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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了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应当遵循的方向、方针、原则。同时，《决定》提出了“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监管和经营的有效形式，完善授权经营制度”。贯彻实施《决定》，与“积极探索”，是一致的。任何一个对客观事物的理性认识，是否符合客观事物自身固有的规律，都有待于实践的检验，都必须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充实、修正。实事求是地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国有制究竟如何与市场经济接轨，依然是一个有待长期探索的必然王国。《决定》标志着领导层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并不意味着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因此，国企改制仍需在实践中“积极探索”。
本文就当前国企改制问题，谈点看法，作为探索，向学界请教。
一、国家权力机构是否应界入国企改革？
根据宪法，国有经济，即全民所有制经济。全体人民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政府代表全民行使所有者的责权。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必须由人大授权才可依法行使出资人职责。
国企关、停、并、转、改，涉及到所有者权益。此项国有资产处置权应属于人大。人大制定相关法律，作为政府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履行职责的法律依据，并对其进行监督。政府及其公务员任何人都无权超越宪法和法律处置国有资产，都必须将自己置于人大监督之下。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有的国家做得比我们好。芬兰很重视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它们认为，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是其他私人企业所无法取代的。因此，政府处置任何一家国有企业，即使是小企业，都必须经议会审议批准，政府不得越权。令人费解的是，我们成天嚷嚷“明晰产权”，但是近几年大中小国企纷纷改换门庭，从没有哪级政府问问人大的意见，也没有哪一级人大审议过一家国企改制，结果出现企业改制过程中所有者权益缺位的怪事。
二、国有资产管理立法待何时？
国企改革并不是完全取消国有经济。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它有适合现代社会化生产力性质这一面，因此它有生存的理由。但是，它又有不适合生产力现状这一面，即不适应生产力的多层次性以及商品-市场经济不可逾越性。因此，改革国有经济，一要收缩分布范围，实现所有制形式多样化，二要实现社会主义国有制与商品-市场经济接轨。这场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是国有资产重新分配，因而，必然引起人们之间利益大改组、大分化，引发种种矛盾和冲突。
为了保证改革平稳、有序地进行，确保改革沿着“共同富裕”的目标推进，仅仅靠中央颁布决定、决议等，是远远不够的。这类文件对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指导人们的行动，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它们不能代替法律。因为，第一，政策、决议，只规定人们行为的方向、原则。在实际执行中，不具有刚性，弹性很大，甚至人们的理解有相当的随意性。第二，政策、决议对规范人们的行为仅具有道义上的约束力，行为者不必为此承担法律责任。相反，法律对当事人的行为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它具体规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违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因此，法律对规范人的行为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正因为如此，国企改制必须实行法治。
自全国人大正式起草《国有资产管理法》，迄今经过了三届人大，至今没有出台。据说本届人大仍未将该法列入议程。由于《国资法》长期缺位，这些年国企改革在许多方面偏离了中央的方针，国企改革存在着无序状态。举例来说：
——中央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必须坚持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并存、共同发展。但是，在乡镇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改革中，许多地区在“明晰产权”的旗号下，一风吹，玩弄化公为私的把戏，实行全盘私有化。
——说股份制可以试。一声“号令”，各级党政领导争相紧跟，企业纷纷挂上了“股份公司”招牌，一时间掀起了一阵股份热潮席卷南北。但是，这些所谓“股份公司”大多是徒有其名的“翻牌公司”。
——开放证券市场，为公司上市开辟一条直接融资渠道。许多公司置市场风险不顾，争相“跑步（部）前（钱）进”，把上市当作圈钱的捷径，不惜欺骗众多小投资者 。
——企业经营资不抵债，扭亏无望，依法破产，退出市场，这是市场经济通行的法则。但是，这些年破产成风，许多地方当局和企业玩弄假破产、真逃债。 ——外资并购已成气候，但相关法律缺位。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保护民族经济，各国对准许外资进入的产业领域都制定必要的法律加以监管，这是国际惯例。我们大张旗鼓鼓吹外资并购，但反垄断法、防止不正当交易法等，至今没有制定，各地自行其事。
——更有甚者，有些名家将中央的方针路线置于脑后，俨然以权威自居，误导国企改革。他们主张“让国有企业烂下去”，号召“国有企业从所有竞争性领域退出”。他们大肆推销西方企业制度和企业模式，甚至将西方人有疑义的、不成功的经验介绍给公众。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三中全会的《决定》一再强调“依法”改制，《国资法》出台还等待到何时呢？
三、国企改革能否搞运动？
答案是明确的。不仅运动不能搞，变相搞运动也是有害的；不仅全国不能搞运动，单个企业或地区也不能突击改制。因为，首先，国企改革并不是简单地更换名称，换个招牌，而是改革企业制度和企业模式，是变革生产关系。改制涉及到方方面面关系，牵动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必须慎之又慎，依照客观条件的许可办事，既考虑到经济承受力，又要顾及职工的心理承受力。不考虑客观可能性，不积极在条件上下工夫，欲速则不达。其次，由于企业的性质、规模、经营状况各不相同，改制必须因事因地因时制宜，区别对待。一刀切、一阵风，一个模式到处套，势必走过场，甚至走向反面。再其次，企业改制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国有制与市场经济接轨。这是项史无前例的创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能靠我们自己在实践中探索前进。照搬照抄外国模式，至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所以，企业改制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切忌搞运动。
历史的教训是不应当忘记的。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搞过私营工商业改造运动、公社化运动。由于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规律，过早过快地越过新民主主义阶段，用运动方式推行公有化，造成严重的负面后果。90年代，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用行政手段强制突击产权私有化，把国民经济拖入崩溃的深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用搞运动的方式招至改革失败的先例。
近几年，在所有制结构改革中，一些地方和行业盛行变相用运动方式突击企业改制。领导机关或领导人把改制当作政治任务，下达指令，限定时间，规定形式，一步到位，然后作为政绩指标对干部进行考核，决定升迁，根本不考虑由此引起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如果我们现在不能从中吸取教训，新一轮国企改革可能继续搞运动。那时，我们将付出更大的代价。现在不是已经有人在为出卖大中型企业大造声势吗？！
四、是继续盲目加快改制步伐，还是在调整、整顿中稳步前进？
继续推进企业改革，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接轨，这个目标是不能动摇的。关键在于条件。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我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我们决不能超越客观条件的许可为所欲为。俗话说，拔苗助长，欲速则不达。我国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目标和改革起点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和距离。设想一下，如果在半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市场化、城市化程度很低，即使放开物价管制，开放市场，市场和市场机制也难以对实现优化资源配置起到正面效应。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更应当注重在市场和市场机制籍以发生作用的环境和条件上下工夫，大力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提升经济市场化程度，强化法治。否则，市场和市场机制只能以扭曲的方式发生负面效应。20多年来企业改制中发生的问题，究其原因之一，就是重运行机制转换，轻环境和条件建设，致使企业改革煮了夹生饭，留下了许多后遗症。
不可否认90年代以来，国企改革和调整取得了若干进展，但存在的问题却不容忽视：
——政治体制改革不适应经济市场化的进展，直接和间接的行政干预，使改制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得不到保证，企业的法人权益常常受到侵害，股东的权利得不到尊重，企业改制虽换了招牌，但新瓶装的是旧醋。
——工人阶级的主人公地位和权力受到严重挑战。失业和半失业居高不下，再就业率日趋下降。下岗待业，买断工龄，取消公费医疗，终止劳保制度，提租售房，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等，工人阶级承担了巨大的改革成本和代价，主人公沦为改革的对象，致使干群关系、党群关系日趋紧张，矛盾尖锐，社会稳定面临威胁。
——财政入不敷出，潜伏着严重的危机。社会保障资金存在巨大缺口；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远远低于安全线；行政经费开支过高，供养人员过多；国债加上或有债务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财政自身深陷危机，有何力量支持企业改制。
——金融潜伏危机。股市混乱，亟需整顿；银行巨额不良贷款，减了又增，给银行业安全造成直接威胁；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远低于安全线，自身抗风险的能力脆弱，自顾不暇，怎能适应其他行业改革的需要。
——收入分配无章法，单位各显神通自行创收；税收制度亟待改革，偷税逃税十分严重；贫富分化加剧，贫困人口巨增，社会保障不堪重负。
——市场秩序混乱，社会信用陷入深刻危机，假冒伪劣肆虐，黑色灰色市场猖獗，久治不愈，已成顽症。
——进出口结构扭曲，外贸依存度过高，加工贸易比重过大，外资企业出口份额过多，外贸效益低下，经济主权面临严峻挑战。
——在这些年改制过程中，暗箱操作，私自授售，一卖了之，行贿受贿，强迫入股，以权谋资，上骗国家，下欺群众等等，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由于这些行为都打着“改革”的旗号，处理的只占少数。
当前，改革和发展正处在重要时刻，各种矛盾充分显露、相互交织。改革目标和前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当前形势下，对暴露出的问题，究竟是采取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还是采取治本之策，实行综合治理，我们必须从中作出选择。历史的经验值得汲取。整顿、调整、治理可能是有效的对策。
五、“现代企业制度”应置工人群众于何地？
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新企业制度的本质特征，先后有两种表述：即“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这两种表述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把产权归属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
企业是实现生产和经营的实体，是社会经济的细胞。组成企业的要素有：劳动力、生产资料、管理者，即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企业的经营状况，取决于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各种要素的潜能。所谓“产权”，是指物即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它体现的是人与物的关系。对企业的经营效益来说，产权是必要的条件，但不是唯一的。除此而外，还有劳动者的地位和权力，劳动者和管理者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才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人是生产力中首要的、能动的、决定性的因素。解放生产力，主要就是把劳动者从束缚他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下解放出来。雇佣劳动代替奴隶劳动，自由择业取代人身依附，就是因为这种制度适应社会化机器工业的需要，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劳动者在经济上依然依附于资本。所以，马克思把雇佣劳动制称之为雇佣奴隶制。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所有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无须资本介入，雇佣劳动被联合起来的自由劳动所代替，这是生产力的彻底解放。改革不是以工人为“革命对象”，把他们由“主人”、由“自由劳动”沦为“雇佣工人”，而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与市场经济接轨，按照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质构造全民所有制。新企业制度应当给工人以主人翁地位，不能只见物不见人。把“明晰产权”作为现代企业制度核心和第一要义，却把主人排斥在外，岂非怪事。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已经沉重地压在工人群众身上。面对这种局面，人们有理由问：这符合改革的性质和目标吗？即使从企业经营角度来说，如果置工人群众的权益不顾，热中于搞股票期权、管理者收购之类锦上添花的玩意，想把企业效益搞上去，恐怕是枉然。
六、国企改制缘由何在？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改革的宗旨，是要实现其与市场经济接轨，使其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市场性质。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要求，从社会化生产力性质来说，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有存在的理由的，但从生产力要素的商品性质来说，它则必须改革。如果离开生产力决定作用的规律来谈论国企改革，就可能因理论误导重蹈历史复辙。
有种说法：“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这一观点颠倒了所有制与产权的主从关系，犯了常识性的错误。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财产权不过是所有制的法律表现。所有制是社会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所有制决定产权，而不是相反。离开特定所有制的，永恒的、一成不变的、自在的产权，是不存在的。所谓所有制，是指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它是由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的。究竟采取何种结合方式，人们是没有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的自由的；也不是所谓“交易成本”决定的。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生产力状况。奴隶制在现代人的眼中，不仅“交易成本”高昂，而且极其野蛮。然而，这在当时的生产力状况下却是唯一的抉择。所有制的本质，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人与物即财产或要素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说过，要了解资本主义所有制，就要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描述一遍。把产权与所有制混为一谈，又把所有制从生产关系中孤立开来，产权便成为不可理解的自在之物。
“产权明晰”，是得到官方首肯的企业改革的首要目标。然而，这一提法在理论上却经不住推敲。首先，“产权明晰”无论内涵或外延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它可以涵盖有史以来任何一种所有制，偏偏与改革的目标无缘。要说产权明晰，莫过于奴隶制和封建主所有制。然而，这种“明晰产权”却排除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国有制的产权归属是明确的。企业改制的目标，是旨在实现社会主义国有制与市场经济接轨，将市场机制引入国有制，消除权、责、利分离状态。其次，从现代社会化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制度发展趋势看，企业的产权关系，一方面权责利的制衡机制趋于强化，另方面产权结构呈现多元化、社会化的态势；所有权与经营权、占有权已经分离，委托代理经营的链条延长。因此，所有权呈现十分明显的淡化趋势。股份制正是适应这种趋势应运而生的。可见，把“产权明晰”定为国企改革的目标，与现代社会化生产力发展趋势是相违背的。再其次，“产权明晰”的观点来自科斯的产权理论。科斯所谓的明晰产权，即是强化私有产权。他认为，只要明晰产权，交易成本即为零，就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消除市场失灵。然而，他的观点并没有被西方市场经济的实践所证实。且不说我国国企改革并不是要全面私有化。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批评科斯产权理论是“产权神话”，“这一神话的危害在于，误导了许多转型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而不去关注更大范围内的一系列问题。”
七、国企改革要不要防范误入全面私有化的歧途？
国企不改革，死路一条；全面私有化，也是死路一条。这已经被俄罗斯改革的实践所证实。从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政企合一的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在当今国际和国内的背景下 ，推行全面私有化，必然导致资源分配向少数权势阶层集中，必然把改革的代价和成本都转嫁到广大劳动群众头上，必然滋生出一个腐朽的官僚买办垄断资产阶级，必然导致市场经济功能扭曲、形态变异，最终使共同富裕的目标化为泡影。这并非意识形态说教，而是历史发展规律所使然。
防范全面私有化，决非杞人忧天。
实行规范化的股份制，国有股必须投入流通，进入股票交易市场。在这种条件下，对于必须由国家控制的企业，如何确保国家的控股权，防止产权丧失，这是个有待解决的难题。不能排除通过股票流通的途径，中外私人资本逐步蚕食国有资本的可能性。
实行各种名目的以强化激励机制为目的的措施，例如，经营者持大股，股票期权，管理层收购等，即使有完备的法制，严格的公司治理结构，也不能排除内部人控制，管理者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化公为私。
打着改革的旗号，用各种手法侵吞国有资产，变相地搞私有化。例如，暗箱操作，廉价拍卖；玩弄破产把戏，既逃废债务，又伺机零收购；强制职工集资入股，转嫁负担和风险，等。
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条件下，各类企业之间的关系通行的是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法则。现在，一些竞争性行业中已经产生了一批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外国跨国公司纷纷进入我国市场，国有企业面临严峻的挑战。要保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既不能依靠行政权力的支持，也不能指望保持垄断地位。能否保持持续竞争力，这是关系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控股企业兴亡的重大问题。
总之，《决议》作出来了，但实事求是地说，国企改革似乎还不能说已经破题。
本文就当前国企改制问题，谈点看法，作为探索，向学界请教。
一、国家权力机构是否应界入国企改革？
根据宪法，国有经济，即全民所有制经济。全体人民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政府代表全民行使所有者的责权。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必须由人大授权才可依法行使出资人职责。
国企关、停、并、转、改，涉及到所有者权益。此项国有资产处置权应属于人大。人大制定相关法律，作为政府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履行职责的法律依据，并对其进行监督。政府及其公务员任何人都无权超越宪法和法律处置国有资产，都必须将自己置于人大监督之下。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有的国家做得比我们好。芬兰很重视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它们认为，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是其他私人企业所无法取代的。因此，政府处置任何一家国有企业，即使是小企业，都必须经议会审议批准，政府不得越权。令人费解的是，我们成天嚷嚷“明晰产权”，但是近几年大中小国企纷纷改换门庭，从没有哪级政府问问人大的意见，也没有哪一级人大审议过一家国企改制，结果出现企业改制过程中所有者权益缺位的怪事。
二、国有资产管理立法待何时？
国企改革并不是完全取消国有经济。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它有适合现代社会化生产力性质这一面，因此它有生存的理由。但是，它又有不适合生产力现状这一面，即不适应生产力的多层次性以及商品-市场经济不可逾越性。因此，改革国有经济，一要收缩分布范围，实现所有制形式多样化，二要实现社会主义国有制与商品-市场经济接轨。这场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是国有资产重新分配，因而，必然引起人们之间利益大改组、大分化，引发种种矛盾和冲突。
为了保证改革平稳、有序地进行，确保改革沿着“共同富裕”的目标推进，仅仅靠中央颁布决定、决议等，是远远不够的。这类文件对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指导人们的行动，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它们不能代替法律。因为，第一，政策、决议，只规定人们行为的方向、原则。在实际执行中，不具有刚性，弹性很大，甚至人们的理解有相当的随意性。第二，政策、决议对规范人们的行为仅具有道义上的约束力，行为者不必为此承担法律责任。相反，法律对当事人的行为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它具体规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违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因此，法律对规范人的行为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正因为如此，国企改制必须实行法治。
自全国人大正式起草《国有资产管理法》，迄今经过了三届人大，至今没有出台。据说本届人大仍未将该法列入议程。由于《国资法》长期缺位，这些年国企改革在许多方面偏离了中央的方针，国企改革存在着无序状态。举例来说：
——中央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必须坚持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并存、共同发展。但是，在乡镇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改革中，许多地区在“明晰产权”的旗号下，一风吹，玩弄化公为私的把戏，实行全盘私有化。
——说股份制可以试。一声“号令”，各级党政领导争相紧跟，企业纷纷挂上了“股份公司”招牌，一时间掀起了一阵股份热潮席卷南北。但是，这些所谓“股份公司”大多是徒有其名的“翻牌公司”。
——开放证券市场，为公司上市开辟一条直接融资渠道。许多公司置市场风险不顾，争相“跑步（部）前（钱）进”，把上市当作圈钱的捷径，不惜欺骗众多小投资者 。
——企业经营资不抵债，扭亏无望，依法破产，退出市场，这是市场经济通行的法则。但是，这些年破产成风，许多地方当局和企业玩弄假破产、真逃债。 ——外资并购已成气候，但相关法律缺位。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保护民族经济，各国对准许外资进入的产业领域都制定必要的法律加以监管，这是国际惯例。我们大张旗鼓鼓吹外资并购，但反垄断法、防止不正当交易法等，至今没有制定，各地自行其事。
——更有甚者，有些名家将中央的方针路线置于脑后，俨然以权威自居，误导国企改革。他们主张“让国有企业烂下去”，号召“国有企业从所有竞争性领域退出”。他们大肆推销西方企业制度和企业模式，甚至将西方人有疑义的、不成功的经验介绍给公众。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三中全会的《决定》一再强调“依法”改制，《国资法》出台还等待到何时呢？
三、国企改革能否搞运动？
答案是明确的。不仅运动不能搞，变相搞运动也是有害的；不仅全国不能搞运动，单个企业或地区也不能突击改制。因为，首先，国企改革并不是简单地更换名称，换个招牌，而是改革企业制度和企业模式，是变革生产关系。改制涉及到方方面面关系，牵动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必须慎之又慎，依照客观条件的许可办事，既考虑到经济承受力，又要顾及职工的心理承受力。不考虑客观可能性，不积极在条件上下工夫，欲速则不达。其次，由于企业的性质、规模、经营状况各不相同，改制必须因事因地因时制宜，区别对待。一刀切、一阵风，一个模式到处套，势必走过场，甚至走向反面。再其次，企业改制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国有制与市场经济接轨。这是项史无前例的创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能靠我们自己在实践中探索前进。照搬照抄外国模式，至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所以，企业改制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切忌搞运动。
历史的教训是不应当忘记的。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搞过私营工商业改造运动、公社化运动。由于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规律，过早过快地越过新民主主义阶段，用运动方式推行公有化，造成严重的负面后果。90年代，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用行政手段强制突击产权私有化，把国民经济拖入崩溃的深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用搞运动的方式招至改革失败的先例。
近几年，在所有制结构改革中，一些地方和行业盛行变相用运动方式突击企业改制。领导机关或领导人把改制当作政治任务，下达指令，限定时间，规定形式，一步到位，然后作为政绩指标对干部进行考核，决定升迁，根本不考虑由此引起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如果我们现在不能从中吸取教训，新一轮国企改革可能继续搞运动。那时，我们将付出更大的代价。现在不是已经有人在为出卖大中型企业大造声势吗？！
四、是继续盲目加快改制步伐，还是在调整、整顿中稳步前进？
继续推进企业改革，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接轨，这个目标是不能动摇的。关键在于条件。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我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我们决不能超越客观条件的许可为所欲为。俗话说，拔苗助长，欲速则不达。我国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目标和改革起点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和距离。设想一下，如果在半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市场化、城市化程度很低，即使放开物价管制，开放市场，市场和市场机制也难以对实现优化资源配置起到正面效应。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更应当注重在市场和市场机制籍以发生作用的环境和条件上下工夫，大力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提升经济市场化程度，强化法治。否则，市场和市场机制只能以扭曲的方式发生负面效应。20多年来企业改制中发生的问题，究其原因之一，就是重运行机制转换，轻环境和条件建设，致使企业改革煮了夹生饭，留下了许多后遗症。
不可否认90年代以来，国企改革和调整取得了若干进展，但存在的问题却不容忽视：
——政治体制改革不适应经济市场化的进展，直接和间接的行政干预，使改制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得不到保证，企业的法人权益常常受到侵害，股东的权利得不到尊重，企业改制虽换了招牌，但新瓶装的是旧醋。
——工人阶级的主人公地位和权力受到严重挑战。失业和半失业居高不下，再就业率日趋下降。下岗待业，买断工龄，取消公费医疗，终止劳保制度，提租售房，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等，工人阶级承担了巨大的改革成本和代价，主人公沦为改革的对象，致使干群关系、党群关系日趋紧张，矛盾尖锐，社会稳定面临威胁。
——财政入不敷出，潜伏着严重的危机。社会保障资金存在巨大缺口；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远远低于安全线；行政经费开支过高，供养人员过多；国债加上或有债务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财政自身深陷危机，有何力量支持企业改制。
——金融潜伏危机。股市混乱，亟需整顿；银行巨额不良贷款，减了又增，给银行业安全造成直接威胁；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远低于安全线，自身抗风险的能力脆弱，自顾不暇，怎能适应其他行业改革的需要。
——收入分配无章法，单位各显神通自行创收；税收制度亟待改革，偷税逃税十分严重；贫富分化加剧，贫困人口巨增，社会保障不堪重负。
——市场秩序混乱，社会信用陷入深刻危机，假冒伪劣肆虐，黑色灰色市场猖獗，久治不愈，已成顽症。
——进出口结构扭曲，外贸依存度过高，加工贸易比重过大，外资企业出口份额过多，外贸效益低下，经济主权面临严峻挑战。
——在这些年改制过程中，暗箱操作，私自授售，一卖了之，行贿受贿，强迫入股，以权谋资，上骗国家，下欺群众等等，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由于这些行为都打着“改革”的旗号，处理的只占少数。
当前，改革和发展正处在重要时刻，各种矛盾充分显露、相互交织。改革目标和前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当前形势下，对暴露出的问题，究竟是采取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还是采取治本之策，实行综合治理，我们必须从中作出选择。历史的经验值得汲取。整顿、调整、治理可能是有效的对策。
五、“现代企业制度”应置工人群众于何地？
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新企业制度的本质特征，先后有两种表述：即“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这两种表述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把产权归属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
企业是实现生产和经营的实体，是社会经济的细胞。组成企业的要素有：劳动力、生产资料、管理者，即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企业的经营状况，取决于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各种要素的潜能。所谓“产权”，是指物即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它体现的是人与物的关系。对企业的经营效益来说，产权是必要的条件，但不是唯一的。除此而外，还有劳动者的地位和权力，劳动者和管理者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才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人是生产力中首要的、能动的、决定性的因素。解放生产力，主要就是把劳动者从束缚他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下解放出来。雇佣劳动代替奴隶劳动，自由择业取代人身依附，就是因为这种制度适应社会化机器工业的需要，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劳动者在经济上依然依附于资本。所以，马克思把雇佣劳动制称之为雇佣奴隶制。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所有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无须资本介入，雇佣劳动被联合起来的自由劳动所代替，这是生产力的彻底解放。改革不是以工人为“革命对象”，把他们由“主人”、由“自由劳动”沦为“雇佣工人”，而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与市场经济接轨，按照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质构造全民所有制。新企业制度应当给工人以主人翁地位，不能只见物不见人。把“明晰产权”作为现代企业制度核心和第一要义，却把主人排斥在外，岂非怪事。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已经沉重地压在工人群众身上。面对这种局面，人们有理由问：这符合改革的性质和目标吗？即使从企业经营角度来说，如果置工人群众的权益不顾，热中于搞股票期权、管理者收购之类锦上添花的玩意，想把企业效益搞上去，恐怕是枉然。
六、国企改制缘由何在？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改革的宗旨，是要实现其与市场经济接轨，使其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市场性质。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要求，从社会化生产力性质来说，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有存在的理由的，但从生产力要素的商品性质来说，它则必须改革。如果离开生产力决定作用的规律来谈论国企改革，就可能因理论误导重蹈历史复辙。
有种说法：“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这一观点颠倒了所有制与产权的主从关系，犯了常识性的错误。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财产权不过是所有制的法律表现。所有制是社会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所有制决定产权，而不是相反。离开特定所有制的，永恒的、一成不变的、自在的产权，是不存在的。所谓所有制，是指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它是由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的。究竟采取何种结合方式，人们是没有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的自由的；也不是所谓“交易成本”决定的。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生产力状况。奴隶制在现代人的眼中，不仅“交易成本”高昂，而且极其野蛮。然而，这在当时的生产力状况下却是唯一的抉择。所有制的本质，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人与物即财产或要素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说过，要了解资本主义所有制，就要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描述一遍。把产权与所有制混为一谈，又把所有制从生产关系中孤立开来，产权便成为不可理解的自在之物。
“产权明晰”，是得到官方首肯的企业改革的首要目标。然而，这一提法在理论上却经不住推敲。首先，“产权明晰”无论内涵或外延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它可以涵盖有史以来任何一种所有制，偏偏与改革的目标无缘。要说产权明晰，莫过于奴隶制和封建主所有制。然而，这种“明晰产权”却排除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国有制的产权归属是明确的。企业改制的目标，是旨在实现社会主义国有制与市场经济接轨，将市场机制引入国有制，消除权、责、利分离状态。其次，从现代社会化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制度发展趋势看，企业的产权关系，一方面权责利的制衡机制趋于强化，另方面产权结构呈现多元化、社会化的态势；所有权与经营权、占有权已经分离，委托代理经营的链条延长。因此，所有权呈现十分明显的淡化趋势。股份制正是适应这种趋势应运而生的。可见，把“产权明晰”定为国企改革的目标，与现代社会化生产力发展趋势是相违背的。再其次，“产权明晰”的观点来自科斯的产权理论。科斯所谓的明晰产权，即是强化私有产权。他认为，只要明晰产权，交易成本即为零，就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消除市场失灵。然而，他的观点并没有被西方市场经济的实践所证实。且不说我国国企改革并不是要全面私有化。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批评科斯产权理论是“产权神话”，“这一神话的危害在于，误导了许多转型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而不去关注更大范围内的一系列问题。”
七、国企改革要不要防范误入全面私有化的歧途？
国企不改革，死路一条；全面私有化，也是死路一条。这已经被俄罗斯改革的实践所证实。从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政企合一的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在当今国际和国内的背景下 ，推行全面私有化，必然导致资源分配向少数权势阶层集中，必然把改革的代价和成本都转嫁到广大劳动群众头上，必然滋生出一个腐朽的官僚买办垄断资产阶级，必然导致市场经济功能扭曲、形态变异，最终使共同富裕的目标化为泡影。这并非意识形态说教，而是历史发展规律所使然。
防范全面私有化，决非杞人忧天。
实行规范化的股份制，国有股必须投入流通，进入股票交易市场。在这种条件下，对于必须由国家控制的企业，如何确保国家的控股权，防止产权丧失，这是个有待解决的难题。不能排除通过股票流通的途径，中外私人资本逐步蚕食国有资本的可能性。
实行各种名目的以强化激励机制为目的的措施，例如，经营者持大股，股票期权，管理层收购等，即使有完备的法制，严格的公司治理结构，也不能排除内部人控制，管理者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化公为私。
打着改革的旗号，用各种手法侵吞国有资产，变相地搞私有化。例如，暗箱操作，廉价拍卖；玩弄破产把戏，既逃废债务，又伺机零收购；强制职工集资入股，转嫁负担和风险，等。
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条件下，各类企业之间的关系通行的是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法则。现在，一些竞争性行业中已经产生了一批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外国跨国公司纷纷进入我国市场，国有企业面临严峻的挑战。要保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既不能依靠行政权力的支持，也不能指望保持垄断地位。能否保持持续竞争力，这是关系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控股企业兴亡的重大问题。
总之，《决议》作出来了，但实事求是地说，国企改革似乎还不能说已经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