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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航海时代后，人们对于蓝色星球有了更多认识与更多依赖，扩张中的海洋文化在与大陆文化碰撞中显示出更适应时代发展的优势。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找回失落的海洋文明、更深地迈向海洋，是今人需面对更需解决的课题。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尽管中国靠海，尽管中国古代有着发达的远航，但是中国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响他们的文化。黑格尔还说，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海只是陆地的中断，他们不和海发生积极的关系。认为中国没有海洋文化有些武断，但在文化类型上将中国文化划为大陆文化却是正确的。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即使不是唯一也是寥寥几个从未中断其自身发展进程的文明之一。中国是一个在陆地上极为成功的国家。《左传·哀公七年》有“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说法，不过此时国家实际控制区域主要集中于中原一带。此后，虽然也有版图缩小的时候，特别是近代帝国主义入侵侵占大量国土，从总体看，国家版图从中原一带逐步向四边扩展并成为超大规模的巨型国家。但中国在海上的成功却相形见绌：盛极一时的元朝曾多次越海征伐，忽必烈1274年、1281年两次派兵出征日本均以失败告终，甚至以千余艘舰船和2万余水师组成的舰队远征蛮荒之地爪哇也未获成功。
地理环境是影响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地理环境及与之关系密切的资源条件差异，导致不同民族生产方式、行为模式、文化发展路径、文化特征等的不同。中国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青藏高原与广阔的戈壁沙漠，北面是寒冷的大漠蒙古高原，再北是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北极冰原，而从中原向南则有一条条大河、一道道崇山峻岭阻隔。虽然北方游牧民族多次穿越大漠与山脉的缺口南下侵袭，但长城修起来后，总体上中国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广大空间，即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大陆腹地。这一地理环境特征深刻影响中华民族的发展与文化特质。
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
通常，人们将文化类型分为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两大类，两种文化基本主导了人类的发展。
大陆文化是指以大陆为生成背景的文化，其主要体现为一种农业文化、农耕文化，人们对安身立命的土地和与之相适应的农业生产极为重视，在中国更形成了以农立国、重农抑商的传统；同时，广沃连绵的大地使人们以“天不变道亦不变”式的稳重、恒定乃至消极的态度对待万事万物，形成内敛平和、厚重沉稳、安贫乐道、重视群体的精神气质，以及相对封闭、墨守成规、安土重迁、求稳惧变等心理特征。
海洋文化是指以海洋为生成背景的文化，其更多表现为一种商业文化、市民文化。典型的海洋文化最初形成于古代的地中海，那里陆海交错、港湾纵横，多民族聚集在地中海周围，便利的海上运输导致海上贸易广泛进行，商业成为支撑临海民族生存的重要方式，流动成为常态，交换成为必需；贸易广泛进行使得人们对于商品生产与交易、对于金钱的重视，重于对土地、对农业的重视；而大海浩渺无际、生气勃勃、强悍雄浑的形态既能启迪人们的想象与幻想，又能激发人们冒险、创新的精神，从而形成外向进取、崇尚冒险、重视个体、关注利益的文化特征……对此，梁启超曾说过：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彼航海者，其所求固自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于一掷也。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虽同一种族而能忽成独立之国民也。当然，海洋文化也有许多不足，如来去匆匆、重利轻义、富有侵略性、利己主义等等。
在大陆腹地形成的大陆文化，使国人对所居陆地、对大海产生了特殊看法。
国人将世代居住的区域视为天下的中心，自称“中国”“中夏”“中华”等。“中国”一词自古有之，“国”最初的意思是天子及诸侯所居住的筑城的地方（及周边近郊），国野相对，“国”之外、远离天子、诸侯所居住之处称“野”，“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经·大雅·民劳》），此“中国”乃“国中”之意，也即“京师”，天子所居之地。“中国”此时是政治概念，指政治中心；其后“中国”成为地理概念，其范围包括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的中原地区，《史记·东越列传》：“东瓯请举国徙中国”，此“中国”即地理概念。地理概念与民族概念常常是相连的，至少到春秋时“中国”一词已具有民族意义，中国之内为诸夏，中国之外则为夷狄。《公羊传·僖公四年》：“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言居中国的华夏民族受其他民族南北侵袭，面对深重危机，桓公怀民族大义救中国而攘夷狄。近代以后，“中国”一词成为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政治概念。
海在国人心目中不仅指地理意义上的海洋，更代表着中土、中国之外的荒蛮之地。《尔雅·释地》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海内即中国”之说。与高雅华美的华夏不同（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大海呈现出的是遥远、荒蛮、阴沉、晦暗、不可捉摸、难以言状的形象，因此汉人刘熙《释名》说：“海，晦也。”晋人张华说：“海之言晦昏无所睹也。”因此，面对大海，固守本土、邻里相望是最好选择。虽然孔子有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说法，但只是怀揣施行德政，推行礼制理想到处碰壁窘况下的一时牢骚而已。
有关中国、大海的上述看法及更深层次的文化观念，对我国海洋文化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则是致命的。按照现代地缘政治学、军事学等关于大陆国家、海洋国家和陆海复合国家的区分，中国属于陆海复合国家，但中国文化在分类学上属于大陆文化。事实上，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海洋文化，中国的海洋文化至少可以上溯到7000年以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
中国的海洋文化
国内学者徐晓望在《论古代中国海洋文化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中指出：所有的沿海民族都有一定意义上的海洋文化，在近代以前的世界史上曾经占重要地位的只是五大文化系统：古地中海文化、古印度海洋文化、中国海洋文化、北大西洋海洋文化与南太平洋海洋文化。从其食用海洋生物的文化遗存，可以看出海洋已深深融入先民生产生活之中。至迟到春秋战国时代我们已有发达的航海技术，而秦代徐福寻找海上仙山的神秘远行极为壮观：“（秦始皇）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所率舰队虽最终不知到达何处，但至少证明他们进入了的远方海域。同时，中国发明了指南针，使人们在渺茫无际的大海能辨识航行方向，从而可以脱离海岸远航大洋深处。
明朝初年，中国拥有一支3500艘战舰、世界第一的海军，李约瑟博士甚至说：明代海军比历史上任何亚洲国家、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出色，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郑和庞大特混舰队远航到世界各地，三十六个国家臣服，其七次远洋航行在规模和所取得的成就上是史无前例的。但到明朝后期，海军迅速衰败成自保都困难的“海上警卫队”。
明朝海军衰落有许多具体原因：如国力下降、官吏腐败、北方游牧民族威胁加大、技术创新能力下降等，但深层次根源是文化方面的：缺乏海权意识、拘于夷夏之辨、沉浸在天朝帝国的梦幻之中……1422年，明代官僚们趁郑和远在海外之际，以外面的世界太大、使人恐惧等理由，说服皇帝放弃了海外扩张的企图，召回郑和，让舰队在海港中烂掉，停止建造远洋舰船，严禁海外私人贸易，甚至郑和历经数十年磨难得到的航海资料也被销毁。
对此，黑格尔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曾经有过海洋文明，但是有意无意地淹没了。而今人麦康森只能感慨：“河姆渡海洋文明”只是“仰韶黄土文明”的配角，“妈祖文化”对“儒家文化”来说连个配角也不是。自大航海时代后，人们对于蓝色星球有了更多认识与更多依赖，扩张中的海洋文化在与大陆文化碰撞中显示出更适应时代发展的优势。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找回失落的海洋文明、更深地迈向海洋，是今人需面对更需解决的课题。
（作者系中共青岛市委党校文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尽管中国靠海，尽管中国古代有着发达的远航，但是中国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响他们的文化。黑格尔还说，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海只是陆地的中断，他们不和海发生积极的关系。认为中国没有海洋文化有些武断，但在文化类型上将中国文化划为大陆文化却是正确的。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即使不是唯一也是寥寥几个从未中断其自身发展进程的文明之一。中国是一个在陆地上极为成功的国家。《左传·哀公七年》有“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说法，不过此时国家实际控制区域主要集中于中原一带。此后，虽然也有版图缩小的时候，特别是近代帝国主义入侵侵占大量国土，从总体看，国家版图从中原一带逐步向四边扩展并成为超大规模的巨型国家。但中国在海上的成功却相形见绌：盛极一时的元朝曾多次越海征伐，忽必烈1274年、1281年两次派兵出征日本均以失败告终，甚至以千余艘舰船和2万余水师组成的舰队远征蛮荒之地爪哇也未获成功。
地理环境是影响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地理环境及与之关系密切的资源条件差异，导致不同民族生产方式、行为模式、文化发展路径、文化特征等的不同。中国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青藏高原与广阔的戈壁沙漠，北面是寒冷的大漠蒙古高原，再北是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北极冰原，而从中原向南则有一条条大河、一道道崇山峻岭阻隔。虽然北方游牧民族多次穿越大漠与山脉的缺口南下侵袭，但长城修起来后，总体上中国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广大空间，即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大陆腹地。这一地理环境特征深刻影响中华民族的发展与文化特质。
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
通常，人们将文化类型分为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两大类，两种文化基本主导了人类的发展。
大陆文化是指以大陆为生成背景的文化，其主要体现为一种农业文化、农耕文化，人们对安身立命的土地和与之相适应的农业生产极为重视，在中国更形成了以农立国、重农抑商的传统；同时，广沃连绵的大地使人们以“天不变道亦不变”式的稳重、恒定乃至消极的态度对待万事万物，形成内敛平和、厚重沉稳、安贫乐道、重视群体的精神气质，以及相对封闭、墨守成规、安土重迁、求稳惧变等心理特征。
海洋文化是指以海洋为生成背景的文化，其更多表现为一种商业文化、市民文化。典型的海洋文化最初形成于古代的地中海，那里陆海交错、港湾纵横，多民族聚集在地中海周围，便利的海上运输导致海上贸易广泛进行，商业成为支撑临海民族生存的重要方式，流动成为常态，交换成为必需；贸易广泛进行使得人们对于商品生产与交易、对于金钱的重视，重于对土地、对农业的重视；而大海浩渺无际、生气勃勃、强悍雄浑的形态既能启迪人们的想象与幻想，又能激发人们冒险、创新的精神，从而形成外向进取、崇尚冒险、重视个体、关注利益的文化特征……对此，梁启超曾说过：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彼航海者，其所求固自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于一掷也。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虽同一种族而能忽成独立之国民也。当然，海洋文化也有许多不足，如来去匆匆、重利轻义、富有侵略性、利己主义等等。
在大陆腹地形成的大陆文化，使国人对所居陆地、对大海产生了特殊看法。
国人将世代居住的区域视为天下的中心，自称“中国”“中夏”“中华”等。“中国”一词自古有之，“国”最初的意思是天子及诸侯所居住的筑城的地方（及周边近郊），国野相对，“国”之外、远离天子、诸侯所居住之处称“野”，“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经·大雅·民劳》），此“中国”乃“国中”之意，也即“京师”，天子所居之地。“中国”此时是政治概念，指政治中心；其后“中国”成为地理概念，其范围包括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的中原地区，《史记·东越列传》：“东瓯请举国徙中国”，此“中国”即地理概念。地理概念与民族概念常常是相连的，至少到春秋时“中国”一词已具有民族意义，中国之内为诸夏，中国之外则为夷狄。《公羊传·僖公四年》：“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言居中国的华夏民族受其他民族南北侵袭，面对深重危机，桓公怀民族大义救中国而攘夷狄。近代以后，“中国”一词成为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政治概念。
海在国人心目中不仅指地理意义上的海洋，更代表着中土、中国之外的荒蛮之地。《尔雅·释地》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海内即中国”之说。与高雅华美的华夏不同（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大海呈现出的是遥远、荒蛮、阴沉、晦暗、不可捉摸、难以言状的形象，因此汉人刘熙《释名》说：“海，晦也。”晋人张华说：“海之言晦昏无所睹也。”因此，面对大海，固守本土、邻里相望是最好选择。虽然孔子有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说法，但只是怀揣施行德政，推行礼制理想到处碰壁窘况下的一时牢骚而已。
有关中国、大海的上述看法及更深层次的文化观念，对我国海洋文化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则是致命的。按照现代地缘政治学、军事学等关于大陆国家、海洋国家和陆海复合国家的区分，中国属于陆海复合国家，但中国文化在分类学上属于大陆文化。事实上，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海洋文化，中国的海洋文化至少可以上溯到7000年以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
中国的海洋文化
国内学者徐晓望在《论古代中国海洋文化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中指出：所有的沿海民族都有一定意义上的海洋文化，在近代以前的世界史上曾经占重要地位的只是五大文化系统：古地中海文化、古印度海洋文化、中国海洋文化、北大西洋海洋文化与南太平洋海洋文化。从其食用海洋生物的文化遗存，可以看出海洋已深深融入先民生产生活之中。至迟到春秋战国时代我们已有发达的航海技术，而秦代徐福寻找海上仙山的神秘远行极为壮观：“（秦始皇）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所率舰队虽最终不知到达何处，但至少证明他们进入了的远方海域。同时，中国发明了指南针，使人们在渺茫无际的大海能辨识航行方向，从而可以脱离海岸远航大洋深处。
明朝初年，中国拥有一支3500艘战舰、世界第一的海军，李约瑟博士甚至说：明代海军比历史上任何亚洲国家、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出色，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郑和庞大特混舰队远航到世界各地，三十六个国家臣服，其七次远洋航行在规模和所取得的成就上是史无前例的。但到明朝后期，海军迅速衰败成自保都困难的“海上警卫队”。
明朝海军衰落有许多具体原因：如国力下降、官吏腐败、北方游牧民族威胁加大、技术创新能力下降等，但深层次根源是文化方面的：缺乏海权意识、拘于夷夏之辨、沉浸在天朝帝国的梦幻之中……1422年，明代官僚们趁郑和远在海外之际，以外面的世界太大、使人恐惧等理由，说服皇帝放弃了海外扩张的企图，召回郑和，让舰队在海港中烂掉，停止建造远洋舰船，严禁海外私人贸易，甚至郑和历经数十年磨难得到的航海资料也被销毁。
对此，黑格尔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曾经有过海洋文明，但是有意无意地淹没了。而今人麦康森只能感慨：“河姆渡海洋文明”只是“仰韶黄土文明”的配角，“妈祖文化”对“儒家文化”来说连个配角也不是。自大航海时代后，人们对于蓝色星球有了更多认识与更多依赖，扩张中的海洋文化在与大陆文化碰撞中显示出更适应时代发展的优势。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找回失落的海洋文明、更深地迈向海洋，是今人需面对更需解决的课题。
（作者系中共青岛市委党校文史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