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想过，那些通常发生在音乐厅的令人流连忘返的返场环节，如果也被作为礼仪准则且应用在电影院和戏剧院，会有多奇怪？想象一下，如果一个蜚声国际的莎士比亚剧目演员如德里克·雅可比爵士（Derek Jacobi ）或马克·里朗斯（Mark Rylance）在一场激动人心的表演后款款走出帷幕，在一场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或者《哈姆雷特》之后，以一个谦卑的鞠躬答谢观众的掌声，接着突然开嗓演唱1970年的喜剧电影《俏冤家》（The Owl and the Pussycat）中的选段；或者，如果大腕级导演斯皮尔伯格担心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最后一幕会让观众的低沉情绪萦绕不去，于是煞有用心地在影片播放结束后，从他之前那些轻松愉悦的电影作品中挑选一段来返场，以慰藉观众——也许可以选取1982年的大片《E.T.外星人》中小主角骑着自行车带着E.T.飞向天空的场景。
　　你简直无法想象，是吗？这些假设的场景简直荒谬可笑，但这些不就是每天发生在古典音乐舞台上的吗？一位歌手在独唱会中以一曲阴郁沉思的德国艺术歌曲结尾，随后返场一首轻佻的客厅之歌来切换心情。还有，一位钢琴家在施坦威钢琴前正襟危坐地弹奏完一曲勃拉姆斯或者拉赫玛尼诺夫的协奏曲后，重返舞台谢幕，他把乐手们晾在台上，自己趾高气扬地独奏一曲十分钟左右的宴会狂欢曲收尾。
　　在这方面，独奏家不是唯一的或者最糟糕的“始作俑者”。我曾经听过两场音乐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悲怆交响曲》后，指挥们似乎认为是时候在这首柴科夫斯基的绝世之作后接上一首轻快鼓舞的返场曲，其中一次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还有一次是圆舞曲之父老约翰·施特劳斯的《拨弦波尔卡》。甚至连马里斯·杨松斯这位我敬重的指挥家，也有过画蛇添足之举，演奏了不必要的返场曲目。难道演释一首马勒的交响曲还不够吸引人吗？
　　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返场能给音乐会添光溢彩而被人们铭记。我记得瓦列里·杰吉耶夫率领世界和平交响乐团（World Orchestra for Peace）参加伦敦逍遥音乐节，完美加演了英国作曲家埃里克·科茨（Eric Coates）的《骑士进行曲》（Knightsbridge）作为“向伦敦的致敬”，获得一致好评，虽然我很怀疑那支由世界各国顶尖乐手组成的名团之前是否接触过科茨的作品。还有一个更出彩的是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在一次逍遥音乐节的返场表现，他带领的西东合集管弦乐团（WestEastern Divan Orchestra）在分别演释了勃拉姆斯和勋伯格的作品后，加演了瓦格纳《纽伦堡的名歌手》序曲。以往巴伦博伊姆总是将这三位作曲家的作品编排在一起，而这次他想传达一个引导性的信息，即勋伯格的作品在两个互相厌恶的音乐大师之间作了缓冲衔接，从而建立了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一个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观众都接收到这种良苦用心而心照不宣，在两个格格不入的作曲家风格之间建立一种关联，正是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尝试传达的信息。
　　然而考虑周全的返场安排几乎可遇而不可求。常见的返场演奏是对演出者最新CD的广告贴，说不定还会在音乐厅大堂签售。还有些艺术家将返场作为事先不规划或者不对外宣布曲目的偷懒借口。美国最负盛名的钢琴家之一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就将这种小伎俩发挥到了极致，他的演出有一半以上是不公布演出曲目的。当然如果是他，没人会抱怨。当他的手指划过琴键，目不暇接的指法和变幻多端的技艺足以征服所有观众。
　　大师级演出的未知返场曲确实是令人兴奋的噱头之一，但问题是，这时候返场成为了一种陈词滥调、循规蹈矩的例行公事，而不是对满腔热情的观众的诚恳回应。年轻的委内瑞拉指挥家古斯塔夫·杜达梅尔以他在指挥中传达的感情和激情四溢的活力著称，他的返场常常令观众欣喜若狂，但在几年前他也有过尴尬的记录。当他率领由年轻乐手组成的西蒙·波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登台演出时，毫无悬念地以返场给观众带来惊喜——一曲伯恩斯坦《西区故事》中的《曼波舞曲》让台上的乐手们甩动着他们的委内瑞拉夹克，并在舞台上空耍起手中的乐器，上下翻飞起来，这让全世界的观众沸腾和尖叫。但是之后，杜达梅尔又不合时宜地故技重施，在伦敦逍遥音乐节上，另外一支由他执棒的瑞典哥德堡交响乐团的返场却不让人满意。哎，看到这些冷漠的瑞典人脱下他们的晚礼服，随着tico tico摇摆踱步，就像看着老爸在迪斯科舞厅跳舞。
　　最后再来说说英国指挥家奥利佛·克努森（Oliver Knussen）的返场习惯。当指挥完一些棘手冷僻的当代曲目后，他通常会转向观众高调宣布：“我认为我们应该再来一遍。”碰到这种情况，罕有人不沮丧的。克努森的出发点是好的，这类新曲目需要排练很久，有可能之后再也不会上演。连听两遍可以推广这些不见天日的当代曲目，揭开它们的神秘面纱。但即便如此，返场曲理所应当考虑公众的喜好，而不是指挥家对原作曲家的同理心体现。也许我们这些经常去音乐会的人应该发明一个词来大声抗议：如果我们不想再听，不如改叫Nonc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