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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公正无私、作风严谨、勇于担当、清正廉明，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严”与“实”贯串他的一生。
严格要求自己
严以律己，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是习仲勋一生遵循的原则。从参加革命开始，他就严格要求自己，以其模范的行动带动和影响着身边人员。抗战时期，他任关中地委书记时居住和办公的两孔窑洞，都是他自己打出来的。由于条件限制，关中分区机关的伙食费每人每天仅三分钱，为了节省有限的经费，机关干部要出去打柴，有时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每当此时，习仲勋总是坚持和大家一起从沟里往塬上扛柴。大家劝他休息时，他却说：我们都是劳动者，参加这点体力劳动要比战场上的同志轻得多。他们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劳动磨破点皮算什么！在国务院工作期间，他生活俭朴，穿衣吃饭从不讲究，仅有的几套毛料中山装，也只是在会见外宾和参加重要活动时才穿，平时身着布衣布鞋，夏天一件老头衫。衣服破了，舍不得扔掉，补了再穿。饮食保持着陕西人的习惯，以面食、素菜为主，饭菜只求可口，桌上很少见到鱼虾海鲜。
1959年3月，习仲勋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中办副主任赖祖烈把提名他为副总理人选的《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方案（草案）》给他时，习仲勋当即表示请中央考虑更为合适的人选，自己还是把现任的工作做好更为有利。赖祖烈离开后，习仲勋经过一番思考决定给中央写信，表达自己的想法。他迅即起草了给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信，几经推敲，反复修改后，整整齐齐地誊抄出来。信中写道：“昨晚收到《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方案（草案）》，看到新提的副总理名单中有我的名字，反复考虑，心情颇为不安。回忆几年来在国务院秘书长任职期内，工作没有做得很好，主要还在于自己有毛病，并不因职务关系而妨碍工作。因而内心十分歉疚，我仍乐意在下届国务院谨守原来的工作岗位，多做些工作，做得更好些。这样，于工作无损，对自己可能更有好处，特恳请中央考虑，在新提的副总理名单中把我除名，另提别的同志为新增的副总理。”
1982年9月，习仲勋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摆在他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领导中直机关机构改革和推进省级领导班子年轻化，实现干部新老交替。1983年4月14日，中央决定：以后凡各省市自治区人大、政协副职配备的报告，不必再提交书记处讨论，由中央组织部报习仲勋、胡启立批准即可。恰在此时，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在汇报干部调配工作时，谈到拟提拔的副省级干部中有他的胞弟习仲凯，习仲勋立即否定了这一方案。习仲凯是抗战前即参加工作的老同志，长期担任地市一级的领导职务，提拔使用也是正常的组织行为。但习仲勋认为做干部工作必须以身作则，说服弟弟把晋升的机会让给了别人。
严格要求家人
习仲勋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经常要求家人要做一个对党负责、对国家有担当的人，做一个负责任和有责任心的人。他始终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这种作风体现在他的家风上，更是体现在他的作风上。
习仲勋与齐心1944年在绥德结婚，携手相伴了58个春秋。1952年秋，习仲勋调到北京工作，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齐心带着女儿桥桥和安安于年底从西安到北京安家。她先是到马列学院学习，后留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较远，照顾不上孩子，于是把三岁多的桥桥送到北海幼儿园，每周接回一次。齐心一直在远离市区的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紧张的学习工作中照顾他们。她要照顾家里管好孩子，还要做好工作，不管多苦多累都没有忘记丈夫的叮嘱：以事业为重，不耽误工作，有困难自己克服。在那一段时间里，齐心从没有想过利用习仲勋的关系把工作单位调换到离家近的地方。
受习仲勋严格要求的影响，齐心始终保持着俭朴的生活习惯。她从不干预他的政务，从不给他添麻烦，更没有因为是习仲勋的夫人而自恃高贵、出风头，生活上搞特殊化。20世纪50年代末，国务院机关周末晚上经常举办一些活动。在一次晚会上，有人看到齐心衣着简朴，议论说：“习副总理的夫人，怎么穿着那么土啊！”齐心回家说起了这件事，习仲勋诙谐地笑着说：“土比洋好！”1978年4月，习仲勋主政广东。1982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更是严格要求夫人齐心谨守工作岗位，清正廉洁，不搞特殊。习仲勋在广东工作将近三年，后在珠海、深圳休养10多年，夫人齐心连近在咫尺的香港、澳门都没有去过，最远也只去过深圳的沙头角。
习仲勋严格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女儿桥桥小学毕业后，考上河北北京中学。虽然学校离家很近，只有一站路，但住宿和伙食条件比较差，粗粮占70%。尽管如此，习仲勋仍然坚持让桥桥吃住在学校，和同学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保持平民本色。那时习仲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上，习姓很少见，很容易让老师和同学联想到习桥桥就是习副总理的女儿。为了避免学校因此照顾女儿，习仲勋就让她改随母姓，家庭出身也由“革命干部”改为“职员”，齐桥桥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习仲勋教育子女从小养成节俭的良好生活习惯。他言传身教，从点滴做起。他习惯用浴盆洗澡，然后还要用洗澡水拖地。他经常用“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教育孩子，吃饭时掉在桌上的米粒都要捡起来吃掉，一丁点也不浪费。为了让孩子养成独立生活的习惯，习仲勋让他们姐弟四人一块在八一小学寄宿，每周回家一次，除伙食费和乘坐公共汽车的费用外，几乎不给零用钱。
20世纪80年代初，习仲勋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是他一生担任职务最高的时候，但他对子女的教育和要求更加严格了。那时，一些干部子女利用父母的地位和影响经商捞钱，有的违法乱纪、触犯刑律，严重损害党的威信，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习仲勋对此十分忧虑，他认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纠正党风，首先要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家人做起，只有端正了家风，才能树起好的党风。他的女儿习乾平“文革”前毕业于北京外交学院，学的是法语，后被分配到国际商报社工作。1983年，王光英筹建光大公司有意调她去。习仲勋闻知后，当面谢绝了王光英的好意。他说：“还是不要调她去好。你这个光大公司名气大，众目睽睽，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后来，他将此事告诉了乾平，女儿委屈地说：我是学外语的，到光大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做点事情，有什么不好？习仲勋严肃地说：人只要有才能，在哪里都可以发挥作用，就怕你没有本事。你是习仲勋的女儿，就要夹着尾巴做人。 第二年春天甘肃发生粮荒，青黄不接，粮库变空，老百姓没饭吃，甚至出现饿死人的问题，“引洮工程”也被迫下马。中央得知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习仲勋立即召集粮食部、内务部、铁道部、交通部负责人开会，安排从陕西、四川、宁夏等地紧急调运粮食支援甘肃。
“把真实情况反映给中央”
1954年12月30日，习仲勋根据西北地区人民来信来访反映的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准备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一份专题报告。在草拟报告时，他要求秘书田方议事要言之有物，有理有据，把人民群众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反映的真实事例和真实语言写进去。当田方将起草好的报告送到他手中时，习仲勋皱起了眉头，问为什么没有把群众对食油供应紧张不满的实例反映出来。田方为难地说：例子中有些话说得比较粗俗，是否可以不一一列举？习仲勋坚持要如实上报，“要把真实情况报告毛泽东”。原来，群众在来信中反映了两件事：一是有人认为，现在食油比旧社会还紧张，因而讲怪话说：“食油四两，想起老蒋”；一是反映说，一位农民赶着木轱辘大车跑运输，车轴因没有油润滑而发出吱吱响声，气得这位赶车的农民叫骂说：“我都没油吃，你还想吃油呢！”说完就向车轱辘撒了一泡尿，以此来发泄对食油供应政策的不满。还有群众来信反映，有的农民因没钱完成储蓄任务，跪在干部面前苦苦哀求，个别地方甚至还发生因无力购买国债而投井自杀的情况。习仲勋看后拍案而起，气愤地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如果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小心群众用扁担抽你，国民党政权垮台的教训正在于此。
1957年冬，国务院人民接待室收到一封来自贫困地区甘肃省高台县一位农村干部的信。信中反映当地干部强迫命令，破坏生产，造成人民饥饿，发生浮肿病乃至饿死人的严重情况，并说他是冲破地方阻拦，又遇路费失窃，沿途乞讨，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北京的。看了这封信，习仲勋心情沉重，认为事关重大，立即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报告，同时打电话给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要他切实负责地查处此事。1958年9月，习仲勋西北之行到甘肃时还专门到高台县听取汇报，检查此事的落实情况。
1961年4月10日至8月22日，习仲勋带领国务院调查组到“五风”严重的河南省长葛县，展开历时135天的调查研究。到长葛当天，习仲勋在听取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的汇报后即决定：由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等参加工作组配合工作，到存在问题多、情况复杂、离县委机关最近、又能折射当时农村现状的和尚桥公社宗寨、樊楼、杜村寺等三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起初，调查很不顺利。习仲勋请村干部实话实说，村干部面面相觑，有点尴尬：县里的干部就在眼前，敢实话实说吗？习仲勋再三鼓励他们，并说出了问题由他负责。气氛慢慢缓和，村干部们这才开始讲了一点问题：在“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下，宗寨大队小队并大队，小村并大村，大村“割耳朵”（不要小自然村），一发现规模过大，管不过来后，又把村子分开，重新合并。分分合合，宗寨由一个富队变成了穷队不说，大办公共食堂由起初“吃饱肚子”不要粮票，到每人每天五到九两（16两秤）的粮食标准，再经过出库关、磨面关、管理关、炊事关、打饭关、照顾关、干部多吃多占关等，最后群众吃到嘴里的粮食，四五两就顶天了。说是要“瓜菜代”，哪儿还有什么瓜菜充饥呀？榆树皮都被吃光了。
习仲勋听到这些后心情异常沉重，要求县委立即释放那些敢讲真话、不搞浮夸、没有虚报产量的所谓“在押政治犯”，干部要恢复职务。张继增陪习仲勋调研群众的口粮问题时，习仲勋要亲眼看看粮仓。库里，粮囤一个比一个高大；村里，患浮肿病的百姓一个跟着一个。习仲勋很是怀疑，他让大队支书打开囤子，结果发现：粮囤里，竹竿片儿撑了个拱，布罩在拱上，布上边摊着不足一寸厚的粮食。他又气又恼：你们杜村寺大队把党中央制定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学精了、用妙了！一个粮囤，如果用土填满，一个棒劳动力担土也得两天时间吧。这下子好了，半个小时就能把假给造出来。到吃饭时，群众孙守德尴尬而内疚地说：“中央大干部到农家，该吃饭了，我竟管不起几位一顿饭……”习仲勋如鲠在喉：我们无颜吃农家的饭。
习仲勋在长葛调研时，经常告诉随行人员：“下去搞调查研究，要真的能够放下架子。只有几里的路程，不要坐汽车，也不要骑自行车，步行去最好。”他要求随行工作组人员放下架子，与群众打成一片。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则，躬行自明，夙夜在公。1961年5月，在长葛县委扩大会上，习仲勋教育干部要走群众路线：“给农民讲话，要深入浅出，要让农民听懂，不要打官腔。群众要求急需解决的问题，你要真心实意地去办。否则，群众把你当成领导，当成当官的，那你就什么也了解不到了。”习仲勋与群众互问年龄，称兄道弟，群众有什么话自然愿意跟他说。长葛调研，习仲勋听到了真实的声音，实实在在地掌握了第一手材料。1961年4月30日，习仲勋写的《长葛县占用和退赔社员房屋的调查》表明了他的态度：“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满足群众的要求，用上压下挤的方法，彻底进行退赔，有一间退一间。扒毁群众的房屋，采取三种方法：一是帮助修建；二是以其他实物顶替；三是合理折价付款，群众自己修建。”5月11日，他向中共中央和邓小平呈报《长葛县和尚桥人民公社整风整社问题的调查》，对每个大队、生产队及社员在“一平二调”“共产风”中被调走了多少土地、牲畜、家具等，都写得一清二楚。他在写的《关于长葛农村的调查报告》中说：“干部群众对包总产的办法特别拥护，就是因为一包总产，生产队就真正当家做主了，生产队才真正有权因地制宜，合理地种植各种作物，从根本上杜绝生产上的瞎指挥。”8月7日，他在写给中共中央和邓小平的《长葛县和尚桥镇市场情况的调查》中，明确提出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能只简单地用行政手段处理做买卖的问题。要学会用经济方法来组织和领导市场。”在给中共中央和邓小平写的《关于耕畜归生产队所有问题的调查》中，再次提出放开贸易：“靠国家调拨，不可能解决好，只有通过贸易方法才有利。今后应允许私人饲养牲畜，开放贸易，单纯禁止不行。”
严格要求自己
严以律己，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是习仲勋一生遵循的原则。从参加革命开始，他就严格要求自己，以其模范的行动带动和影响着身边人员。抗战时期，他任关中地委书记时居住和办公的两孔窑洞，都是他自己打出来的。由于条件限制，关中分区机关的伙食费每人每天仅三分钱，为了节省有限的经费，机关干部要出去打柴，有时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每当此时，习仲勋总是坚持和大家一起从沟里往塬上扛柴。大家劝他休息时，他却说：我们都是劳动者，参加这点体力劳动要比战场上的同志轻得多。他们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劳动磨破点皮算什么！在国务院工作期间，他生活俭朴，穿衣吃饭从不讲究，仅有的几套毛料中山装，也只是在会见外宾和参加重要活动时才穿，平时身着布衣布鞋，夏天一件老头衫。衣服破了，舍不得扔掉，补了再穿。饮食保持着陕西人的习惯，以面食、素菜为主，饭菜只求可口，桌上很少见到鱼虾海鲜。
1959年3月，习仲勋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中办副主任赖祖烈把提名他为副总理人选的《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方案（草案）》给他时，习仲勋当即表示请中央考虑更为合适的人选，自己还是把现任的工作做好更为有利。赖祖烈离开后，习仲勋经过一番思考决定给中央写信，表达自己的想法。他迅即起草了给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信，几经推敲，反复修改后，整整齐齐地誊抄出来。信中写道：“昨晚收到《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方案（草案）》，看到新提的副总理名单中有我的名字，反复考虑，心情颇为不安。回忆几年来在国务院秘书长任职期内，工作没有做得很好，主要还在于自己有毛病，并不因职务关系而妨碍工作。因而内心十分歉疚，我仍乐意在下届国务院谨守原来的工作岗位，多做些工作，做得更好些。这样，于工作无损，对自己可能更有好处，特恳请中央考虑，在新提的副总理名单中把我除名，另提别的同志为新增的副总理。”
1982年9月，习仲勋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摆在他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领导中直机关机构改革和推进省级领导班子年轻化，实现干部新老交替。1983年4月14日，中央决定：以后凡各省市自治区人大、政协副职配备的报告，不必再提交书记处讨论，由中央组织部报习仲勋、胡启立批准即可。恰在此时，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在汇报干部调配工作时，谈到拟提拔的副省级干部中有他的胞弟习仲凯，习仲勋立即否定了这一方案。习仲凯是抗战前即参加工作的老同志，长期担任地市一级的领导职务，提拔使用也是正常的组织行为。但习仲勋认为做干部工作必须以身作则，说服弟弟把晋升的机会让给了别人。
严格要求家人
习仲勋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经常要求家人要做一个对党负责、对国家有担当的人，做一个负责任和有责任心的人。他始终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这种作风体现在他的家风上，更是体现在他的作风上。
习仲勋与齐心1944年在绥德结婚，携手相伴了58个春秋。1952年秋，习仲勋调到北京工作，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齐心带着女儿桥桥和安安于年底从西安到北京安家。她先是到马列学院学习，后留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较远，照顾不上孩子，于是把三岁多的桥桥送到北海幼儿园，每周接回一次。齐心一直在远离市区的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紧张的学习工作中照顾他们。她要照顾家里管好孩子，还要做好工作，不管多苦多累都没有忘记丈夫的叮嘱：以事业为重，不耽误工作，有困难自己克服。在那一段时间里，齐心从没有想过利用习仲勋的关系把工作单位调换到离家近的地方。
受习仲勋严格要求的影响，齐心始终保持着俭朴的生活习惯。她从不干预他的政务，从不给他添麻烦，更没有因为是习仲勋的夫人而自恃高贵、出风头，生活上搞特殊化。20世纪50年代末，国务院机关周末晚上经常举办一些活动。在一次晚会上，有人看到齐心衣着简朴，议论说：“习副总理的夫人，怎么穿着那么土啊！”齐心回家说起了这件事，习仲勋诙谐地笑着说：“土比洋好！”1978年4月，习仲勋主政广东。1982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更是严格要求夫人齐心谨守工作岗位，清正廉洁，不搞特殊。习仲勋在广东工作将近三年，后在珠海、深圳休养10多年，夫人齐心连近在咫尺的香港、澳门都没有去过，最远也只去过深圳的沙头角。
习仲勋严格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女儿桥桥小学毕业后，考上河北北京中学。虽然学校离家很近，只有一站路，但住宿和伙食条件比较差，粗粮占70%。尽管如此，习仲勋仍然坚持让桥桥吃住在学校，和同学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保持平民本色。那时习仲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上，习姓很少见，很容易让老师和同学联想到习桥桥就是习副总理的女儿。为了避免学校因此照顾女儿，习仲勋就让她改随母姓，家庭出身也由“革命干部”改为“职员”，齐桥桥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习仲勋教育子女从小养成节俭的良好生活习惯。他言传身教，从点滴做起。他习惯用浴盆洗澡，然后还要用洗澡水拖地。他经常用“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教育孩子，吃饭时掉在桌上的米粒都要捡起来吃掉，一丁点也不浪费。为了让孩子养成独立生活的习惯，习仲勋让他们姐弟四人一块在八一小学寄宿，每周回家一次，除伙食费和乘坐公共汽车的费用外，几乎不给零用钱。
20世纪80年代初，习仲勋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是他一生担任职务最高的时候，但他对子女的教育和要求更加严格了。那时，一些干部子女利用父母的地位和影响经商捞钱，有的违法乱纪、触犯刑律，严重损害党的威信，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习仲勋对此十分忧虑，他认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纠正党风，首先要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家人做起，只有端正了家风，才能树起好的党风。他的女儿习乾平“文革”前毕业于北京外交学院，学的是法语，后被分配到国际商报社工作。1983年，王光英筹建光大公司有意调她去。习仲勋闻知后，当面谢绝了王光英的好意。他说：“还是不要调她去好。你这个光大公司名气大，众目睽睽，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后来，他将此事告诉了乾平，女儿委屈地说：我是学外语的，到光大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做点事情，有什么不好？习仲勋严肃地说：人只要有才能，在哪里都可以发挥作用，就怕你没有本事。你是习仲勋的女儿，就要夹着尾巴做人。 第二年春天甘肃发生粮荒，青黄不接，粮库变空，老百姓没饭吃，甚至出现饿死人的问题，“引洮工程”也被迫下马。中央得知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习仲勋立即召集粮食部、内务部、铁道部、交通部负责人开会，安排从陕西、四川、宁夏等地紧急调运粮食支援甘肃。
“把真实情况反映给中央”
1954年12月30日，习仲勋根据西北地区人民来信来访反映的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准备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一份专题报告。在草拟报告时，他要求秘书田方议事要言之有物，有理有据，把人民群众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反映的真实事例和真实语言写进去。当田方将起草好的报告送到他手中时，习仲勋皱起了眉头，问为什么没有把群众对食油供应紧张不满的实例反映出来。田方为难地说：例子中有些话说得比较粗俗，是否可以不一一列举？习仲勋坚持要如实上报，“要把真实情况报告毛泽东”。原来，群众在来信中反映了两件事：一是有人认为，现在食油比旧社会还紧张，因而讲怪话说：“食油四两，想起老蒋”；一是反映说，一位农民赶着木轱辘大车跑运输，车轴因没有油润滑而发出吱吱响声，气得这位赶车的农民叫骂说：“我都没油吃，你还想吃油呢！”说完就向车轱辘撒了一泡尿，以此来发泄对食油供应政策的不满。还有群众来信反映，有的农民因没钱完成储蓄任务，跪在干部面前苦苦哀求，个别地方甚至还发生因无力购买国债而投井自杀的情况。习仲勋看后拍案而起，气愤地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如果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小心群众用扁担抽你，国民党政权垮台的教训正在于此。
1957年冬，国务院人民接待室收到一封来自贫困地区甘肃省高台县一位农村干部的信。信中反映当地干部强迫命令，破坏生产，造成人民饥饿，发生浮肿病乃至饿死人的严重情况，并说他是冲破地方阻拦，又遇路费失窃，沿途乞讨，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北京的。看了这封信，习仲勋心情沉重，认为事关重大，立即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报告，同时打电话给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要他切实负责地查处此事。1958年9月，习仲勋西北之行到甘肃时还专门到高台县听取汇报，检查此事的落实情况。
1961年4月10日至8月22日，习仲勋带领国务院调查组到“五风”严重的河南省长葛县，展开历时135天的调查研究。到长葛当天，习仲勋在听取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的汇报后即决定：由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等参加工作组配合工作，到存在问题多、情况复杂、离县委机关最近、又能折射当时农村现状的和尚桥公社宗寨、樊楼、杜村寺等三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起初，调查很不顺利。习仲勋请村干部实话实说，村干部面面相觑，有点尴尬：县里的干部就在眼前，敢实话实说吗？习仲勋再三鼓励他们，并说出了问题由他负责。气氛慢慢缓和，村干部们这才开始讲了一点问题：在“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下，宗寨大队小队并大队，小村并大村，大村“割耳朵”（不要小自然村），一发现规模过大，管不过来后，又把村子分开，重新合并。分分合合，宗寨由一个富队变成了穷队不说，大办公共食堂由起初“吃饱肚子”不要粮票，到每人每天五到九两（16两秤）的粮食标准，再经过出库关、磨面关、管理关、炊事关、打饭关、照顾关、干部多吃多占关等，最后群众吃到嘴里的粮食，四五两就顶天了。说是要“瓜菜代”，哪儿还有什么瓜菜充饥呀？榆树皮都被吃光了。
习仲勋听到这些后心情异常沉重，要求县委立即释放那些敢讲真话、不搞浮夸、没有虚报产量的所谓“在押政治犯”，干部要恢复职务。张继增陪习仲勋调研群众的口粮问题时，习仲勋要亲眼看看粮仓。库里，粮囤一个比一个高大；村里，患浮肿病的百姓一个跟着一个。习仲勋很是怀疑，他让大队支书打开囤子，结果发现：粮囤里，竹竿片儿撑了个拱，布罩在拱上，布上边摊着不足一寸厚的粮食。他又气又恼：你们杜村寺大队把党中央制定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学精了、用妙了！一个粮囤，如果用土填满，一个棒劳动力担土也得两天时间吧。这下子好了，半个小时就能把假给造出来。到吃饭时，群众孙守德尴尬而内疚地说：“中央大干部到农家，该吃饭了，我竟管不起几位一顿饭……”习仲勋如鲠在喉：我们无颜吃农家的饭。
习仲勋在长葛调研时，经常告诉随行人员：“下去搞调查研究，要真的能够放下架子。只有几里的路程，不要坐汽车，也不要骑自行车，步行去最好。”他要求随行工作组人员放下架子，与群众打成一片。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则，躬行自明，夙夜在公。1961年5月，在长葛县委扩大会上，习仲勋教育干部要走群众路线：“给农民讲话，要深入浅出，要让农民听懂，不要打官腔。群众要求急需解决的问题，你要真心实意地去办。否则，群众把你当成领导，当成当官的，那你就什么也了解不到了。”习仲勋与群众互问年龄，称兄道弟，群众有什么话自然愿意跟他说。长葛调研，习仲勋听到了真实的声音，实实在在地掌握了第一手材料。1961年4月30日，习仲勋写的《长葛县占用和退赔社员房屋的调查》表明了他的态度：“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满足群众的要求，用上压下挤的方法，彻底进行退赔，有一间退一间。扒毁群众的房屋，采取三种方法：一是帮助修建；二是以其他实物顶替；三是合理折价付款，群众自己修建。”5月11日，他向中共中央和邓小平呈报《长葛县和尚桥人民公社整风整社问题的调查》，对每个大队、生产队及社员在“一平二调”“共产风”中被调走了多少土地、牲畜、家具等，都写得一清二楚。他在写的《关于长葛农村的调查报告》中说：“干部群众对包总产的办法特别拥护，就是因为一包总产，生产队就真正当家做主了，生产队才真正有权因地制宜，合理地种植各种作物，从根本上杜绝生产上的瞎指挥。”8月7日，他在写给中共中央和邓小平的《长葛县和尚桥镇市场情况的调查》中，明确提出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能只简单地用行政手段处理做买卖的问题。要学会用经济方法来组织和领导市场。”在给中共中央和邓小平写的《关于耕畜归生产队所有问题的调查》中，再次提出放开贸易：“靠国家调拨，不可能解决好，只有通过贸易方法才有利。今后应允许私人饲养牲畜，开放贸易，单纯禁止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