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摄影/杜永健
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省立山东大学停办，南京政府下令将其改建为国立青岛大学。1930年5月，由教育家蔡元培举荐，正式任命杨振声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
杨振声首先带到国立青岛大学的就是他的老师——中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各派“兼容并包”、学术“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打破门户之见，广聘专家学者来校任职任教。据《山东大学校史》记载：他“以其声望和地位，广聘国内专家、学者来校任教，加以青岛自然环境优美，气候宜人，素有‘东方瑞士’之称，应聘者待遇虽比国内某些大学略低，也甘愿俯就。当时学校虽系初建，但师资阵营比较整齐”。开创初期就有闻一多、梁实秋、宋春舫、杜光埙、黄敬思、庄德寿、汤腾汉、王恒守、宋君复等著名教授及游国恩、赵少侯、沈从文、方令孺、王普、郭贻诚、李先正、陈梦家、吴伯萧等应聘。
梁实秋在《忆杨今甫》一文中说：“今甫奉命筹备国立青岛大学，到上海物色教师，他从容不迫地对闻一多和我说：上海不是适宜居住的地方，讲风景环境，青岛是全国第一，二位不妨前去游览一次，如果中意就留在那里执教，如不满意，决不勉强。这‘先尝后买’的办法实在太诱人了，于是我和一多就去了青岛，半日游览、一席饮宴之后，我们接受了青岛大学的聘书。今甫待人接物的风度有令人不可抵拒的力量。”
杨振声还经常邀请著名学者来校演讲和讲学，章太炎、胡适、罗常培、冯友兰、陈寅恪等人都曾做客国立青岛大学。20世纪30年代的青岛人文荟萃，国立青岛大学快速发展，学校的地位和声誉，一度显赫。这与杨振声的长远眼光和办学主张是分不开的。
除了注重师资力量外，杨振声作为校长在任职期间一直致力于他的“教育四重法”，即重师资、重设备、重质量、重人才。重师资自然不必多提；重质量，就是坚持“学生在好不在多”的培养原则，注重学生的全面塑造；重人才，就是重视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教师要善当“伯乐”；重设备，就是重视教学设备的配置。他始终坚持“行政上多花一文是虚耗，基础上多花一文是建设”的理财原则，全力支持学校的设备建设。
杨振声一再强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基础的基础在图书”。建校之初，他即聘请著名文学家梁实秋兼任图书馆长，对古籍珍本不遗余力地搜求，对山东省先哲、先贤的著作抄本也努力征集。莎士比亚著作的各种版本成为青大图书馆的特藏。梁实秋就是在此开展他毕生几十大部头的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杨振声把图书、仪器、实验室一律列为设备，对仪器、实验室更是关注至极。他认为“近代科学不由实验入手，犹之农夫不操耒而云能耕，木匠不亲绳墨而云能量，同是一样的荒唐”。在他看来，“实验室在大学与图书同其重要。”他每年节约若干办公经费，添置图书、仪器和建设实验室，以弥补设备经费的不足。他还非常重视体育活动，认为体育锻炼是强身之本。在学校多为山地和沟谷，“填沟不易，凿山尤难”的情况下，第一年就修建了操场。此外，杨振声在校内还重视开展学术活动，带头进行学术演讲，请校内外学者名流繁荣学术，鼓励师生们建立学术社团，创办学术文艺报刊。
国立青岛大学的创立，正值中国高等教育自晚清以来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期。其要在林立的大学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扬长避短，长远规划，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杨振声作为校长曾在开学典礼上开明宗义地提出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要在中国大学榜上“不仅增加其数量，更要增加其分量”。
作为青岛国立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杨振声对学校的办学方向、学科设置以及今后的发展作了全面考虑。他认为国立青岛大学要想后来居上，必须从以下两点寻求出路：一是文理两科作为综合性大学的基础是青岛大学必须设立的。一方面为其它学院造根基，另一方面亦必求能有树立于学术界，而后其自身始具独立之价值，自园其生存；二是青岛大学“更应注意于其他大学所未设立之学系”，充分利用青岛大学所处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设计有发展希望和潜力的学系，形成自己的特色。
杨振声提出：“……海边生物学，中国大学中有研究此学之方便者，唯厦门大学与青岛大学。厦门因天气过热，去厦门研究者多苦之，又易发生疟疾。青岛附近海边生物之种类，繁盛不亚于厦门，而天气凉热适中，研究上较厦门为便。若能利用此便，创设海边生物学，不但中国研究海边生物者，皆须于此求之，则外国学者，欲知中国海边生物学之情形，亦须于青大求之。如此，青大则将为海边生物学之中心点。”杨振声的这番真知灼见，为中国的海洋科学做出了贡献。在他首创之下，国立青岛大学乃至改为山东大学之后，海洋科学始终是国内独步，以至在“山大”基础上建立了中国海洋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使青岛发展成为中国海洋科学研究中心。对此，杨振声的贡献是巨大的。
杨振声在青岛就职期间，除为国立青岛大学所作的开创性工作，生活也非常愉快。他住在学校附近黄县路的一座二层小楼里，和教务长赵太侔住楼上，一人一间卧室，中间是客厅，当时，经常有学生到他的住处去拜访他，谈创作，求学问，他总是热情接待，不是端出咖啡，就是沏上清茶，亲切交谈。有时他还驱车到汇泉坐坐，或是去崂山走走，或是到第一公园赏西府海棠、日本樱花之类。繁忙的工作中也有不少乐趣。
1932年，国立青岛大学学生为了要求“国民政府”抗日，集体抢乘火车去南京游行请愿。学生回青岛以后，蒋介石密令惩办、逮捕为首学生。杨振声作为一校之长，也被迫辞职，1932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
杨振声在校任职的两年，为学校的开创与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是山东大学这一时期的奠基者，同时青岛在这一时期，文化与科学的繁荣及文学大家的荟萃，都与杨振声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杨振声简介：
杨振声（1890～1956），字今甫，亦写作金甫，山东省蓬莱人。中国现代作家，新文学运动初期涌现出的重要小说家之一，杰出的教育家。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后考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1924年，杨振声回国，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历任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和文学院院长。从1919年开始，他连续在《新潮》上发表了《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磨面的老王》等短篇小说，直接反映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其突出特色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1924年创作的《玉君》是其代表作，是继《阿Q正传》后较早出现的中篇小说之一。1925年2月出版后轰动一时，一年内再版两次。1933年起他受教育部委托，由朱自清、沈从文协助，主编《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20世纪30年代所创作的《抢亲》、《报复》、《抛锚》等以渔村贫民生活为题材，展现了地方风俗。1942年起，主编《世界学生》杂志（后改名《世界文艺季刊》）。抗战胜利后，主持北京大学复校工作，任中文系教授。这一时期，他写了许多联系现实斗争的杂文和文学评论。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市文联创作部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调至东北人民大学任教授，直至逝世。作为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学识渊博，性情温和，为现代文学事业和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作品虽不多，但涉及各个文艺领域，且小说创作成就突出，“不愧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先驱者”。
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省立山东大学停办，南京政府下令将其改建为国立青岛大学。1930年5月，由教育家蔡元培举荐，正式任命杨振声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
杨振声首先带到国立青岛大学的就是他的老师——中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各派“兼容并包”、学术“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打破门户之见，广聘专家学者来校任职任教。据《山东大学校史》记载：他“以其声望和地位，广聘国内专家、学者来校任教，加以青岛自然环境优美，气候宜人，素有‘东方瑞士’之称，应聘者待遇虽比国内某些大学略低，也甘愿俯就。当时学校虽系初建，但师资阵营比较整齐”。开创初期就有闻一多、梁实秋、宋春舫、杜光埙、黄敬思、庄德寿、汤腾汉、王恒守、宋君复等著名教授及游国恩、赵少侯、沈从文、方令孺、王普、郭贻诚、李先正、陈梦家、吴伯萧等应聘。
梁实秋在《忆杨今甫》一文中说：“今甫奉命筹备国立青岛大学，到上海物色教师，他从容不迫地对闻一多和我说：上海不是适宜居住的地方，讲风景环境，青岛是全国第一，二位不妨前去游览一次，如果中意就留在那里执教，如不满意，决不勉强。这‘先尝后买’的办法实在太诱人了，于是我和一多就去了青岛，半日游览、一席饮宴之后，我们接受了青岛大学的聘书。今甫待人接物的风度有令人不可抵拒的力量。”
杨振声还经常邀请著名学者来校演讲和讲学，章太炎、胡适、罗常培、冯友兰、陈寅恪等人都曾做客国立青岛大学。20世纪30年代的青岛人文荟萃，国立青岛大学快速发展，学校的地位和声誉，一度显赫。这与杨振声的长远眼光和办学主张是分不开的。
除了注重师资力量外，杨振声作为校长在任职期间一直致力于他的“教育四重法”，即重师资、重设备、重质量、重人才。重师资自然不必多提；重质量，就是坚持“学生在好不在多”的培养原则，注重学生的全面塑造；重人才，就是重视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教师要善当“伯乐”；重设备，就是重视教学设备的配置。他始终坚持“行政上多花一文是虚耗，基础上多花一文是建设”的理财原则，全力支持学校的设备建设。
杨振声一再强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基础的基础在图书”。建校之初，他即聘请著名文学家梁实秋兼任图书馆长，对古籍珍本不遗余力地搜求，对山东省先哲、先贤的著作抄本也努力征集。莎士比亚著作的各种版本成为青大图书馆的特藏。梁实秋就是在此开展他毕生几十大部头的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杨振声把图书、仪器、实验室一律列为设备，对仪器、实验室更是关注至极。他认为“近代科学不由实验入手，犹之农夫不操耒而云能耕，木匠不亲绳墨而云能量，同是一样的荒唐”。在他看来，“实验室在大学与图书同其重要。”他每年节约若干办公经费，添置图书、仪器和建设实验室，以弥补设备经费的不足。他还非常重视体育活动，认为体育锻炼是强身之本。在学校多为山地和沟谷，“填沟不易，凿山尤难”的情况下，第一年就修建了操场。此外，杨振声在校内还重视开展学术活动，带头进行学术演讲，请校内外学者名流繁荣学术，鼓励师生们建立学术社团，创办学术文艺报刊。
国立青岛大学的创立，正值中国高等教育自晚清以来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期。其要在林立的大学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扬长避短，长远规划，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杨振声作为校长曾在开学典礼上开明宗义地提出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要在中国大学榜上“不仅增加其数量，更要增加其分量”。
作为青岛国立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杨振声对学校的办学方向、学科设置以及今后的发展作了全面考虑。他认为国立青岛大学要想后来居上，必须从以下两点寻求出路：一是文理两科作为综合性大学的基础是青岛大学必须设立的。一方面为其它学院造根基，另一方面亦必求能有树立于学术界，而后其自身始具独立之价值，自园其生存；二是青岛大学“更应注意于其他大学所未设立之学系”，充分利用青岛大学所处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设计有发展希望和潜力的学系，形成自己的特色。
杨振声提出：“……海边生物学，中国大学中有研究此学之方便者，唯厦门大学与青岛大学。厦门因天气过热，去厦门研究者多苦之，又易发生疟疾。青岛附近海边生物之种类，繁盛不亚于厦门，而天气凉热适中，研究上较厦门为便。若能利用此便，创设海边生物学，不但中国研究海边生物者，皆须于此求之，则外国学者，欲知中国海边生物学之情形，亦须于青大求之。如此，青大则将为海边生物学之中心点。”杨振声的这番真知灼见，为中国的海洋科学做出了贡献。在他首创之下，国立青岛大学乃至改为山东大学之后，海洋科学始终是国内独步，以至在“山大”基础上建立了中国海洋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使青岛发展成为中国海洋科学研究中心。对此，杨振声的贡献是巨大的。
杨振声在青岛就职期间，除为国立青岛大学所作的开创性工作，生活也非常愉快。他住在学校附近黄县路的一座二层小楼里，和教务长赵太侔住楼上，一人一间卧室，中间是客厅，当时，经常有学生到他的住处去拜访他，谈创作，求学问，他总是热情接待，不是端出咖啡，就是沏上清茶，亲切交谈。有时他还驱车到汇泉坐坐，或是去崂山走走，或是到第一公园赏西府海棠、日本樱花之类。繁忙的工作中也有不少乐趣。
1932年，国立青岛大学学生为了要求“国民政府”抗日，集体抢乘火车去南京游行请愿。学生回青岛以后，蒋介石密令惩办、逮捕为首学生。杨振声作为一校之长，也被迫辞职，1932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
杨振声在校任职的两年，为学校的开创与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是山东大学这一时期的奠基者，同时青岛在这一时期，文化与科学的繁荣及文学大家的荟萃，都与杨振声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杨振声简介：
杨振声（1890～1956），字今甫，亦写作金甫，山东省蓬莱人。中国现代作家，新文学运动初期涌现出的重要小说家之一，杰出的教育家。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后考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1924年，杨振声回国，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历任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和文学院院长。从1919年开始，他连续在《新潮》上发表了《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磨面的老王》等短篇小说，直接反映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其突出特色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1924年创作的《玉君》是其代表作，是继《阿Q正传》后较早出现的中篇小说之一。1925年2月出版后轰动一时，一年内再版两次。1933年起他受教育部委托，由朱自清、沈从文协助，主编《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20世纪30年代所创作的《抢亲》、《报复》、《抛锚》等以渔村贫民生活为题材，展现了地方风俗。1942年起，主编《世界学生》杂志（后改名《世界文艺季刊》）。抗战胜利后，主持北京大学复校工作，任中文系教授。这一时期，他写了许多联系现实斗争的杂文和文学评论。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市文联创作部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调至东北人民大学任教授，直至逝世。作为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学识渊博，性情温和，为现代文学事业和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作品虽不多，但涉及各个文艺领域，且小说创作成就突出，“不愧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