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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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在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中由多块根据地逐步融合而成的,到1945年1月,有人口近2000万,“为敌后最大根据地”。其位于冀、鲁、豫、苏、皖五省结合部境内,除东部有小块丘陵山地外,绝大部分是平原,黄河、卫河、万福河、汶河以及沿京杭大运河一线的东平、独山、南阳、昭阳、微山等湖泊纵横交错其间,但是由于蒋介石于1938年6月9日命令炸开河南省花园口黄河大堤,致使黄河夺淮入海,花园口以下直至入海口的黄河段无水,成为故道,从而造成了南北交通的便利。其处于华北的南端、太行山山脉与泰山山脉之间,为中国南北接壤之地和重要通道。其东起津浦、西至平汉、北界德石、南跨陇海四大铁路干线,为联系敌后华中、山东和华北诸根据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枢纽。其在八年腥风血雨的抗战中,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大众的解放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开辟平原抗日根据地,在与日军“扫荡”中坚持发展


  卢沟桥事变之后,冀、鲁、豫、苏、皖接壤地带的不同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创了抗日斗争新局面。
  在鲁西北,中共党组织遵照中共中央、山东省委以及冀鲁豫省委的指示,争取、团结山东省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共同抗战,开创了影响全国的抗日局面。范筑先原是西北军军官,为人正直廉洁,具有爱国正义感。早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中共中央代表彭雪枫即对范筑先进行争取工作。卢沟桥事变之后,共产党员张霖之、赵伊坪、张维翰、张郁光、姚第鸿等代表党组织帮助范筑先重建政权、收编武装、发动群众抗日,创建了抗日游击根据地。鲁西北平原和河北平原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为平原地区能够进行游击战提供了依据。毛泽东在1938年四五月间依据这两个地区的实践迭次发出了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在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方面,中共党组织帮助范筑先建立了约六万人的队伍,其中有一万人是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建立政权方面,中共党组织帮助范筑先改造、加强政府,使之成为人民的抗日政府,其中,范筑先委任了部分共产党员担任县长。在组织群众团体方面,到1938年11月,中共党组织动员、组织起来的群众达20余万人。在鲁西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创建过程中,中共党组织和进步力量同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8年11月14日,日军围攻第六区专员公署驻地聊城。15日,聊城失陷,范筑先和张郁光、姚第鸿等700多守城将士壮烈殉国。范筑先殉难后,顽固派疯狂反共、破坏统一战线,致使蓬勃发展的鲁西北抗战局面出现严重危机。为了坚持鲁西北抗战,八路军一二九师一部进入鲁西北,扭转了混乱局势。此时,中共加强了领导,于1939年1月成立了中共鲁西区党委,张霖之任书记。
  在与鲁西北相邻的泰山西部地区,中共党组织于1938年1月1日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张北华任主席。自卫团一成立,就投身于抗日斗争之中,著名的战斗有夜袭界首火车站,用大刀砍死十多名日军;破坏津浦铁路,颠覆日军列车,毙伤日军20多人,配合台儿庄大战中的中国军队作战。5月,中共加强了对自卫团的领导,建立了中共泰西特委,段君毅任书记。特委建立后,整党建军,开始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1939年1月中共鲁西区党委成立后,泰西特委改为地委,直属中共鲁西区党委领导。
  在与鲁西北相邻的河北省南部地区(又称直南,因1928年之前河北省称直隶省)以及与直南相连的豫北地区,中共党组织于1937年10月成立了中共直南临时特委,刘大风任书记,不久改为直南特委。直南特委一方面创建抗日武装,积极对日伪军作战,一方面与河北省第十区(濮阳)专员丁树本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同时,广泛建立群众抗日救国组织。到1938年底,各种抗日群众团体成员达30万人。
  在与鲁西北相邻的鲁西南地区,中共党组织于1937年11月成立了鲁西南工委,不久改为鲁西南特委。1938年7月,鲁西南特委与徐州西北区委合并组成苏鲁豫特委,王文彬、白子明先后任书记。这一时期,中共党组织在徐州失陷后建立了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二总队主要活动在微山湖以西(又称湖西)地区。同时,团结国民党地方军政力量共同抗战。
  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将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同时强调必须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的三个师的主力,分别进入冀中、冀南、冀鲁豫边、山东地区。于是,一一五师部分部队进入直南、豫北、鲁西南和湖西地区,一二九师一部进入鲁西北地区;1939年3月,陈光、罗荣桓率一一五师师部及主力一部进入鲁西、泰西地区。在八路军主力部队与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共同努力下,以上各地区的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进入新阶段。
  一一五师师部到达鲁西后,与中共鲁西区党委联合组成鲁西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任书记,统一领导鲁西地区的抗日斗争与工作。罗荣桓于1939年5月提出解决“武装”和“政权”两个根本问题,创建泰西根据地,又于当年8月提出创建鲁西平原根据地。自此,鲁西区的黄河故道以南地区,在一一五师的支撑下,党、政、军、群等各项工作迅猛发展,并于1939年10月建立泰西行政委员会。这期间,鲁西区的黄河故道以北地区,在一二九师的支撑下,开展建党、建军、建政工作,并于1939年9月成立了鲁西北行政委员会。1939年,八路军部队在鲁西区的黄河故道以南地区,进行了著名的陆房胜利突围战,歼灭日伪军1300余人,梁山伏击战,歼灭日伪军400余人;在鲁西区的黄河故道以北地区进行了著名的陈贯庄战斗,歼灭日军110余人,魏二庄战斗,歼灭日伪军100余人。1939年九十月间,遵照中央指示,陈光、罗荣桓率部进入鲁南,以杨勇为旅长的一一五师独立旅兼鲁西军区,在黄河故道以南地区坚持斗争。不久,萧华率部进入鲁西区的黄河故道以南地区。1940年4月,泰西和鲁西北两行政委员会合并成立了鲁西行政主任公署,萧华、段君毅先后任主任。这时,鲁西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式形成。1940年,日本华北方面军进行了两期“治安肃正作战”,重点是平汉、津浦两铁路间的根据地。鲁西是敌人“治安肃正作战”的重点地区。从1940年春夏起,虽然鲁西区八路军部队同邻区兄弟部队连续反击了密切联日、疯狂反共的顽军石友三部,并多次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但是到年底,根据地还是显现出退缩的迹象。1940年底,鲁西区的八路军部队经过多次整军,统一整编为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兼鲁西军区,杨勇任旅长兼军区司令员,苏振华任旅政委兼军区政委。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一一五师多支部队先后进入直南、豫北、鲁西南地区。1939年2月第三四四旅旅长杨得志率部到达后,各部统一整编为八路军冀鲁豫支队,杨得志任司令员。1939年,冀鲁豫支队在直南、豫北、鲁西南大平原上,先后粉碎日伪军三次大“扫荡”,回击顽固派多次武装摩擦,形成了以共产党、八路军为主体的抗战新局面。1940年4月,中共冀鲁豫区党委成立,王从吾、张玺先后任书记,区党委隶属于北方局。至此,直南、豫北、鲁西南的党组织统一了领导。同月,在直南豫北数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上成立了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第二年1月,成立了冀鲁豫边区行政主任公署,晁哲甫任主任。至此,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式形成。1940年4月,按照中央指示,建立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二纵队的具体组编在冀鲁豫边区完成。黄克诚任第二纵队政委,同时兼任新成立的冀鲁豫边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任第二纵队司令员。五六月间,按照中央指示,黄克诚率领第二纵队一部南下,杨得志率领留在冀鲁豫边区的第二纵队一部坚持斗争,任纵队兼军区司令员,崔田民任政委。冀鲁豫边区同样是敌人“治安肃正作战”的重点地区。边区军民虽然粉碎了敌人的四次“扫荡”,但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尤其是在粉碎敌人6月10日的十二路大“扫荡”中损失尤为惨重。
  一一五师一部组成的苏鲁豫支队于1938年12月进入湖西地区,之后,同苏鲁豫特委,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共同开辟湖西根据地。1939年5月,为适应发展形势,苏鲁豫特委改为区党委,白子明任书记。正当湖西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创建顺利发展之时,自8月起发生了错误的“肃托事件”,致使500多名党、政、军干部被捕,约300人遭杀害,各级党组织一度瘫痪,各种群众组织几乎解体,部队大批干部受牵连,主力部队减员达1000人,地方武装大部分垮台,统一战线遭受破坏,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严重受挫。11月,罗荣桓等赴湖西,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了事态的发展。整个“肃托错案”的平反,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完成。错误的“肃托”,葬送了湖西的有利形势。为了重开抗日局面,1940年7月,建立专署;11月,苏鲁豫区党委改为湖西地委,中共鲁西区党委领导,同时,部队整编为一一五师教四旅,地方武装整编为军分区。
  1941年1月,八路军鲁西部队在郓城的潘溪渡设伏,歼灭了日军一个加强中队,击毙日军160余人。潘溪渡伏击战一结束,敌人立即做出了报复性反应,进行大“扫荡”,将鲁西根据地分割为数块,致使部队的回旋余地大为缩小。是年3月,华北日军开始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在冀鲁豫边区,敌人于4月对中心区——沙区展开了大“扫荡”,并在“扫荡”中实行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敌人这次“扫荡”,虽然被粉碎了,但八路军第二纵队和根据地都蒙受了重大损失,第二纵队的回旋余地更小了。1941年上半年,鲁西和冀鲁豫边区的形势都在迅速恶化。

鲁西、冀鲁豫合并,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形成


  1941年7月1日,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批准,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鲁西区和冀鲁豫边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
  此时的鲁西区,抗日斗争面临着严重的困难。自1941年1月日伪军大“扫荡”后,鲁西区被分割为泰西、运东、范(县)观(城)中心区三块。中心区虽然保留较大的地盘,但西面有顽军数万人搞摩擦,东、南、北面有日伪军加紧“蚕食”、封锁。
  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自1941年4月中心区——沙区遭到了日伪军毁灭性的大“扫荡”后,处境十分困难。
  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鉴于这种情况,为了统一抗日斗争力量,以利于长期坚持鲁西、冀鲁豫边平原抗日游击战争,决定两区合并。合并后,成立了新的区党委,张霖之任书记;两区所属主力部队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同时成立军区,杨得志任纵队司令员,崔田民任军区司令员,苏振华任纵队政治委员兼军区政治委员;选举成立新的行政主任公署,晁哲甫任主任。区党委直属北方局领导,第二纵队和军区受八路军总部指挥,同时受一一五师指挥,行署隶属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新的边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组成了军政党委员会。
  新的冀鲁豫边区成立后,区党委召开了全区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认为,冀鲁豫边平原抗日民主根据地,必须坚持,而且能够坚持。会议决定,加强军区工作,大力建设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主力部队摆脱顽军钳制,推向边沿区展开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力争军事斗争的主动权。
  历经7月中旬至10月上旬为期三个月的边沿区反“蚕食”、反封锁斗争,迟滞了日伪军的“蚕食”、封锁和分割,一度缓和了严峻的局势。但因日伪军使用重兵实施“蚕食”、封锁,加之大股顽军的疯狂进犯,以及反动会道门的暴乱,局势又很快恶化起来。
  进入1942年,八路军第二纵队和冀鲁豫边军区吸取以往对敌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决定组建小型的、与地方党政密切协同的游击支队,进入到接敌区和敌占区去展开反“蚕食”斗争,派遣主力部队到主要交通线上进行反封锁斗争。经过上半年的艰苦斗争,迟滞了日伪军的“蚕食”,打击了日伪军在敌占区和接敌区的殖民统治,争取了时间,保存、积蓄了抗日力量。夏秋之际,“青纱帐”起,八路军第二纵队和冀鲁豫边军区地方武装立即乘机展开军事、政治攻势,拔除日伪据点,恢复、扩大根据地。在整个夏秋季攻势中,共拔除日伪军据点50处,歼灭日伪军1000多人,打通了中心区与其他区的联系,开辟和扩大了部分根据地,同时鼓舞了敌占区群众抗战胜利的信心。
  1941年12月至1942年8月,冀鲁豫边区根据中央指示,进行了两次精兵简政,转变组织形式。第一次精简,主要是对部队,重点是在团以下单位。精简的结果,团的机关更加精干,连队人员得到充实。第二次精简,取消了边区军政党委员会,全边区各项工作统一于区党委的领导之下;取消了八路军第二纵队番号,全边区各种武装力量统一由军区指挥,杨得志任军区司令员;主力部队教三旅、教七旅兼所在地区的军分区;缩减军区机关,加强旅和军分区的供给、卫生机关;在部队中裁减老、弱、残人员,减少马匹;在地方党、政、群各机关压缩编制。这次精简,加强了边区党和武装力量的统一领导,使党、政、军、群机关更为精干,办事效率有所提高,还节约了大量经费,但也出现了没有适当安排被精简下来的人员等某些偏差,不过很快加以纠正了。   1942年9月27日,日伪军对冀鲁豫边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长时间的、残酷的、“铁壁合围”式的“扫荡”。敌人“扫荡”的目的十分明确,即消灭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彻底摧毁这块平原抗日民主根据地。敌人使用兵力达一万多人,另配有十多辆坦克。其首先兵分八路突然合围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区党委、军区、行署等领导机关得到情报后迅速向外线转移,脱离险境,主力部队的大部分也及时跳出敌人的合围圈,但少部分遭敌合围,经过艰苦战斗才突出重围。敌人合围中心区后又“清剿”了三天,接着转向昆(山)张(秋)地区进行合围,致使昆张地区全部由抗日民主根据地变为敌占区。10月下旬,日伪军又合围边区的泰西、运东、直南、豫北地区,合围之后进行“清剿”和“蚕食”。
  1942年12月20日,日伪军一万多人又对湖西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拉网合围”大“扫荡”。湖西军民虽然粉碎了敌人围歼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图谋,但专署机关遭到严重损失,专员李贞乾等壮烈牺牲。
  由于日伪军连续对冀鲁豫边区进行“扫荡”、“蚕食”和分割、封锁,使边区的大部分变成“格子网”,尤其以泰西和湖西最为严重。据1942年底统计(缺湖西),边区内有日伪军据点、碉堡1098个,日军约6300人,伪军6万多人,均比上年增多,中心区的四周基本被敌人占据。夏秋季一度缓和的局势又一次变得十分严峻。
  在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最艰苦、最困难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北方局多次做出重要指示。1942年6月30日,北方局发出《对目前冀鲁豫工作的指示》,指出“发动群众,是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开展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只有更进一步依靠群众,才能克服边区目前存在的严重危险”。9月中旬,刘少奇由山东返回延安途经冀鲁豫边区。他在听取边区党委的工作汇报之后指示:对敌斗争不要轻易搞大兵团作战;对伪军要以政治瓦解和争取为主;要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就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各级领导必须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10月20日,北方局再次发出《对冀鲁豫区党委、军区工作指示》,正确地分析了边区当时的形势和评估了边区过去的工作;科学地阐述了巩固边区的工作;全面地确定了对日、伪、顽、匪、会门的斗争策略。北方局同时决定调原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任冀鲁豫边区党委书记。
  黄敬于11月至12月主持召开了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并做了《边区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报告转述了北方局确定的边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即“抓紧目前短暂时机,进行巩固根据地的工作,拆散伪、顽、匪、会门与日伪军的联合,尽可能缓和其对我们的关系,保存与积蓄力量,为反攻与建国完成一切应有的准备”。报告指出,边区的中心任务是发动群众,切实开展民主民生斗争;改造区、村政权,进行初步的财经建设,是巩固根据地的又一重要任务;军事斗争和武装工作的方针,是开展高度分散的敌后游击战争,实行敌进我进,扭转对敌斗争的被动局面;对于日、伪、顽、匪、会门的策略,应从坚持长期抗日战争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出发,拆散他们的联合。军区政治委员苏振华在会上就小部队建设问题做了报告。会议统一了边区党的认识,确定了正确的工作指导思想和方针,以及对敌斗争的策略原则。这次会议,标志着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和对敌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会议结束时,边区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和第三次精兵简政。主要内容是:撤销各部队中的军政委员会,由区党委、地委、县委书记兼任同级部队的政治委员;调整了区党委、军区、行署的领导班子,黄敬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杨得志任军区司令员,晁哲甫任行署主任;加强地委一级的领导;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取消旅的番号,统一于军区建制;彻底精兵简政。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使边区党组织在思想、政治一致的基础上,又从组织上保证了集中、统一的领导。实行彻底精简,克服了机关臃肿的毛病,适应了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要求,节约了财政支出。
  1942年底边区高干会议之后,全边区军民,在军事方面,贯彻“敌进我进”方针,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群众工作方面,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民生运动;在根据地建设方面,开展生产救灾,加强财政经济建设,从而使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和对敌斗争出现了新局面。
  1943年夏,八路军冀鲁豫边军区部队乘“青纱帐”起时,向大股伪军文大可部和杜淑部发起了进攻。
  7月5日,向盘踞在朝城南部一带的伪暂编三十一师文大可部发起进攻。战役历时7天,攻克敌据点、碉堡77处,毙、伤敌官兵200多人,俘敌官兵53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此称朝南战役。
  7月30日,又向盘踞在卫河以南的滑县和长垣一带的伪暂编第六军杜淑部发起进攻。至8月19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伪军5600多人,收复和开辟了卫河以南地区,缩小了敌占区。此称卫南战役。
  在卫南战役尚未结束时,八路军太行军区和冀南军区部队发起了林(县)南战役。战役历时9天,歼灭日伪军7000多人,击落日军飞机一架,缴获大批武器,攻克据点80多处,收复了有约4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
  冀鲁豫边区和太行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发起的卫南和林南战役,连同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于1943年冬进行的反“扫荡”与发起的攻势作战,揭开了局部反攻的序幕。

在攻势作战中,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


  1943年“青纱帐”落的秋冬之交,日军经过周密计划,决定对冀鲁豫边区进行大规模“扫荡”,摧毁这片平原抗日民主根据地,并乘机抢掠秋粮,充实物资储备。
  日军秋季大“扫荡”自9月21日开始,先湖西,再鲁西南,尔后扑向濮(县)范(县)观(城县)中心区,最后“扫荡”沙区和泰西,于11月13日告以结束。日伪军这次“扫荡”,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意图之狡诈,在边区是空前的。然而,由于边区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人民武装采用外线出击与腹地斗争相结合的方式,积极主动反“扫荡”,取得的胜利也是空前的,共进行大小战斗300多次,攻克和驱走敌据点、碉堡74处,毙、伤日伪军1374人,俘日伪军2746人。   粉碎日伪军秋季大“扫荡”之后,八路军冀鲁豫边军区决定采用“牛刀子钻心”战术,奔袭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总部八公桥。经11月16日至17日两天的激烈战斗,全歼伪孙良诚总部直属队,毙、伤数百人,俘3000多人,八路军部队又乘胜拔除敌据点100多处,歼敌数千人,取得了重大胜利。
  奇袭八公桥获胜不久的11月26日至翌年1月13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委在观城县红庙村举行了高级干部会议。
  会议之前,中共中央鉴于冀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对敌斗争形势严峻,为统一和增强对敌斗争力量,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统一领导冀南、冀鲁豫边两区的工作。1944年5月,两区进一步合并,成立了军政党委员会和新的军区,黄敬任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宋任穷任军政党委员会书记兼军区司令员。两区行署于1944年6月合署办公,1945年5月合并为统一的行署。
  边区高干会议总结了1943年的工作,认为这是转折的一年,胜利的一年,根据地巩固、恢复和部分地区有所发展的一年。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十大政策和北方局的指示,提出了四大任务,即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继续发动、深入开展民主民生运动,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深入的整风与时事教育、审查干部。
  八路军冀鲁豫边军区部队自1944年春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势作战。开展春季攻势,发起昆(山)张(秋)战役,歼敌1200多人,拔除敌据点、碉堡50多处;进行清丰战斗,毙日军官兵7人、伪军200多人,俘日军7人、伪道尹等官员40多人、伪军1300多人;其他地区还歼灭了大量日伪军,摧毁了部分敌据点、碉堡。开展夏季攻势,歼伪鲁西南防共自治军兼郓城县县长刘本功部2600多人,攻克据点37处;同时,各地在保卫麦收战斗中歼灭部分敌人。开展冬季攻势,攻克敌县城两座、据点十多处。1944年,全边区共对敌作战3604次,攻克据点、碉堡395处,毙、伤日伪军16037人,俘日伪军32956人,收复县城7座,使根据地面积比1943年扩大一倍多。
  1945年春夏,八路军冀鲁豫边军区部队响应中央“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号召,连续发动攻势作战。4月24日至27日,进行南乐战役,歼灭日军35人,歼灭伪军3400多人,攻克据点32处。5月17日至19日,进行东平战役,歼灭日军一个小队,歼灭伪军1000多人。7月20日至26日,进行阳谷战役,歼灭伪军2300多人。边区各地在攻势作战中也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
  在对敌展开攻势作战的同时,冀鲁豫边区加强了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为将来的战略大反攻准备条件。
  冀鲁豫边区的民主民生群众运动,自1944年4月进入到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的新阶段。1945年3月至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到边区指导群众运动,发表了“六六讲话”,使民主民生运动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民主民生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边区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带来了农业大丰收和手工业、军工业的大发展,消除了根据地内的灾荒,改善了军队和群众的生活,安定了社会秩序,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物质保证。随着对敌斗争的不断胜利和根据地的巩固、扩大,边区进一步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在政权建设中,主要是根据“三三制”和民主原则,健全各级政权,同时加强财政、司法和教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建设。
  1945年1月,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已发展成为敌后最大抗日民主根据地,有人口近2000万。在根据地大发展中,边区党组织的整风运动,在经历了1942年、1943年两个阶段之后于1944年进入了第三阶段,到1945年6月结束。通过历时四年的整风运动,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得到了丰厚的收获:一是联系实际学习毛泽东思想,使整风运动成为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二是运用整风文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剖自己、检查工作,促进了党员干部世界观的转变;三是整风密切结合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四是正确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达到了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目的。
  1945年7月26日,中、英、美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公告》,勒令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但是,日本政府拒绝接受公告。8月6日,美国向日本的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日,苏联政府对日本宣战,同时宣布加入《波茨坦公告》。9日,苏联百万红军发起进攻。同一天,美国向日本的长崎投掷第二颗原子弹。盟军对日本采用的这些行动,大大加速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
  就在9日这一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军队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一切不愿投降的日伪军实行广泛的进攻。10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大反攻第一号命令。11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出第二至第七号命令,令各路反攻大军向预定作战地区进发。
  面临灭顶之灾的日本军国主义于8月10日发出乞降照会。14日,日本天皇裕仁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并颁发《停战诏书》。15日,日本政府向全国广播了天皇的《停战诏书》。
  八路军冀鲁豫边军区部队,于8月中旬组成了南、北、中三路大军,向日伪军展开大反攻。至9月底,经过一个半月的大反攻作战,边区内除兖州、济宁、嘉祥、巨野、郓城、菏泽、东明、聊城等尚为敌人盘踞外,在东起津浦铁路、西到平汉铁路,北达德石铁路、南跨陇海铁路,包括水东地区在内的纵横千里的广大平原上,解放了75座县城。边区军民同全国人民一起,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编辑 王世英)
  (作者是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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