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北京语音作为一种地方语音，最终发展成为现代汉民族的统一标准音，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和自然结果。北方方言之所以能够上升到共同语的地位，与文学写作和文学传播的关系非常密切。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创作重新发现了方言土语这一民间语言资源，方言土语积极有效地参与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建构。在倡导语言生态和文化多样性的今天，我们更应该牢牢树立方言与普通话和谐相处的平等观念。
关键词：方言土语；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现代白话文学；和谐平等
方言土语与民族共同语是一对相伴而生的语言学概念，二者在相互比照中各自界定自我，没有方言土语的地方性与区域性就难以凸显共同语的统一性与普遍性。方言与共同语问题并非现代社会建立以后刚刚兴起的一种语言文化现象，而是渊源有自，由来已久。大约在先秦时期，“雅言”（作为当时社会的标准语或共同语）与“方言”（地域性交流语言）的差异，就已经成了当时社会的语言生活中一个较为突出的文化现象。《辞海·雅言》条云：“雅言，古时称‘共同语’，同‘方言’对称。”孔颖达在《正义》中说：“雅言，正言也。”“雅言”就是我国最早的古代通用语，相当于现今的普通话。汉代的两部著名字书《尔雅》与《方言》，前者《尔雅》所解释的内容属于雅言即标准语的范畴，后者《方言》所解释的内容则属于方言土语，“雅言”与“方言”的对举可以视为当下“普通话”与“方言”之间关系的雏形。应该说，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开始，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方言与共同语问题一直是社会语言生活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文试图从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中考察方言土语所起的重要功能，在倡导语言生态的今天，以期提供一种宽容和谐、多元共生的语言生态观念，为普通话的进一步推广和地域文化的长足发展提供思考和参照。
一、北京语音与普通话标准音的建立
我们知道，方言是某个社会内某一地区的人们使用的，是全民语言的地方变体，这种变体又可以分为社会变体和地域变体两种情况，前者又叫社会方言，后者又叫地域方言。而共同语则是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所共同使用的语言。很显然，方言带有区域性特质，而共同语则更带有普遍性特征。普通话作为我们现在使用的民族共同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可见，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在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同时又超越了一种方言的区域性限制。为了更清晰地认识到方言土语的地位与功能，我们应回到现代语言规划的原初历史语境，考察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建立过程中如何启用了方言土语的资源、北京语音如何成为普通话标准音的。
先秦两汉时期尽管已提到“雅言”、“通语”问题，事实上，这种通用语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而逐渐产生的民族共同语性质并不相同{1}。由于社会的交往还相当有限，方言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还很难出现统一势头，由于受教育人数非常有限，通用语对方言本身的发展也不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即便是到了清中叶以后，原本是通行于官吏之间的官场“雅语”逐渐发展成官民之间的交际用语——“官话”，如“北京官话”“天津官话”“山东官话”“南京官话”乃至“绍兴官话”“广东官话”等等，但这种被统称为“蓝青官话”只在一部分人群中自发形成的共同语，因各自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不可能有统一的语音标准。就我国语言规范的理论与实践而言，语言统一并不存在用一种汉语书面语系统取代另一种汉语书面语系统的问题，因为中国早已存在一套“书同文”的汉字书写系统，尽管各地方言歧异，但汉字书写系統则大致相同，只是读音相异而已，统一语言的关键问题在于读音统一。那么，究竟以何种语音作为统一的标准，则经过了一系列的探讨、实践与争论。
晚清以降的切音字运动开启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端绪，它的兴起直接开启了此后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为现代汉语的标准音问题奠定了初步基础。至于用什么话统一全国语言，当时有多种动议，卢戆章主张把南京官话作为“各省之正音”，提出“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则十九省语言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而中国之大，犹如一家，非如向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无言也”{2}。王照的“宜取京话”影响最大：“宜取京话。因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扬子江，东传于海，纵横数千里，百余兆人皆解京话外，此诸省之语则各不相通。是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余谓‘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③。1911年晚清政府通过的《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提出以京音为审音标准、设立传习所等国语统一运动措施，为此后不久开始的民国国语运动敲响了开场的锣鼓，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晚清的切音字运动尽管还没有最终确立国语统一语的语音标准，但这种以某一地域方言的语音作为标准的语言观念却深深影响了此后的语言统一运动。
1913年教育部召开由吴稚晖任筹备处主任的读音统一会，会议在激烈的争论中采用每省一票、多数票决的形式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标准国音，形成了以京音为主而兼顾南北并吸收了江浙话的浊声母、尖团音、入声等国音标准。这种由各地方言杂糅而成的混合语音系统被人称之为“人造国音”，被后人讥讽为是“人工语言”“不自然的语言”，不久就被后来的“新国音”所替代。1920年8月，上海召开的第八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定北京音为国音并颁行《国音字典》。自此，国语统一运动的语音标准最终以字典的形式固定下来，为以后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很少人会反对语音的统一，只是在建立标准语音的途径上有分歧：是以一种方音为主建立一种标准音在全国推行，还是在多种方音之上，造出一种超乎某一地方方音的标准音？很显然，建立标准音的思路不同，争议也由此而来。这里可能会涉及到地方与中心的关系问题，一旦把某一地域的语音作为标准，必然成为其他各个地域学习的典范，这种各自为政的地方心理和地缘政治也在标准音的制定中凸显出来。张士一从语音性质、语言的教授法等方面展开论述，主张用北京受过中等教育的本地人的话做国语的标准。这一主张经过大讨论，最后终于取得大多数人的共识，于1926年召开的“全国国语运动大会”的《宣言》中得到确认：“（国语）这种公共的语言并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语言中的一种，……还得采用一种方言，就是北京的方言……北京的方言就是用以统一全国的标准国语。”{4}自此之后，国语注音全部改用北京音，叫“新国音”，以别于1913年由各省代表投票表决的“老国音”。 1927年以后，读音统一会成立中国大辞典编纂处，重修《国音字典》，后改为《国音常用字汇》一书，于1932年5月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国音常用字汇》的注音标准是以当时的北平音为准，注音方式采取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四声标调法，直到今天的普通话注音仍然延续了这一做法。该书明确地区隔了所定国音与北平音的异同，廓清了此前争议较大的音读和声调问题，非常明确地指定了全国标准语的地方音系，对于建立中国现代语言的语音标准有重大意义。此外，《国音常用字汇》在词汇编撰体例上一改从前的“据形系联”变为“以音排列”，把中国传统的字典辞书以形为主的编撰体例变为以音为主，凸显了语音的关联。
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1955年“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会议”的相继召开，以及此后“汉语拼音方案”的公布执行，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在全国全面推广。随着现代汉语语法的学习及推行和现代汉语字典、词典的编纂，现代汉民族统一语从此建立。普通话作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已经逐步确立：“汉语统一的基础已经存在了，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在文化教育系统中和人民生活各方面推广这种普通话，是促进汉语达到完全统一的主要方法。”{1}从以上历史的梳理和琐细的考辨中，我们可以看到语音标准的确立过程——从晚清以来的切音字运动到读音统一的《国音字母》，从定京音为标准音的《国音常用字汇》到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正是在不断的争议和争议基础上的完善中，逐步确立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统一的语音标准。语言是有语音、词汇和语法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系统，北京语音作为一种地方语音，成为现代汉民族的统一标准音，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和自然结果。
二、方言的文学与“后补的国语”
在建立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过程中，各地的方言词汇尤其是占据广大地理区域的北方方言词汇提供了重要的语言资源。北方方言之所以能够上升到共同语的地位，与文学写作的关系非常密切。宋元及明清以后的白话文学逐渐占据了书面语言的地位，这些白话文学的语言也大都属于北方方言系统。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明清两代，使几百年来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官话在民众中逐渐扎下根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对言文一致的倡导，使大量作家抛弃了传统的文言创作，一律采用白话口语并吸纳方言的有益成分和必要的外来语，迅速促进了汉民族共同语的提高与普及。
晚清以降“崇白话”“废文言”的文学革新运动，既是一场转变文学观念和文学体式的文学革新运动，同时又是一场革故鼎新的中国现代书面语言的革新运动。白话文学的倡导者重新发现了方言土语这一民间语言资源，看到了口语、方言土语的文学价值。新文学倡导者试图通过现代白话文学的创作去建立现代汉民族统一的共同语。以往的学术界在看待五四新文学时，大都着眼于文学层面的考量，而对其通过文学革命去造就新型的现代汉民族统一语的语言学构想考察不足。
晚清的黄遵宪已经从“言文合一”的角度意识到民间语言对于文学变革的重要作用：“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乎复合矣。余又焉知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2}这种“直用方言”“通行于俗”的文学语言无疑是焕发着勃勃生机的民间语言。黄遵宪重视方言俗语的文学观念开启了晚清白话文学运动的先河，成为五四新文学走向民间的先声。
五四时期，胡适文学改良的“八事”主张和陈独秀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以决绝的姿态从根本上动摇了“文人文学”的古典文言传统，他们把热切的目光不但投向了渊源有自的中国白话文学传统，也投向了民间文学这一丰饶的文化原野，尤其是关注存活于底层民众日常生活中那些口耳相传的民歌民谣及方言土语。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看到了文学对于建立全民族共同语的重要功能，把方言文学视为国语文学的源头活水。1918年，当国语运动家正热切探讨建立全民族统一的国语的时候，胡适则提出全民族国语的建立要靠创造一种新的“国语的文学”来实现，要真正实现“国语的文学”则必须在一切可能挖掘的材料中寻找源泉，方言文学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国语文学”输送新鲜血液：“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的文学越有取材的资料越有丰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1}既然白话文是建设国语文学的中介，追求“言文合一”的白话文实质不能回避以方言为存在形式的口语，因而，白话文与方言之间显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胡适自己也承认“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的文学。……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2}胡適认为国语起源于方言，“严格说来，现在所谓‘国语’，还只是一种尽先补用的候补国语，并不是现任的国语”。一种方言成为国语必须同时具备两种资格：“第一、这一种方言，在各种方言之中，通行最广。第二、这一种方言，在各种方言之中，产生的文学最多。”③国语正是在这种方言的基础上产生的，“凡是国语的发生，必是先有了一种方言比较的通行最远，比较的产生了最多的活文学，可以采用作国语的中坚分子；这个中坚分子的方言，逐渐推行出去，随时吸收各地方言的特别贡献，同时便逐渐变换各地的土话：这便是国语的成立”。{4}胡适比较看重方言文学，这与他以文学促进国语的一贯思路相关，他认为只有产生最多方言文学的方言才可以作为将来的备用国语。统一标准语的基础应该是通行最广的方言，方言文学能够使本方言迅速流行并促成它转变为将来的国语。
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胡适希望借助方言文学的力量实现白话文学的目标，并丰富国语的词汇，促进国语的形成，语言学家也对民间文学表达了相似的观念。魏建功指出：“一切文学体制的产生，几乎没有不是从民间产生出来的。”{5}钱玄同认为：“要建立国语，应该倚仗民间文艺，因为这才是真正活泼美丽的语言。”⑥他进一步强调了建立民间文艺与国语运动的关系，重视民间文艺，既是建立统一的国语的需要，也蕴含着建设新文学的价值期待，文学革命和语言运动不谋而合：“配得上称为国语的只有两种：一种是民众底巧妙的圆熟的活语言，一种是天才底自由的生动的白话文；而后者又必以前者为基础。所以我们认为建立国语必须研究活语言。”{7}走向民间既是建立统一国语的需要，也是造就新文学的要求使然。方言土语的采集与运用是国语运动者明确提出的目标，这与新文学运动先驱者建立新文学的主张不谋而合。 值得注意的是，建立统一的国语正是晚清以降许多知识者孜孜以求的现代性目标，这一目标在五四新文学的视野中被胡适概括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字宗旨。胡适似乎太倾心于通过文学实践以建立统一的国语，因而疏忽或并不看重国语运动家的努力——“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言语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没有一种国语是教育部的老爷们造成的。没有一种是言语学专门家造成的。没有一种不是文学家造成的。”{8}作为新文学运动的积极倡导者，胡适借文学以建立国语的单方面主张固然可以理解，但国语运动专门家的努力同样功莫大焉。相比之下，周作人则主张文学家与语言学家的联合：“平心而论，国语文学之成立当然万无疑义，但国语的还未成熟也是无可讳言。要是只靠文学家独立做去，年深日久也可造成‘文学的国语’，但总是太费力，也太迂缓了，在这时国语家便应助他一臂之力，使得这大事早点完功。我觉得现在中国语体文的缺点在于语汇之太贫弱，而文法之不密还在其次，这个救济的方法当然有采用古文及外来语这两件事，但采用方言也是同样重要的事情。”{1}周作人似乎更看重历史的合力，统一国语的建立需要文学家、国语家的通力合作，国语的成熟需要古语、外来语以及方言的引入与采纳。
事实上，正是国语运动家的努力，教育行政命令的颁布实施，国语教育的具体实践，再加上现代白话文学的创作实践，诸多历史的合力共同推进了国语标准的建立。
三、方言、民族共同语的和谐平等与多元共生
从语言的性质和内涵观之，方言和共同语都具有语言所必备的语音、词汇及语法三个要素，方言和共同语都是具有完整体系、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工具。从语言发展的历史渊源来看，汉语方言与汉民族共同语都是汉语历史发展的产物，二者之间存在着异常复杂的内在关联和互动关系。方言和共同语之间是视为同源异流兄弟姐妹般平等和谐的关系，还是看作长幼有序父子般的权利等级关系，这是我们的语言观念及语言生活中应当面对和廓清的理论及现实问题。为了直视这一问题，我们仍需回到汉民族共同语形成和建立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辨。
事实上，中国近代以来的语言运动，语言统一的观念和方言土语问题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一旦把国家统一以及民族共同体的宏大想象置于重要地位，方言問题或多或少受到限制，一旦把民众教育与救亡启蒙置于重要地位，方言土语就一再被征用，成为鼓动民众、开启民智的重要资源。语言统一和方言土语问题存在着冲突又相互关联。语言统一运动要建立全民共同遵守的语言交流系统，统一的语言可能会对地域方言造成不同程度的抑制，方言的局限性必然与共同语的普适性产生矛盾。
关于方言和共同语的关系，不同的历史时段和文化语境有不同的看法。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由于看重文学的审美功能，显然重视方言在神理气韵方面的修辞功能，而国语运动家为了丰富国语，也需要借助方言调查以扩充国语的词汇，二者都非常看重方言土语。五四以后对于歌谣的发现也是对于方言的重新发现，这种重视方言的文化思潮使不同领域的研究者都各自从方言中汲取到不同的文化滋养。语言学家的方言调查不但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方言研究先河，也为建立统一的国语提供了有效的资源；新文学作家的重视歌谣文学和方言表达无疑为新文学的建立提供了民间的源头活水。这一时期的“国语统一”和“言文一致”的主张并驾齐驱，前者重视民族共同语的建立，后者强调方言土语及口语入文，并试图在方言文学发达的基础上造就统一的国语。国语运动的提倡者为了建立统一的国语，并未放弃对方言资源的开掘。当时国语统一运动很容易激起时人的误会，认为国语运动是一场纯而又纯的“统一运动”，却不知统一的国语标准必须建立在方言土语的基础之上。黎锦熙的“两纲四目”说详细阐明了国语统一和不统一的关系：“统一的国语，就是一种标准的方言；不统一的方言，就是许多游离的国语。各有用途，互相帮助，这就叫‘不统一，的国语统一。”{2}他主张在国语统一的同时，应该保持各地方言的独立。在调查各地方言语音和语法差异的基础上，促进民族统一语的形成。黎锦熙表面上在谈论国语的统一与不统一，其背后蕴含着如何处理“国语”和“方言”的关系问题。没有统一，就失去了国语运动的根本和宗旨，没有方言，国语统一就失去了坚实的基础，因为国语也不过是一种取得资格的方言而已。
到了30年代，“大众语”问题的讨论促使知识者的语言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方言和共同语之间和谐平衡的关系被打破。瞿秋白是这种语言观念的代表性人物。他非常重视民众用自己的语言传达自己的阶级意识，瞿秋白更为关注语言背后的文化权利问题，他对统一的语言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批评国语统一运动所倡导的国语是“官僚的所谓国语”{1}。瞿秋白对方言土语尤为重视，反对统一的国语压抑区域的方言。抗战爆发以后，文学创作出于抗战救亡的宣传需要，为了鼓舞不同方言地域的民众汇入抗战的洪流，方言文学创作潮流蓬勃兴起。加之当时的中国语文学界日渐兴起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思潮，采用地方方音拼写地方口语，主张在首先发展各地不同方言的基础上再通过方言之间的融合达到民族统一语的建立，方言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强化。当然，共和国建立之后的语言规划并未采用拉丁化的语言统一方案，而是采纳了国语研究会诸辈的语言统一方略——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需要指出的是，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的语言学界深受斯大林语言观念的影响，斯大林的语言等级性观念深刻制约了人们对于方言和共同语之间关系的看法。斯大林对民族共同语和方言的关系作了这样的表述：“必须有统一的民族语言作为最高形式，而把低级形式的方言、习惯语服从于自己。”{2}在此，方言和民族共同语有了等级上的区分，“低级形式的方言”必须服从“高级形式的共同语”，这一观点在此后的中国语言学界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同和发挥。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共和国建立初期，新的政府面临着统一政治、复兴经济的艰巨任务，汉语方言的严重分歧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不同方言区域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当然也进一步影响着汉语共同语的成熟和发展。由于普通话刚刚确立，还未全面推广，无论是语言学家还是文艺工作者都应该严格遵循规范的语言，出于语言的规范需要，对于作家又提出了“特别严格”的要求，要求作家摒弃“那种在出版物中特别是文学作品中滥用方言的现象”③，语言规范化运动对方言土语进行有效的规训，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历史进入了21世纪，随着受教育人群的普遍化和社会交往的日益密切，在人们的语言生活中尤其在城市，普通话早已经成为人们日常交流的共同语言。方言与普通话的并存共用成为我国汉语语言生活的常态。如果说共和国成立初期，人们对于方言和普通话的观念还存在着“低级”与“高级”的区分的话，那么在这个焕发着勃勃生机的开放时代，平等意识与和谐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在全球逐渐经济一体化的改革进程中，文化多元化观念也成为时代的强音。与此相应的是，在人们的语言生活及语言观念中，普遍意识到方言所承载的文化意蕴，语言生态主义与方言保护的声音日渐深入人心。教育部、国家语委决定自2015年起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在全国范围开展以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为核心的各项工作，一方面是继续大力推广、规范使用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另一方面是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积极保护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及汉语方言。
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们更应该树立方言与普通话和谐相处、互动互构的平等观念，坚持共同语的主体性地位与各种方言的多样性的统一性原则，努力摒除二者之间高低优劣的传统观念，尊重各种语言的价值和地位。在方言越来越弱势乃至濒临灭亡的今天，我们在进一步推广普通话、规范共同语的同时，应加强对方言文化的拯救与保护。保护语言生态的多样性既是保持民族语言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发展文化多样性的客观要求。民族共同语的建立、发展与完善，离不开方言的支持，不同方言区域的方言词汇总是以各自的方式丰富、扩大了共同语的语汇，极大地提高了共同语的表现能力。比如，近些年来由于东北电视小品的广泛影响，东北方言中颇具代表性的“忽悠”“嘚瑟”等方言词也跻身《现代汉语词典》，来自吴方言区的词汇如“煞有介事”“瘪三”“拆烂污”等等也都被吸收进普通话词汇中。此外，许多源自粤方言的词语，如“埋单”“炒鱿鱼”“大排档”“收银台”“靓”“酷”等等早已成为全民口头上的通用词语。“埋单”一词已突破地域限制进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成为共同语的规范词汇。汉语规范词典收编已经广泛流行于人们语言生活中的方言词汇，表达了共同语勇于吸纳方言、有容乃大的气魄，体现了普通话词汇和方言词汇的良性互动。方言词对普通话词汇系统起重要的丰富、补充作用，是丰富普通话词汇系统的一个重要途径。从这一层面而言，即便是对于地方影视栏目和一些饱含方言土语的文艺形式和文学创作，也理应秉持一种吸纳包容的文化态度。在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中，我们提倡一种和谐相处、平等互动的原则，并不是否认民族共同语的主导性地位，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一个先进的民族和一个发达的国家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共同语，民族共同语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任何地方方言所不可比拟的，明确共同语和方言在语言社会中地位的不同，牢牢树立共同语为主，方言为辅的主从观念”{1}，使全社会形成一种共同语得到普及、方言得到保存的双语并用的语言格局。在文化多元化观念已经被普遍认同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坚守“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文化理念。我深信，在当下及未来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坚持这种和谐发展、多元共生的语言观念正是科学处理方言和共同语之間关系的理性原则。
【责任编辑 郑慧霞】
本研究得到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方言问题研究”（2017-JCZD-004）的支持。
① 王理嘉：《从官话到国语和普通话———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及发展》，《语文建设》1999第6期。
{2} 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自序》，《一目了然初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版，第3页。
{3}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新增例言》，《官话合声字母》，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第9页。
{4} 黎锦熙：《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国语周刊》1926年第29期。
① 《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法规汇编》，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2} 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10—811页。
① 胡适：《答黄觉僧君“折中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3号。
{2} 胡适：《〈吴歌甲集〉序》，《国语周刊》1925年第17期。
{3} 胡适：《国语文法的研究法》，《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3号。
{4} 胡适：《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02—303页。
{5} 魏建功：《民间文艺讲话》，《魏建功文集》（第5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页。
{6} 钱玄同：《关于民间文艺·致汉年》，《国语周刊》1925年第23期。
{7} 钱玄同：《通信》，《国语周刊》1925年第4期。
{8}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号。
① 周作人：《歌谣与方言调查》，《歌谣周刊》1923年第31号。
{2} 黎锦熙：《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国语周刊》1926年第29期。
① 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文学月报》1932年第1期。
{2} 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人民日报》1950年7月11日。
{3} 《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人民日报》1955年12月26日。
① 詹伯慧：《论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程祥徽主编《方言与共同语》，香港：海峰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作者简介：刘进才，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方言土语；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现代白话文学；和谐平等
方言土语与民族共同语是一对相伴而生的语言学概念，二者在相互比照中各自界定自我，没有方言土语的地方性与区域性就难以凸显共同语的统一性与普遍性。方言与共同语问题并非现代社会建立以后刚刚兴起的一种语言文化现象，而是渊源有自，由来已久。大约在先秦时期，“雅言”（作为当时社会的标准语或共同语）与“方言”（地域性交流语言）的差异，就已经成了当时社会的语言生活中一个较为突出的文化现象。《辞海·雅言》条云：“雅言，古时称‘共同语’，同‘方言’对称。”孔颖达在《正义》中说：“雅言，正言也。”“雅言”就是我国最早的古代通用语，相当于现今的普通话。汉代的两部著名字书《尔雅》与《方言》，前者《尔雅》所解释的内容属于雅言即标准语的范畴，后者《方言》所解释的内容则属于方言土语，“雅言”与“方言”的对举可以视为当下“普通话”与“方言”之间关系的雏形。应该说，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开始，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方言与共同语问题一直是社会语言生活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文试图从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中考察方言土语所起的重要功能，在倡导语言生态的今天，以期提供一种宽容和谐、多元共生的语言生态观念，为普通话的进一步推广和地域文化的长足发展提供思考和参照。
一、北京语音与普通话标准音的建立
我们知道，方言是某个社会内某一地区的人们使用的，是全民语言的地方变体，这种变体又可以分为社会变体和地域变体两种情况，前者又叫社会方言，后者又叫地域方言。而共同语则是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所共同使用的语言。很显然，方言带有区域性特质，而共同语则更带有普遍性特征。普通话作为我们现在使用的民族共同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可见，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在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同时又超越了一种方言的区域性限制。为了更清晰地认识到方言土语的地位与功能，我们应回到现代语言规划的原初历史语境，考察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建立过程中如何启用了方言土语的资源、北京语音如何成为普通话标准音的。
先秦两汉时期尽管已提到“雅言”、“通语”问题，事实上，这种通用语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而逐渐产生的民族共同语性质并不相同{1}。由于社会的交往还相当有限，方言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还很难出现统一势头，由于受教育人数非常有限，通用语对方言本身的发展也不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即便是到了清中叶以后，原本是通行于官吏之间的官场“雅语”逐渐发展成官民之间的交际用语——“官话”，如“北京官话”“天津官话”“山东官话”“南京官话”乃至“绍兴官话”“广东官话”等等，但这种被统称为“蓝青官话”只在一部分人群中自发形成的共同语，因各自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不可能有统一的语音标准。就我国语言规范的理论与实践而言，语言统一并不存在用一种汉语书面语系统取代另一种汉语书面语系统的问题，因为中国早已存在一套“书同文”的汉字书写系统，尽管各地方言歧异，但汉字书写系統则大致相同，只是读音相异而已，统一语言的关键问题在于读音统一。那么，究竟以何种语音作为统一的标准，则经过了一系列的探讨、实践与争论。
晚清以降的切音字运动开启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端绪，它的兴起直接开启了此后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为现代汉语的标准音问题奠定了初步基础。至于用什么话统一全国语言，当时有多种动议，卢戆章主张把南京官话作为“各省之正音”，提出“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则十九省语言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而中国之大，犹如一家，非如向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无言也”{2}。王照的“宜取京话”影响最大：“宜取京话。因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扬子江，东传于海，纵横数千里，百余兆人皆解京话外，此诸省之语则各不相通。是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余谓‘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③。1911年晚清政府通过的《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提出以京音为审音标准、设立传习所等国语统一运动措施，为此后不久开始的民国国语运动敲响了开场的锣鼓，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晚清的切音字运动尽管还没有最终确立国语统一语的语音标准，但这种以某一地域方言的语音作为标准的语言观念却深深影响了此后的语言统一运动。
1913年教育部召开由吴稚晖任筹备处主任的读音统一会，会议在激烈的争论中采用每省一票、多数票决的形式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标准国音，形成了以京音为主而兼顾南北并吸收了江浙话的浊声母、尖团音、入声等国音标准。这种由各地方言杂糅而成的混合语音系统被人称之为“人造国音”，被后人讥讽为是“人工语言”“不自然的语言”，不久就被后来的“新国音”所替代。1920年8月，上海召开的第八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定北京音为国音并颁行《国音字典》。自此，国语统一运动的语音标准最终以字典的形式固定下来，为以后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很少人会反对语音的统一，只是在建立标准语音的途径上有分歧：是以一种方音为主建立一种标准音在全国推行，还是在多种方音之上，造出一种超乎某一地方方音的标准音？很显然，建立标准音的思路不同，争议也由此而来。这里可能会涉及到地方与中心的关系问题，一旦把某一地域的语音作为标准，必然成为其他各个地域学习的典范，这种各自为政的地方心理和地缘政治也在标准音的制定中凸显出来。张士一从语音性质、语言的教授法等方面展开论述，主张用北京受过中等教育的本地人的话做国语的标准。这一主张经过大讨论，最后终于取得大多数人的共识，于1926年召开的“全国国语运动大会”的《宣言》中得到确认：“（国语）这种公共的语言并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语言中的一种，……还得采用一种方言，就是北京的方言……北京的方言就是用以统一全国的标准国语。”{4}自此之后，国语注音全部改用北京音，叫“新国音”，以别于1913年由各省代表投票表决的“老国音”。 1927年以后，读音统一会成立中国大辞典编纂处，重修《国音字典》，后改为《国音常用字汇》一书，于1932年5月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国音常用字汇》的注音标准是以当时的北平音为准，注音方式采取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四声标调法，直到今天的普通话注音仍然延续了这一做法。该书明确地区隔了所定国音与北平音的异同，廓清了此前争议较大的音读和声调问题，非常明确地指定了全国标准语的地方音系，对于建立中国现代语言的语音标准有重大意义。此外，《国音常用字汇》在词汇编撰体例上一改从前的“据形系联”变为“以音排列”，把中国传统的字典辞书以形为主的编撰体例变为以音为主，凸显了语音的关联。
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1955年“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会议”的相继召开，以及此后“汉语拼音方案”的公布执行，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在全国全面推广。随着现代汉语语法的学习及推行和现代汉语字典、词典的编纂，现代汉民族统一语从此建立。普通话作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已经逐步确立：“汉语统一的基础已经存在了，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在文化教育系统中和人民生活各方面推广这种普通话，是促进汉语达到完全统一的主要方法。”{1}从以上历史的梳理和琐细的考辨中，我们可以看到语音标准的确立过程——从晚清以来的切音字运动到读音统一的《国音字母》，从定京音为标准音的《国音常用字汇》到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正是在不断的争议和争议基础上的完善中，逐步确立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统一的语音标准。语言是有语音、词汇和语法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系统，北京语音作为一种地方语音，成为现代汉民族的统一标准音，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和自然结果。
二、方言的文学与“后补的国语”
在建立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过程中，各地的方言词汇尤其是占据广大地理区域的北方方言词汇提供了重要的语言资源。北方方言之所以能够上升到共同语的地位，与文学写作的关系非常密切。宋元及明清以后的白话文学逐渐占据了书面语言的地位，这些白话文学的语言也大都属于北方方言系统。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明清两代，使几百年来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官话在民众中逐渐扎下根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对言文一致的倡导，使大量作家抛弃了传统的文言创作，一律采用白话口语并吸纳方言的有益成分和必要的外来语，迅速促进了汉民族共同语的提高与普及。
晚清以降“崇白话”“废文言”的文学革新运动，既是一场转变文学观念和文学体式的文学革新运动，同时又是一场革故鼎新的中国现代书面语言的革新运动。白话文学的倡导者重新发现了方言土语这一民间语言资源，看到了口语、方言土语的文学价值。新文学倡导者试图通过现代白话文学的创作去建立现代汉民族统一的共同语。以往的学术界在看待五四新文学时，大都着眼于文学层面的考量，而对其通过文学革命去造就新型的现代汉民族统一语的语言学构想考察不足。
晚清的黄遵宪已经从“言文合一”的角度意识到民间语言对于文学变革的重要作用：“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乎复合矣。余又焉知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2}这种“直用方言”“通行于俗”的文学语言无疑是焕发着勃勃生机的民间语言。黄遵宪重视方言俗语的文学观念开启了晚清白话文学运动的先河，成为五四新文学走向民间的先声。
五四时期，胡适文学改良的“八事”主张和陈独秀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以决绝的姿态从根本上动摇了“文人文学”的古典文言传统，他们把热切的目光不但投向了渊源有自的中国白话文学传统，也投向了民间文学这一丰饶的文化原野，尤其是关注存活于底层民众日常生活中那些口耳相传的民歌民谣及方言土语。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看到了文学对于建立全民族共同语的重要功能，把方言文学视为国语文学的源头活水。1918年，当国语运动家正热切探讨建立全民族统一的国语的时候，胡适则提出全民族国语的建立要靠创造一种新的“国语的文学”来实现，要真正实现“国语的文学”则必须在一切可能挖掘的材料中寻找源泉，方言文学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国语文学”输送新鲜血液：“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的文学越有取材的资料越有丰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1}既然白话文是建设国语文学的中介，追求“言文合一”的白话文实质不能回避以方言为存在形式的口语，因而，白话文与方言之间显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胡适自己也承认“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的文学。……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2}胡適认为国语起源于方言，“严格说来，现在所谓‘国语’，还只是一种尽先补用的候补国语，并不是现任的国语”。一种方言成为国语必须同时具备两种资格：“第一、这一种方言，在各种方言之中，通行最广。第二、这一种方言，在各种方言之中，产生的文学最多。”③国语正是在这种方言的基础上产生的，“凡是国语的发生，必是先有了一种方言比较的通行最远，比较的产生了最多的活文学，可以采用作国语的中坚分子；这个中坚分子的方言，逐渐推行出去，随时吸收各地方言的特别贡献，同时便逐渐变换各地的土话：这便是国语的成立”。{4}胡适比较看重方言文学，这与他以文学促进国语的一贯思路相关，他认为只有产生最多方言文学的方言才可以作为将来的备用国语。统一标准语的基础应该是通行最广的方言，方言文学能够使本方言迅速流行并促成它转变为将来的国语。
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胡适希望借助方言文学的力量实现白话文学的目标，并丰富国语的词汇，促进国语的形成，语言学家也对民间文学表达了相似的观念。魏建功指出：“一切文学体制的产生，几乎没有不是从民间产生出来的。”{5}钱玄同认为：“要建立国语，应该倚仗民间文艺，因为这才是真正活泼美丽的语言。”⑥他进一步强调了建立民间文艺与国语运动的关系，重视民间文艺，既是建立统一的国语的需要，也蕴含着建设新文学的价值期待，文学革命和语言运动不谋而合：“配得上称为国语的只有两种：一种是民众底巧妙的圆熟的活语言，一种是天才底自由的生动的白话文；而后者又必以前者为基础。所以我们认为建立国语必须研究活语言。”{7}走向民间既是建立统一国语的需要，也是造就新文学的要求使然。方言土语的采集与运用是国语运动者明确提出的目标，这与新文学运动先驱者建立新文学的主张不谋而合。 值得注意的是，建立统一的国语正是晚清以降许多知识者孜孜以求的现代性目标，这一目标在五四新文学的视野中被胡适概括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字宗旨。胡适似乎太倾心于通过文学实践以建立统一的国语，因而疏忽或并不看重国语运动家的努力——“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言语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没有一种国语是教育部的老爷们造成的。没有一种是言语学专门家造成的。没有一种不是文学家造成的。”{8}作为新文学运动的积极倡导者，胡适借文学以建立国语的单方面主张固然可以理解，但国语运动专门家的努力同样功莫大焉。相比之下，周作人则主张文学家与语言学家的联合：“平心而论，国语文学之成立当然万无疑义，但国语的还未成熟也是无可讳言。要是只靠文学家独立做去，年深日久也可造成‘文学的国语’，但总是太费力，也太迂缓了，在这时国语家便应助他一臂之力，使得这大事早点完功。我觉得现在中国语体文的缺点在于语汇之太贫弱，而文法之不密还在其次，这个救济的方法当然有采用古文及外来语这两件事，但采用方言也是同样重要的事情。”{1}周作人似乎更看重历史的合力，统一国语的建立需要文学家、国语家的通力合作，国语的成熟需要古语、外来语以及方言的引入与采纳。
事实上，正是国语运动家的努力，教育行政命令的颁布实施，国语教育的具体实践，再加上现代白话文学的创作实践，诸多历史的合力共同推进了国语标准的建立。
三、方言、民族共同语的和谐平等与多元共生
从语言的性质和内涵观之，方言和共同语都具有语言所必备的语音、词汇及语法三个要素，方言和共同语都是具有完整体系、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工具。从语言发展的历史渊源来看，汉语方言与汉民族共同语都是汉语历史发展的产物，二者之间存在着异常复杂的内在关联和互动关系。方言和共同语之间是视为同源异流兄弟姐妹般平等和谐的关系，还是看作长幼有序父子般的权利等级关系，这是我们的语言观念及语言生活中应当面对和廓清的理论及现实问题。为了直视这一问题，我们仍需回到汉民族共同语形成和建立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辨。
事实上，中国近代以来的语言运动，语言统一的观念和方言土语问题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一旦把国家统一以及民族共同体的宏大想象置于重要地位，方言問题或多或少受到限制，一旦把民众教育与救亡启蒙置于重要地位，方言土语就一再被征用，成为鼓动民众、开启民智的重要资源。语言统一和方言土语问题存在着冲突又相互关联。语言统一运动要建立全民共同遵守的语言交流系统，统一的语言可能会对地域方言造成不同程度的抑制，方言的局限性必然与共同语的普适性产生矛盾。
关于方言和共同语的关系，不同的历史时段和文化语境有不同的看法。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由于看重文学的审美功能，显然重视方言在神理气韵方面的修辞功能，而国语运动家为了丰富国语，也需要借助方言调查以扩充国语的词汇，二者都非常看重方言土语。五四以后对于歌谣的发现也是对于方言的重新发现，这种重视方言的文化思潮使不同领域的研究者都各自从方言中汲取到不同的文化滋养。语言学家的方言调查不但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方言研究先河，也为建立统一的国语提供了有效的资源；新文学作家的重视歌谣文学和方言表达无疑为新文学的建立提供了民间的源头活水。这一时期的“国语统一”和“言文一致”的主张并驾齐驱，前者重视民族共同语的建立，后者强调方言土语及口语入文，并试图在方言文学发达的基础上造就统一的国语。国语运动的提倡者为了建立统一的国语，并未放弃对方言资源的开掘。当时国语统一运动很容易激起时人的误会，认为国语运动是一场纯而又纯的“统一运动”，却不知统一的国语标准必须建立在方言土语的基础之上。黎锦熙的“两纲四目”说详细阐明了国语统一和不统一的关系：“统一的国语，就是一种标准的方言；不统一的方言，就是许多游离的国语。各有用途，互相帮助，这就叫‘不统一，的国语统一。”{2}他主张在国语统一的同时，应该保持各地方言的独立。在调查各地方言语音和语法差异的基础上，促进民族统一语的形成。黎锦熙表面上在谈论国语的统一与不统一，其背后蕴含着如何处理“国语”和“方言”的关系问题。没有统一，就失去了国语运动的根本和宗旨，没有方言，国语统一就失去了坚实的基础，因为国语也不过是一种取得资格的方言而已。
到了30年代，“大众语”问题的讨论促使知识者的语言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方言和共同语之间和谐平衡的关系被打破。瞿秋白是这种语言观念的代表性人物。他非常重视民众用自己的语言传达自己的阶级意识，瞿秋白更为关注语言背后的文化权利问题，他对统一的语言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批评国语统一运动所倡导的国语是“官僚的所谓国语”{1}。瞿秋白对方言土语尤为重视，反对统一的国语压抑区域的方言。抗战爆发以后，文学创作出于抗战救亡的宣传需要，为了鼓舞不同方言地域的民众汇入抗战的洪流，方言文学创作潮流蓬勃兴起。加之当时的中国语文学界日渐兴起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思潮，采用地方方音拼写地方口语，主张在首先发展各地不同方言的基础上再通过方言之间的融合达到民族统一语的建立，方言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强化。当然，共和国建立之后的语言规划并未采用拉丁化的语言统一方案，而是采纳了国语研究会诸辈的语言统一方略——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需要指出的是，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的语言学界深受斯大林语言观念的影响，斯大林的语言等级性观念深刻制约了人们对于方言和共同语之间关系的看法。斯大林对民族共同语和方言的关系作了这样的表述：“必须有统一的民族语言作为最高形式，而把低级形式的方言、习惯语服从于自己。”{2}在此，方言和民族共同语有了等级上的区分，“低级形式的方言”必须服从“高级形式的共同语”，这一观点在此后的中国语言学界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同和发挥。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共和国建立初期，新的政府面临着统一政治、复兴经济的艰巨任务，汉语方言的严重分歧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不同方言区域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当然也进一步影响着汉语共同语的成熟和发展。由于普通话刚刚确立，还未全面推广，无论是语言学家还是文艺工作者都应该严格遵循规范的语言，出于语言的规范需要，对于作家又提出了“特别严格”的要求，要求作家摒弃“那种在出版物中特别是文学作品中滥用方言的现象”③，语言规范化运动对方言土语进行有效的规训，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历史进入了21世纪，随着受教育人群的普遍化和社会交往的日益密切，在人们的语言生活中尤其在城市，普通话早已经成为人们日常交流的共同语言。方言与普通话的并存共用成为我国汉语语言生活的常态。如果说共和国成立初期，人们对于方言和普通话的观念还存在着“低级”与“高级”的区分的话，那么在这个焕发着勃勃生机的开放时代，平等意识与和谐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在全球逐渐经济一体化的改革进程中，文化多元化观念也成为时代的强音。与此相应的是，在人们的语言生活及语言观念中，普遍意识到方言所承载的文化意蕴，语言生态主义与方言保护的声音日渐深入人心。教育部、国家语委决定自2015年起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在全国范围开展以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为核心的各项工作，一方面是继续大力推广、规范使用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另一方面是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积极保护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及汉语方言。
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们更应该树立方言与普通话和谐相处、互动互构的平等观念，坚持共同语的主体性地位与各种方言的多样性的统一性原则，努力摒除二者之间高低优劣的传统观念，尊重各种语言的价值和地位。在方言越来越弱势乃至濒临灭亡的今天，我们在进一步推广普通话、规范共同语的同时，应加强对方言文化的拯救与保护。保护语言生态的多样性既是保持民族语言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发展文化多样性的客观要求。民族共同语的建立、发展与完善，离不开方言的支持，不同方言区域的方言词汇总是以各自的方式丰富、扩大了共同语的语汇，极大地提高了共同语的表现能力。比如，近些年来由于东北电视小品的广泛影响，东北方言中颇具代表性的“忽悠”“嘚瑟”等方言词也跻身《现代汉语词典》，来自吴方言区的词汇如“煞有介事”“瘪三”“拆烂污”等等也都被吸收进普通话词汇中。此外，许多源自粤方言的词语，如“埋单”“炒鱿鱼”“大排档”“收银台”“靓”“酷”等等早已成为全民口头上的通用词语。“埋单”一词已突破地域限制进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成为共同语的规范词汇。汉语规范词典收编已经广泛流行于人们语言生活中的方言词汇，表达了共同语勇于吸纳方言、有容乃大的气魄，体现了普通话词汇和方言词汇的良性互动。方言词对普通话词汇系统起重要的丰富、补充作用，是丰富普通话词汇系统的一个重要途径。从这一层面而言，即便是对于地方影视栏目和一些饱含方言土语的文艺形式和文学创作，也理应秉持一种吸纳包容的文化态度。在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中，我们提倡一种和谐相处、平等互动的原则，并不是否认民族共同语的主导性地位，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一个先进的民族和一个发达的国家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共同语，民族共同语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任何地方方言所不可比拟的，明确共同语和方言在语言社会中地位的不同，牢牢树立共同语为主，方言为辅的主从观念”{1}，使全社会形成一种共同语得到普及、方言得到保存的双语并用的语言格局。在文化多元化观念已经被普遍认同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坚守“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文化理念。我深信，在当下及未来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坚持这种和谐发展、多元共生的语言观念正是科学处理方言和共同语之間关系的理性原则。
【责任编辑 郑慧霞】
本研究得到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方言问题研究”（2017-JCZD-004）的支持。
① 王理嘉：《从官话到国语和普通话———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及发展》，《语文建设》1999第6期。
{2} 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自序》，《一目了然初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版，第3页。
{3}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新增例言》，《官话合声字母》，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第9页。
{4} 黎锦熙：《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国语周刊》1926年第29期。
① 《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法规汇编》，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2} 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10—811页。
① 胡适：《答黄觉僧君“折中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3号。
{2} 胡适：《〈吴歌甲集〉序》，《国语周刊》1925年第17期。
{3} 胡适：《国语文法的研究法》，《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3号。
{4} 胡适：《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02—303页。
{5} 魏建功：《民间文艺讲话》，《魏建功文集》（第5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页。
{6} 钱玄同：《关于民间文艺·致汉年》，《国语周刊》1925年第23期。
{7} 钱玄同：《通信》，《国语周刊》1925年第4期。
{8}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号。
① 周作人：《歌谣与方言调查》，《歌谣周刊》1923年第31号。
{2} 黎锦熙：《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国语周刊》1926年第29期。
① 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文学月报》1932年第1期。
{2} 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人民日报》1950年7月11日。
{3} 《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人民日报》1955年12月26日。
① 詹伯慧：《论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程祥徽主编《方言与共同语》，香港：海峰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作者简介：刘进才，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