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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前，“巨人”的脚印落在了浙江浦江，这就是上山人。
2000年，浦江县黄宅镇上山村，上山遗址横空出世。2020年，是上山文化发现整整20周年。11月12～14日，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浦江举行。
会议认为，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文化的起源，是以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重要起点。上山文化万年水稻起源、发展的证据，是对世界农业起源认识的一次重要修订。
上山遗址，被命名为“远古中华第一村”。
考古写史。
丰富的史前考古学文化，构建了浙江地区多元而又相互交融的文化谱系。从5000年的良渚到7000年的河姆渡，从8000年的跨湖桥到1万年的上山，上山文化，代表的正是浙江万年文化之源。
上山文化，距今11000年至8600年。目前，浙江省内上山文化遗址共19处，普遍分布在浙江中南部低山丘陵之间的河流盆地，其中以金衢盆地最为密集。
上山之“最”，填补了太多的空
白——
这里有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彩陶;这里的木构建筑遗迹和环壕，是东亚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初级村落;这里普遍发现了栽培稻遗存……
浙江文化之源，在这里。世界稻作文化之源，在这里。
那么，何为源？
上山遗址的发掘史
如果不是杭金衢高速公路的铺设，上山遗址的发现或许还没有那么快。但是，这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高速公路”，在不期然中却拓展了浙中、浙西地区新石器考古工作的新路，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1996年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拟建的杭金衢高速公路沿线进行前期文物调查。考古室主任陈元甫将调查任务交给了蒋乐平和黎毓馨，公路沿线各地的文物干部参与相关路段的调查。蒋乐平担任这次调查的领队。
两个多月里，他们在250多公里的路程内往返多次，发现了古遗址、古墓葬信息数十处。
1999年，诸暨市次坞镇楼家桥村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定名为楼家桥遗址，这也是这次调查唯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呈现出一些前所未见的文化内涵，早期发现了“扉棱”式柱足鼎和带隔缸的陶器组合，它们虽然与河姆渡文化陶器（如绳纹带脊釜）共存，但具有极强的文化个性。透过楼家桥遗址，可以窥见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核心分布区之外存在着另一道风景。
为了“看见”这道风景，考古队在发掘楼家桥遗址的同时，正式开始浦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专题考古调查。
2000年，浙江两个重要的考古学文化：跨湖桥文化、上山文化，几乎是前后脚呈现在世人眼前，尤其是浦江上山遗址。当时，金华地区还是空白——从来没有开展过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
2000年9月22日，考古队来到浦江渠南村调查，这里分布着呈南北向的若干水塘，俗称（音kuò，意为不直，此字为方言记音）塘。这些水塘实为一条湮灭古河道的遗留水域，宽约十来米，曲折断续。
塘山背，竟有一处良渚文化墓地。这为解决钱塘江以南良渚文化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材料。这也正是上山文化发现的导火索。
考古队决定把调查范围向周边延伸，酝酿第二年的发掘，目标之一，便是村庄北面的“上山”——一座小土丘，也就是塘山背遗址的北区。
蒋乐平也开始为遗址取名。他一度将其记录为“山背”，当时他访问村民，依稀有南有塘、北为山背的说法，后来证明并不准确。
叫什么名字呢？
那天，村支书老周看蒋乐平为起名字烦恼，说起西北不远有个叫“上山堰”的老地名。蒋乐平觉得，这个名字会让人联想到都江堰，不适合称呼一个史前遗址，干脆把堰字去掉，叫上山遗址。
尽管当时的发掘面积有限，文化面貌也非常模糊，但客观事实是，上山遗址被发现了。
而现在回过头来看，“上山”之名别有意味。
考古学界泰斗严文明先生在一次会议上说，浙江的遗址名很有内涵，从美丽的小洲出发（良渚），过一个渡口（河姆渡），跨一座桥（跨湖桥），最后上了山（上山），这是一条通向远古的诗意之路。
2002年，蒋乐平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大碳十四实验室的吴小红博士打电话，顺带说起上山遗址的年代问题，他觉得很遗憾，因为缺少合适的样品来测年。吴博士听说上山出了夹炭陶片，提议拿这个来测。她提到，有一种新的加速器技术，可以用少量碳素进行测年。
2003年元旦刚过，还在为跨湖桥遗址发现独木舟的事情而兴奋的蒋乐平收到了一封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信，表格里，有4个测年数据，距今11400年至8600年。
這要比河姆渡遗址的年代早了三四千年，比跨湖桥遗址早了2000多年。
这是一个抓破脑袋也想不到的年代。它意味着中国东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历史将被彻底改写。
上山遗址年代的测定，是上山遗址发现的真正标志。
2003年11月7日，《中国文物报》头版刊登了《浙江浦江县发现距今万年左右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上山遗址正式公之于众。上山文化将浙江新石器历史上溯到了一万年以前。
稻作农业的起源地
如今，如果你到浦江上山遗址参观，会看到展厅里挂着“万年上山 世界稻源”的题词，题写者正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讲到上山遗址，必然要请出一位“明星代言人”，那就是稻。
在本次研讨会上，关于上山稻作文化有了最新的“身份认定”：上山稻，是世界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栽培稻遗存，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
很多人都会记得，那个得靠放大镜才能看到的小小的黑点——2005年，第一粒比较完整的炭化稻米在上山遗址中被发现。在这粒炭化稻米中，我们看到的上山遗址的陶器多为夹炭陶。最重要的是，上山早期90%以上的夹炭陶，都掺拌了密密麻麻的碎稻壳——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谷糠，证明稻米已经成为上山人重要的粮食之一。 最惊人的发现，不只是稻，而是两个关键证据。
上山遗址出土的夹炭陶的稻遗存中，分析出了小穗轴的残体——小穗轴，是判断栽培稻和野生稻最为可靠的依据。上山遗址出土的小穗轴，部分出现了栽培的特征，部分保留野生的特征，可见处在稻驯化的初期阶段。
上山稻遗存中还发现了稻壳与稻秆、稻叶的混杂现象。这说明上山人已经告别了“摇穗法”的自然采集阶段，他们把稻秆、稻叶拢在一起进行收割，这种行为的出现，正是稻作行为的核心特征。
这两点思考，是上山稻作文化的基本构建。这说明，上山人不仅有稻，还有完整的稻作行为。
在上山稻后续的研究中，相关证据也得到了丰富和加强，比如发现了水稻的收割工具，磨盘、磨棒的配套使用。多学科研究成果均指向一个结论：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
“江西仙人洞等地也发现了最早的稻甚至栽培稻。但是，只有上山，从栽培稻本身到工具系统，都实证了这里是最早的稻作地。尽管栽培稻从概念上也是驯化的产物，但是，上山存在证据链，是可以明确判断的。”蒋乐平说。
2020年10月，蒋乐平带着稻米的“证据链”，去湖南长沙拜访袁隆平，他指着石磨盘和石磨棒的照片介绍说：“这是万年上山碾磨稻壳的工具，您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颗稻米。农业证据找到很不容易，我们找到了丰富的、完整的证据链。”
袁隆平赞叹：“万年稻米啊，不简单！不简单！”
定居聚落的上山人
看完了上山人的世界之最——稻，再来看看上山人另一个“最”：住。
比上山文化年代更早的遗址，有名的有广西桂林的甑皮岩遗址、江西万年的仙人洞遗址，早到1.2万年以前，它们有个统一的名称：洞穴遗址。
顾名思义，那时人们还生活在洞穴，这可不是长久之计。
最早走出华南洞穴，在河谷的旷野盆地开辟生活新天地的是上山人。
上山文化遗址普遍出现了初具规模的定居聚落。比如上山遗址晚期出现了有规律的房址，早期也出现数量较多的柱洞遗迹和带沟槽基础的房址，代表了当时上山人已经住上木结构的建筑了。而且，上山文化遗址的面积往往达到数万平方米，作为原始的聚落遗址，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村落布局。而且，到了上山文化的中晚期，还出现了环壕聚落，比如桥头遗址、湖西遗址等。
以上种种现象都在告诉我们，1万年前，上山人告别了祖辈生活的洞穴，搬到了盆陵地区也就是旷野地区定居，这是人类定居生活出现的最早例证之一。上山遗址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河谷旷野类遗址，这也是人类居住方式的一大飞跃，是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一步。
我们来还原一个原生态的江南景观——河道、山丘、村庄、人烟;稗子、橡子、薏米、芦苇、姜、蓮藕、葛根、百合、山药……粮食富足、果蔬鲜美，万年前，上山已经是“鱼米之乡”。上山文化发展到中期，遗址逐渐增多，人们的足迹到达了义乌一带，金衢盆地成了一个中心。
“为什么在这里会出现这么多遗址？稻作既是原因，又是结果。能够形成遗址的聚集，人口在这里密集程度高，这和稻作农业的发生有关。农业起源，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认为不亚于国家文明，这也是考古学的三大课题之一。而且，上山文化所在的区域，可以成为早期农业起源的一个标本，值得我们好好研究。”蒋乐平说。
上山文化的新课题
上山文化近10年来最大的发现，就是它的分布范围——以金衢盆地为中心，向南可以到台州，可以说，发现了一个上山文化遗址群，一个上山文化的大家庭。上山的文化面貌越来越清晰。上山文化是东亚地区迄今发现的遗址数量最多、分布最为集中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上山文化遗址乃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群。
11月12日，上山文化遗址群所在地各市县正式成立“上山文化”遗址联盟，旨在加强区域合作，全力保护传承和研究宣传这份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
如今，我们对于上山文化的思考还在不断深入，远远没有停止。2006年5月，上山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上山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上山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均已颁布;2013年，上山遗址被公布为第一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2016年，遗址公园一期建成开放。今年5月，遗址公园二期方案经浙江省文物局初审上报国家文物局。
那么，上山文化的考古新课题是什么？
严文明先生建议，把几个上山遗址的聚落形态搞清楚，做详细的解剖，比如下汤遗址、桥头遗址、荷花山遗址等等;在聚落考古上，应该有一些更有说服力的突破。
除了与省考古所的合作研究之外，上山文化还将加强各种资源的整合，在社会学、民俗学等方面开展研究，计划将“上山文化”研究列入浙江省社科联第三批文化工程清单。
考古发现越多，问题也就越多。上山文化还有很多未解之谜等待我们深入探究。
比如，稻米已经成为上山人的粮食之一，但这一稻作文明的“火种”，为何能够在钱塘江流域延续发展？其中存在怎样的生态机制和文化机制？这些问题都值得好好研究。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人类文明史上重要的符号来提升它的意义和价值。
目前，虽然在上山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了初具规模的定居形态，但相关的遗迹类型还不够丰富和完整。对房屋的结构、环壕的功能、氏族墓地等都知之甚少，对聚落内部的空间布局、结构分区还没有弄清楚。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发掘过程中有意识地加以探索和关注。
此外，对上山文化的生业经济的模式还不太清楚。由于动植物类遗存发现较少，对上山文化经济生活中狩猎采集所占据的比重，包括上山文化手工业生产模式、制作工艺等的研究，也还需要新的考古资料来回答。
上山，一直在路上。
The year 2020 marks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hangshan Site， in Huangzhai， a town in Pujiang County in central Zhejiang Province.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at Shangshan Village was discovered in 2000. The site traces the history of human beings in Zhejiang back to more than 10，000 years ago. An academic seminar was held in Pujiang from November 12 to 14 to mark the discovery. Part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ite is that the Shangshan Culture is the cradle of rice farming in the world and is a key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Shangshan culture is a testimonial to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rice over 10，000 years ago and it is also a key amendment to the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world.
The discovery of the site was a byproduct of building the Hangzhou-Jinhua-Quzhou highway. In the spring of 1996， archaeologists from Hangzhou-based Zhejia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began to do a field study along the planned route to see if there was any archaeological site underneath. Over two months， the archaeologists worked along the 250-kilometer route several times and they discovered dozens of ancient sites and tombs. In 1999， the archaeologists ran into a Neolithic site at Loujiaqiao village in Zhuji City. Some pottery artifacts unearthed from the site showed some characteristics unseen before.
The archaeologists were excited. In 2000， they decided to investigate the site at Loujiaqiao in depth whereas some experts scattered along the regions along the Puyang River in search of sites of the Neolithic Age.
On September 22， 2000， a team of archaeologists headed by Jiang Leping arrived at Loujiaqiao. They targeted some ponds adjacent to each other and about 10 meters wide not far from the village. The ponds were actually a section of an ancient canal. On a hill beside the ponds， the experts discovered a cemetery that goes back to the Liangzhu Culture of 5，000 years old. Was there something else if there was a cemetery？ The team decided to widen their search beyond the ponds. They discovered a site， which was named Shangshan Site.
In 2002， Jiang Leping phoned Dr. Wu Xiaohong who worked at the carbon 14 dating lab with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of Peking University and mentioned that the experts were not sure how far back the Shangshan Site was. After hearing Jiang out， Dr. Wu suggested that the pottery shards mixed with charcoal unearthed from the site could be checked with a new carbon-14 dating technology.
Shortly after the New Year’s Day in 2003， Jiang Leping received a letter from the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The letter had four data items： the pottery shards are dated back to 11，400 to 8，600 years， much to the surprise and delight of Jiang Leping. It is 3，000-4，000 years older than Hemudu Culture and 2，000 years older than the Kuahuqiao Site. In fact， it is the oldest Neolithic site ever found in Zhejiang. The discovery of the Shangshan Site was announced in ， a semiweekly produced by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on the seventh of November 2003.
The seminar held in November 2020 further confirmed that the ancient people of the Shangshan Culture were rice farmers. There are good evidences. First of all， a single grain of rice， already carbonated， was found at the Shangshan Site in 2005. The grain is so small that one can only see it clearly under a magnifying glass. The majority of the pottery shards that traced to the early time of the Shangshan Site is mixed with ground rice husks. They are the world’s earliest rice husks， indicating that the residents of the Shangshan Site were rice eaters. In the rice remains unearthed from the site are some signs that indicate the rice was artificially cultivated. Another discovery is that instead of being gathered by gatherers， the ears of rice were cut together with rice straws and leaves. Also unearthed at the site are tools used to cut and husk rice.
The Shangshan Site stands in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for another reason. The site indicates that it was a settlement with houses. There are sites of human activities in China that are even older than the Shangshan Site. These earlier sites， however， are cave sites， that is， the ancient people living there were cave dwellers and they didn’t build houses.
In fact， the biggest discovery of the Shangshan Culture in the last ten years is that the regional culture centered in the Jinhua-Quzhou basin and stretched to Taizhou in the south. It can be said that it is China’s largest settlement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Neolithic Age.
There are still some unsolved mysteries of the Shangshan Culture. Experts want to look into some clusters of discovered settlements and figure out their common characteristics. Experts also want to see whether it is possible to find more about the spread of the rice farming of the Shangshan Culture along the Qiantang River and its tributaries， about the house structure， surrounding trenches， and clan cemeteries， about the separate spaces and functions inside a settlement， about the production mode and craftsmanship of the Shangshan Culture.
2000年，浦江县黄宅镇上山村，上山遗址横空出世。2020年，是上山文化发现整整20周年。11月12～14日，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浦江举行。
会议认为，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文化的起源，是以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重要起点。上山文化万年水稻起源、发展的证据，是对世界农业起源认识的一次重要修订。
上山遗址，被命名为“远古中华第一村”。
考古写史。
丰富的史前考古学文化，构建了浙江地区多元而又相互交融的文化谱系。从5000年的良渚到7000年的河姆渡，从8000年的跨湖桥到1万年的上山，上山文化，代表的正是浙江万年文化之源。
上山文化，距今11000年至8600年。目前，浙江省内上山文化遗址共19处，普遍分布在浙江中南部低山丘陵之间的河流盆地，其中以金衢盆地最为密集。
上山之“最”，填补了太多的空
白——
这里有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彩陶;这里的木构建筑遗迹和环壕，是东亚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初级村落;这里普遍发现了栽培稻遗存……
浙江文化之源，在这里。世界稻作文化之源，在这里。
那么，何为源？
上山遗址的发掘史
如果不是杭金衢高速公路的铺设，上山遗址的发现或许还没有那么快。但是，这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高速公路”，在不期然中却拓展了浙中、浙西地区新石器考古工作的新路，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1996年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拟建的杭金衢高速公路沿线进行前期文物调查。考古室主任陈元甫将调查任务交给了蒋乐平和黎毓馨，公路沿线各地的文物干部参与相关路段的调查。蒋乐平担任这次调查的领队。
两个多月里，他们在250多公里的路程内往返多次，发现了古遗址、古墓葬信息数十处。
1999年，诸暨市次坞镇楼家桥村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定名为楼家桥遗址，这也是这次调查唯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呈现出一些前所未见的文化内涵，早期发现了“扉棱”式柱足鼎和带隔缸的陶器组合，它们虽然与河姆渡文化陶器（如绳纹带脊釜）共存，但具有极强的文化个性。透过楼家桥遗址，可以窥见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核心分布区之外存在着另一道风景。
为了“看见”这道风景，考古队在发掘楼家桥遗址的同时，正式开始浦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专题考古调查。
2000年，浙江两个重要的考古学文化：跨湖桥文化、上山文化，几乎是前后脚呈现在世人眼前，尤其是浦江上山遗址。当时，金华地区还是空白——从来没有开展过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
2000年9月22日，考古队来到浦江渠南村调查，这里分布着呈南北向的若干水塘，俗称（音kuò，意为不直，此字为方言记音）塘。这些水塘实为一条湮灭古河道的遗留水域，宽约十来米，曲折断续。
塘山背，竟有一处良渚文化墓地。这为解决钱塘江以南良渚文化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材料。这也正是上山文化发现的导火索。
考古队决定把调查范围向周边延伸，酝酿第二年的发掘，目标之一，便是村庄北面的“上山”——一座小土丘，也就是塘山背遗址的北区。
蒋乐平也开始为遗址取名。他一度将其记录为“山背”，当时他访问村民，依稀有南有塘、北为山背的说法，后来证明并不准确。
叫什么名字呢？
那天，村支书老周看蒋乐平为起名字烦恼，说起西北不远有个叫“上山堰”的老地名。蒋乐平觉得，这个名字会让人联想到都江堰，不适合称呼一个史前遗址，干脆把堰字去掉，叫上山遗址。
尽管当时的发掘面积有限，文化面貌也非常模糊，但客观事实是，上山遗址被发现了。
而现在回过头来看，“上山”之名别有意味。
考古学界泰斗严文明先生在一次会议上说，浙江的遗址名很有内涵，从美丽的小洲出发（良渚），过一个渡口（河姆渡），跨一座桥（跨湖桥），最后上了山（上山），这是一条通向远古的诗意之路。
2002年，蒋乐平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大碳十四实验室的吴小红博士打电话，顺带说起上山遗址的年代问题，他觉得很遗憾，因为缺少合适的样品来测年。吴博士听说上山出了夹炭陶片，提议拿这个来测。她提到，有一种新的加速器技术，可以用少量碳素进行测年。
2003年元旦刚过，还在为跨湖桥遗址发现独木舟的事情而兴奋的蒋乐平收到了一封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信，表格里，有4个测年数据，距今11400年至8600年。
這要比河姆渡遗址的年代早了三四千年，比跨湖桥遗址早了2000多年。
这是一个抓破脑袋也想不到的年代。它意味着中国东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历史将被彻底改写。
上山遗址年代的测定，是上山遗址发现的真正标志。
2003年11月7日，《中国文物报》头版刊登了《浙江浦江县发现距今万年左右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上山遗址正式公之于众。上山文化将浙江新石器历史上溯到了一万年以前。
稻作农业的起源地
如今，如果你到浦江上山遗址参观，会看到展厅里挂着“万年上山 世界稻源”的题词，题写者正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讲到上山遗址，必然要请出一位“明星代言人”，那就是稻。
在本次研讨会上，关于上山稻作文化有了最新的“身份认定”：上山稻，是世界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栽培稻遗存，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
很多人都会记得，那个得靠放大镜才能看到的小小的黑点——2005年，第一粒比较完整的炭化稻米在上山遗址中被发现。在这粒炭化稻米中，我们看到的上山遗址的陶器多为夹炭陶。最重要的是，上山早期90%以上的夹炭陶，都掺拌了密密麻麻的碎稻壳——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谷糠，证明稻米已经成为上山人重要的粮食之一。 最惊人的发现，不只是稻，而是两个关键证据。
上山遗址出土的夹炭陶的稻遗存中，分析出了小穗轴的残体——小穗轴，是判断栽培稻和野生稻最为可靠的依据。上山遗址出土的小穗轴，部分出现了栽培的特征，部分保留野生的特征，可见处在稻驯化的初期阶段。
上山稻遗存中还发现了稻壳与稻秆、稻叶的混杂现象。这说明上山人已经告别了“摇穗法”的自然采集阶段，他们把稻秆、稻叶拢在一起进行收割，这种行为的出现，正是稻作行为的核心特征。
这两点思考，是上山稻作文化的基本构建。这说明，上山人不仅有稻，还有完整的稻作行为。
在上山稻后续的研究中，相关证据也得到了丰富和加强，比如发现了水稻的收割工具，磨盘、磨棒的配套使用。多学科研究成果均指向一个结论：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
“江西仙人洞等地也发现了最早的稻甚至栽培稻。但是，只有上山，从栽培稻本身到工具系统，都实证了这里是最早的稻作地。尽管栽培稻从概念上也是驯化的产物，但是，上山存在证据链，是可以明确判断的。”蒋乐平说。
2020年10月，蒋乐平带着稻米的“证据链”，去湖南长沙拜访袁隆平，他指着石磨盘和石磨棒的照片介绍说：“这是万年上山碾磨稻壳的工具，您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颗稻米。农业证据找到很不容易，我们找到了丰富的、完整的证据链。”
袁隆平赞叹：“万年稻米啊，不简单！不简单！”
定居聚落的上山人
看完了上山人的世界之最——稻，再来看看上山人另一个“最”：住。
比上山文化年代更早的遗址，有名的有广西桂林的甑皮岩遗址、江西万年的仙人洞遗址，早到1.2万年以前，它们有个统一的名称：洞穴遗址。
顾名思义，那时人们还生活在洞穴，这可不是长久之计。
最早走出华南洞穴，在河谷的旷野盆地开辟生活新天地的是上山人。
上山文化遗址普遍出现了初具规模的定居聚落。比如上山遗址晚期出现了有规律的房址，早期也出现数量较多的柱洞遗迹和带沟槽基础的房址，代表了当时上山人已经住上木结构的建筑了。而且，上山文化遗址的面积往往达到数万平方米，作为原始的聚落遗址，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村落布局。而且，到了上山文化的中晚期，还出现了环壕聚落，比如桥头遗址、湖西遗址等。
以上种种现象都在告诉我们，1万年前，上山人告别了祖辈生活的洞穴，搬到了盆陵地区也就是旷野地区定居，这是人类定居生活出现的最早例证之一。上山遗址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河谷旷野类遗址，这也是人类居住方式的一大飞跃，是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一步。
我们来还原一个原生态的江南景观——河道、山丘、村庄、人烟;稗子、橡子、薏米、芦苇、姜、蓮藕、葛根、百合、山药……粮食富足、果蔬鲜美，万年前，上山已经是“鱼米之乡”。上山文化发展到中期，遗址逐渐增多，人们的足迹到达了义乌一带，金衢盆地成了一个中心。
“为什么在这里会出现这么多遗址？稻作既是原因，又是结果。能够形成遗址的聚集，人口在这里密集程度高，这和稻作农业的发生有关。农业起源，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认为不亚于国家文明，这也是考古学的三大课题之一。而且，上山文化所在的区域，可以成为早期农业起源的一个标本，值得我们好好研究。”蒋乐平说。
上山文化的新课题
上山文化近10年来最大的发现，就是它的分布范围——以金衢盆地为中心，向南可以到台州，可以说，发现了一个上山文化遗址群，一个上山文化的大家庭。上山的文化面貌越来越清晰。上山文化是东亚地区迄今发现的遗址数量最多、分布最为集中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上山文化遗址乃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群。
11月12日，上山文化遗址群所在地各市县正式成立“上山文化”遗址联盟，旨在加强区域合作，全力保护传承和研究宣传这份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
如今，我们对于上山文化的思考还在不断深入，远远没有停止。2006年5月，上山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上山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上山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均已颁布;2013年，上山遗址被公布为第一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2016年，遗址公园一期建成开放。今年5月，遗址公园二期方案经浙江省文物局初审上报国家文物局。
那么，上山文化的考古新课题是什么？
严文明先生建议，把几个上山遗址的聚落形态搞清楚，做详细的解剖，比如下汤遗址、桥头遗址、荷花山遗址等等;在聚落考古上，应该有一些更有说服力的突破。
除了与省考古所的合作研究之外，上山文化还将加强各种资源的整合，在社会学、民俗学等方面开展研究，计划将“上山文化”研究列入浙江省社科联第三批文化工程清单。
考古发现越多，问题也就越多。上山文化还有很多未解之谜等待我们深入探究。
比如，稻米已经成为上山人的粮食之一，但这一稻作文明的“火种”，为何能够在钱塘江流域延续发展？其中存在怎样的生态机制和文化机制？这些问题都值得好好研究。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人类文明史上重要的符号来提升它的意义和价值。
目前，虽然在上山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了初具规模的定居形态，但相关的遗迹类型还不够丰富和完整。对房屋的结构、环壕的功能、氏族墓地等都知之甚少，对聚落内部的空间布局、结构分区还没有弄清楚。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发掘过程中有意识地加以探索和关注。
此外，对上山文化的生业经济的模式还不太清楚。由于动植物类遗存发现较少，对上山文化经济生活中狩猎采集所占据的比重，包括上山文化手工业生产模式、制作工艺等的研究，也还需要新的考古资料来回答。
上山，一直在路上。
The year 2020 marks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hangshan Site， in Huangzhai， a town in Pujiang County in central Zhejiang Province.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at Shangshan Village was discovered in 2000. The site traces the history of human beings in Zhejiang back to more than 10，000 years ago. An academic seminar was held in Pujiang from November 12 to 14 to mark the discovery. Part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ite is that the Shangshan Culture is the cradle of rice farming in the world and is a key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Shangshan culture is a testimonial to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rice over 10，000 years ago and it is also a key amendment to the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world.
The discovery of the site was a byproduct of building the Hangzhou-Jinhua-Quzhou highway. In the spring of 1996， archaeologists from Hangzhou-based Zhejia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began to do a field study along the planned route to see if there was any archaeological site underneath. Over two months， the archaeologists worked along the 250-kilometer route several times and they discovered dozens of ancient sites and tombs. In 1999， the archaeologists ran into a Neolithic site at Loujiaqiao village in Zhuji City. Some pottery artifacts unearthed from the site showed some characteristics unseen before.
The archaeologists were excited. In 2000， they decided to investigate the site at Loujiaqiao in depth whereas some experts scattered along the regions along the Puyang River in search of sites of the Neolithic Age.
On September 22， 2000， a team of archaeologists headed by Jiang Leping arrived at Loujiaqiao. They targeted some ponds adjacent to each other and about 10 meters wide not far from the village. The ponds were actually a section of an ancient canal. On a hill beside the ponds， the experts discovered a cemetery that goes back to the Liangzhu Culture of 5，000 years old. Was there something else if there was a cemetery？ The team decided to widen their search beyond the ponds. They discovered a site， which was named Shangshan Site.
In 2002， Jiang Leping phoned Dr. Wu Xiaohong who worked at the carbon 14 dating lab with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of Peking University and mentioned that the experts were not sure how far back the Shangshan Site was. After hearing Jiang out， Dr. Wu suggested that the pottery shards mixed with charcoal unearthed from the site could be checked with a new carbon-14 dating technology.
Shortly after the New Year’s Day in 2003， Jiang Leping received a letter from the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The letter had four data items： the pottery shards are dated back to 11，400 to 8，600 years， much to the surprise and delight of Jiang Leping. It is 3，000-4，000 years older than Hemudu Culture and 2，000 years older than the Kuahuqiao Site. In fact， it is the oldest Neolithic site ever found in Zhejiang. The discovery of the Shangshan Site was announced in ， a semiweekly produced by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on the seventh of November 2003.
The seminar held in November 2020 further confirmed that the ancient people of the Shangshan Culture were rice farmers. There are good evidences. First of all， a single grain of rice， already carbonated， was found at the Shangshan Site in 2005. The grain is so small that one can only see it clearly under a magnifying glass. The majority of the pottery shards that traced to the early time of the Shangshan Site is mixed with ground rice husks. They are the world’s earliest rice husks， indicating that the residents of the Shangshan Site were rice eaters. In the rice remains unearthed from the site are some signs that indicate the rice was artificially cultivated. Another discovery is that instead of being gathered by gatherers， the ears of rice were cut together with rice straws and leaves. Also unearthed at the site are tools used to cut and husk rice.
The Shangshan Site stands in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for another reason. The site indicates that it was a settlement with houses. There are sites of human activities in China that are even older than the Shangshan Site. These earlier sites， however， are cave sites， that is， the ancient people living there were cave dwellers and they didn’t build houses.
In fact， the biggest discovery of the Shangshan Culture in the last ten years is that the regional culture centered in the Jinhua-Quzhou basin and stretched to Taizhou in the south. It can be said that it is China’s largest settlement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Neolithic Age.
There are still some unsolved mysteries of the Shangshan Culture. Experts want to look into some clusters of discovered settlements and figure out their common characteristics. Experts also want to see whether it is possible to find more about the spread of the rice farming of the Shangshan Culture along the Qiantang River and its tributaries， about the house structure， surrounding trenches， and clan cemeteries， about the separate spaces and functions inside a settlement， about the production mode and craftsmanship of the Shangshan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