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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集邮,始于1976年,而真正的老师就是《集邮》杂志。说起来还挺有戏剧性。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广州市东山区署前路邮局的报刊零售亭发现一本1979年10月号的日文版《人民中国》杂志。连50音图都认不全的我怀着好奇心买下了这本杂志,意外地发现刊中附有彩印的按专题分类的邮票图鉴,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而推出的一册特别赠品。我第一次见到邮票目录,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以后,我常去那家邮局购买《人民中国》杂志。1980年2月初,我照例去署前路邮局购买《人民中国》,在密密麻麻的报刊杂志中,看到有一本《集邮》杂志,当即买下。这是复刊后的第1期《集邮》当时为双月刊。在公共汽车上,我如饥似渴地一口气读完,《集邮》从此就成了我理所当然的老师了……
几个月后,我毕业要离开广州了。为了买到7月份发行的第4期《集邮》,我特意多逗留了几天。后来,我被分配到偏僻的鄂西山区,这里连JT邮票都看不到,更谈不上有《集邮》杂志,我只好委托广州的同学定期购买了。我的这位同学住得比较远,他为了帮我买到《集邮》,每个月都要倒班车来回跑好几趟。
当年年底,我订了一份1981年度的《集邮》。当时《集邮》等杂志是限额订阅的,老订户才可续订。我托人找关系,好不容易才订上一份。至今20年,从未间断。每年报刊征订期的头等大事,就是订《集邮》。在本地,《集邮》数我最齐全,从复刊号到现在期期齐全。
可惜在1986年初,一位邮友借阅时,将复刊至1982年共3年的《集邮》不知怎么搞丢了。缺了“龙头”,我心里不踏实,自然要补齐,这样我又开始了寻找“龙头”的不平凡历程。我听说工人文化宫准备处理过期杂志时,特地请假前去寻觅。在堆积如山的废旧书堆里,从早上一直翻到下午,顾不上吃午饭,沙里淘金似地才找全了1981、1982年的《集邮》。当我交纳2元现金抢回一堆旧杂志时,许多同事都感到不可理解;而我则为捡了大便宜而高兴。这些《集邮》,除了一本的封面略有残缺,其余均完好无损。
以后的几年里,我一直都在寻觅1980年的《集邮》。尽管有几次遇到了重印本,但我还是想收集原版本。国内找不到,只得求助香港邮友了。说来也巧,1991年底,我的好友、香港中国邮学会副理事长刘剑中先生逛邮社时,偶然见有“文革”前的全套及1980年的《集邮》出售,当即花了数百港元全数买下,并将1980年度《集邮》赠送给我。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9本来自香港的《集邮》,后面均有用打号机打出的金额数,共计24港元。
1987年底,我知道要出“《集邮》精选本”时,就去新华书店找征订图书的熟人,怂恿他预订几本。此后,我隔三差五地打电话询问,直到次年夏天,我买西瓜消暑时途经新华书店,见精选本摆在书架上,就用准备买西瓜的钱买了“精选本”。
1989年夏天,我出差去武汉,见街头有不少地摊处理过期的杂志。我弯下腰,随手翻了翻,竟翻出一本《集邮》来。尽管这些都是我已有的,我还是饶有兴趣地从大东门到中南路口,花了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在十多个地摊上寻得了三十多本80年代末期的《集邮》杂志。
虽然我收集的“文革”前的《集邮》不足10期,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集全“文革”前的《集邮》。这也许就是我和《集邮》的缘份所致。
几个月后,我毕业要离开广州了。为了买到7月份发行的第4期《集邮》,我特意多逗留了几天。后来,我被分配到偏僻的鄂西山区,这里连JT邮票都看不到,更谈不上有《集邮》杂志,我只好委托广州的同学定期购买了。我的这位同学住得比较远,他为了帮我买到《集邮》,每个月都要倒班车来回跑好几趟。
当年年底,我订了一份1981年度的《集邮》。当时《集邮》等杂志是限额订阅的,老订户才可续订。我托人找关系,好不容易才订上一份。至今20年,从未间断。每年报刊征订期的头等大事,就是订《集邮》。在本地,《集邮》数我最齐全,从复刊号到现在期期齐全。
可惜在1986年初,一位邮友借阅时,将复刊至1982年共3年的《集邮》不知怎么搞丢了。缺了“龙头”,我心里不踏实,自然要补齐,这样我又开始了寻找“龙头”的不平凡历程。我听说工人文化宫准备处理过期杂志时,特地请假前去寻觅。在堆积如山的废旧书堆里,从早上一直翻到下午,顾不上吃午饭,沙里淘金似地才找全了1981、1982年的《集邮》。当我交纳2元现金抢回一堆旧杂志时,许多同事都感到不可理解;而我则为捡了大便宜而高兴。这些《集邮》,除了一本的封面略有残缺,其余均完好无损。
以后的几年里,我一直都在寻觅1980年的《集邮》。尽管有几次遇到了重印本,但我还是想收集原版本。国内找不到,只得求助香港邮友了。说来也巧,1991年底,我的好友、香港中国邮学会副理事长刘剑中先生逛邮社时,偶然见有“文革”前的全套及1980年的《集邮》出售,当即花了数百港元全数买下,并将1980年度《集邮》赠送给我。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9本来自香港的《集邮》,后面均有用打号机打出的金额数,共计24港元。
1987年底,我知道要出“《集邮》精选本”时,就去新华书店找征订图书的熟人,怂恿他预订几本。此后,我隔三差五地打电话询问,直到次年夏天,我买西瓜消暑时途经新华书店,见精选本摆在书架上,就用准备买西瓜的钱买了“精选本”。
1989年夏天,我出差去武汉,见街头有不少地摊处理过期的杂志。我弯下腰,随手翻了翻,竟翻出一本《集邮》来。尽管这些都是我已有的,我还是饶有兴趣地从大东门到中南路口,花了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在十多个地摊上寻得了三十多本80年代末期的《集邮》杂志。
虽然我收集的“文革”前的《集邮》不足10期,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集全“文革”前的《集邮》。这也许就是我和《集邮》的缘份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