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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6日，《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在重庆病逝，年仅53岁。蒋介石在唁电中称：“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吴玉章、林伯渠的联名唁电称：“季鸾先生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唁电则称：“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
一位报人的去世，惊动国共两党最高首脑，实为罕见。
张季鸾生于1888年3月，陕西榆林人，13岁丧父，17岁即因学业优秀被选中官费留学日本，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经济学，1911年回国，出任上海《民立报》编辑。1926年，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三人出资将停刊的《大公报》接收下来，重新复刊。张季鸾任总编辑，提出著名的“四不”办报方针：第一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第二不卖(不以言论作交易)；第三不私(除忠于报纸之外决无私图)；第四不盲(决不自陷于盲从)。张季鸾和报社全体同仁严格遵守“四不”原则，很快使《大公报》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大公报》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张季鸾因此也引起蒋介石、毛泽东的关注和高度评价。
张季鸾多次上庐山，其中1937年6月至7月之间，他三上庐山“面谏”蒋介石，一时传为佳话。
1937年6月上旬，张季鸾匆匆上了庐山，下榻西谷河南路的一栋英式别墅。这栋别墅建于1934年，面积约250平方米。别墅为石砌二层，一层的两旁凸出两个六边形圆堡，堡顶为二楼阳台，由敞式外廊连接，屋顶前部为三角形，与圆堡阳台构成精美的图案，极引人注目。
张季鸾此次上山是专为营救“七君子”而“面谏”蒋介石的。1936年11月，国民党将要求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抗日战线的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7人逮捕，举国大哗，各地纷纷展开营救“七君子”活动。《大公报》上刊登大量声援“七君子”的文章，“七君子”针对江苏省高等法院的“起诉书”而写的“答辩状”，别的报纸都不敢刊登，《大公报》毅然全文登载，引起社会极大反响，但是国民党仍然一意孤行，拒不释放“七君子”，因此，张季鸾专程上庐山，当面向蒋介石陈述关押“七君子”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请求蒋介石尽快下令释放“七君子”。
张季弯很清楚他这样做会有一定风险，但他毫无惧色。1913年，他在北京创办《民立报》，就因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的内幕，震动全国，也激怒了袁世凯，被投入监狱，险遭暗害。1918年，他在担任《中华新报》总编辑期间，因披露当时的政府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激怒了执政官段祺瑞，再次被捕。虽然多次遭受厄运，但张季鸾却从不违背一个报人的良心和公正，不贪财，不怕死，说真话，被于右任誉为“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所以，他敢于为“七君子”的事直接上庐山找蒋介石“理论”。
蒋介石在官邸“美庐”会见了张季鸾。张季鸾直言不讳地劝谏蒋介石释放“七君子”。张季鸾从当前的民心、民意、民族潮流等多方面细加分析扣押“七君子”对当局会造成怎样极为不利的影响。蒋介石听后，推托说这是当地政府的事，“七君子”究竟有没有罪、该不该释放，应由司法部门来解决，他个人也不好过于干涉，以免影响司法的公正。张季鸾明知蒋介石的推托、冷淡，仍然据理力争，说到激动处，声调都大为提高，弄得秘书和警卫都不时进来观察一下。蒋介石面对张季鸾，也无可奈何。
1937年6月下旬，张季鸾二上庐山面见蒋介石，这次他是专为张学良求情。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季鸾亲自撰写八篇社论，在《大公报》显要位置发表，规劝张学良、杨虎诚释放蒋介石，规劝东北军、西北军将士要顾全大局，不要激化矛盾，以免大乱中华，给侵华日军以便利，因此，蒋介石对《大公报》是心存感激的。但是，张季鸾对蒋介石扣押张学良极为不满，在很多场合发表言论，要求释放张学良，还张学良人身自由。半年多过去了，张学良还在囚禁之中，张季鸾心中极为不平和不安，左思右想，干脆上庐山直接向蒋介石求情。
蒋介石在“美庐”别墅会见了张季鸾，当蒋得知张季鸾是特地来为张学良说情时，立刻面露不悦之色。张季鸾佯装未曾察觉，继续陈述在国难当头、各党各派强烈要求团结抗战的情形下，扣押张学良会给政府和领袖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蒋介石听了，丝毫不为所动，只是敷衍地说，这是党国大事，并非一个人所能决定。不管张季鸾怎样据理力争，蒋介石就是毫不松口。当张季鸾走出“美庐”时，心情十分沉重，他终于感到事情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他深为张学良的命运和前途担忧。
时隔半个多月，张季鸾于7月中旬再上庐山。这次上庐山的目的，是当面请求蒋介石速下抗战的决心，否则无法应对“七七事变”之后全国军民群情激奋的局面，若再拖延，势必会发生新的动乱和兵变，局面一旦失控，很可能国将不国，领袖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这次，蒋介石没有让张季鸾失望，痛快地给了他明确的答复，中国政府对侵华日军的态度只有一个字：“打!”张季鸾兴奋至极，向在庐山遇见的每一个熟人说道：委员长抗战决心已定，一个字——打!这个“打”字，像巨风一样，很快席卷整个牯岭。
张季鸾和《大公报》的影响不仅使国民党高层不敢小视，就是中共高层也对其极为关注。
1935年7月间，《大公报》客观报道了陕北苏区根据地的情况，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就是据此决定将陕北作为长征的终点。1944年夏，中外记者团到延安采访，毛泽东举行宴会招待记者团。他请《大公报》特派记者孔昭恺坐在首席，年纪很轻的孔昭恺一再谦让不敢上座。毛泽东对他说：30年代初期国民党严令各报刊称共产党为“匪”，只有《大公报》没有照办，拿我们共产党当“人”。在毛泽东的一再坚持下，孔昭恺才在首席上落座。
张季鸾1941年病逝重庆，蒋介石、周恩来等国共要人都亲往灵堂吊奠，各党各派对张季鸾的评价都很高。蒋介石送的挽联是：“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周恩来、邓颖超送的挽联是：“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病已及身，忽轻忽重，四五月杖鞋矢次，消磨了国士精神”。张季鸾魂归故土，陕西各界隆重举行公祭大会，西安全市下半旗致哀，蒋介石亲临公祭大会祭奠。张季鸾作为一个报人，身后如此哀荣，实为少见。张季鸾本人极有自知之明，临终遗嘱写明他的墓碑上只写：“中华民国故报人榆林张季鸾先生。”他的家人完全遵照他的遗嘱，只在墓碑上刻这一行字，没有任何赞美之词。
(作者单位：江西省庐山管理局)
编 校：张红玲
一位报人的去世，惊动国共两党最高首脑，实为罕见。
张季鸾生于1888年3月，陕西榆林人，13岁丧父，17岁即因学业优秀被选中官费留学日本，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经济学，1911年回国，出任上海《民立报》编辑。1926年，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三人出资将停刊的《大公报》接收下来，重新复刊。张季鸾任总编辑，提出著名的“四不”办报方针：第一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第二不卖(不以言论作交易)；第三不私(除忠于报纸之外决无私图)；第四不盲(决不自陷于盲从)。张季鸾和报社全体同仁严格遵守“四不”原则，很快使《大公报》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大公报》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张季鸾因此也引起蒋介石、毛泽东的关注和高度评价。
张季鸾多次上庐山，其中1937年6月至7月之间，他三上庐山“面谏”蒋介石，一时传为佳话。
1937年6月上旬，张季鸾匆匆上了庐山，下榻西谷河南路的一栋英式别墅。这栋别墅建于1934年，面积约250平方米。别墅为石砌二层，一层的两旁凸出两个六边形圆堡，堡顶为二楼阳台，由敞式外廊连接，屋顶前部为三角形，与圆堡阳台构成精美的图案，极引人注目。
张季鸾此次上山是专为营救“七君子”而“面谏”蒋介石的。1936年11月，国民党将要求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抗日战线的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7人逮捕，举国大哗，各地纷纷展开营救“七君子”活动。《大公报》上刊登大量声援“七君子”的文章，“七君子”针对江苏省高等法院的“起诉书”而写的“答辩状”，别的报纸都不敢刊登，《大公报》毅然全文登载，引起社会极大反响，但是国民党仍然一意孤行，拒不释放“七君子”，因此，张季鸾专程上庐山，当面向蒋介石陈述关押“七君子”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请求蒋介石尽快下令释放“七君子”。
张季弯很清楚他这样做会有一定风险，但他毫无惧色。1913年，他在北京创办《民立报》，就因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的内幕，震动全国，也激怒了袁世凯，被投入监狱，险遭暗害。1918年，他在担任《中华新报》总编辑期间，因披露当时的政府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激怒了执政官段祺瑞，再次被捕。虽然多次遭受厄运，但张季鸾却从不违背一个报人的良心和公正，不贪财，不怕死，说真话，被于右任誉为“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所以，他敢于为“七君子”的事直接上庐山找蒋介石“理论”。
蒋介石在官邸“美庐”会见了张季鸾。张季鸾直言不讳地劝谏蒋介石释放“七君子”。张季鸾从当前的民心、民意、民族潮流等多方面细加分析扣押“七君子”对当局会造成怎样极为不利的影响。蒋介石听后，推托说这是当地政府的事，“七君子”究竟有没有罪、该不该释放，应由司法部门来解决，他个人也不好过于干涉，以免影响司法的公正。张季鸾明知蒋介石的推托、冷淡，仍然据理力争，说到激动处，声调都大为提高，弄得秘书和警卫都不时进来观察一下。蒋介石面对张季鸾，也无可奈何。
1937年6月下旬，张季鸾二上庐山面见蒋介石，这次他是专为张学良求情。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季鸾亲自撰写八篇社论，在《大公报》显要位置发表，规劝张学良、杨虎诚释放蒋介石，规劝东北军、西北军将士要顾全大局，不要激化矛盾，以免大乱中华，给侵华日军以便利，因此，蒋介石对《大公报》是心存感激的。但是，张季鸾对蒋介石扣押张学良极为不满，在很多场合发表言论，要求释放张学良，还张学良人身自由。半年多过去了，张学良还在囚禁之中，张季鸾心中极为不平和不安，左思右想，干脆上庐山直接向蒋介石求情。
蒋介石在“美庐”别墅会见了张季鸾，当蒋得知张季鸾是特地来为张学良说情时，立刻面露不悦之色。张季鸾佯装未曾察觉，继续陈述在国难当头、各党各派强烈要求团结抗战的情形下，扣押张学良会给政府和领袖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蒋介石听了，丝毫不为所动，只是敷衍地说，这是党国大事，并非一个人所能决定。不管张季鸾怎样据理力争，蒋介石就是毫不松口。当张季鸾走出“美庐”时，心情十分沉重，他终于感到事情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他深为张学良的命运和前途担忧。
时隔半个多月，张季鸾于7月中旬再上庐山。这次上庐山的目的，是当面请求蒋介石速下抗战的决心，否则无法应对“七七事变”之后全国军民群情激奋的局面，若再拖延，势必会发生新的动乱和兵变，局面一旦失控，很可能国将不国，领袖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这次，蒋介石没有让张季鸾失望，痛快地给了他明确的答复，中国政府对侵华日军的态度只有一个字：“打!”张季鸾兴奋至极，向在庐山遇见的每一个熟人说道：委员长抗战决心已定，一个字——打!这个“打”字，像巨风一样，很快席卷整个牯岭。
张季鸾和《大公报》的影响不仅使国民党高层不敢小视，就是中共高层也对其极为关注。
1935年7月间，《大公报》客观报道了陕北苏区根据地的情况，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就是据此决定将陕北作为长征的终点。1944年夏，中外记者团到延安采访，毛泽东举行宴会招待记者团。他请《大公报》特派记者孔昭恺坐在首席，年纪很轻的孔昭恺一再谦让不敢上座。毛泽东对他说：30年代初期国民党严令各报刊称共产党为“匪”，只有《大公报》没有照办，拿我们共产党当“人”。在毛泽东的一再坚持下，孔昭恺才在首席上落座。
张季鸾1941年病逝重庆，蒋介石、周恩来等国共要人都亲往灵堂吊奠，各党各派对张季鸾的评价都很高。蒋介石送的挽联是：“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周恩来、邓颖超送的挽联是：“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病已及身，忽轻忽重，四五月杖鞋矢次，消磨了国士精神”。张季鸾魂归故土，陕西各界隆重举行公祭大会，西安全市下半旗致哀，蒋介石亲临公祭大会祭奠。张季鸾作为一个报人，身后如此哀荣，实为少见。张季鸾本人极有自知之明，临终遗嘱写明他的墓碑上只写：“中华民国故报人榆林张季鸾先生。”他的家人完全遵照他的遗嘱，只在墓碑上刻这一行字，没有任何赞美之词。
(作者单位：江西省庐山管理局)
编 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