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严格的研究和公开调查，那么定义了现代、拯救无数生命并带来巨大经济增长的突破，就永远不会发生。从发现物理定律和疾病的细菌理论到制定公共政策，学者们通过实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现在，在新冠病毒新变种的阴影下，社会难以重启旅行、重开学校和职场。这迫切需要社会实验来确保我们实施具有成功记录的政策。
　　如此，我们将建立在一个传奇的传统之上。1881年，对疾病的细菌理论持怀疑态度的著名法国兽医希波吕特·罗西尼奥尔，向路易·巴斯德提出挑战，要求他通过在巴黎郊外的农场给动物接种疫苗来验证他的假设。巴斯德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公开挑战，尽管那时还从未有过在实验室外接受检验的疫苗。
　　当年5月31日，接种和没有接种炭疽疫苗的两组动物，均被注射了剧毒炭疽。两天后，一群农民、兽医、药剂师和农业官员聚集在罗西尼奥尔的农场观察結果。巴斯德的理论得到了证实：所有接种疫苗的动物都活得很好，而未接种疫苗的动物则死亡、垂死或状况不佳。
　　我们非常感谢这种早期的实验，它们有了正式的名称：随机对照试验（RCT）。RCT帮助科学家推动科学向前发展，帮助说服其他人相信这种科学。自1963年以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允许新药物的商业用途之前，都要求基于RCT的证据。
　　巴斯德的实验过去140多年后，全世界屏息等待新开发的新冠疫苗的临床试验结果。这些随机对照试验结束后，各国政府忙不迭地批准新疫苗，各国竞相争取供应，因为人们无需明言地信任科学以及作为科学基础的可靠、透明、公开的实验。
　　但RCT不限于医学。20世纪中叶以来，许多社会实验也遵循了这个过程。一项这样的实验源于对现有和备选福利计划的政治辩论—“新泽西收入维持”实验，探索了补充收入计划对行为的影响，产生了至今仍影响公共政策设计的洞见。近年来，经济学家们所采取的实验方法—在网上、公司和偏远地区—取得了许多科学突破，实至名归地赢得了多个诺贝尔奖。
　　问题在于，各国政府迟迟不跟进。迄今为止，我们自己说服政策制定者进行大规模社会实验的尝试令人失望。我们听到的主要反对意见是基于“公平”论点，这些论点本质上与“控制组”（又叫“对照组”）的科学概念不相容。
　　我们在纽约市与其他经济学家合作，尝试使用科学方法来探索与驾驶和停车违法行为相关的罚款、处罚和截止日期的影响。市政府官员的固定反应是这样的：“随机向人们收取不同的费用，是不公平的。”
　　同样，十年前我们在芝加哥为贫困儿童启动托儿所计划时，学校董事会、行政人员和公众反对只为一些贫困儿童提供服务的想法。该研究的目的是，确定什么才是教授认知和执行技能的最佳实践，从而帮助所有贫困儿童，但这没人在乎。
　　最近，我们在就新冠的经济响应措施为某外国政府提供建议时，遇到了强烈抵制使用RCT的政策制定者，即使他们需要回答与封锁、行动限制和学校重新开放相关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如果没有证据证明什么最有效，政府最终只能进行事实上的全民大实验，根本无法取得合适的对照。基于弱证据的政策已在一些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内实施，代价高昂。
　　通过形式实验获得的证据能够拯救生命，特别是在有理论引导，并且与其他类型证据相结合的情况下。但要让基于证据的政策脱颖而出，当局者最终必须认识到，他们无法承担因排除社会实验所提供的关键证据而造成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