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发动侵华战争的1936年,西班牙教会、地主和保皇派支持的佛朗哥叛军,发动军事叛变,企图颠复西班牙农民、工人、市民、学生各派社会主义者支持的共和政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援助佛朗哥,顛覆共和国政党秩序,策划更大的侵略阴谋,他们甚至利用新式的杀人武器杀害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的呼声传遍全世界。
　　中国人,出于正义,也有人前往西班牙去参加这场正义的战争。他们是国际主义战士,是中国的白求恩式的人物。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若不尽快记录下来,很容易就被人遗忘了。美籍华人倪慧如和邹宁远经过千辛万苦,做“考古发掘”工作,写出《橄榄桂冠的召唤》一书。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印出《中国勇士血洒西班牙》,收集了国际纵队中国志愿军的史料,使这一被掩埋的历史事实,永远保存在人们的记忆里。
　　中国在受到日本侵略时,各国人民也伸出援助之手,英国、挪威、印度就派出医疗队来中国,协助我们抗日。有些医生是从西班牙辗转来到中国的,加拿大白求恩大夫就曾在西班牙战场上服务,回加拿大后又来中国。毛主席写了《纪念白求恩》,因此人们更多知道了白求恩。而从西班牙来中国的医生中,有德国人,奥地利人,捷克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波兰人,匈牙利人,俄罗斯人,印度人,我们都把他们称作“西班牙医生”。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哪里有灾难,就是共同的灾难;互相帮忙,就是人类善良的本性,是正义的行为,天经地义。西班牙遭难,从1936年到1938年,有53个国家的国际志愿者,总共有4万多人,去到西班牙,组成“国际纵队”,和当地的反法西斯人民并肩作战,保卫家园。这支“国际纵队”里也有上百名中国人。据调查,中国人大多数是从欧洲国家和美国去的,也有从中国去的。这些人怀着一颗热情的心,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为西班牙人民抛头颅,洒鲜血,在所不惜。他们英勇悲壮,大部分人牺牲在西班牙土地上,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可是,中国和西班牙人民却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当时纽约的《救国时报》发表了一首诗,赞扬支援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义士:“东战场,西战场,相隔几万里,关系文化的兴亡。咱们所拼命的是对侵略的抵抗。咱们要贯彻的是民主的主张。……直等到法西斯消灭,民为王,有四万万同胞欢迎你们回故乡。啊,何必回故乡?看,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人类是兄弟姐妹,全世界是咱们的家乡。”国际主义战士做好一切准备,“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
　　中国与西班牙相隔万水千山,但命运相连,一个受法西斯的迫害,一个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是难友,更需要互相支持。当时中国就流行着一首《保卫马德里》的歌。吕骥作曲,歌词是这样的:“拿起爆裂的手榴弹,对准杀人放火的佛朗哥。起来!起来!全西班牙的人民,为了你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快加入为和平而战的阵线。起来!起来!向卖国的走狗们,作决死的斗争!保卫马德里!保卫全世界的和平!”
　　毛泽东1937年5月15日给西班牙人民及武装斗争的同志们的信中写道:“中国红军中许多同志愿意到西班牙来参加你们的斗争,没有一天不是在讨论着你们的斗争和整个西班牙的时局。如果不是我们眼前有着日本敌人,我们一定要参加到你们的队伍中去的。”
　　1937年的夏天,美国记者海伦·斯诺正在延安访问,参加了当地人民支援西班牙抗击法西斯的游行。她高举写着“No Pasaran!”(不许法西斯通过!)的标语牌,走在队伍前面。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以考察名义流放海外,他率领的参观团曾到西班牙,会见了西班牙人民阵线总指挥米亚哈将军,赠送一面锦旗,上书:“同为独立、民主、和平而斗争!”
　　1938年龚普生参加了在法国尼斯举行的世界学生联合会第三次国际会议后,到设在戈尔斯的拘留营,见到了中国战士,其中有谢唯进等。在这种情况下见到祖国来的亲人,使谢唯进等激动不已,谢将在战场上拍摄的一叠照片送龚普生带回国。
　　1938年一个海员几经周折,将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署名的一面鲜红的大旗带到西班牙,送给“数十位参战的健儿”,上面用中英文写着:“国际纵队中国支队:中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这面锦旗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西班牙的战局发展并不乐观,1938年4月甘德萨战役后,佛朗哥军队将西班牙共和国横腰一切为二,使南北方面反法西斯力量不能互相响应,共和国军队节节失败,国际志愿军伤亡惨重。西班牙总理见大势已去,决定单方面撤离所有的国际志愿军,期待西方国家能向德国施加压力,从西班牙撤除德意军队。1938年底,国际志愿军离开西班牙,佛朗哥不战而胜,英、法相继承认佛朗哥政权。接着希特勒进军波兰,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帷幕。
　　国际志愿军的命运急转直下,他们撤退到法国,被法国收容进了集中营。
　　据倪慧如和邹宁远的调查,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大约有一百多人,但没有形成一个中国纵队,而是分散在各种队伍中,所以记载很不齐全,给调查增加了难度。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找到了10多个人,虽然他们有的下落不明,有的已经不在人世,但从亲朋熟人、文献资料中获得了他们的一些情况。
　　谢唯进(化名林济时),1899年出生于四川壁山县,到上海上学,1919年在上海参加了五四运动。继后赴法国勤工俭学,1926年在欧洲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加入旅欧中国共产党。从事宣教工作,担任《国际通讯》、《中国工农通讯》、共产国际的刊物《中国通讯》的通讯员等。1937年4月他把十一二岁的儿子留在瑞士,从瑞士到了西班牙。他在致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中强调:“我不是来西班牙来作短期的逗留,我是来前线,尽我的全力作一名战士来战斗。希望委员会能批准我这个权利,像其他许许多多的外国同志一样加入‘国际志愿军’。”谢唯进被分配到奥地利营,机关枪连,在与敌人的交火中,他中弹,右脚膝盖下被炸开,受伤住院,动了手术,伤势好一点以后,他要求工作。1925年在德国时,他曾任中国共产党旅德支部负责人,认识周恩来,周恩来还送他一台照相机。用这台照相机他要求到可以自由通行的各个“国际志愿軍”医院拍照,将照片发往在巴黎出版的《中国人民阵线》。他因为腿伤,不能再上前线打仗,有时间写文章,搞宣传,他把中国抗战及中共的新闻提供给西班牙的进步报刊,把中国志愿军的照片和消息发给在西班牙、法国、美国及国内的报刊。他并曾代表中国志愿人员致信当时的蒋委员长,表示“为捍卫西班牙之自由独立,转战年余,亦即打击我中华民族解放之仇敌,稍候时机,同仁等即返国效劳疆场。”1939年初,谢唯进与其他国际战士4万余人被送到法国集中营。受尽虐待和折磨,等待他们的是个别甄審,然后遣散。经过8个月的集中营生活,他终于与其他6位中国志愿军获准返国。谢唯进经过瑞士,带着他新婚的妻子、苏联籍的安娜·卡佩勒尔和已经15岁的儿子,乘船返回中国。他们经过新加坡、香港、越南到了重庆,秘密地与周恩来、王炳南取得联系。1946年谢唯进参加了董必武的代表团飞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安娜是学医的,她担任了新四军的医务顾问。后来谢唯进随部队攻占平津,又南下解放武汉和江南地区。1949年到北京,任职空军工程部,1952年任空军工程部副部长,1963年离休,到四川南充生活,安娜已与自己的亲生儿子返回苏联。谢唯进在家乡收养了一个干女儿谢进珍,晚年由谢进珍负责养老送终。谢唯进的许多遗物现在都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张瑞书,1893年生于山东省鱼台县,父亲是苦力,家境清贫,上不了学,18岁上,父母相继病逝,他只好去当兵。在运河工巡营服役两年,后来军队解散,他就到浦口投奔姐姐。1917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两国极需軍需品补充,在华招募华工。走投无路的张瑞书,只好选择了这一条路,登上赴法轮船,与1800多名华工,经过70天的航行,抵达马赛港口,被送进一家纸厂开始工作。住在统舱,劳动很苦,不分昼夜,受尽剥削。1918年11月,德国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不再需要华工。张瑞书面临遣散回国的命运。但他这个孤儿回国也一样要奋斗,他选择留下,跟在法国的工人后面,为谋生存,做最肮脏、最危险、最没有人干的工作,如平战壕、挖死尸、毁毒气弹等这样一些活。直到1924年,经工友介绍,他才到“雷诺”汽车厂做工。1925年他参加了法国共产党,并积极参加“总工会联合会”活动。“雷诺”厂的工人势力比较雄厚,大部份工人是共产党人,西班牙内战爆发,法共呼吁大家到西班牙去帮助人民打跨法西斯。张瑞书经过思想斗争,最后参加了“国际志愿军”,1936年11月28日到达西班牙。他要求到机关枪队,但分配到了卫生队,做担架兵。在抢救伤兵的过程中,他的胸膛、肩膀和手都受了伤。1938年“国际志愿军”撤退时,他没有跟随大队,而是随着法共的同志一起回巴黎,但立即遭到法国政府逮捕。被法共救出来后,由工会和工友们捐助路费,坐船离开法国回国,经重庆到达延安。阔别祖国22年后,他回到祖国的怀抱。虽是边区,真是回到自己的家了。他被分配到《解放日报》的保管室工作。1946年与报社保育员孟宪月结婚。全国解放后,他在新华社行政处当干事,后来又调到人事处当秘书。在新华社的工作获好评,1958年退休。1968年在家门口摔了一跤,从此瘫痪在床,1968年12月21日去世,享年75岁。
　　刘景田,1890年生于山东,在国内当过兵,打过土匪。他也是1917年应召作为劳工乘船去法国的,分配到潜水艇制造厂当工人,7年后转到“雷诺”汽车厂当工人。1927年参加了法国共产党。1936年11月,他也參加了法共组织的“国际志愿军”,与张瑞书一起到了西班牙,分在卫生队当担架兵。他们在敌人的炮火中抢救伤员,比一般的战士更加危险和辛苦。有一张刘景田救助伤员的照片登在西班牙国际志愿军出版的纪念画册和西班牙报纸《红色阵线》上,照片里粗壮的刘景田,头戴钢盔,右肩上扛着一个头包绷带的伤兵,右手抱着伤兵的大腿,左手拉着伤兵垂在他胸前的右手,气喘吁吁地经过一辆救护车。19年后,这张照片又出现在东德的报纸上,新闻写道:“赞许国际团结:男护士刘,中国志愿军,为西班牙的自由而战斗,他是勇敢助人的典范。”他和张瑞书一起回国,1939年底到达延安,被送到中央党校去学习,1946年他俩都被批准成为中共党员。党校毕业后,刘景田到党校六部搞建筑工程。他带领一些人打窑洞,盖房子,挖水沟,开马路,忙个不停,把工程部看作自己的家。可惜我们不知道他后来的情况了。
　　张纪,1900年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家里对他培养花了苦心,变卖了家产,凑足了第一年的费用,1918年送他出国学习。他从上海到达旧金山,进入了加州柏克莱大学,学矿冶工程,1923年取得学位,在奥列弗矿厂找到工作。他虽是工程师,但是个中国人,仍遭人看不起,他也想过回国,但想是想,总下不了决心。几年以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他被解雇了。他贫病交加,走投无路,思想苦闷,他看到了美国这个号称民主的国家,不只是贫富的差距,不只是对种族的歧视,而是烂到根了。他参加了反饥饿的游行。1935年春天,他在明尼苏达州参加了共产党。第二年当上了《工人联盟》的执行委员。他单身一人,无牵无挂,1937年4月,他响应美国共产党的号召,从纽约登上船,前往西班牙,加入“国际志愿军”,利用他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西班牙人民服务,被分配在运输队开车,后来因身体不适,调到办公室做建筑设计工作,同时在训练学院教军事测量。1938年张纪病了,住进莫尼亚的一家医院,遇到谢唯进也在同一家医院治疗,他们相熟起来。张纪后来回了美国,但不久就到香港,在香港等待回国期间,发表过关于西班牙风土人情方面的文章,还为“保卫中国同盟”翻译过文章,见过叶君健和爱泼斯坦。他有意要回国参加八路军,但是否如愿以偿,就没有见到下文了。
　　印尼华人毕道文,1906年出生于爪哇,在印尼医科学院毕业后,去荷兰进修,参加“印尼华人协会”,接受进步思想,从事政治活动。1937年他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支援西班牙”运动,9月到了西班牙,在“国际志愿军”中的卫生部门工作。1938年10月,“国际志愿军”被遣散,他也被收容到法国的集中营。大约在1940年他回国抗日,抵达延安,与马海德、傅莱、严斐德、白乐夫等大夫在延安为我国军民治病。毕道文在延安一直呆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他仍然留在中国,参加“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其后去了苏联和东欧,大概于50年代末期,回到印尼。
　　根据倪慧如和邹宁远的调查,还有几位有名有姓的中国志愿者如陈阿根、陈文绕、刘华封、李丰宁、张树生、阎家治、杨春荣、张长官等,但他们后来的情况却不甚了解。
　　参加西班牙内战的100多名中国人,大部分没有留下姓名,而是血洒异乡,忠骨都没有能回到祖国。我们也找不到他们的事迹,但是中国人和西班牙人会永远记住他们,纪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