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颖 神奇的手,沉稳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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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想到我会和人体这个最精密的器官打交道,因为我一直对它心存敬畏。”
  他是一位有“特权”的医生——用双手去触摸人类大脑这个认知器官,是神经外科医师的特权。
  他的手术,能满足我们对外科医生最神奇、最诗意的想象:病人在手术台上一边背着唐诗,医生一边做着大脑手术。
  无论是国内医疗剧,还是美剧,神经外科医生都是魅力四射的“McDreamy(美梦先生)”,而毛颖正是几年前青春偶像医疗剧《心术》中“大师兄”的部分原型。
  那天,跟着他和75岁的周良辅院士一起把几层楼的病人转一遍之后,在他的办公室坐下来,我的第一句话很唐突:“今天上午您特别可爱。”估计从来没有人如此冒失地形容他,他一脸惊讶,我赶紧解释说:“是看到您和周院士在一起的感觉,学生在老师、晚辈在长辈面前的那种纯真。”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难得的本色,更是师徒间亲情的真实流露。本色,是去尽繁华的真实状态,就如他的名片,除了基本信息、行政职务外,其他各种响当当的学术头衔一个也没写。
  “长者的话要听,这就是捷径”
  采访那天,总院和东院两个院区英文的早交班之后,27个医疗组各自分头查房,周良辅院士参加毛颖负责的医疗2组,病人分散在好几层楼的病房里。
  散会后,毛颖边走边插空签文件,一抬头,老师已经不见踪影。他追到楼上,发现老师不在,一问才知道老爷子今天从楼下往上查,他自言自语地说:“他前段时间腿疼,我还想着从楼上往下查,他能轻松一点。”
  这两位在脑外科手术台上一起出生入死22年的师徒,早已情同父子。这种事业上的“父子”,延续的除了手术的技巧、医学的理解、事业的理想和情怀之外,更有价值观上的一脉相承。
  在毛颖的眼里,周良辅院士像父亲一样,先是手把手无私地传授技术,而后宽容地注视着自己的成长。“一般他先做主刀,如果到了哪一步他觉得你可以胜任时,他会换到助手位置上,让你去主刀。然后每一步都在他的监控和帮助下做,中间他还会不停地把自己的实战经验全部教给你。”
  医学是积累的学科,是在前人肩膀上搭建生命探索的天梯,师承是医学里最宝贵的传承。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能理出一个明晰的师徒传承关系。
  外科医生挑徒弟,除了“心灵手巧”的特质外,还要专业基础扎实、能吃苦、肯研究、爱思考、耐受力强等,更要“言行一致,是个本色的人”。早已为人师的毛颖教授从自己看学生的感受,去理解当年老师眼中的学生。
  他说:“其实每个老师看学生都是差不多的,看一眼、听一句话就大概知道他本性里的东西,耍小聪明、投机、人前人后的学生是瞒不住老师的。”表里如一的本真,才能真正收获老师的信任,并在老师的指导下快速成长。
  年轻人成长路上最大的敌人是膨胀,及时发现并掐掉这种苗头,是长辈对晚辈的爱惜。有一次,科里一个年轻人随口说了一句“这是我们首先发现的”,正好被周良辅院士听到,他很严肃地批评:“你是孙猴子,石头里蹦出来的?!你不是老师培养出来的?!”
  毛颖教授说,当这样的话从周院士嘴里说出来时,已经是非常严厉了,很多年轻人没有意识到,年轻气盛地宣称“我是第一个”其实是医学界的大忌。因为“学生的第一例都是在老师的基础上做出来的,也都借鉴了前人的经验,大家互相启发合作。”
  人生有很多偶然,一个善于思考和吸收营养自我成长的年轻人,再加上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成长必然突飞猛进。
  以前我们看报道,只知道毛颖高考前放弃了南京大学两个保送名额,以超出录取分数线50分的高分,进入了梦寐以求的上海医科大学外语班。
  而故事的另一面是,毛颖入学仅一个星期,就被当头一棒打道回府——入学体检发现他转氨酶不正常,让他退学了。这个现在知道“根本不是事”的事,當年却差点改变他的命运。休学的郁闷中,他去一所大学英语系旁听,一年之后才复学回到医学院,6年之后,他成为了科里毫无争议的英语最好的医生。
  退学的经历,他瞬间就懂得了人生就是起起伏伏。医学院一毕业,毛颖遇到了恩师周良辅,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在此之前,他还遇到一位给他关键指点的老师。
  毕业时,泌尿外科老师讲课的激情,让他很向往成为一名泌尿外科医生,因为这个专业“既是内科医生,又是外科医生”,而且医学上的新技术多半都是从泌尿科开始的,又帅又潇洒。
  在选择的当口,毛颖去请教当时的上海医科大学副校长、如今已经去世的刘俊教授,他是一位泌尿外科专家。“他不同意我选泌尿外科,而说神经外科才是最厉害最前沿的,将来一定会成为华山医院最强的科室,你应该去那里。我说我对大脑一点都不懂,他说你有一辈子的时间去学,怕什么?”
  毛颖听进去了。
  “长者的话要听,这就是捷径,如果非要等自己撞了南墙再返回,会浪费很多时间。他们看得远,能让你比别人走得更快。”他说。
  外科医生的手,神经科医生的脑
  神经外科医生,无疑是一群最聪明、手最巧的人,他们双手触摸人类的大脑,手中掌握的不仅是疾病,还有人类特有的认知功能,这使得他们是手术技术与“人道主义”最天然的融合。
  毛颖说:“我没有想到我会和人体这个最精密的器官打交道,因为我一直对它心存敬畏。”
  大脑作为人体的指挥中枢,密布着语言、运动、感觉等各种功能区,它的精密和复杂程度,直到现在人类还知之甚少,一旦投身其中必将穷尽一生去探索,路途坎坷。
  “狮心、鹰眼,妇人手”在神经外科医生体现得最为极致。在大脑的手术中“制造”一个后遗症是很容易的,但要避免它,就得花很大的气力。他们在显微镜下的精细操作,手的稳定性要求极强,稍有不慎就会导致血管破裂或神经损伤,导致患者死亡或丧失语言、运动能力。
  周良辅院士说:“体力上,不分昼夜和周末的压力;精神上,从开刀到出院才能确认病人没事的压力。要坚持下来,只有对专业的热爱,才会不惜一切代价投入进去。”   神经外科分为脑血管、脑肿瘤和脑功能等亚专业,一名医生要做好任何一个方向都要用上毕生精力,因此专业细分是大势所趋。然而,周良辅院士从一开始就要求,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必须保留一两个组培养全才医生,考虑问题会更加宏观。毛颖当年就是被他挑中的好苗子,这就意味着他一个人要挑起好几根大梁。
  毛颖说,按照周院士的规划:“科室里有一部分人是高精尖的,有一部分人是比较全的,既要有一个很高的高原,上面还要有一些高峰能冲出去。”
  技术全面,很容易成为广而不精、浅尝辄止的中庸,但在毛颖身上是另一个神奇。在导师周良辅手把手无私的教导下,以及毛颖的勤奋和钻研,无论是脑血管还是脑肿瘤,他都达到了普通医生无法企及的高度。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成长的痛苦是不得了的,看的书要比别人多,思考要比别人多,带学生都是每天’换频道’,付出时间、精力代价都是别人的两倍、三倍甚至四倍。”毛颖说。
  神经外科医生的成长是漫长而艰辛的,除了天赋,更需要从零开始一台一台去积累,必须有几十台、上百台的重复才能达到一定的水平。毛颖精湛的手术技术,正是二十多年日积月累埋身于手术中获得的。
  毛颖已经记不清自己在多少个晚上,在多少具尸体头颅上苦练技术、熟悉大脑的解剖结构。苦练后的自信,加上方案的周全,他和导师周良辅院士一起实施了第一例颅内外血管搭桥。这一术式,是要用一段新血管绕开脑血管的病变部位,重建血液循环。这个过程,医生需要在细如发丝的脑血管上缝合六到八针,还要防止动脉瘤随时破裂造成严重后果。
  如此精细和稳定的操作,需要怎样一双神奇的手,和一颗沉稳的心。他实施第一例搭桥的老太太,如今常常是一个人背着小包到处旅游,路过上海了总会来看看毛颖大夫。这一术式,将难治性动脉瘤、烟雾病和脑缺血这些“不治之症”变为“可治”,甚至达到“治愈”。
  他在成长过程中是几个频道同时推进的。在他跟随导师学会并得心应手地夹闭脑动脉瘤后,他又开始接受新的挑战,将脑肿瘤尤其是胶质瘤作为另一个新起点。
  胶质瘤是神经外科最经典的疾病之一,发病率占了脑肿瘤的一半以上,且常常会累及功能区,医生既要尽可能切除肿瘤,又不能损伤大脑功能。这对医生来说,一半功夫在术中,另一半功夫在对病灶的精准定位。
  随着医学发展,术前定位、术中导航的技术日新月益。但是,人脑像豆腐一样,在手术操作中极易变形,术前凭各种固态图像完成的定位坐标很容易不准。于是,周良辅院士和毛颖考虑,将大脑功能图像与解剖图像融合起来进行定位。他们与复旦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工程师一起开发,2007年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并应用“多影像融合定位技术”。
  这项技术可以精确到1厘米内功能定位,病灶定位在1毫米以内,明显减少了手术所造成的神经功能损伤,使患者的术后病残率下降15%。这项技术,被世界神经外科联盟主席Black教授誉为“一项重要的里程碑式的研究,象征着中国逐步崛起的神经外科力量”。
  血管瘤和脑肿瘤会发生在大脑任何的部位,甚至出现在对大脑里的“禁区”和“盲区”,对这些部位进行操作,也是医生最大的风险和难点之一。
  毛颖教授的另两项重要突破,就是独创了手术路入的方法,对处于“手术盲区”的岩斜脑膜瘤,处于“手术禁区”的脑干海绵状血管瘤,让手术变得安全而简单。
  你负责你的精彩,上天自有安排。
  岁月不会辜负任何一位专注而执著的年轻人,他埋首于临床和科研二十余载,一抬头已是繁花景簇。
  在导师不遗余力的教导下,毛颖不惜力地钻研和思考,把每一个“频道”都做得出类拔萃,他的临床科研成果斩获了各种国家大奖,自1999年博士毕业,他人生的抛物线便一发不可收拾地上扬:
  5年内,一路破格完成了全部的职称晋升;34岁,成为了响誉世界神经外科界“南华山”的副主任;45岁,成为了中国综合排名前十的三甲医院副院长。
  45岁以前,他已经达到了许多医生一生都无法企及的高度,但这只是他职业的第一个阶段,因为45岁之后的外科医生,才正式进入黄金期。
  男儿有泪不轻弹
  狮子座的毛颖“男儿有泪不轻弹”,但孩子总是会触动他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有一个跟了他六年的患髓母细胞瘤的小患者,髓母细胞瘤是颅内恶性程度最高的胶质瘤,五年生存率很低。每年都复发,毛颖给他做过三次手术,孩子坚强地活了6年,对毛颖十分依恋。有一天,他的妈妈发来微信,告诉他孩子走了。尽管早就知道这个孩子没有未来,但当看到孩子妈妈那句“我们在天堂里见”时,毛颖整个人都不好了。他说,这个孩子如果还活着,和他的女儿差不多大,还曾和女儿就读同一所小学。
  采访那天的查房,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是被毛颖和医生们硬碰硬把命救下的。十几天前,他脑干海绵状血管瘤破裂,出血压迫了脑干,自主呼吸已经停止,从华山神外的一个分院插着呼吸机送到了本部,毛颖半夜紧急赶来做手术。
  一般来说,脑干出血基本都是保守治疗,许多患者在急性期就死亡了,还有一部分患者由于保守治疗后长期卧床医疗支持,导致丧失了手术的机会。为了挽救更多患者生命,毛颖和医生们尝试在急性出血期进行抢救性手术,如今已经成功救活了十几位患者。
  孩子活蹦乱跳回来了,这正是毛颖作为医生,无法替代的幸福感和成就感。他特别希望心爱的女儿也能感受到这样的幸福,因此他非常希望女儿将来也能成为一名医生。
  然而,有一天因为某件事与爸爸发生激烈争执,16岁的女儿赌气地表示自己绝不学医。女儿哭着说:“你从小管过我吗?你是怎么管的?从小到大,每次我想对你解释,你从来不听,每次都是粗暴地把我打断,每次用你更高的声音把我的声音给盖住。”
  女儿这番话,让作为父亲的毛颖差点掉眼泪,他听进去了。这么多年全身心投入在工作中,他的确太忽视女儿的成长了,这是他如今最大的遗憾。他的太太原本是一名非常有前途的血液科医生,但是为了家庭,为了更好地照顾他,轉行做了行政,一直到现在。   他开始反思,问母亲“我真的是对女儿这么粗暴吗?”母亲笑笑;他又问太太“我真的是这样的人吗?”太太说“脾气不小”,后来母亲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在外面脾气好的人在家里脾气常常不太好”。
  他知道,母亲和妻子都是给自己善意的提醒,反思了几天后,他给女儿发了一条微信:
  我真诚地向你道歉,我以为我为你做了很多事,但我突然发现你长大了,很多事我真的不知道,从现在开始我一定好好去观察你的变化。我希望你做医生,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职业不错,如果是我的原因造成你对医学的厌恶,我很抱歉。但从今天开始我尊重你所有的选择,你可以按照你的方式去生活,无论你未来做什么职业,我都不会干涉你,而是帮助和支持你。
  从女儿身上,毛颖还去反思自己对待学生是否也太严厉。他说,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最大的特点就是,老医生带着年轻的医生去工作,“我的老师是这样教我的,我也会这样去培养我的学生。”
  毛颖教授对学生,首先要求诚实,这也是他要求最严厉的地方;第二,他很在意学生对同事、同学、长辈的态度;第三,最不能容忍对家庭的背叛。
  他说:“第三条似乎干涉到别人私生活,但这一点很重要。无论别人如何,在我们这里,史玉泉教授做出表率,周院士做出表率,我也要成为学生们的表率。”
  他努力像老师曾经手把手教自己一样去教学生,“我的老师把我带出来,我相信我也能把我的学生带出来,一代一代传下去。”他说。
  毛颖,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教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担任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脑血管外科学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副会长,中国脑血管外科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主任委员,上海市神经外科质控中心主任。长期从事神经外科临床和研究工作,在神经外科疾病的各个领域都有建树,特别是在脑血管病(脑动脉瘤、血管畸形、海绵状血管瘤、烟雾病等)和脑肿瘤(胶质瘤、脑膜瘤、神经鞘瘤等)领域取得突出成绩。他手术精湛,挽救了众多患者生命,广受好评。因为临床工作突出,2012年获上海市“十佳医师”称号。
  毛颖,中国神经外科知名专家,在临床工作和研究上都有业界公认造诣。先后获得“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专家”、上海市“领军人才”、“医学领军人才”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称号。入选教育部直属高校2013年“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11年被评为“上海市十大科技精英”。2013年获“上海市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
  在脑动脉瘤临床科研领域,他牵头负责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通过全国大样本研究,对脑动脉瘤的诊断和治疗提出了规范性方案,明确了疾病的诊治流程,大大降低了破裂动脉瘤患者的病残率和死亡率。同时独创脑血管搭桥新方法来改善脑血流情况,使原来无法治疗的动脉瘤得到治愈。
  在“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支持下,他针对脑部的恶性肿瘤——脑胶质瘤展开临床手术治疗和科学研究,协助周良辅院士,采用功能影像导航技术,实现最大程度的肿瘤安全切除,使脑胶质瘤的切除率得到显著提高,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时间。他参与制定脑胶质瘤综合治疗的规范,提出个体化治疗脑胶质瘤的新理念。
  毛颖教授共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SCI收录100余篇。担任主编或副主编出版专著5部。以第二和第三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部级獎项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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