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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动物园的草库——这是一个坐落在动物园北侧的草食动物的粮仓,是个游人根本不可能迈人的禁地。保管员打开两扇大铁门,一股草香味迎面扑来。站在将近20米高的草垛下,我们与保管员攀谈起来。原来这里的草是从河北、内蒙、黑龙江、新疆等地买来的,每年都要更新,可是现在草市需求越来越人,草的产地越来越少,价格便越来越高。每年能不能备足符合质量的干草,正在成为这个草库犯准的事。
这使我们想起几天前从动物园的老员工们那里听到的故事。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动物园职工每年夏秋要打草,入冬前要收集树叶,为动物储备饲草。当时不用出北京,靠员工的义务劳动就能解决一大部分饲草问题。不少人一早就骑着自行车出去,上班之前就能驮着一大捆草或一大袋树叶回来。如今时过境迁,北京早已无草可打,树叶也因为年年喷药不能用来喂动物了。然而,没想到现在从外地买草也开始遇到危机。
我们在一大堆柞树叶旁停下来,这是专门为长颈鹿准备的,“它们在非洲屹的是金合欢树的叶子,我们没有金合欢树叶,就从外地采购柞树叶代替,效果很好。但是有些地方开始禁上打柞树叶了,能收购柞树叶的地方越来越少,我们已经换了几个地方,现在是过一年算一年,往后不知怎么办呢。”
听到这里,我们联想起采访中听说的另一段故事。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北京动物园里的动物从长颈鹿到老虎、狮子、大象还有猴子等等,许多都是直接从野外捕捉来的。最初曾派人员到东北采购动物,后来又在东北、四川、云南、西南等地区设立搜集站,专门进行野外动物捕捉札收集。70年代,还曾派出采购小组奔赴东非,捕捉了一大批非洲动物,包括现在的这些长颈鹿也人都是那时候带回来的长颈鹿的后代。20年前、因为国家出台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捕捉一下子受到限制,北京动物园被迫停止了动物的野外搜集和补充。这是一个乍听起来让人感到困惑的事情,动物园的功能之一是对公众进行热爱自然的教育,而自然保护条例的出台却使它处于尴尬的境地,甚至受到致命的一击。而今天因为自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动物园又要开始面临饲草来源的限制,这些从野外捕捉回来的长颈鹿的后代们很可能面临饿肚子的危险。
听着北京动物园那些退了休的老同志回顾当年动物搜集的故事,我们感到那段历史不应当简单地被遗忘,甚至被抹杀,因为我们从中了解到许多那时的自然状况,学到了许多今天无法学到的知识,逐渐看懂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而那时的动物园在捕捉动物的同时,也从自然中汲取了许许多多饲养和繁殖野生动物的知识,累积成今天人们对野生动物的认识。
这些真实的故事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曾经背靠大自然、依赖大自然的动物园,在大自然受到伤害后遇到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尴尬。其实,这何止是动物园的尴尬,它是整个人类的尴尬。只不过动物园这个行业直接与自然打交道,处在明处罢了。也正是这种尴尬,催发了动物园的变革,它比许多其它行业都更早更快地开始调整自身的方向。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出台,限制了动物的野外捕捉,却推动了人工环境下的动物繁殖,这对一个素来背靠自然的动物园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它牵引着动物园从把动物养活到帮助它们繁殖迈上了一个台阶,那个时期,动物繁殖是北京动物园变革和发展的主题。在我们的采访中听到许多当时攻克繁殖难关的故事。
黑颈鹤就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因为它们对配偶十分挑剔,光是给动物园里的黑颈鹤“找对象”就让众多专家头痛不已。从野外观察来看,黑颈鹤是很有个性的动物,找不到符合它心意的配偶,它宁可放弃交配繁殖。整个北京动物园都在为几只黑颈鹤忙碌,还从全国各地的动物园调集“对象”,送到北京动物园来“相亲”。结果却让人失望,最后不得已,得到国家特别批准,直接从野外“请”来几只,才算繁殖成功。至今,全球动物园里展出的黑颈鹤,90%都是来自北京动物园,这样极大地减少了野外捕捉的需要。
随着人工环境下动物繁殖的需要,动物园之间的动物交换变得频繁起来,很快,一个动物园的有形网络凸现出来,动物园的同仁们叫它“大动物园”。
在我们采访期间正赶上全国动物园的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我们借机采访了石家庄、大连、杭州、哈尔滨几个大动物园的园长,请他们解释什么是“大动物园”。用他们的话来说:“我们的行业跟别的不一样,别人可能,同行是冤家’,而我们‘同行是一家’。别人是竞争,我们是合作,不合作不行。”他们说,合作的动力就在于避免动物的近亲繁殖。毕竟,直接从野外搜集动物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动物种群间血缘太近又会引起退化,为了维持动物的健康种群,动物园之间的动物不互相嫁来嫁去是很难做到的。他们还说,北京动物园因为建立得早,又有着首都的地势之利以及信息与技术的优势,实际上相当于“国家动物园”的地位,在这个大动物园里自然哎了“领头羊”,但是,它也离不开各地动物园的支持。谁也离不开谁,这就是“大动物园”。
依我们的理解,这个大动物园是动物园界应对自然保护的需求,做出积极反应的一个产物。据说,目前在全球已有超过10000个动物园组成了数百个动物交换的网络,那是一个更大的大动物园。还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当今的人类社会,以合作关系替代简单的竞争,固然有许多原因,在这里却仅仅是因为动物,是人类为了地球上其它生命而联手的合作,这样的联手实在不应当只限于动物园。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在呼唤更广泛的合作,因为人类间的竞争常常是给自然环境带来损害的原因。
然而,动物繁殖和引领全国“大动物园”的形成,仅仅是北京动物园从依靠自然走出的一步。如何走向服务自然,路程还很长。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张副园长说:“我们正在探讨如何与自然保护区合作,下一次全国动物园的会议就打算在扎龙自然保护区召开。”敏感的入一下子就可以嗅到,这不只是一次会议的安排,而是一个透出战略转变的信息。他还说,北京动物园已经有了内部政策,今后每年的高级人员研修班的活动和内容都要与自然保护区挂钩。看来,北京动物园在朝着自然保护的目标酝酿着新的举措。
我们坐在中国动物园协会的会议室里,听着高级工程师刘农林讲动物园在国际上的发展趋势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们把动物圈在园子里,已经让动物离开了它们基本的生存条件,却又说是为了保护它们,目前许多动物园虽然在不断改进,但还是碰到这种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那么真正服务于自然保护的动物园应当是什么样子的呢?
刘农林的回答让我们感到信服。他说,目前可以提供给公众的关于野生动物的影像材料已经很多了,《世界动物园保护策略》提倡动物园减少饲养和展示的动物,今后应当集中在需要救助的动物上,如失去栖息地的濒危动物就应当是动物园里的主角。保留住它们,围绕它们开展公共教育,促进它们的栖息地的恢复和保护,应当是动物园的主要工作。北京动物园其实已经成功地做过一些濒危动物的繁殖研究,比如大熊猫、朱鹮,但是,为自然服务,还有太多的事情等着去做。动物园从背靠自然,变为保护自然,是一次艰难的转变。
这使我们想起几天前从动物园的老员工们那里听到的故事。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动物园职工每年夏秋要打草,入冬前要收集树叶,为动物储备饲草。当时不用出北京,靠员工的义务劳动就能解决一大部分饲草问题。不少人一早就骑着自行车出去,上班之前就能驮着一大捆草或一大袋树叶回来。如今时过境迁,北京早已无草可打,树叶也因为年年喷药不能用来喂动物了。然而,没想到现在从外地买草也开始遇到危机。
我们在一大堆柞树叶旁停下来,这是专门为长颈鹿准备的,“它们在非洲屹的是金合欢树的叶子,我们没有金合欢树叶,就从外地采购柞树叶代替,效果很好。但是有些地方开始禁上打柞树叶了,能收购柞树叶的地方越来越少,我们已经换了几个地方,现在是过一年算一年,往后不知怎么办呢。”
听到这里,我们联想起采访中听说的另一段故事。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北京动物园里的动物从长颈鹿到老虎、狮子、大象还有猴子等等,许多都是直接从野外捕捉来的。最初曾派人员到东北采购动物,后来又在东北、四川、云南、西南等地区设立搜集站,专门进行野外动物捕捉札收集。70年代,还曾派出采购小组奔赴东非,捕捉了一大批非洲动物,包括现在的这些长颈鹿也人都是那时候带回来的长颈鹿的后代。20年前、因为国家出台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捕捉一下子受到限制,北京动物园被迫停止了动物的野外搜集和补充。这是一个乍听起来让人感到困惑的事情,动物园的功能之一是对公众进行热爱自然的教育,而自然保护条例的出台却使它处于尴尬的境地,甚至受到致命的一击。而今天因为自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动物园又要开始面临饲草来源的限制,这些从野外捕捉回来的长颈鹿的后代们很可能面临饿肚子的危险。
听着北京动物园那些退了休的老同志回顾当年动物搜集的故事,我们感到那段历史不应当简单地被遗忘,甚至被抹杀,因为我们从中了解到许多那时的自然状况,学到了许多今天无法学到的知识,逐渐看懂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而那时的动物园在捕捉动物的同时,也从自然中汲取了许许多多饲养和繁殖野生动物的知识,累积成今天人们对野生动物的认识。
这些真实的故事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曾经背靠大自然、依赖大自然的动物园,在大自然受到伤害后遇到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尴尬。其实,这何止是动物园的尴尬,它是整个人类的尴尬。只不过动物园这个行业直接与自然打交道,处在明处罢了。也正是这种尴尬,催发了动物园的变革,它比许多其它行业都更早更快地开始调整自身的方向。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出台,限制了动物的野外捕捉,却推动了人工环境下的动物繁殖,这对一个素来背靠自然的动物园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它牵引着动物园从把动物养活到帮助它们繁殖迈上了一个台阶,那个时期,动物繁殖是北京动物园变革和发展的主题。在我们的采访中听到许多当时攻克繁殖难关的故事。
黑颈鹤就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因为它们对配偶十分挑剔,光是给动物园里的黑颈鹤“找对象”就让众多专家头痛不已。从野外观察来看,黑颈鹤是很有个性的动物,找不到符合它心意的配偶,它宁可放弃交配繁殖。整个北京动物园都在为几只黑颈鹤忙碌,还从全国各地的动物园调集“对象”,送到北京动物园来“相亲”。结果却让人失望,最后不得已,得到国家特别批准,直接从野外“请”来几只,才算繁殖成功。至今,全球动物园里展出的黑颈鹤,90%都是来自北京动物园,这样极大地减少了野外捕捉的需要。
随着人工环境下动物繁殖的需要,动物园之间的动物交换变得频繁起来,很快,一个动物园的有形网络凸现出来,动物园的同仁们叫它“大动物园”。
在我们采访期间正赶上全国动物园的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我们借机采访了石家庄、大连、杭州、哈尔滨几个大动物园的园长,请他们解释什么是“大动物园”。用他们的话来说:“我们的行业跟别的不一样,别人可能,同行是冤家’,而我们‘同行是一家’。别人是竞争,我们是合作,不合作不行。”他们说,合作的动力就在于避免动物的近亲繁殖。毕竟,直接从野外搜集动物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动物种群间血缘太近又会引起退化,为了维持动物的健康种群,动物园之间的动物不互相嫁来嫁去是很难做到的。他们还说,北京动物园因为建立得早,又有着首都的地势之利以及信息与技术的优势,实际上相当于“国家动物园”的地位,在这个大动物园里自然哎了“领头羊”,但是,它也离不开各地动物园的支持。谁也离不开谁,这就是“大动物园”。
依我们的理解,这个大动物园是动物园界应对自然保护的需求,做出积极反应的一个产物。据说,目前在全球已有超过10000个动物园组成了数百个动物交换的网络,那是一个更大的大动物园。还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当今的人类社会,以合作关系替代简单的竞争,固然有许多原因,在这里却仅仅是因为动物,是人类为了地球上其它生命而联手的合作,这样的联手实在不应当只限于动物园。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在呼唤更广泛的合作,因为人类间的竞争常常是给自然环境带来损害的原因。
然而,动物繁殖和引领全国“大动物园”的形成,仅仅是北京动物园从依靠自然走出的一步。如何走向服务自然,路程还很长。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张副园长说:“我们正在探讨如何与自然保护区合作,下一次全国动物园的会议就打算在扎龙自然保护区召开。”敏感的入一下子就可以嗅到,这不只是一次会议的安排,而是一个透出战略转变的信息。他还说,北京动物园已经有了内部政策,今后每年的高级人员研修班的活动和内容都要与自然保护区挂钩。看来,北京动物园在朝着自然保护的目标酝酿着新的举措。
我们坐在中国动物园协会的会议室里,听着高级工程师刘农林讲动物园在国际上的发展趋势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们把动物圈在园子里,已经让动物离开了它们基本的生存条件,却又说是为了保护它们,目前许多动物园虽然在不断改进,但还是碰到这种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那么真正服务于自然保护的动物园应当是什么样子的呢?
刘农林的回答让我们感到信服。他说,目前可以提供给公众的关于野生动物的影像材料已经很多了,《世界动物园保护策略》提倡动物园减少饲养和展示的动物,今后应当集中在需要救助的动物上,如失去栖息地的濒危动物就应当是动物园里的主角。保留住它们,围绕它们开展公共教育,促进它们的栖息地的恢复和保护,应当是动物园的主要工作。北京动物园其实已经成功地做过一些濒危动物的繁殖研究,比如大熊猫、朱鹮,但是,为自然服务,还有太多的事情等着去做。动物园从背靠自然,变为保护自然,是一次艰难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