵活购销;农民个人也可以经营，可以进城或出县、出省。
1979-1984年的改革，虽尚未触及粮食统购统销体制（受传统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管理、农业资源配置和生产计划受行政指令支配、对集市贸易的限制和取缔等因素影响，市场机制对粮食供求、交易的作用十分有限），但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等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粮食产量逐年增加，粮食供给短缺的状况逐步改善。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突破4亿吨，达4073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了33.6%，社会粮食商品率达30%以上。粮食生产、供求形势的根本好转，为进一步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1985-1992年以粮食合同定购为起始，实行粮食定购与议购“双轨制”;1992-1997年以放开粮食销售价格和市场为起始，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企业加快经营机制转化;1998-2003年以“三项政策、一项改革”为起始，实行“四分开、一完善”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2004以后，以放开收购、市场、价格的粮食“三放开”为起始，伴随着真刀真枪的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全面改革”为主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体制改了、机制活了、富余人员分流了、“三老”（老人、老粮、老账）问题解决了，彻底终结了半个多世纪的计划经济体制，攻克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最后一个堡垒，真正走上了粮食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
回顾粮食改革40年的历程，粮食人几多兴奋与自豪，在粮食产量不足的经济条件下，力求粮食产需、供求平衡，保饭碗。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了落后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实行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焕发了千百年来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生产力的桎梏一经打破，粮食产量一路攀升。粮食流通产业是为生产服务的，生产关系始终要伴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才是常态下的经济规律。
40年粮食改革有一条清晰的轨迹，一条主线始终贯穿其中，那就是围绕生产力的发展，围绕农业、农民、农村的增产、增效、增收，逐步扩大市场份额，拓宽流通多渠道;围绕粮食安全，力促供求平衡;围绕放开搞活，减轻财政负担，政企分开，让企业走上一条真正市场经济运作的“四自”道路。也是打破传统的高度垄断的计划经济体制，粮食流通建立起自由购销的市场经济体制，粮食企业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正道。更为可喜的是，目前粮食生产流通正走向现代粮食流通产业之路。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粮食改革40年既有成功的喜悦，又有挫折、彷徨，我们应该汲取改革和发展的经验教训，一方面推进深化粮食收储市场化改革，努力实现市场化配置粮食资源;另一方面面对当前粮食企业规模小、产业聚集度低、龙头企业少、经营层次低、科技创新能力差、粮油产品档次低等问题，粮食部门要找准目标、定好位，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放心”“吃得便利” 跃升。
我见证了粮食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迁。1984年，我从山东省菏泽粮食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山东省泰安行政公署粮食局（后泰安市粮食局）工作。在学校时，我在课本中读到“吃香”行业的顺口溜：一商二粮三银行。从那时起，便对毕业后从事的职业充满憧憬。当时，粮食实行“四统一”，定量供应，“半斤食用油”“两斤大米（当时算粗粮）”“二两香油（芝麻油）”，都要凭粮票、油票供应。
一晃6年过去了，到了1990年，粮食供应凭粮票加副券、凭单才能购买定量的口粮或菜农口粮，目的是防止粮油抢购，稳定供应。1992年，粮食流通体制再次改革，沿用了37年的短缺经济“凭证”终于取消。到了1994年，全国加快了市场化进度，粮食价格暴涨，各粮食供应企业开始实行“限购”，在粮票后面附加一张副券，才能售粮买粮。一时间，大街小巷，闻风而动，电视广播报纸还专门解释实行粮票副券的办法和意义作用。直到2004年，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粮食“三放开”，粮食安全保障体系逐渐完善。
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到2004年粮食实行“收购、市场、价格”全面放开，起起落落，粮食生产和流通坎坎坷坷，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彻底改革，结束了半个多世纪的计划经济体制，真正进入了粮食市场经济体制。人们争相凭票、凭本购粮的场景一去不复返了，过去门庭若市、热热闹闹的粮食供应企业（粮店）都改制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家连锁快餐店、粮油专卖店，尽管如此，我和我的同事内心仍然感到欣慰……
如今，我国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大大增强，粮食流通市场化进程取得了历史性、决定性的胜利。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实施，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加快步伐，三大主粮的玉米已成功实现市场化收储，稻谷、小麦政策性收储市场化份额加大……作为粮食人，为食者造福、为耕者谋利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实现。粮食产业化步伐蹄疾步稳，粮食产业经济正从田间地头延伸到居民餐桌，粮食人在短缺经济下的特殊“权力”虽然没有了，但是粮食物质基础坚实可靠，粮食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也越发明显，如此，粮食工作者的脸上绽放出的依然是会心、自信且从容的笑容。
看到这篇小文章，笔者不禁回忆起这四项要求的始末。198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粮食流通体制进行了大的改革。这一年，根据粮食总量收支平衡有余的新形势，也就是1984年的粮食大丰收的情形，为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国务院决定粮食流通体制实行“双轨制”（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合同定购以外的粮食，由市场调节供求，实行议购议销），并提倡鼓励积极发展粮食转化，出台了35°坡以上丘陵地退耕还林的一系列农村政策。在“双轨制”的推动下，国有粮食企业大力开展多种经营，既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又搞活了粮食流通市场，促进了国有粮食企业发展。可以说，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发轫于1985年，结束了从1953年以来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迈出了极其坚实的一步，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85年入冬以后，笔者和泰安地区行署糧食局的时相玉、孙竹亭两位同志，陪同泰安地委组织部部长到泰安市所辖的新泰市，宣讲“中央一号文件”。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明确取消了实施32年之久的粮食等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这项政策是在实行农业生产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旨在让农民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中共中央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及时扩大市场调节，在农村建立市场机制而进行的大胆尝试。从新泰市宣讲回来后，我着手写了一篇《当前农民的四大要求》，被《泰安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之后，文章被山东省政府内参刊用，引起不小影响。
40年粮食改革风雨兼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1979-1984年，国家逐步探索改革粮食收购制度，粮食流通由计划调节向计划、市场调节相结合转变。第一，缩小农产品统购派购的品种范围。其中，国家统派购的一、二类农副产品由1981年的113种减少到1984年的60种。第二，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将国家掌握的小麦、稻谷、谷子、玉米、高梁、大豆等六种粮食加权平均统购价格提高20.86%，超购部分加价30%提高到50%。第三，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从1982年粮食年度起，在坚持粮食统购统销的前提下，国家对各省（市、区）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一定三年”的粮食管理办法。第四，适当放宽了粮食集市贸易。从1983年起，除了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少数重要农副产品继续实行统购统销外，对农民完成统派购任务后的粮食和非统购派购产品允许多渠道经营。国有商业要积极开展议购议销业务，参与市场调节;供销社和农村其他合作商业组织，可以灵活购销;农民个人也可以经营，可以进城或出县、出省。
1979-1984年的改革，虽尚未触及粮食统购统销体制（受传统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管理、农业资源配置和生产计划受行政指令支配、对集市贸易的限制和取缔等因素影响，市场机制对粮食供求、交易的作用十分有限），但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等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粮食产量逐年增加，粮食供给短缺的状况逐步改善。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突破4亿吨，达4073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了33.6%，社会粮食商品率达30%以上。粮食生产、供求形势的根本好转，为进一步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1985-1992年以粮食合同定购为起始，实行粮食定购与议购“双轨制”;1992-1997年以放开粮食销售价格和市场为起始，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企业加快经营机制转化;1998-2003年以“三项政策、一项改革”为起始，实行“四分开、一完善”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2004以后，以放开收购、市场、价格的粮食“三放开”为起始，伴随着真刀真枪的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全面改革”为主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体制改了、机制活了、富余人员分流了、“三老”（老人、老粮、老账）问题解决了，彻底终结了半个多世纪的计划经济体制，攻克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最后一个堡垒，真正走上了粮食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
回顾粮食改革40年的历程，粮食人几多兴奋与自豪，在粮食产量不足的经济条件下，力求粮食产需、供求平衡，保饭碗。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了落后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实行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焕发了千百年来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生产力的桎梏一经打破，粮食产量一路攀升。粮食流通产业是为生产服务的，生产关系始终要伴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才是常态下的经济规律。
40年粮食改革有一条清晰的轨迹，一条主线始终贯穿其中，那就是围绕生产力的发展，围绕农业、农民、农村的增产、增效、增收，逐步扩大市场份额，拓宽流通多渠道;围绕粮食安全，力促供求平衡;围绕放开搞活，减轻财政负担，政企分开，让企业走上一条真正市场经济运作的“四自”道路。也是打破传统的高度垄断的计划经济体制，粮食流通建立起自由购销的市场经济体制，粮食企业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正道。更为可喜的是，目前粮食生产流通正走向现代粮食流通产业之路。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粮食改革40年既有成功的喜悦，又有挫折、彷徨，我们应该汲取改革和发展的经验教训，一方面推进深化粮食收储市场化改革，努力实现市场化配置粮食资源;另一方面面对当前粮食企业规模小、产业聚集度低、龙头企业少、经营层次低、科技创新能力差、粮油产品档次低等问题，粮食部门要找准目标、定好位，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放心”“吃得便利” 跃升。
我见证了粮食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迁。1984年，我从山东省菏泽粮食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山东省泰安行政公署粮食局（后泰安市粮食局）工作。在学校时，我在课本中读到“吃香”行业的顺口溜：一商二粮三银行。从那时起，便对毕业后从事的职业充满憧憬。当时，粮食实行“四统一”，定量供应，“半斤食用油”“两斤大米（当时算粗粮）”“二两香油（芝麻油）”，都要凭粮票、油票供应。
一晃6年过去了，到了1990年，粮食供应凭粮票加副券、凭单才能购买定量的口粮或菜农口粮，目的是防止粮油抢购，稳定供应。1992年，粮食流通体制再次改革，沿用了37年的短缺经济“凭证”终于取消。到了1994年，全国加快了市场化进度，粮食价格暴涨，各粮食供应企业开始实行“限购”，在粮票后面附加一张副券，才能售粮买粮。一时间，大街小巷，闻风而动，电视广播报纸还专门解释实行粮票副券的办法和意义作用。直到2004年，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粮食“三放开”，粮食安全保障体系逐渐完善。
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到2004年粮食实行“收购、市场、价格”全面放开，起起落落，粮食生产和流通坎坎坷坷，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彻底改革，结束了半个多世纪的计划经济体制，真正进入了粮食市场经济体制。人们争相凭票、凭本购粮的场景一去不复返了，过去门庭若市、热热闹闹的粮食供应企业（粮店）都改制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家连锁快餐店、粮油专卖店，尽管如此，我和我的同事内心仍然感到欣慰……
如今，我国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大大增强，粮食流通市场化进程取得了历史性、决定性的胜利。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实施，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加快步伐，三大主粮的玉米已成功实现市场化收储，稻谷、小麦政策性收储市场化份额加大……作为粮食人，为食者造福、为耕者谋利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实现。粮食产业化步伐蹄疾步稳，粮食产业经济正从田间地头延伸到居民餐桌，粮食人在短缺经济下的特殊“权力”虽然没有了，但是粮食物质基础坚实可靠，粮食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也越发明显，如此，粮食工作者的脸上绽放出的依然是会心、自信且从容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