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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可能是近年来中国文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小说充分展现了因那不能承受存在与死亡之重，而选择了乌托邦的出路的陆、谭四代人以及群像，并对百年中国的兴亡有着壮阔的描绘。
关键词：江南三部曲；存在；死亡
作者简介：杨潇（1992-），男，甘肃武威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02
作为先锋小说家的格非，其创作伊始便带有浓厚的哲学思辨色彩。无论是《褐色鸟群》中的缺位叙事还是《迷舟》的叙事圈套，如果说是单纯的小说炫技，那必然将其内在小说意蕴指向这一事实抹消。而格非的创作，与其说是文学内部的实验和创新，倒不如说他采取文学创作这一途径，来对世界、对全人类进行观照与思考。支撑作家的背后是一套成熟的世界观、历史观和哲学理念。一如张清华指出的：“格非在哲学上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于‘历史’和‘现实’， 甚至作为它们的载体与存在方式的‘记忆’和‘叙事’的所谓‘真实性’，都抱着深深的怀疑，对人性和存在都抱着深深的绝望。”[1]这种思考在他的近作“江南三部曲”中有着淋漓尽致的展现和演绎。借助乌托邦、桃花源、革命、爱情、人性，欲望等等复杂的命题在百年中国三代人的浮沉交错的探求书写中，最终落脚在了“人之存在”这一沉重的哲学命题上。
作为作家与学者二重身份的格非本人有这样一种自觉性看法：“存在，作为一种尚未被完全实现了的现实，它指的是一种‘可能性’的现实。从某种情形上来看，现实（作为被高度抽象的事实总和）在世界的多维结构中一直处于中心地位，而‘存在’则处于边缘。现实是完整的，可以被阐释和说明的，流畅的，而存在则是断裂状的，不能被完全把握的，易变的；‘现实’可以为作家所复制和再现，而存在则必须去发现、勘探、捕捉和表现；现实是理性的，可以言说的，存在则带有更多的非理性色彩；现实来自于群体经验的抽象，为群体经验所最终认可，而存在则是个人体验的产物，它似乎一直游离于群体经验之外”。[2]
具体到“江南三部曲”，第一部《人面桃花》有这样一个情节，秀米替私塾先生丁树则送信回程之时。她与黄毛一前一后朝普济走去，在发生了如此之多的变故，遇到了各色人等之后，内心世界被一次次外部巨浪冲击的秀米对于这世界有了新的体量和发现：“她隐约知道，在自己花木深秀的院宅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沉默的，而且大得没有边际。一路上他们不曾碰到一个人。秀米觉得天又高又远，眼前的小渠、沟壑、土丘、河水，甚至太阳光都变得虚幻起来。”失重与焦躁吞噬着少女的身心，这里面固然有家庭伦理秩序的崩坏和个人青春的叛逆觉醒，但根本上来说，是秀米这样一个个体对存在本身的懵懂体察。秀米这一路走来，失去父亲，失去张季元，失去母亲，失去小东西之后，最终在后革命的世界中选择了静默和喜鹊相依为命，“她觉得自己就是一只花间迷路的蚂蚁。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卑微的，琐碎的，没有意义，但却不可漠视，也无法忘却。”这不仅仅是她一人的感受，而是这三部曲中所有角色的集体心理图式。
谭功达，这个无父无母的孤儿，重回家乡的他显得意气风发，但小说伊始当他来到旧地，听到母亲的戏文时，却也坠入了深不可测的梦境，更多的时候，这个革命者总是陷入莫名的伤感，徒生伤悲。他始终有着恐惧，恐惧“自己怎样挣扎，也终会回到母亲的老路上去。”发誓要做隐身人的秀蓉，在遇到端午之后，也发现自己无法重回隐身世界了，即便改换为家玉，也无济于事。世界是如此的让他们感到惶恐，一方面是因为生存本身，“此在无论如何总要以某种方式与之发生交涉的那个存在，我们称之为生存（existenz）。”[3]
另一方面，则是世界本身的残酷与荒诞，使得人物心忧乃至发狂，《人面桃花》里的陆侃和秀米，《山河入梦》的白小娴以及《春尽江南》中的王元庆。狂人则是这世界的另一极，但发狂是因为世界的黑白颠倒和杀伐无情，就如第三部中种种乱象：资本家在读马克思，黑社会老大感慨中国没有法律，被酒色掏空的一个人，却在呼吁重建社会道德……由此，荒谬感油然而生，就如加缪所说：“荒谬在于人，也同样在于世界。它是目前为止人与世界之间的唯一联系。它把人与世界互相联系起来，犹如共同的仇恨把诸个存在联系起来一样。”[4]这之中的内在焦虑集中展现在了第三部的主角谭端午身上。
谭端午的时代，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地方，都在被复制成同一个地方。所有的人也都变成同一个人。新人。”而“在这个恶性竞争搞得每个人都灵魂出窍的时代里，端午当然有理由为自己置身于这社会之外而感到自得。”他甚至有意识让自己做一个无用的人，不再像祖母秀米要进行革命，也不像父亲功达要造大坝。然而端午的逃遁，更多地陷入了轻佻和虚无，而击破他幻想的，则是妻子家玉的死亡。借此，我们在对存在的重压和虚无分析之后，不得不正视另一个同样沉重、同样在文本中占有很大比例之物：死亡。
海德格尔曾说过：“死是一种此在刚一存在就承担来的去存在的方式，人刚一出生就立刻老得足以去死。”[5]纵观“江南三部曲”的叙事，我们会发现一种贯穿于三部的特殊收束结尾方式：以主人公的死亡作为故事的高潮与终局。《人面桃花》里，秀米和张季元之间一直是暧昧不明的情愫，直到张季元身亡之后，秀米只能用张季元遗留日记来曲通心意之时，他俩才有了互诉衷肠的可能。这也是她命运转折的开端。由此她才走向了外部的世界。正如之前的分析，如果说之前的秀米已经感受到存在的神秘和沉重，那么到她阅读死者的日记之后，“就像突然间打开了天窗，阳光从四面八方涌入屋内，又刺得她睁不开眼睛。”死亡是以一种独特的展现方式，来让秀米认识这个世界的秘密。后来秀米每一次的波折，都与死亡密切相关。张季元的死亡让她得以窥探父母上一代人的丑恶秘密，也成为走向革命的精神先导。花家舍土匪之间的可怖地互相猜忌、残杀，作为见证整个事件过程的秀米，受到的震撼不言而喻，她选择东渡日本，重归故里来终结这种死亡。讽刺地是，秀米的所作所为最终造成的是更多地人的死亡，其中包括她自己的儿子小东西。最终，在困惑与迷离之中，秀米也迎来她的结局，静静地死去了。 第二部《山河入梦》仍是以死亡为故事的推进契机，被金玉玷污的姚佩佩一怒之下杀死了他，从而开启了她惊心的逃亡之路。而只有如此，在时时刻刻面临死亡的威胁时，她与谭功达之间原本的暧昧和隔膜才有可能被打破。姚佩佩厌倦于生存，但她更多的是对死亡的忧虑和恐惧。在逃亡的路上，她每晚都在做着同样被抓后押赴刑场枪毙的噩梦。梦魇的体验不仅仅笼罩在姚佩佩身上，就连谭功达也被感染了，小说的结局依然是以主人公谭功达的死亡作结。
到了第三部第二部分“人的分类”，在一系列“人”、“非人”、“老实人”、“随机应变的人”、“正常人”、“精神病”的演进之后，最终推向了“活人”与“死人”，乃至“幸存者”和“死人”。最值得关注的是庞家玉之死，存在的苦痛，让她对死亡无法释怀，竭尽全力却被碾压的粉碎出局。最终罹患癌症，带着深深地恐惧与不甘选择了自杀。试图以自杀来对抗世界的荒谬，然而显得更加苍白无力。她的死是无人见证的，谭端午也只是捧得骨灰盒离去。更加悲哀的是她就连死后的葬于石榴树下的愿望都不能得到满足，如果说前两部的主角在目睹、体验死亡时还有着对自我的重新发现和超越，并在死亡中得到了永恒地抚慰和长眠的话。那么家玉的死就显得如此虚无和轻飘。
行文至此，我们就不得不追问，为什么三部曲都采用了这样一种用死亡来编排叙事的处理方式，很显然，这是格非的刻意为之。如果说陆秀米、谭功达、庞家玉这些人的生命体验是如此痛苦和无奈，在面对世界时感受到的更多是荒诞和虚无的话，那么死亡就构成了双重悖反式意义：一方面它如影随形，无处不在，让人类感受到生命的有限和荒凉。另一方面，它却有着言说一切的权力，将存在变成了一个完满。“死亡作为此在的终结，乃是此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确知的、而作为其本身则不确定的，超不过的可能性。死亡作为此在的终结存在在这一存在者向其中终结的存在之中。”[6]焦虑的自我言说不再，转为他人的加工编排。秀米的故事变成了史志、戏文和话剧，谭功达成为了前妻口中的“那个死人”，庞家玉也化成了谭端午笔下那一朵“开放在秘密的水塘”的睡莲。然而死亡的焦虑并不会因此淡化，也并不比存在的稀薄，正如家玉对人的分类中提到的，这世上有两种人，死人和活人。有些人还要死两次，但无论是谁，最终都是不了一丝痕迹。而这正是家玉恐惧的，她的拼搏与出人头地，无非是对此的拒斥和抗争。
正如布朗指出的：“人身上生本能与死本能的统一一旦破裂，其结果就是使人成为历史性的动物。”[7]而花家舍就是这片历史动物的试验田，“活死人”王观澄在此避难隐居，却为了建成自己的桃花源选择了打家劫舍，美好的建设却要以野蛮与暴力作为底色，最终指向的必然是毁灭。郭从年构建的公社看似已然幸福快乐，却是人人面带恐惧的“老大哥在看着你”翻版。而秀米、谭功达这些主人公，更是在追求乌托邦之路上迷失，失去了挚爱至亲和身家性命。
现实的乌托邦已经破灭了，三部曲最终的谭端午放弃了前人的梦想。并冷冷地说出了“别跟我提乌托邦这个词，很烦。”这样近似口号般的宣言。
但真是如此么？小说第一部里，王观澄就有着惊人的断言：必然还有人会重建花家舍，履其覆辙。在通过前文一二部分的分析之后，答案不言而喻。正是因为现世的苦痛，人们才有理由去追求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因为作为自为的意识存在的人，当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之后，也就有了自由的可能。
参考文献：
[1]张清华. 叙事·文本·记忆·历史———论格非小说中的历史哲学、历史诗学及其启示[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 年第49卷第2 期.
[2]格非.小说叙事研究[M]， 15 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3][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15页，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2.
[4][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M]，24页，杜小真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7.
[5][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 282页，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9.
[6][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 310页，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9.
[7][美]诺尔曼·布朗.生与死的对抗[M]，98页，伍厚恺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关键词：江南三部曲；存在；死亡
作者简介：杨潇（1992-），男，甘肃武威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02
作为先锋小说家的格非，其创作伊始便带有浓厚的哲学思辨色彩。无论是《褐色鸟群》中的缺位叙事还是《迷舟》的叙事圈套，如果说是单纯的小说炫技，那必然将其内在小说意蕴指向这一事实抹消。而格非的创作，与其说是文学内部的实验和创新，倒不如说他采取文学创作这一途径，来对世界、对全人类进行观照与思考。支撑作家的背后是一套成熟的世界观、历史观和哲学理念。一如张清华指出的：“格非在哲学上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于‘历史’和‘现实’， 甚至作为它们的载体与存在方式的‘记忆’和‘叙事’的所谓‘真实性’，都抱着深深的怀疑，对人性和存在都抱着深深的绝望。”[1]这种思考在他的近作“江南三部曲”中有着淋漓尽致的展现和演绎。借助乌托邦、桃花源、革命、爱情、人性，欲望等等复杂的命题在百年中国三代人的浮沉交错的探求书写中，最终落脚在了“人之存在”这一沉重的哲学命题上。
作为作家与学者二重身份的格非本人有这样一种自觉性看法：“存在，作为一种尚未被完全实现了的现实，它指的是一种‘可能性’的现实。从某种情形上来看，现实（作为被高度抽象的事实总和）在世界的多维结构中一直处于中心地位，而‘存在’则处于边缘。现实是完整的，可以被阐释和说明的，流畅的，而存在则是断裂状的，不能被完全把握的，易变的；‘现实’可以为作家所复制和再现，而存在则必须去发现、勘探、捕捉和表现；现实是理性的，可以言说的，存在则带有更多的非理性色彩；现实来自于群体经验的抽象，为群体经验所最终认可，而存在则是个人体验的产物，它似乎一直游离于群体经验之外”。[2]
具体到“江南三部曲”，第一部《人面桃花》有这样一个情节，秀米替私塾先生丁树则送信回程之时。她与黄毛一前一后朝普济走去，在发生了如此之多的变故，遇到了各色人等之后，内心世界被一次次外部巨浪冲击的秀米对于这世界有了新的体量和发现：“她隐约知道，在自己花木深秀的院宅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沉默的，而且大得没有边际。一路上他们不曾碰到一个人。秀米觉得天又高又远，眼前的小渠、沟壑、土丘、河水，甚至太阳光都变得虚幻起来。”失重与焦躁吞噬着少女的身心，这里面固然有家庭伦理秩序的崩坏和个人青春的叛逆觉醒，但根本上来说，是秀米这样一个个体对存在本身的懵懂体察。秀米这一路走来，失去父亲，失去张季元，失去母亲，失去小东西之后，最终在后革命的世界中选择了静默和喜鹊相依为命，“她觉得自己就是一只花间迷路的蚂蚁。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卑微的，琐碎的，没有意义，但却不可漠视，也无法忘却。”这不仅仅是她一人的感受，而是这三部曲中所有角色的集体心理图式。
谭功达，这个无父无母的孤儿，重回家乡的他显得意气风发，但小说伊始当他来到旧地，听到母亲的戏文时，却也坠入了深不可测的梦境，更多的时候，这个革命者总是陷入莫名的伤感，徒生伤悲。他始终有着恐惧，恐惧“自己怎样挣扎，也终会回到母亲的老路上去。”发誓要做隐身人的秀蓉，在遇到端午之后，也发现自己无法重回隐身世界了，即便改换为家玉，也无济于事。世界是如此的让他们感到惶恐，一方面是因为生存本身，“此在无论如何总要以某种方式与之发生交涉的那个存在，我们称之为生存（existenz）。”[3]
另一方面，则是世界本身的残酷与荒诞，使得人物心忧乃至发狂，《人面桃花》里的陆侃和秀米，《山河入梦》的白小娴以及《春尽江南》中的王元庆。狂人则是这世界的另一极，但发狂是因为世界的黑白颠倒和杀伐无情，就如第三部中种种乱象：资本家在读马克思，黑社会老大感慨中国没有法律，被酒色掏空的一个人，却在呼吁重建社会道德……由此，荒谬感油然而生，就如加缪所说：“荒谬在于人，也同样在于世界。它是目前为止人与世界之间的唯一联系。它把人与世界互相联系起来，犹如共同的仇恨把诸个存在联系起来一样。”[4]这之中的内在焦虑集中展现在了第三部的主角谭端午身上。
谭端午的时代，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地方，都在被复制成同一个地方。所有的人也都变成同一个人。新人。”而“在这个恶性竞争搞得每个人都灵魂出窍的时代里，端午当然有理由为自己置身于这社会之外而感到自得。”他甚至有意识让自己做一个无用的人，不再像祖母秀米要进行革命，也不像父亲功达要造大坝。然而端午的逃遁，更多地陷入了轻佻和虚无，而击破他幻想的，则是妻子家玉的死亡。借此，我们在对存在的重压和虚无分析之后，不得不正视另一个同样沉重、同样在文本中占有很大比例之物：死亡。
海德格尔曾说过：“死是一种此在刚一存在就承担来的去存在的方式，人刚一出生就立刻老得足以去死。”[5]纵观“江南三部曲”的叙事，我们会发现一种贯穿于三部的特殊收束结尾方式：以主人公的死亡作为故事的高潮与终局。《人面桃花》里，秀米和张季元之间一直是暧昧不明的情愫，直到张季元身亡之后，秀米只能用张季元遗留日记来曲通心意之时，他俩才有了互诉衷肠的可能。这也是她命运转折的开端。由此她才走向了外部的世界。正如之前的分析，如果说之前的秀米已经感受到存在的神秘和沉重，那么到她阅读死者的日记之后，“就像突然间打开了天窗，阳光从四面八方涌入屋内，又刺得她睁不开眼睛。”死亡是以一种独特的展现方式，来让秀米认识这个世界的秘密。后来秀米每一次的波折，都与死亡密切相关。张季元的死亡让她得以窥探父母上一代人的丑恶秘密，也成为走向革命的精神先导。花家舍土匪之间的可怖地互相猜忌、残杀，作为见证整个事件过程的秀米，受到的震撼不言而喻，她选择东渡日本，重归故里来终结这种死亡。讽刺地是，秀米的所作所为最终造成的是更多地人的死亡，其中包括她自己的儿子小东西。最终，在困惑与迷离之中，秀米也迎来她的结局，静静地死去了。 第二部《山河入梦》仍是以死亡为故事的推进契机，被金玉玷污的姚佩佩一怒之下杀死了他，从而开启了她惊心的逃亡之路。而只有如此，在时时刻刻面临死亡的威胁时，她与谭功达之间原本的暧昧和隔膜才有可能被打破。姚佩佩厌倦于生存，但她更多的是对死亡的忧虑和恐惧。在逃亡的路上，她每晚都在做着同样被抓后押赴刑场枪毙的噩梦。梦魇的体验不仅仅笼罩在姚佩佩身上，就连谭功达也被感染了，小说的结局依然是以主人公谭功达的死亡作结。
到了第三部第二部分“人的分类”，在一系列“人”、“非人”、“老实人”、“随机应变的人”、“正常人”、“精神病”的演进之后，最终推向了“活人”与“死人”，乃至“幸存者”和“死人”。最值得关注的是庞家玉之死，存在的苦痛，让她对死亡无法释怀，竭尽全力却被碾压的粉碎出局。最终罹患癌症，带着深深地恐惧与不甘选择了自杀。试图以自杀来对抗世界的荒谬，然而显得更加苍白无力。她的死是无人见证的，谭端午也只是捧得骨灰盒离去。更加悲哀的是她就连死后的葬于石榴树下的愿望都不能得到满足，如果说前两部的主角在目睹、体验死亡时还有着对自我的重新发现和超越，并在死亡中得到了永恒地抚慰和长眠的话。那么家玉的死就显得如此虚无和轻飘。
行文至此，我们就不得不追问，为什么三部曲都采用了这样一种用死亡来编排叙事的处理方式，很显然，这是格非的刻意为之。如果说陆秀米、谭功达、庞家玉这些人的生命体验是如此痛苦和无奈，在面对世界时感受到的更多是荒诞和虚无的话，那么死亡就构成了双重悖反式意义：一方面它如影随形，无处不在，让人类感受到生命的有限和荒凉。另一方面，它却有着言说一切的权力，将存在变成了一个完满。“死亡作为此在的终结，乃是此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确知的、而作为其本身则不确定的，超不过的可能性。死亡作为此在的终结存在在这一存在者向其中终结的存在之中。”[6]焦虑的自我言说不再，转为他人的加工编排。秀米的故事变成了史志、戏文和话剧，谭功达成为了前妻口中的“那个死人”，庞家玉也化成了谭端午笔下那一朵“开放在秘密的水塘”的睡莲。然而死亡的焦虑并不会因此淡化，也并不比存在的稀薄，正如家玉对人的分类中提到的，这世上有两种人，死人和活人。有些人还要死两次，但无论是谁，最终都是不了一丝痕迹。而这正是家玉恐惧的，她的拼搏与出人头地，无非是对此的拒斥和抗争。
正如布朗指出的：“人身上生本能与死本能的统一一旦破裂，其结果就是使人成为历史性的动物。”[7]而花家舍就是这片历史动物的试验田，“活死人”王观澄在此避难隐居，却为了建成自己的桃花源选择了打家劫舍，美好的建设却要以野蛮与暴力作为底色，最终指向的必然是毁灭。郭从年构建的公社看似已然幸福快乐，却是人人面带恐惧的“老大哥在看着你”翻版。而秀米、谭功达这些主人公，更是在追求乌托邦之路上迷失，失去了挚爱至亲和身家性命。
现实的乌托邦已经破灭了，三部曲最终的谭端午放弃了前人的梦想。并冷冷地说出了“别跟我提乌托邦这个词，很烦。”这样近似口号般的宣言。
但真是如此么？小说第一部里，王观澄就有着惊人的断言：必然还有人会重建花家舍，履其覆辙。在通过前文一二部分的分析之后，答案不言而喻。正是因为现世的苦痛，人们才有理由去追求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因为作为自为的意识存在的人，当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之后，也就有了自由的可能。
参考文献：
[1]张清华. 叙事·文本·记忆·历史———论格非小说中的历史哲学、历史诗学及其启示[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 年第49卷第2 期.
[2]格非.小说叙事研究[M]， 15 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3][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15页，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2.
[4][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M]，24页，杜小真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7.
[5][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 282页，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9.
[6][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 310页，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9.
[7][美]诺尔曼·布朗.生与死的对抗[M]，98页，伍厚恺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