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梁漱溟的儒学思想形成于“五四”时期,在四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文化氛围中,他尽力“为孔子说个明白”。他揭示孔子“乐”的人生智慧、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责任、援儒学入民主和科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
　　【关键词】梁漱溟 “五四”时期 新儒学 现代价值
　　
　　“五四”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代表人物孔子的批驳,促使梁漱溟开始思索中国传统文化的真价值,解读孔子的人生态度,挖掘传统文化中那些能与现代文化相结合的积极因素,再创儒家文化的辉煌。梁漱溟的成名之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成书于“五四”时期,他立论辩驳的出发点多来自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倡导者的观点,也正是在同新文化派的争论中,梁漱溟形成了自己对新文化的认知——“援儒家的人生态度”入“民主和科学”,奠定了他新儒学的基础,为他以后对新儒学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正本清源、唤起人们对儒学应有的尊重
　　梁漱溟在“五四”时期为儒学的复兴作了积极的努力。他区分真假儒学,以达到替儒学正本清源、唤起人们对儒学应有尊重的目的。一方面,他对僵死的、形式化的儒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称其抹杀了人的个性、背离了人的本性,成为僵化的统治工具,甚至把三纲五常视为害人的毒品,表现了对“假儒学”的批判意识;另一方面他认真挖掘和充分体认儒学的真精神,援西学入儒。
　　梁漱溟立足直觉,以“仁”为核心重新诠释儒学,他高度赞美了孔家的“直觉人生”,反对西洋“理智人生”和“功利人生”。他认为直觉就是“仁”,“仁”就是真正生命,只有不打量、不计算、持一个“毋意必固我”的态度才能过“仁”的生活,才能使生命“一任直觉,畅达完美”。他重视感情的培养,将“孝悌”归结为人感情的发端,让人在亲情的关爱、互爱中成就儒家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将“礼乐”视为诱导内心和乐心理的一个关键因素,提出礼“重内非重外”的理念,推崇“礼”就是生命之理,巧妙的将“礼”从繁缛的礼节中解放出来,让“礼”重现其真价值。他推崇生命的和谐,倡导“乐”的生活。这既是他对孔子个人生活的深切体会,更是对“五四”运动中个人主义、纵欲主义人生观的反抗,也是对近代西洋科技文明、唯理主义文化的深刻反省。但是,由于他立论的依据是孔子的《论语》,运用的理论依据是直觉主义和陆王心学,这就使他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带着主观性和片面性。在研究中,梁漱溟只是提出了一个个目标,而对这些目标实现的社会基础缺乏研究,使他的理论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最终也没能解决现代化与人性冲突的矛盾,使他一生都处在现代化与儒家人生的两难困境中,无法成就他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
　　与时俱进,推动人们对儒学传统的创新
　　梁漱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在面对西方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时,他不是盲目排外,而是以一种开放的视野对待西方文化。他充分肯定了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做出科学和民主是有絕对价值、普遍价值的判断,对于这两种精神不但要无批评无条件的承认,而且应该加以引进。但是,他不赞同陈独秀等人提出的无条件吸收西方民主与科学的主张,认为“要对其态度改一改”。他认为只有奠定一种踏踏实实的人生,才可以真正的吸收“科学和民主”。这种踏踏实实的人生的奠定就需要引进儒家的人生态度。因为,在梁漱溟看来,儒学的根本就是做人问题。孔子“刚”的态度既具备向前奋进的活动,又可排斥向外逐物的颓流。如将“刚”的人生态度融入“民主和科学”便可成就一种新文化。这种文化,既不是外来的西方文化,也不是原封不动的保守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两者不断冲突、不断整合的一种新的世界文化。梁漱溟认为这样既可维系儒家人生而保持人性,又可使中国富强。梁漱溟对新文化的认知,姑且不谈其正确与否,它毕竟预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另一种潜在可能性。
　　梁漱溟这种对西方文化既吸收又排斥,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排斥又再创新的方法,贺麟曾经评价:“有一长处,即他没有陷入狭隘的中西文化优劣的争执。却很看重‘西方人的科学和德谟克拉西,巧妙地避免了东方优于西方文化的偏狭复古的见解。他也没有呆板的明白赞成中体西用或旧瓶装新酒的机械拼合。”①从根本上讲,梁漱溟的早期文化既有对文化问题的深刻睿见,又是浸润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维持文化自信的一种安顿,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经验的一种体现。②梁漱溟正是以他敏锐的眼光,认识到了传统文化历经数年的沧桑,已深深融入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全抛弃是不可能的,于是主张对中国文化进行根本性的创造性的转变,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重建中国文化体系,让其通过自我更新、转换而求得生存并焕发光彩。
　　梁漱溟以传统儒学为根本,吸收西方已取得的“科学”和“民主”,实现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以达到为新文化开路的目的,这有助于树立中国人对本民族精致文化的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梁漱溟肯定的儒家人生态度中一些积极的因素诸如主张双方的调和相济、人与自然浑融一体,生命的和谐等,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和谐必然意味着双方的调和,调和必然促使进一步的和谐,研究梁漱溟思想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另辟蹊径,促进五四运动发展的纵深化
　　梁漱溟将自己置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自己的眼光来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他在学生运动、妇女解放、白话文写作、中西教育上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他既反对陈独秀、胡适的“全盘西化”民族虚无的现代化道路,也反对辜鸿铭、杜亚泉的死抱传统的国粹主义发展道路。他以自己对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理解来看待这场思想文化潮流。他试图从儒学中发掘出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的精神资源,来弥补在新文化中被遗弃的传统儒学所包含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因素。他与新文化派间的论战分歧,促使新文化派不断调整完善他们的现代化方案,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文化运动向纵深方面的发展。他不照搬西方文化的现成模式,重视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系统,着重于发掘中国固有文化中那些具有现代意义的因素,坚持发展有自己独特道路的中国文化。这对于我们如何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建设现代中国新文化,仍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影响20世纪中国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但是,我们也应该充分认识到,由于当时民族危机的逼迫,“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们没有能够冷静、细致地对中西两种文化进行辨析,存在着思维的单向化,对儒家伦理的批判也有其缺失的一面,其缺失主要是对儒家伦理蕴涵的超时代性、超阶级的合理内涵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分析。在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香港商务馆的学者陈万雄说:“新儒学的兴起和发展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密切关系,是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史上应补上的一环。”
　　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产生于“五四”时期,是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之争的历史映照。虽然在此之前,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已有提倡立孔教为国教之类的尊孔主张,但这些主张,并非建立在运用现代观念对传统儒学进行理性批判和重新界定价值的基础之上。梁漱溟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发掘与弘扬,将人生态度的选择问题与中国文化的现实和发展联系起来,肯定近代西方哲学中诸如人的个性独立,科学和民主精神的价值,批判封建主义人生观和礼教对人性的束缚等思想,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正如美国学者艾恺在《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中所说:“梁漱溟归宗儒学的价值体系,不仅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在许多人对民族能否生存缺乏信心时去寻求情感上的满足,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思想家要在为道德颓废,感情疏离所搅乱的当代社会里寻求精神上的寄托”。
　　在肯定梁漱溟“五四”时期思想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充分认识到:由于梁漱溟只在历史事实认知的层面上承认西方文化的胜利,而在终极价值意义的选择上始终将对中国文化的维护放在第一位,这就使他在理论上有许多矛盾之处。如他一方面承认中国落后,物质生活上不如人,一面又推崇这种建立在低物质生活水平上的精神生活,他的这种推崇就很难自圆其说。他始终难以解决的矛盾在于以往没有科学和民主的中国儒家人生态度,今天怎样与科学、民主和现代化协调并存。他在一些基本理论上的种种矛盾,致使他始终无法真正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无法使“老根发出新芽”。
　　“矫枉过正,使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是否要恢复传统文化的难题,不再面对民族精致文化缺失的苦果。”③今天,在东西文化开始“对话”和“交流”进程中,不是要把中国文化纳入西方轨道或把西方学术范畴强加于中国,而是要找出一条转型性的学术文化之途,以使东西文化思想得以沟通和互补。(作者单位: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注释
　　①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1～12页。
　　②陈来:“对新文化运动的再思考——从‘五四’后期的梁说起”,《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2000年第1期。
　　③李少兵:“中国现代文化史若干重要问题的再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