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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洱曾是北京大学最有地位的人物之一，任副校长12年，校长3年；他也曾是北大脑子最好使的人物之一，中国加速器物理的领军人物，手握诸多“第一台”“第一个”。
从1978到2018，改革开放的四个十年间，中国以惊人的发展速度实现了辉煌巨变。而这—个又—个的十年背后，离不开—些人的默默奉献。7月28日晚，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陈佳洱登上央视《朗读者》。现如今，中国在科技领域成就惊人，举世共睹。嫦娥、神舟、天眼等科技成果的取得，足以证明中国已跃居科技大国，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外国人眼里却一度是科技弱国。作为新中国第一批被外派交流的学生，陈佳洱对此深有感触。
节目里，陈佳洱分享了自己当年在英国的留学经历。他坦言，尽管自己当时获得了导师的肯定，但没人愿承认中国在科技方面的进步。直到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第一次让世界听到了中国科技的声音。
“我用铅笔捅出了一个北大校长”
陈佳洱成为北大人，是—个姗姗来迟的故事。他出生在战乱中的上海，父亲是著名儿童文学家陈伯吹。1937年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陈伯吹将一家老小安置到租界，只身前往四川，到国立编译馆编写教科书。童年的黑暗记忆到现在依然清晰，日本兵要抓因病住院的母亲，母亲从二楼窗户跳下去，摔到吐血。护士问她为何被抓，她在纸条上写了3个字：“爱国罪。”于是，医院就以肺结核为由把母亲隔离起来—一当时肺结核是无药可治的传染病。陈佳洱上小学时，被日本人逼着用汪伪政府的教科书，还得学日语。他和老师、同学就把原来的教科书抄下来，等到日本学监离开后或者放学后偷偷上课。
那段经历对陈佳洱产生了刻骨铭心的影响。陈佳洱儿时想和父亲一样做个作家，但父亲对他说了4个字：科技救国。所以，陈佳洱中学读的是上海位育中学。校长李楚材是陶行知的学生，十分重视科学教育。在中学，陈佳洱就翻译《大众科学》等外刊的文章，编了本杂志名叫《创造》。杂志上的文章还被《大公报》转载。
陈佳洱的后桌田长霖是个调皮鬼，天天拿铅笔捅他后背，但陈佳洱依然对他佩服不已，“数学总考第一，特别聪明”。后来，调皮鬼成了热物理研究泰斗，还成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首位华裔校长。上世纪90年代，这两位前后桌分别主管两所世界名校，田长霖逗趣说：考大学时，陈佳洱想去北大，但父亲一些党员朋友给他建议，应该去老解放区的大学，为共和国的工业做贡献。陈佳洱听后充满激情，填下了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陈佳洱又随整个物理系调入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在东北人民大学，陈佳洱的论文导师是朱光亚，系主任是余瑞璜，都是全国物理学大师。读研时，陈佳洱准备去北大，可余瑞璜舍不得，好说歹说把他留在了东北。1955年，中央决定建立核工业，发展核武器和原子能，教育部就把朱光亚调到了北京大学。没过多久，陈佳洱也被要求调往北大。1955年6月，陈佳洱正式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研究所。
“小平你好”的故事
做核研究，加速器是重要工具——加速器产生的高能量粒子可用来轰击原子核、变革原子核。1957年，北京大学只有一台从苏联进口的25兆电子伏电子感应加速器，但主要功能是无损探伤，不适合研究核物理。陈佳洱便开始研制加速器。一年时间里，他和几位年轻教师把学生组织起来照猫画虎，建成了中国第一台30兆电子伏的电子感应加速器。“在加速器里，能看到很多新的现象，发现新的核数和反应，甚至可能看见新的粒子。每次看，我都觉得特别美，那是未来的能源、未来的材料。”1963年，陈佳洱被公派至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师从物理学家丹尼尔·威尔金森，后来又去了著名的卢瑟福高能研究所。1966年学成归国，不久就是“文化大革命”。
1976年，“文革”结束，在钱三强的努力下，陈佳洱从汉中回到北京，协助制定原子核物理和加速设施的规划。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要培养一批杰出的世界一流的科学技术专家”，谈起邓小平在会上的重要讲话，陈佳洱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依然十分激动，“大家都感觉到科学的春天来了，我们憋着一肚子劲，要打翻身仗的劲，像火山一样进发出来”。科学大会后，陈佳洱回到北大，担任技术物理系教研室主任。1984年，陈佳洱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
做北大副校长，陈佳洱负责三件事：外事、研究和方正集团。上任第一年，就碰上了国庆35周年。“十一”那天，陈佳洱坐在观礼台上，台下是人山人海的庆典游行队伍。看到北京大学学生方队时，他冒出了一身冷汗—一学生举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小平你好”。按照规定，国庆游行时是不能随便带东西进去的，“当时讲好，除了带一面北大校旗外，不能带任何东西”。结果，北京大学的学生竟然直接亮出了这么大一个“违规物”。
“小平你好”4个字，就这样从天安门前经过。邓小平看见后，笑着带头鼓掌，随后便是全场雷动的掌声。陈佳洱在接受采訪时曾经表示：“我在台上，一方面觉得我们北大学生了不起，这实际上就是拥护改革开放；另一方面觉得小平同志了不起，他理解北大学生的爱国热情。”
在陈佳洱眼中，北大的学生从来是最富有激情和理想的那批人。北大的老师也是如此。上世纪80年代，北大投资创办方正集团，陈佳洱是分管的副校长，北大教授、计算机文字信息处理专家王选负责技术研发。王选身上有北大人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他从上世纪70年代起研究汉字精密照排系统，十几年间，几乎放弃了所有节假日，每天上、下午和晚上三段工作，立志要打造中国人自己的排版系统，让沿用了上百年的铅字印刷得到彻底改造。1981年，中国第一台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样机面世。
“当时王选是第二代系统，他说要跨过第三代，直接进入第四代，我觉得很不简单，也不容易，一定要支持他。”为了做方正激光照排，陈佳洱动员了5个系的师生，文科搞文字，理工科搞激光，一共花了近4年。陈佳洱往各大报社来回跑，希望能有单位用这个系统。那时交通不方便，常常是“在路上半天，在报社半小时”。但几年下来，只有《经济日报》等报社订了系统。“有一次，中央有个讲话，当天晚上要看大样，其他报纸都拿不出来，《经济日报》轻松拿了出来。没过多久，其他一些报社也来买系统了。”
向科学致敬
作为历史的见证者，陈佳洱见证了中国科技的腾飞之路，而作为科学家，他也亲自为我国开拓发展射频超导加速器、加速器超灵敏质谱计、射频四极场加速器、高压静电加速器以及束流物理等众多的低能加速器及相关的应用领域做出突出贡献。而陈佳洱走上科学道路，始于身为文学家的父亲陈伯吹的鼓励，父亲带他了解居里夫人，“你要像居里夫人那样，对社会有所贡献，你这一生就没白活”，父亲的这番话一直影响他到今天。
节目中，他和青年科学家们以朗读致敬科学，引发网友强烈反响。其中，陈佳洱选择居里夫人的《我的信念》。
从1978到2018，改革开放的四个十年间，中国以惊人的发展速度实现了辉煌巨变。而这—个又—个的十年背后，离不开—些人的默默奉献。7月28日晚，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陈佳洱登上央视《朗读者》。现如今，中国在科技领域成就惊人，举世共睹。嫦娥、神舟、天眼等科技成果的取得，足以证明中国已跃居科技大国，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外国人眼里却一度是科技弱国。作为新中国第一批被外派交流的学生，陈佳洱对此深有感触。
节目里，陈佳洱分享了自己当年在英国的留学经历。他坦言，尽管自己当时获得了导师的肯定，但没人愿承认中国在科技方面的进步。直到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第一次让世界听到了中国科技的声音。
“我用铅笔捅出了一个北大校长”
陈佳洱成为北大人，是—个姗姗来迟的故事。他出生在战乱中的上海，父亲是著名儿童文学家陈伯吹。1937年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陈伯吹将一家老小安置到租界，只身前往四川，到国立编译馆编写教科书。童年的黑暗记忆到现在依然清晰，日本兵要抓因病住院的母亲，母亲从二楼窗户跳下去，摔到吐血。护士问她为何被抓，她在纸条上写了3个字：“爱国罪。”于是，医院就以肺结核为由把母亲隔离起来—一当时肺结核是无药可治的传染病。陈佳洱上小学时，被日本人逼着用汪伪政府的教科书，还得学日语。他和老师、同学就把原来的教科书抄下来，等到日本学监离开后或者放学后偷偷上课。
那段经历对陈佳洱产生了刻骨铭心的影响。陈佳洱儿时想和父亲一样做个作家，但父亲对他说了4个字：科技救国。所以，陈佳洱中学读的是上海位育中学。校长李楚材是陶行知的学生，十分重视科学教育。在中学，陈佳洱就翻译《大众科学》等外刊的文章，编了本杂志名叫《创造》。杂志上的文章还被《大公报》转载。
陈佳洱的后桌田长霖是个调皮鬼，天天拿铅笔捅他后背，但陈佳洱依然对他佩服不已，“数学总考第一，特别聪明”。后来，调皮鬼成了热物理研究泰斗，还成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首位华裔校长。上世纪90年代，这两位前后桌分别主管两所世界名校，田长霖逗趣说：考大学时，陈佳洱想去北大，但父亲一些党员朋友给他建议，应该去老解放区的大学，为共和国的工业做贡献。陈佳洱听后充满激情，填下了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陈佳洱又随整个物理系调入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在东北人民大学，陈佳洱的论文导师是朱光亚，系主任是余瑞璜，都是全国物理学大师。读研时，陈佳洱准备去北大，可余瑞璜舍不得，好说歹说把他留在了东北。1955年，中央决定建立核工业，发展核武器和原子能，教育部就把朱光亚调到了北京大学。没过多久，陈佳洱也被要求调往北大。1955年6月，陈佳洱正式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研究所。
“小平你好”的故事
做核研究，加速器是重要工具——加速器产生的高能量粒子可用来轰击原子核、变革原子核。1957年，北京大学只有一台从苏联进口的25兆电子伏电子感应加速器，但主要功能是无损探伤，不适合研究核物理。陈佳洱便开始研制加速器。一年时间里，他和几位年轻教师把学生组织起来照猫画虎，建成了中国第一台30兆电子伏的电子感应加速器。“在加速器里，能看到很多新的现象，发现新的核数和反应，甚至可能看见新的粒子。每次看，我都觉得特别美，那是未来的能源、未来的材料。”1963年，陈佳洱被公派至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师从物理学家丹尼尔·威尔金森，后来又去了著名的卢瑟福高能研究所。1966年学成归国，不久就是“文化大革命”。
1976年，“文革”结束，在钱三强的努力下，陈佳洱从汉中回到北京，协助制定原子核物理和加速设施的规划。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要培养一批杰出的世界一流的科学技术专家”，谈起邓小平在会上的重要讲话，陈佳洱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依然十分激动，“大家都感觉到科学的春天来了，我们憋着一肚子劲，要打翻身仗的劲，像火山一样进发出来”。科学大会后，陈佳洱回到北大，担任技术物理系教研室主任。1984年，陈佳洱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
做北大副校长，陈佳洱负责三件事：外事、研究和方正集团。上任第一年，就碰上了国庆35周年。“十一”那天，陈佳洱坐在观礼台上，台下是人山人海的庆典游行队伍。看到北京大学学生方队时，他冒出了一身冷汗—一学生举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小平你好”。按照规定，国庆游行时是不能随便带东西进去的，“当时讲好，除了带一面北大校旗外，不能带任何东西”。结果，北京大学的学生竟然直接亮出了这么大一个“违规物”。
“小平你好”4个字，就这样从天安门前经过。邓小平看见后，笑着带头鼓掌，随后便是全场雷动的掌声。陈佳洱在接受采訪时曾经表示：“我在台上，一方面觉得我们北大学生了不起，这实际上就是拥护改革开放；另一方面觉得小平同志了不起，他理解北大学生的爱国热情。”
在陈佳洱眼中，北大的学生从来是最富有激情和理想的那批人。北大的老师也是如此。上世纪80年代，北大投资创办方正集团，陈佳洱是分管的副校长，北大教授、计算机文字信息处理专家王选负责技术研发。王选身上有北大人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他从上世纪70年代起研究汉字精密照排系统，十几年间，几乎放弃了所有节假日，每天上、下午和晚上三段工作，立志要打造中国人自己的排版系统，让沿用了上百年的铅字印刷得到彻底改造。1981年，中国第一台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样机面世。
“当时王选是第二代系统，他说要跨过第三代，直接进入第四代，我觉得很不简单，也不容易，一定要支持他。”为了做方正激光照排，陈佳洱动员了5个系的师生，文科搞文字，理工科搞激光，一共花了近4年。陈佳洱往各大报社来回跑，希望能有单位用这个系统。那时交通不方便，常常是“在路上半天，在报社半小时”。但几年下来，只有《经济日报》等报社订了系统。“有一次，中央有个讲话，当天晚上要看大样，其他报纸都拿不出来，《经济日报》轻松拿了出来。没过多久，其他一些报社也来买系统了。”
向科学致敬
作为历史的见证者，陈佳洱见证了中国科技的腾飞之路，而作为科学家，他也亲自为我国开拓发展射频超导加速器、加速器超灵敏质谱计、射频四极场加速器、高压静电加速器以及束流物理等众多的低能加速器及相关的应用领域做出突出贡献。而陈佳洱走上科学道路，始于身为文学家的父亲陈伯吹的鼓励，父亲带他了解居里夫人，“你要像居里夫人那样，对社会有所贡献，你这一生就没白活”，父亲的这番话一直影响他到今天。
节目中，他和青年科学家们以朗读致敬科学，引发网友强烈反响。其中，陈佳洱选择居里夫人的《我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