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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对自己命运的赌博，战争决定国家命运成为一条历史规律。考察中西方历史，雅典、马其顿、罗马、英国、日本、美国等国家通过战争实现了崛起，罗马、英国经过战争维持了权势现状，而罗马、法国、英国、日本则因为战争而衰落。当今世界出现了一些有利于摆脱战争的因素，这些因素要求国家在发动战争前对利益诉求和代价进行权衡。
关键词 战争 大国命运 崛起 衰落
人们考察国际关系史时会发现：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对自己命运的赌博。克劳塞维茨曾说过：“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像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这样广阔的活动天地，因为没有一种活动像战争这样从各方面和偶然性经常接触。偶然性会增加各种情况的不确定性，并扰乱事件的进程。”①在与外部世界矛盾冲突难以妥协，在运用经济、外交等和平手段之后仍无法达成妥协时，许多国家便直接诉诸武力，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押上了战争的“轮盘赌”。考察历史上大国与战争的关系，大致不外乎三种情况：一是通过战争崛起；二是战争使之衰弱；三是经过战争维持权势现状。虽然结果类型很简单，但每一种类型都有其自身特点和规律。即使是同种类型，每场战争也各有其独特的经验和教训，并且会给后人不同的启示。对于希望和平崛起的中国而言，如何摆脱传统的战争崛起的历史模式，探索建设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这些历史经验特别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深入研究战争，我们又怎能获得持久的和平？
从战争中崛起的大国——雅典、马其顿、罗马、英国、日本、美国
首先来考察通过战争大国兴起的情形。这种情况在中外历史上举不胜举，比较典型的是雅典的崛起。根据富勒的观点，雅典是通过萨拉米斯海战的胜利而崛起的。这场海战的胜利确立了雅典城邦国家的海上霸权地位，也是雅典的对手波斯帝国从攻势转成守势的转折点。这场胜利的结果是雅典确立了对波斯海权的绝对优势，使得波斯陆军后勤补给线因随时会遭希腊舰队的截断而无法展开进攻，同时也确立了雅典对其他城邦的海上优势，进而控制了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地区的贸易权。军事强大、经济繁荣、外交老练、文化发达、产业兴旺、宗教信仰坚定、尚武简朴的健康风气、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传播构成了雅典崛起的内涵，使得雅典的崛起具有国家与文明同步的特征，它既是一个国家的崛起，也代表着一种文明的崛起。萨拉米斯的胜利如同强烈的催化剂，使得雅典国家和希腊文明的诸方面更趋巩固和完善。
公元前449年，希腊联军在塞浦路斯岛彻底击败波斯军队后，希腊、雅典和波斯签订卡里阿斯和约，此后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希腊半岛逐渐陷于内战，这就是希腊世界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竞相角逐、相互攻伐而力量衰退之际，北方小邦马其顿乘机崛起，统一了全希腊。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 of Macedon）的长远战略意图是通过控制赫勒斯庞特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控制住希腊与黑海之间的谷物运输线，并将“亚洲门户”钥匙拿到手，逼迫全希腊诸城邦在马其顿的领导下，进攻一直在希腊半岛上挑拨离间充当“离岸平衡手”的波斯帝国。
为阻止腓力二世的雄心，雅典、底比斯、科林斯等组成联军，于公元前338年同马其顿联军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喀罗尼亚会战，结果腓力二世大获全胜，实现了上述的战略目标，迫使除斯巴达之外的所有希腊城邦加入马其顿为盟主的科林斯同盟，继而进攻波斯帝国。这与当今工业社会里，谁控制了石油通道谁就是事实上的霸主类似。马其顿崛起还有个重要的地缘政治优势，它崛起于远离希腊世界冲突中心的边缘地带，避免了像雅典、斯巴达那样过早地消耗掉自己的元气。
罗马是通过对周边国家的一系列战争崛起的，其中关键对手是老牌海上强国迦太基。在马汉看来，在战胜迦太基的过程中，罗马人夺取地中海制海权在战略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海权在布匿战争中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②从这一角度出发，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发生在公元前260年的米列海战、公元前256年的埃克诺穆斯海角海战以及公元前241年的埃加迪群岛海战，对罗马国家的崛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联系第二次布匿战争来看，最初的三场海战胜利不仅奠定罗马获胜的基础，而且也使迦太基一系列陆战胜利成果化为乌有。
值得一提的是罗马人的海战战术细节，为把罗马士兵善于单兵格斗的陆战优势带到海上，罗马人巧妙地发明了一种叫做“乌鸦”的顶端装有长铁钉的吊桥，前甲板上固定一支柱，吊桥系在支柱上，可左右前后放下，海战时逼近对方战舰，吊桥重重地放下，死死钩住对方舰只，罗马士兵蜂拥通过吊桥进入对方舰船上白刃战，俘获或烧毁之。这一战术是罗马取得海战胜利的关键，由此验证了“细节决定历史命运”的格言。
在英国崛起中，关键一战发生在1588年7月21日～7月29日。为同老牌海上霸主西班牙争夺海洋控制权，英国舰队同强大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展开大战，英国舰队利用航海技术、侧舷交战、火炮射程远诸方面的优势，在荷兰舰队的配合下，经过几次交战和追击，几乎全歼“无敌舰队”。此战打破了西班牙对海洋的控制，对美洲、亚洲殖民地的财富掠夺和对东方贸易的垄断，导致西班牙失去了世界财富的控制权，很快衰落下去，而英国则迈出了走向海上霸权的第一步。“无敌舰队”的覆没虽没有在精神上彻底摧毁西班牙的自信，却唤醒了英国人的海权意识：“尽管是小国，其资源和本国的权力都极为有限，可是只要他们控制了海洋，则仍然照样可以赢得和守住巨大的海外领土。反而言之，即令是泱泱大国，虽然他们是可以在海外获得广大的土地，可是除非他们能够控制住海洋，否则一旦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即会感到无法应付了。”③因此，从近代海权意识启蒙而言，“西班牙舰队的失败，好像是一个耳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了英国人的耳中。在一个商业的时代中，赢得海洋要比赢得陆地是比较更为有利，也许在一五八八年，对这一点还并无太明确的认识，可是在以下的一个世纪中，这个耳语的声音就变得越来越大了，而终于成为每一个英国人的呼声。”④ 日本也是在一连串对外战争的硝烟中崛起的，关键一战是1894年9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对中国北洋舰队的黄海大东沟海战。在此战役中，中国北洋舰队先后损失5艘战舰，日本则一艘未沉。海上决战结束后，日本完全控制黄海制海权，进而海陆并进，把北洋海军消灭在威海海军基地内，摧毁了清政府的作战意志。甲午战争后，中国割地赔款，日本版图扩大，索取了巨额战争赔款，进一步发展军工企业，并完成资本主义金融体制改革。日本的胜利为后来在远东击败俄国、特别是在对马海战中全歼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奠定了基础。
还是“细节决定历史”！对于这场决定东亚两国命运的海战，笔者曾专门对中日双方参战军舰100毫米口径以上主战火炮的射速进行过详细统计，参战的两国舰队一小时可发射的理论数据为：日方为46242颗炮弹，中方为4372颗炮弹，火力射速比10.5∶1，日方是中方的10倍有余，尽管中日双方参战军舰吨位差别不大，日方为37510吨，中方为34466吨。⑤以关键的开战一小时内（当时平远、广丙尚未赶到战场）计算理论上的射弹量，联合舰队为46242颗炮弹，北洋舰队为2368颗炮弹，射速比是19.5∶1，日方火力几乎是中方的20倍。虽然实战中的射弹量与理论射速量有较大差距，但火力强弱悬殊的性质不会改变。日方“第一游击纵队”4舰在局部战区内对我两弱舰“超勇”、“扬威”形成主战火炮38门对12门——即3.1∶1的数量优势，而射速上更是形成44∶1的超绝对优势，即射弹量理论数据为4896发对110发（实战中双方虽各打折扣，但火力极为悬殊格局不会变），理论上日军火力44倍于清军，遂解35分钟内击沉“超勇”、打残“扬威”之谜底。另一则比较是100毫米口径以上主战火炮一小时理论发射数据：“吉野”为7200发，整个参战的北洋舰队仅为4372发，“吉野”一艘军舰的火力射速就是整个北洋舰队的1.6倍。这就可以理解民族英雄邓世昌为何选择向“吉野”撞击，以期与之同归于尽的心理了。⑥
作为战败的一方，中国在决战时刻海军火力不强，是清廷政治腐败殃及海军建设所致，非战之罪也。马汉认为：谁控制制海权即掌握了历史命运，制海权由一场决定性海战胜负决定，决定性海战胜负由交战双方战术火力强弱决定。⑦中日海军黄海决战以及后来半个世纪里两国的发展差距再次验证了马汉的观点。
有关美国崛起的几个主要因素，笔者在《宗教、制度和文化帝国主义》一文做了初步探讨，本文做点补充。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老牌强国相互消耗得精疲力尽的关键时刻，投下自己重重的砝码，并促使世界的天平朝着对自己有利的一侧大角度倾斜，每一次掷下砝码都极大地提升了美国的世界地位。
从两次世界大战会战的角度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诺曼底会战是美国登上世界霸权舞台的标志性一战。诺曼底登陆的成功，完成了置纳粹德国于死地的东西夹击的战略势态，使残破的英国和被打趴下的法国起死回生，而西线战场的开辟迫使德国从东线分兵，给在东线僵持的苏联注射了一剂强心针，苏联则不失时机直取柏林。历史表明，美国人在诺曼底赌局中投下的砝码把自己抛上了世界霸主坐席。
通过战争维持霸权——罗马、英国
公元451年，在今天法国的沙隆地区（Ch?lons-en-Champagne），西罗马帝国名将埃提乌斯（Aetius）和西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Theodoric）的联军同阿提拉率领的匈奴大军展开会战。“这是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战役之一：据说有16.2万人阵亡，其中包括狄奥多里克。”⑧在这场欧洲与亚洲势力的对决中，阿提拉的匈奴联军战败，暂时向东方退却，标志着庞大的匈奴帝国已成强弩之末。诚如富勒所说：“这不是一个罗马人的胜利，也不是一个条顿人的胜利，而是两个民族联合起来，对抗亚洲人的胜利，正好像萨拉米斯之战的胜利是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对于波斯人的共同胜利一样。这又是另一次东西方之间冲突、欧亚之间的冲突。欧洲人又是能够暂时捐弃私怨和旧嫌，以来对抗一个共同的强敌。”⑨
沙隆会战虽然胜利了，但对罗马帝国来说，战前战后可谓命悬一线，战前为同宿敌西哥特人达成联盟而费尽心机，生怕西哥特人与匈奴人联手灭了自己。据有关史料记载，战争取胜后，本来可彻底击溃阿提拉的匈奴联军，但埃提乌斯惟恐盟友西哥特人乘机做大取代匈奴人成为罗马帝国新的劲敌，故不敢全歼匈奴联军，被迫放虎归山。于是，埃提乌斯提醒继任的西哥特国王多里斯蒙德，他的兄长可能觊觎王位，后者撤离战场回军争夺王位去了，埃提乌斯也让战败的阿提拉从容退却。留着已被击败的对手，以牵制在战争中崛起的同盟者，不愧为深谋远虑。埃提乌斯利用沙隆之战成功地达到了解除匈奴人威胁、让西哥特人与匈奴人相互牵制的意图，使罗马帝国得以勉强维持摇摇欲坠的霸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总算保住原来欧洲大陆“离岸平衡手”的地位。英国的外交谋略可谓炉火纯青，当崛起的德国觊觎欧洲霸主地位时，英国成功地与法国“连横”，并说服俄国入伙，在东面钳制德国。大战爆发后，英国利用自己对海洋的控制，拼命向美国贷款购买其大量物资，成为美国的债务人，以巨大的债务诱惑把美国拽入自己战壕。英国在外交上纵横捭阖，巧妙地调动了世界几股势力为自己所用，终于击败挑战对手，没有从原来的权力位置上跌落下来。
英国持“光荣独立”的外交政策，完全可以不介入欧洲大陆的战争，比利时中立被破坏只是一个借口而已，真正的原因是保住自己在欧洲的权势，阻止快速崛起的德国挑战自己，“我们必须在我们衰落之前进行战斗”。⑩因此，根据战争的“窗口理论”，正在衰落的强大遇到正在崛起的弱小，就会诱发前者发动战争。所以，可以置身局外的英国显然受到这种诱惑，不愿放弃这一“机会性窗口”，打了一场预防性战争。
英国能在一战中享受其外交努力的成果，军事上的关键一战是1914年9月6日爆发的马恩河会战。德军当时正按照预先的“施里芬计划”穿过中立的比利时，向法军主力深远后方实施大迂回包围运动。虽然德军进展顺利，但兵力不足的弱点却暴露了出来，德军不仅做不到“让右翼末梢袖拂海峡”，连已经缩短的右翼都露出了大豁口，连续败退的英法联军于马恩河一线突然返身侧击德军右翼，迫使德军停止迂回行动，“施离芬计划”六星期内击败法国，然后将全部主力东调对付俄国的战略彻底破产。马恩河会战使德国陷于两面作战的尴尬境地，英国外交努力的成效进一步得到发挥。而俄国不等完成战争动员，即大举进入东普鲁士，终于构成英国梦寐以求的欧洲战场的东线，德国则陷入东西夹击、难以取胜的战略困境。马恩河会战的胜利也为英国人取得美国的支持赢得了时间，为一战最终胜利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一战的胜利让“日不落帝国”的米字旗继续在全世界飘扬了一段时间，直到二战后被星条旗所取代。 在战争中衰落的大国——罗马、法国、英国、日本
公元378年8月9日，发生了标志着罗马帝国衰落的会战，史称“亚德里亚堡会战”。这天是罗马帝国黄昏的开始，地点在今天土耳其埃迪尔内省会。当时罗马帝国因太庞大而东西分制，东罗马皇帝瓦仑斯（Valens）御驾亲征，率东罗马全军主力同西哥特人展开决战，激战中，菲烈特根（Fridigern）统领的西哥特人、匈奴人及阿兰人发挥了骑兵的机动性，全歼了以笨重僵化的“方阵”迎战的罗马军团，皇帝瓦仑斯逃命时死于乱军中，千年罗马帝国从此一蹶不振，走向衰败。此战损失之巨堪比594年前（公元前216年）罗马人在“坎尼会战”时全军覆没。不过那时的罗马民族处于上升时期，很快克服了危机，走向全盛。而“亚德里亚堡会战”中的罗马民族已经承平日久、老迈颓唐，再无重振雄风之力。战后，西哥特人与东罗马帝国签订和约，西哥特人取得色雷斯栖息地，充任罗马帝国军队的兵源。至公元395年，狄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去世，哥特人再度叛乱，与组成罗马军队的哥特人联合，于公元411年攻陷罗马首都，帝国分崩离析。
亚德里亚堡会战既是决定大国命运之战，也是改变历史进程之战。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双方决战之前完全处于戏剧性的误判中。之前，定居在德涅斯特河与多瑙河之间的西哥特人被匈奴人打败，蜂拥逃至罗马边境，哀求罗马人让其进入境内，发誓世世代代忠于罗马，愿为罗马帝国永远守边。罗马皇帝答应了，但需交出武器入境。西哥特人为以防万一，买通罗马边境官兵，私藏武器渡多瑙河进入帝国境内。罗马吏治腐败，对入境的西哥特人敲诈勒索，抢劫奸淫，无恶不作，西哥特人不堪忍受，仇恨日生。为防生变，罗马方面摆下“鸿门宴”企图诱杀菲烈特根，却让其逃脱，罗马境内的西哥特人全面叛乱。这时西哥特人完全是丧家流窜、失魂落魄、夹杂着老弱妇孺的“流亡部落”状态，即便反叛后，还几次恳求与罗马人和谈，精神处于绝望状态，毫无战胜罗马军队的信心，而罗马的瓦仑斯皇帝也充满了一举扑灭西哥特人的自信，以至西哥特人被自己猝然取得的胜利弄得不知所措。
如果说这场会战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罗马帝国在承担拯救失去家园的西哥特人的“大国的责任”时，没有意识到由于自身的腐朽堕落，早已丧失了这种承担的能力。亚德里堡战场的罗马军团，也早已不是500多年前坎尼战场上吃苦耐劳、简朴尚武的罗马公民，耀眼头盔、威武铠甲包装着好逸恶劳、贪图享受之徒。于是，世界历史上出现了罕见的戏剧性场面：一方是带着盲目自信的罗马帝国，另一方是没有感觉到自身强大爆发力的西哥特人，双方在亚德里亚堡战场相遇，在一场“反客为主”的历史游戏中，西哥特人在绝境中崛起，而罗马人却撞上了自己的末日。几百年前，尚武进取的罗马人从坎尼会战惨败中顽强地站了起来，几百年后，生活堕落的罗马人在亚德里堡灾难中衰败。
近代法国的衰落源于拿破仑在滑铁卢会战的失败。由于拿破仑战争的最后破产，法国从此成为世界二流国家。在滑铁卢之前，拿破仑的天才曾让法国短暂地品尝过一流强国的滋味。拿破仑的失败首先是法国地缘政治的恶劣所致，法国一方面要对付来自东面的俄国、普鲁士，另一方面要对付强大的英国海军。法国的实力不足以同时应付大陆和海上的压力，其外交战略似乎也缺乏想象力，没能创造各个击破对手的战略形势以弥补实力的不足，最终造成向两个方向同时出击而顾此失彼的局面。此后，法国只能放弃海权争夺，在一战、二战中与英国结盟，以同大陆国家勉强抗衡。
拿破仑战争前期胜利得益于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它于1793年法国大革命期间颁布），法国军队因此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兵源补充；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国最早解决了火炮的各种技术问题，法国工程师格里博瓦尔“成功地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野战炮兵部队，这支部队能够跟上行进的步兵，因而能够在战斗中起主要的作用”。格里博瓦尔还解决了炮弹爆炸的引信技术，野战炮兵进入军队编制，实现了野战炮兵的战场机动，“创造了真正可流动性的大炮”。那些排着密集队形的步兵方阵，敲打着军鼓前进的对手们，成为拿破仑野战炮兵的最佳轰击目标。拿破仑给后世留下了一句名言：“炮兵是战争之神。”不过，战争也是最好的战术交流途径，法国的对手们很快学会了如何使用野战炮兵，拿破仑的战场优势渐渐失去，在滑铁卢和莱比锡战场，拿破仑连连失败，无法再现过去的辉煌。
英国通过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争取到了制约欧洲各大势力的“离岸平衡手”地位。在这个位置上，英国勉强地维持住了自己的强势地位。进入20世纪后，英国在对付取代法国崛起的德国时，渐渐感到力不从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同被自己打败的法国联手，和俄国一起在西方战场形成一个僵持局面。一战德国战败，英国消耗很大，但仍勉强维持其“离岸平衡手”身份。
回溯历史可以发现，英国失去大国地位的军事标志是二战期间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作为“离岸平衡手”，英国在二战之前一直左右欧洲局势。拿破仑战争以来，英国在军事干预欧洲的过程中，军队从未被赶出过欧洲大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军一直是欧洲战场的主力，它借助美国赢得欧洲战场的胜利，战后美国从欧洲撤军，英国似乎很自信能够继续立足英伦三岛，施展“连横”手段同法国一起控制欧洲。然而，希特勒德国的重新崛起使英国渐感力不从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英国军队迅速被德军击败，在敦刻尔克被赶下海，战后又因为前苏联的崛起，英国无力制衡，丧失了“离岸平衡手”地位。美国开始长期驻军欧洲，取代英国制衡欧洲大陆，英国从一流强国跌落至二流国家的位置。
尽管丘吉尔在自己回忆录里，用诗一般的语言把敦刻尔克溃退描绘成“最光辉的时刻”，但现实却无情地捅破这虚荣的粉饰，敦刻尔克的仓皇败退是“日不落帝国”陨落的开始，而诺曼底登陆更凸显了这种陨落：英国只有攀附美国才能重返欧洲，没有美国就会被人踢下大海。
必须指出，文明兴起与国家兴起是两码事，二者有时合二为一，有时各行其道。雅典兴起也是希腊文明的兴起，但雅典的衰落却不是希腊文明的衰落，因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从雅典人手中接过了文明的火炬，继续发扬光大。同样，英国衰落了，却把现代西方文明的接力棒传递给了美国，西方文明对世界其他文明仍然保持着强势地位。
关键词 战争 大国命运 崛起 衰落
人们考察国际关系史时会发现：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对自己命运的赌博。克劳塞维茨曾说过：“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像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这样广阔的活动天地，因为没有一种活动像战争这样从各方面和偶然性经常接触。偶然性会增加各种情况的不确定性，并扰乱事件的进程。”①在与外部世界矛盾冲突难以妥协，在运用经济、外交等和平手段之后仍无法达成妥协时，许多国家便直接诉诸武力，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押上了战争的“轮盘赌”。考察历史上大国与战争的关系，大致不外乎三种情况：一是通过战争崛起；二是战争使之衰弱；三是经过战争维持权势现状。虽然结果类型很简单，但每一种类型都有其自身特点和规律。即使是同种类型，每场战争也各有其独特的经验和教训，并且会给后人不同的启示。对于希望和平崛起的中国而言，如何摆脱传统的战争崛起的历史模式，探索建设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这些历史经验特别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深入研究战争，我们又怎能获得持久的和平？
从战争中崛起的大国——雅典、马其顿、罗马、英国、日本、美国
首先来考察通过战争大国兴起的情形。这种情况在中外历史上举不胜举，比较典型的是雅典的崛起。根据富勒的观点，雅典是通过萨拉米斯海战的胜利而崛起的。这场海战的胜利确立了雅典城邦国家的海上霸权地位，也是雅典的对手波斯帝国从攻势转成守势的转折点。这场胜利的结果是雅典确立了对波斯海权的绝对优势，使得波斯陆军后勤补给线因随时会遭希腊舰队的截断而无法展开进攻，同时也确立了雅典对其他城邦的海上优势，进而控制了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地区的贸易权。军事强大、经济繁荣、外交老练、文化发达、产业兴旺、宗教信仰坚定、尚武简朴的健康风气、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传播构成了雅典崛起的内涵，使得雅典的崛起具有国家与文明同步的特征，它既是一个国家的崛起，也代表着一种文明的崛起。萨拉米斯的胜利如同强烈的催化剂，使得雅典国家和希腊文明的诸方面更趋巩固和完善。
公元前449年，希腊联军在塞浦路斯岛彻底击败波斯军队后，希腊、雅典和波斯签订卡里阿斯和约，此后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希腊半岛逐渐陷于内战，这就是希腊世界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竞相角逐、相互攻伐而力量衰退之际，北方小邦马其顿乘机崛起，统一了全希腊。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 of Macedon）的长远战略意图是通过控制赫勒斯庞特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控制住希腊与黑海之间的谷物运输线，并将“亚洲门户”钥匙拿到手，逼迫全希腊诸城邦在马其顿的领导下，进攻一直在希腊半岛上挑拨离间充当“离岸平衡手”的波斯帝国。
为阻止腓力二世的雄心，雅典、底比斯、科林斯等组成联军，于公元前338年同马其顿联军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喀罗尼亚会战，结果腓力二世大获全胜，实现了上述的战略目标，迫使除斯巴达之外的所有希腊城邦加入马其顿为盟主的科林斯同盟，继而进攻波斯帝国。这与当今工业社会里，谁控制了石油通道谁就是事实上的霸主类似。马其顿崛起还有个重要的地缘政治优势，它崛起于远离希腊世界冲突中心的边缘地带，避免了像雅典、斯巴达那样过早地消耗掉自己的元气。
罗马是通过对周边国家的一系列战争崛起的，其中关键对手是老牌海上强国迦太基。在马汉看来，在战胜迦太基的过程中，罗马人夺取地中海制海权在战略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海权在布匿战争中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②从这一角度出发，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发生在公元前260年的米列海战、公元前256年的埃克诺穆斯海角海战以及公元前241年的埃加迪群岛海战，对罗马国家的崛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联系第二次布匿战争来看，最初的三场海战胜利不仅奠定罗马获胜的基础，而且也使迦太基一系列陆战胜利成果化为乌有。
值得一提的是罗马人的海战战术细节，为把罗马士兵善于单兵格斗的陆战优势带到海上，罗马人巧妙地发明了一种叫做“乌鸦”的顶端装有长铁钉的吊桥，前甲板上固定一支柱，吊桥系在支柱上，可左右前后放下，海战时逼近对方战舰，吊桥重重地放下，死死钩住对方舰只，罗马士兵蜂拥通过吊桥进入对方舰船上白刃战，俘获或烧毁之。这一战术是罗马取得海战胜利的关键，由此验证了“细节决定历史命运”的格言。
在英国崛起中，关键一战发生在1588年7月21日～7月29日。为同老牌海上霸主西班牙争夺海洋控制权，英国舰队同强大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展开大战，英国舰队利用航海技术、侧舷交战、火炮射程远诸方面的优势，在荷兰舰队的配合下，经过几次交战和追击，几乎全歼“无敌舰队”。此战打破了西班牙对海洋的控制，对美洲、亚洲殖民地的财富掠夺和对东方贸易的垄断，导致西班牙失去了世界财富的控制权，很快衰落下去，而英国则迈出了走向海上霸权的第一步。“无敌舰队”的覆没虽没有在精神上彻底摧毁西班牙的自信，却唤醒了英国人的海权意识：“尽管是小国，其资源和本国的权力都极为有限，可是只要他们控制了海洋，则仍然照样可以赢得和守住巨大的海外领土。反而言之，即令是泱泱大国，虽然他们是可以在海外获得广大的土地，可是除非他们能够控制住海洋，否则一旦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即会感到无法应付了。”③因此，从近代海权意识启蒙而言，“西班牙舰队的失败，好像是一个耳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了英国人的耳中。在一个商业的时代中，赢得海洋要比赢得陆地是比较更为有利，也许在一五八八年，对这一点还并无太明确的认识，可是在以下的一个世纪中，这个耳语的声音就变得越来越大了，而终于成为每一个英国人的呼声。”④ 日本也是在一连串对外战争的硝烟中崛起的，关键一战是1894年9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对中国北洋舰队的黄海大东沟海战。在此战役中，中国北洋舰队先后损失5艘战舰，日本则一艘未沉。海上决战结束后，日本完全控制黄海制海权，进而海陆并进，把北洋海军消灭在威海海军基地内，摧毁了清政府的作战意志。甲午战争后，中国割地赔款，日本版图扩大，索取了巨额战争赔款，进一步发展军工企业，并完成资本主义金融体制改革。日本的胜利为后来在远东击败俄国、特别是在对马海战中全歼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奠定了基础。
还是“细节决定历史”！对于这场决定东亚两国命运的海战，笔者曾专门对中日双方参战军舰100毫米口径以上主战火炮的射速进行过详细统计，参战的两国舰队一小时可发射的理论数据为：日方为46242颗炮弹，中方为4372颗炮弹，火力射速比10.5∶1，日方是中方的10倍有余，尽管中日双方参战军舰吨位差别不大，日方为37510吨，中方为34466吨。⑤以关键的开战一小时内（当时平远、广丙尚未赶到战场）计算理论上的射弹量，联合舰队为46242颗炮弹，北洋舰队为2368颗炮弹，射速比是19.5∶1，日方火力几乎是中方的20倍。虽然实战中的射弹量与理论射速量有较大差距，但火力强弱悬殊的性质不会改变。日方“第一游击纵队”4舰在局部战区内对我两弱舰“超勇”、“扬威”形成主战火炮38门对12门——即3.1∶1的数量优势，而射速上更是形成44∶1的超绝对优势，即射弹量理论数据为4896发对110发（实战中双方虽各打折扣，但火力极为悬殊格局不会变），理论上日军火力44倍于清军，遂解35分钟内击沉“超勇”、打残“扬威”之谜底。另一则比较是100毫米口径以上主战火炮一小时理论发射数据：“吉野”为7200发，整个参战的北洋舰队仅为4372发，“吉野”一艘军舰的火力射速就是整个北洋舰队的1.6倍。这就可以理解民族英雄邓世昌为何选择向“吉野”撞击，以期与之同归于尽的心理了。⑥
作为战败的一方，中国在决战时刻海军火力不强，是清廷政治腐败殃及海军建设所致，非战之罪也。马汉认为：谁控制制海权即掌握了历史命运，制海权由一场决定性海战胜负决定，决定性海战胜负由交战双方战术火力强弱决定。⑦中日海军黄海决战以及后来半个世纪里两国的发展差距再次验证了马汉的观点。
有关美国崛起的几个主要因素，笔者在《宗教、制度和文化帝国主义》一文做了初步探讨，本文做点补充。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老牌强国相互消耗得精疲力尽的关键时刻，投下自己重重的砝码，并促使世界的天平朝着对自己有利的一侧大角度倾斜，每一次掷下砝码都极大地提升了美国的世界地位。
从两次世界大战会战的角度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诺曼底会战是美国登上世界霸权舞台的标志性一战。诺曼底登陆的成功，完成了置纳粹德国于死地的东西夹击的战略势态，使残破的英国和被打趴下的法国起死回生，而西线战场的开辟迫使德国从东线分兵，给在东线僵持的苏联注射了一剂强心针，苏联则不失时机直取柏林。历史表明，美国人在诺曼底赌局中投下的砝码把自己抛上了世界霸主坐席。
通过战争维持霸权——罗马、英国
公元451年，在今天法国的沙隆地区（Ch?lons-en-Champagne），西罗马帝国名将埃提乌斯（Aetius）和西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Theodoric）的联军同阿提拉率领的匈奴大军展开会战。“这是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战役之一：据说有16.2万人阵亡，其中包括狄奥多里克。”⑧在这场欧洲与亚洲势力的对决中，阿提拉的匈奴联军战败，暂时向东方退却，标志着庞大的匈奴帝国已成强弩之末。诚如富勒所说：“这不是一个罗马人的胜利，也不是一个条顿人的胜利，而是两个民族联合起来，对抗亚洲人的胜利，正好像萨拉米斯之战的胜利是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对于波斯人的共同胜利一样。这又是另一次东西方之间冲突、欧亚之间的冲突。欧洲人又是能够暂时捐弃私怨和旧嫌，以来对抗一个共同的强敌。”⑨
沙隆会战虽然胜利了，但对罗马帝国来说，战前战后可谓命悬一线，战前为同宿敌西哥特人达成联盟而费尽心机，生怕西哥特人与匈奴人联手灭了自己。据有关史料记载，战争取胜后，本来可彻底击溃阿提拉的匈奴联军，但埃提乌斯惟恐盟友西哥特人乘机做大取代匈奴人成为罗马帝国新的劲敌，故不敢全歼匈奴联军，被迫放虎归山。于是，埃提乌斯提醒继任的西哥特国王多里斯蒙德，他的兄长可能觊觎王位，后者撤离战场回军争夺王位去了，埃提乌斯也让战败的阿提拉从容退却。留着已被击败的对手，以牵制在战争中崛起的同盟者，不愧为深谋远虑。埃提乌斯利用沙隆之战成功地达到了解除匈奴人威胁、让西哥特人与匈奴人相互牵制的意图，使罗马帝国得以勉强维持摇摇欲坠的霸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总算保住原来欧洲大陆“离岸平衡手”的地位。英国的外交谋略可谓炉火纯青，当崛起的德国觊觎欧洲霸主地位时，英国成功地与法国“连横”，并说服俄国入伙，在东面钳制德国。大战爆发后，英国利用自己对海洋的控制，拼命向美国贷款购买其大量物资，成为美国的债务人，以巨大的债务诱惑把美国拽入自己战壕。英国在外交上纵横捭阖，巧妙地调动了世界几股势力为自己所用，终于击败挑战对手，没有从原来的权力位置上跌落下来。
英国持“光荣独立”的外交政策，完全可以不介入欧洲大陆的战争，比利时中立被破坏只是一个借口而已，真正的原因是保住自己在欧洲的权势，阻止快速崛起的德国挑战自己，“我们必须在我们衰落之前进行战斗”。⑩因此，根据战争的“窗口理论”，正在衰落的强大遇到正在崛起的弱小，就会诱发前者发动战争。所以，可以置身局外的英国显然受到这种诱惑，不愿放弃这一“机会性窗口”，打了一场预防性战争。
英国能在一战中享受其外交努力的成果，军事上的关键一战是1914年9月6日爆发的马恩河会战。德军当时正按照预先的“施里芬计划”穿过中立的比利时，向法军主力深远后方实施大迂回包围运动。虽然德军进展顺利，但兵力不足的弱点却暴露了出来，德军不仅做不到“让右翼末梢袖拂海峡”，连已经缩短的右翼都露出了大豁口，连续败退的英法联军于马恩河一线突然返身侧击德军右翼，迫使德军停止迂回行动，“施离芬计划”六星期内击败法国，然后将全部主力东调对付俄国的战略彻底破产。马恩河会战使德国陷于两面作战的尴尬境地，英国外交努力的成效进一步得到发挥。而俄国不等完成战争动员，即大举进入东普鲁士，终于构成英国梦寐以求的欧洲战场的东线，德国则陷入东西夹击、难以取胜的战略困境。马恩河会战的胜利也为英国人取得美国的支持赢得了时间，为一战最终胜利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一战的胜利让“日不落帝国”的米字旗继续在全世界飘扬了一段时间，直到二战后被星条旗所取代。 在战争中衰落的大国——罗马、法国、英国、日本
公元378年8月9日，发生了标志着罗马帝国衰落的会战，史称“亚德里亚堡会战”。这天是罗马帝国黄昏的开始，地点在今天土耳其埃迪尔内省会。当时罗马帝国因太庞大而东西分制，东罗马皇帝瓦仑斯（Valens）御驾亲征，率东罗马全军主力同西哥特人展开决战，激战中，菲烈特根（Fridigern）统领的西哥特人、匈奴人及阿兰人发挥了骑兵的机动性，全歼了以笨重僵化的“方阵”迎战的罗马军团，皇帝瓦仑斯逃命时死于乱军中，千年罗马帝国从此一蹶不振，走向衰败。此战损失之巨堪比594年前（公元前216年）罗马人在“坎尼会战”时全军覆没。不过那时的罗马民族处于上升时期，很快克服了危机，走向全盛。而“亚德里亚堡会战”中的罗马民族已经承平日久、老迈颓唐，再无重振雄风之力。战后，西哥特人与东罗马帝国签订和约，西哥特人取得色雷斯栖息地，充任罗马帝国军队的兵源。至公元395年，狄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去世，哥特人再度叛乱，与组成罗马军队的哥特人联合，于公元411年攻陷罗马首都，帝国分崩离析。
亚德里亚堡会战既是决定大国命运之战，也是改变历史进程之战。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双方决战之前完全处于戏剧性的误判中。之前，定居在德涅斯特河与多瑙河之间的西哥特人被匈奴人打败，蜂拥逃至罗马边境，哀求罗马人让其进入境内，发誓世世代代忠于罗马，愿为罗马帝国永远守边。罗马皇帝答应了，但需交出武器入境。西哥特人为以防万一，买通罗马边境官兵，私藏武器渡多瑙河进入帝国境内。罗马吏治腐败，对入境的西哥特人敲诈勒索，抢劫奸淫，无恶不作，西哥特人不堪忍受，仇恨日生。为防生变，罗马方面摆下“鸿门宴”企图诱杀菲烈特根，却让其逃脱，罗马境内的西哥特人全面叛乱。这时西哥特人完全是丧家流窜、失魂落魄、夹杂着老弱妇孺的“流亡部落”状态，即便反叛后，还几次恳求与罗马人和谈，精神处于绝望状态，毫无战胜罗马军队的信心，而罗马的瓦仑斯皇帝也充满了一举扑灭西哥特人的自信，以至西哥特人被自己猝然取得的胜利弄得不知所措。
如果说这场会战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罗马帝国在承担拯救失去家园的西哥特人的“大国的责任”时，没有意识到由于自身的腐朽堕落，早已丧失了这种承担的能力。亚德里堡战场的罗马军团，也早已不是500多年前坎尼战场上吃苦耐劳、简朴尚武的罗马公民，耀眼头盔、威武铠甲包装着好逸恶劳、贪图享受之徒。于是，世界历史上出现了罕见的戏剧性场面：一方是带着盲目自信的罗马帝国，另一方是没有感觉到自身强大爆发力的西哥特人，双方在亚德里亚堡战场相遇，在一场“反客为主”的历史游戏中，西哥特人在绝境中崛起，而罗马人却撞上了自己的末日。几百年前，尚武进取的罗马人从坎尼会战惨败中顽强地站了起来，几百年后，生活堕落的罗马人在亚德里堡灾难中衰败。
近代法国的衰落源于拿破仑在滑铁卢会战的失败。由于拿破仑战争的最后破产，法国从此成为世界二流国家。在滑铁卢之前，拿破仑的天才曾让法国短暂地品尝过一流强国的滋味。拿破仑的失败首先是法国地缘政治的恶劣所致，法国一方面要对付来自东面的俄国、普鲁士，另一方面要对付强大的英国海军。法国的实力不足以同时应付大陆和海上的压力，其外交战略似乎也缺乏想象力，没能创造各个击破对手的战略形势以弥补实力的不足，最终造成向两个方向同时出击而顾此失彼的局面。此后，法国只能放弃海权争夺，在一战、二战中与英国结盟，以同大陆国家勉强抗衡。
拿破仑战争前期胜利得益于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它于1793年法国大革命期间颁布），法国军队因此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兵源补充；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国最早解决了火炮的各种技术问题，法国工程师格里博瓦尔“成功地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野战炮兵部队，这支部队能够跟上行进的步兵，因而能够在战斗中起主要的作用”。格里博瓦尔还解决了炮弹爆炸的引信技术，野战炮兵进入军队编制，实现了野战炮兵的战场机动，“创造了真正可流动性的大炮”。那些排着密集队形的步兵方阵，敲打着军鼓前进的对手们，成为拿破仑野战炮兵的最佳轰击目标。拿破仑给后世留下了一句名言：“炮兵是战争之神。”不过，战争也是最好的战术交流途径，法国的对手们很快学会了如何使用野战炮兵，拿破仑的战场优势渐渐失去，在滑铁卢和莱比锡战场，拿破仑连连失败，无法再现过去的辉煌。
英国通过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争取到了制约欧洲各大势力的“离岸平衡手”地位。在这个位置上，英国勉强地维持住了自己的强势地位。进入20世纪后，英国在对付取代法国崛起的德国时，渐渐感到力不从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同被自己打败的法国联手，和俄国一起在西方战场形成一个僵持局面。一战德国战败，英国消耗很大，但仍勉强维持其“离岸平衡手”身份。
回溯历史可以发现，英国失去大国地位的军事标志是二战期间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作为“离岸平衡手”，英国在二战之前一直左右欧洲局势。拿破仑战争以来，英国在军事干预欧洲的过程中，军队从未被赶出过欧洲大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军一直是欧洲战场的主力，它借助美国赢得欧洲战场的胜利，战后美国从欧洲撤军，英国似乎很自信能够继续立足英伦三岛，施展“连横”手段同法国一起控制欧洲。然而，希特勒德国的重新崛起使英国渐感力不从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英国军队迅速被德军击败，在敦刻尔克被赶下海，战后又因为前苏联的崛起，英国无力制衡，丧失了“离岸平衡手”地位。美国开始长期驻军欧洲，取代英国制衡欧洲大陆，英国从一流强国跌落至二流国家的位置。
尽管丘吉尔在自己回忆录里，用诗一般的语言把敦刻尔克溃退描绘成“最光辉的时刻”，但现实却无情地捅破这虚荣的粉饰，敦刻尔克的仓皇败退是“日不落帝国”陨落的开始，而诺曼底登陆更凸显了这种陨落：英国只有攀附美国才能重返欧洲，没有美国就会被人踢下大海。
必须指出，文明兴起与国家兴起是两码事，二者有时合二为一，有时各行其道。雅典兴起也是希腊文明的兴起，但雅典的衰落却不是希腊文明的衰落，因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从雅典人手中接过了文明的火炬，继续发扬光大。同样，英国衰落了，却把现代西方文明的接力棒传递给了美国，西方文明对世界其他文明仍然保持着强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