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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学说最初是怎样传到中国的呢？实际是进步知识分子利用报刊这个媒体，从日本、美国、英国陆续传播过来的。其中主要是从日本输入的。
1、 旧民主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
日本在明治年间，一批进步学者接触了西方新学，而西方的新学中包含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学说。很多学者热心翻译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1905年到1908年间，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同盟会机关设在日本东京。受日本新思潮的影响，同盟会成员也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发生了兴趣，大都参与了翻译和研究工作，并通过机关报《民报》向国内读者推介。然而，当时中国上下正醉心立宪，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根本不予关注。
1917年苏维埃十月革命胜利，世界震惊，日本再度兴起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热潮，一部分急于改变中国现状的旧民主主义者随之在他们创办的报刊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阶级斗争理论以及十月革命消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十月革命理论的传入发挥了一定作用。《建设》杂志、《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都是他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但孙中山、戴季陶、汪精卫等资产阶级革命家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共产党人前身的那些进步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陈望道等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有很大区别，前者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掌握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理论，保护民族资本家的利益，通过改善工人条件，化解矛盾，防止阶级斗争发生；后者的主要目的是唤醒工人阶级觉悟，起来开展阶级斗争，彻底推翻剥削阶级。
2、新民主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向海外积极寻求革命理论，热情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观察、剖析国家命运，谋求民族独立解放，谋求为工人改善恶劣条件和待遇。
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这期专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做了系统而简明的介绍。孙伏园主编的北京《晨报》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919年2月起陆续介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说，5月1日，北京《晨报》还将第七版的文化副刊辟为“五一劳动节纪念”专号，专题介绍国际劳动大会盛况，倡导中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与国际劳动组织接轨，参加世界革命。《晨报》副刊编辑是渊泉。渊泉本名陈溥贤，是北京《晨报》副刊总编，与李大钊关系密切，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尽管自己原来曾有过接触，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渊泉”在资料方面或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方面的帮助。
3、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0年春，陈望道正担任浙江第一师范教师，因学生施存统写了一篇《非孝》的激进文章，受到顽固派猛攻，陈望道受株连而辞职。陈望道精通日语，对马克思学说做过一些研究，于是《星期评论》主编人戴季陶交给他一本日文译本《共产党宣言》，委托他翻译，以便在《星期评论》连载。陈望道不负重托，经过4个多月的艰难工作，终于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中文本。《共产党宣言》一问世，就在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广大知识分子竞相争购，以致连连再版。到1926年5月，已重印达17版之多。《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影响和培育了整整一代革命者。
4、五四运动使马克思主义传播达到高峰，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培育了红色土壤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很快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夺取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胜的27个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国当时正处于南北对峙，作为战胜国之一，南北政府组合为一个代表团，北京政府派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陆征祥任首席代表，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山东各项权利等正当要求。然而，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合理要求，而且答复日本提出的要求，要在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拒签。但北京政府惧怕列强威势，指示陆征祥，如果实在抗不住就答应要求。当时，赴法留学生周无等组织一个通讯社，及时将会议动态传到国内。随团顾问梁启超通过这个通讯社，将详情电告给北京外交协会负责人林辰民。5月2日，北京《晨报》和《国民公报》上登出林辰民根据梁启超电文整理的关于巴黎和会列强逼迫中国代表签字消息，北大师生闻讯后极为愤慨，决定联络周边几所大学举行游行示威活动。
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队伍先向东郊民巷大使馆示威，遭到警察阻拦，又折身赶往原外交总长曹汝霖（直接与日本签署二十一条者）住宅，随后发生“火烧赵家楼”事件，学生活动遭到镇压。5月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14日天津成立学生联合会。两地学生联合会对北京学生运动予以强烈声援。随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游行声援。6月3日，北京学生涌向街头，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当晚，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阻止学生上街。4日，学生冲破阻拦继续游行，当局再次逮捕学生800余人，引发新一轮大规模抗议活动。6月5日，形势发生更大变化，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商人随之纷纷罢市，以策应北京学生运动。受上海罢工影响，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的工人和学生做出声援反应。面对强大压力，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
五四运动也进一步刺激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土壤。 二、中国共产党组织发起
共产国际原为万国劳动者大会，曾成功地组织了很多次工人运动，然而他们认为中国封闭落后，工业落后，工人数量少，而且大都分散于资本家的牢笼里，很难组织大罢工，所以一直没有考虑和中国工人建立联系。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俄共（布）远东局立即作出反应，派人到中国联系。当时很多国家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北洋政府也采取抵制态度。1919年7月，苏维埃政府发表《致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表示要把原沙俄帝国从中国掠夺的权益无条件的归还中国。这个消息传到中国后，国人立即对十月革命产生好感，研究马列学说成为时尚。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遣魏经斯基和他的妻子库兹涅左娃与翻译杨明斋一同来到北京，通过北大俄籍教授柏烈伟找到李大钊，洽谈组建中国共产党组织事宜。之后又通过李大钊推荐，到上海寻找陈独秀。魏经斯基到达上海后，与陈独秀秘密商议建立进步组织，并从1920年5月开始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形式开始活动，一年后，这个研究社改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上海、北京、武汉和广州最为活跃。其中以上海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在建党时期作用最大，为中共发起时期的两根顶梁柱，时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1927年5月24日的《国民日报》，该报刊载一条重要消息——《中大热烈追悼南北烈士》：在武昌中山大学二十二日追悼李大钊死难大会上，曾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北大教授高一涵报告了李大钊生平事迹，称一九二○年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在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其中议论到建党问题，包括党的名称，是叫共产党还是社会党，最后定名共产党。
近年来，有关共产党成立问题成为大家议论的热门话题。其实中国共产党建党是一个系统过程，不好说到底哪一天算是建党的日子，如果一定要确定一个日期作为标志，我觉得1920年11月7日比较合适。根据有二：一是共产党宣言在党内发布。根据张国焘回忆和共产国际保存的资料证实，《中国共产党宣言》形成于1920年11月初，当时并没有向社会宣布，只是作为“收纳党员之标准”。但即使未曾对外发表，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正式诞生的标志。二是1920年11月7日创刊的《共产党》月刊，标志着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已经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成立。《共产党》是中共发起组面向党内发行的月刊，李达主编，刊头是英语名称，英文名下附赘汉文共产党三个字。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因为模仿了当时在伦敦发行的英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共产党》杂志。《共产党》创刊号上的文章《世界消息》明确地使用了“我们中国的共产党”的字句，这是中共在刊物中第一次自称“共产党”。为什么这一天创刊呢？因为这一天是苏维埃十月革命三周年。同一天北京党小组也出版一个刊物《劳动音》，罗章龙、邓中夏主编。所以，我认为11月7日即十月革命三周年这一天算建党日比较合乎历史。
三、中共一大召开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细胞——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1921年3月，魏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汇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筹备状况情报，共产国际再次派遣新任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协助组织中共一大召开。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他们很快与李达、李汉俊（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见面，并建议尽快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李达、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分别写信给各地党组织，要求每个地区派出两位代表立即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会议。7月中下旬，十余位代表装扮成教师和大学生模样，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入住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代表们到齐以后，就便在住处开了预备会，由于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到场，预备会决定由张国焘主持正式会议。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这个会址实际就是李书城（李汉俊兄长）住宅，李书城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在这样的豪宅开会不会引起外人注意。出席者有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代表包惠僧。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本来徐州有位陈家安也是一大代表，因为联络人陈德容被捕，没有到会。
23日晚，张国焘首先汇报的建党基本情况，接着，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发表热情的讲话。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25、26日休会，休会期间张国焘、董必武、李达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28和29日，集中议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讨论认真热烈，大家各抒己见，既有统一的认识，又在某些问题引起争论，会议未作出决定。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会议刚开始几分钟，突然闯入一个生人。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地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到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大家都赞成。第二天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两位国际代表长相特殊没有参加，李汉俊、陈公博也因经历一场虚惊，都未去嘉兴。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继续开会。
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30日未能进行的议题，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最后，会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
中共一大 “南陈北李”均未到会。《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说：“这时，陈独秀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李大钊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两人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南陈北李”工作繁忙是肯定的，但仅以此作为他们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理由并不充分。事实上，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之后的9月就回到了上海。所以，如果稍微推迟会期，陈独秀很有可能出席。陈独秀在缺席的情况下仍被选举为中央局书记，但同样为党的创建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李大钊却没有在中央任职，甚至在1922年7月召开的“二大”会议也没有参加，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探讨。1921年魏经斯基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列举了十几位建党成员，竟然没有提到李大钊。
多年来，我们习惯地将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活动始于1941年，是因参加过一大的几位领导者难以记起准确时间，于是将1921年7月1日假定为成立日期。
作者单位：北京市平谷区档案局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学说最初是怎样传到中国的呢？实际是进步知识分子利用报刊这个媒体，从日本、美国、英国陆续传播过来的。其中主要是从日本输入的。
1、 旧民主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
日本在明治年间，一批进步学者接触了西方新学，而西方的新学中包含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学说。很多学者热心翻译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1905年到1908年间，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同盟会机关设在日本东京。受日本新思潮的影响，同盟会成员也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发生了兴趣，大都参与了翻译和研究工作，并通过机关报《民报》向国内读者推介。然而，当时中国上下正醉心立宪，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根本不予关注。
1917年苏维埃十月革命胜利，世界震惊，日本再度兴起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热潮，一部分急于改变中国现状的旧民主主义者随之在他们创办的报刊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阶级斗争理论以及十月革命消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十月革命理论的传入发挥了一定作用。《建设》杂志、《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都是他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但孙中山、戴季陶、汪精卫等资产阶级革命家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共产党人前身的那些进步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陈望道等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有很大区别，前者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掌握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理论，保护民族资本家的利益，通过改善工人条件，化解矛盾，防止阶级斗争发生；后者的主要目的是唤醒工人阶级觉悟，起来开展阶级斗争，彻底推翻剥削阶级。
2、新民主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向海外积极寻求革命理论，热情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观察、剖析国家命运，谋求民族独立解放，谋求为工人改善恶劣条件和待遇。
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这期专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做了系统而简明的介绍。孙伏园主编的北京《晨报》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919年2月起陆续介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说，5月1日，北京《晨报》还将第七版的文化副刊辟为“五一劳动节纪念”专号，专题介绍国际劳动大会盛况，倡导中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与国际劳动组织接轨，参加世界革命。《晨报》副刊编辑是渊泉。渊泉本名陈溥贤，是北京《晨报》副刊总编，与李大钊关系密切，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尽管自己原来曾有过接触，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渊泉”在资料方面或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方面的帮助。
3、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0年春，陈望道正担任浙江第一师范教师，因学生施存统写了一篇《非孝》的激进文章，受到顽固派猛攻，陈望道受株连而辞职。陈望道精通日语，对马克思学说做过一些研究，于是《星期评论》主编人戴季陶交给他一本日文译本《共产党宣言》，委托他翻译，以便在《星期评论》连载。陈望道不负重托，经过4个多月的艰难工作，终于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中文本。《共产党宣言》一问世，就在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广大知识分子竞相争购，以致连连再版。到1926年5月，已重印达17版之多。《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影响和培育了整整一代革命者。
4、五四运动使马克思主义传播达到高峰，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培育了红色土壤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很快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夺取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胜的27个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国当时正处于南北对峙，作为战胜国之一，南北政府组合为一个代表团，北京政府派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陆征祥任首席代表，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山东各项权利等正当要求。然而，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合理要求，而且答复日本提出的要求，要在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拒签。但北京政府惧怕列强威势，指示陆征祥，如果实在抗不住就答应要求。当时，赴法留学生周无等组织一个通讯社，及时将会议动态传到国内。随团顾问梁启超通过这个通讯社，将详情电告给北京外交协会负责人林辰民。5月2日，北京《晨报》和《国民公报》上登出林辰民根据梁启超电文整理的关于巴黎和会列强逼迫中国代表签字消息，北大师生闻讯后极为愤慨，决定联络周边几所大学举行游行示威活动。
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队伍先向东郊民巷大使馆示威，遭到警察阻拦，又折身赶往原外交总长曹汝霖（直接与日本签署二十一条者）住宅，随后发生“火烧赵家楼”事件，学生活动遭到镇压。5月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14日天津成立学生联合会。两地学生联合会对北京学生运动予以强烈声援。随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游行声援。6月3日，北京学生涌向街头，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当晚，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阻止学生上街。4日，学生冲破阻拦继续游行，当局再次逮捕学生800余人，引发新一轮大规模抗议活动。6月5日，形势发生更大变化，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商人随之纷纷罢市，以策应北京学生运动。受上海罢工影响，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的工人和学生做出声援反应。面对强大压力，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
五四运动也进一步刺激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土壤。 二、中国共产党组织发起
共产国际原为万国劳动者大会，曾成功地组织了很多次工人运动，然而他们认为中国封闭落后，工业落后，工人数量少，而且大都分散于资本家的牢笼里，很难组织大罢工，所以一直没有考虑和中国工人建立联系。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俄共（布）远东局立即作出反应，派人到中国联系。当时很多国家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北洋政府也采取抵制态度。1919年7月，苏维埃政府发表《致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表示要把原沙俄帝国从中国掠夺的权益无条件的归还中国。这个消息传到中国后，国人立即对十月革命产生好感，研究马列学说成为时尚。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遣魏经斯基和他的妻子库兹涅左娃与翻译杨明斋一同来到北京，通过北大俄籍教授柏烈伟找到李大钊，洽谈组建中国共产党组织事宜。之后又通过李大钊推荐，到上海寻找陈独秀。魏经斯基到达上海后，与陈独秀秘密商议建立进步组织，并从1920年5月开始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形式开始活动，一年后，这个研究社改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上海、北京、武汉和广州最为活跃。其中以上海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在建党时期作用最大，为中共发起时期的两根顶梁柱，时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1927年5月24日的《国民日报》，该报刊载一条重要消息——《中大热烈追悼南北烈士》：在武昌中山大学二十二日追悼李大钊死难大会上，曾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北大教授高一涵报告了李大钊生平事迹，称一九二○年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在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其中议论到建党问题，包括党的名称，是叫共产党还是社会党，最后定名共产党。
近年来，有关共产党成立问题成为大家议论的热门话题。其实中国共产党建党是一个系统过程，不好说到底哪一天算是建党的日子，如果一定要确定一个日期作为标志，我觉得1920年11月7日比较合适。根据有二：一是共产党宣言在党内发布。根据张国焘回忆和共产国际保存的资料证实，《中国共产党宣言》形成于1920年11月初，当时并没有向社会宣布，只是作为“收纳党员之标准”。但即使未曾对外发表，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正式诞生的标志。二是1920年11月7日创刊的《共产党》月刊，标志着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已经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成立。《共产党》是中共发起组面向党内发行的月刊，李达主编，刊头是英语名称，英文名下附赘汉文共产党三个字。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因为模仿了当时在伦敦发行的英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共产党》杂志。《共产党》创刊号上的文章《世界消息》明确地使用了“我们中国的共产党”的字句，这是中共在刊物中第一次自称“共产党”。为什么这一天创刊呢？因为这一天是苏维埃十月革命三周年。同一天北京党小组也出版一个刊物《劳动音》，罗章龙、邓中夏主编。所以，我认为11月7日即十月革命三周年这一天算建党日比较合乎历史。
三、中共一大召开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细胞——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1921年3月，魏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汇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筹备状况情报，共产国际再次派遣新任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协助组织中共一大召开。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他们很快与李达、李汉俊（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见面，并建议尽快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李达、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分别写信给各地党组织，要求每个地区派出两位代表立即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会议。7月中下旬，十余位代表装扮成教师和大学生模样，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入住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代表们到齐以后，就便在住处开了预备会，由于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到场，预备会决定由张国焘主持正式会议。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这个会址实际就是李书城（李汉俊兄长）住宅，李书城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在这样的豪宅开会不会引起外人注意。出席者有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代表包惠僧。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本来徐州有位陈家安也是一大代表，因为联络人陈德容被捕，没有到会。
23日晚，张国焘首先汇报的建党基本情况，接着，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发表热情的讲话。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25、26日休会，休会期间张国焘、董必武、李达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28和29日，集中议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讨论认真热烈，大家各抒己见，既有统一的认识，又在某些问题引起争论，会议未作出决定。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会议刚开始几分钟，突然闯入一个生人。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地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到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大家都赞成。第二天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两位国际代表长相特殊没有参加，李汉俊、陈公博也因经历一场虚惊，都未去嘉兴。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继续开会。
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30日未能进行的议题，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最后，会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
中共一大 “南陈北李”均未到会。《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说：“这时，陈独秀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李大钊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两人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南陈北李”工作繁忙是肯定的，但仅以此作为他们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理由并不充分。事实上，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之后的9月就回到了上海。所以，如果稍微推迟会期，陈独秀很有可能出席。陈独秀在缺席的情况下仍被选举为中央局书记，但同样为党的创建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李大钊却没有在中央任职，甚至在1922年7月召开的“二大”会议也没有参加，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探讨。1921年魏经斯基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列举了十几位建党成员，竟然没有提到李大钊。
多年来，我们习惯地将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活动始于1941年，是因参加过一大的几位领导者难以记起准确时间，于是将1921年7月1日假定为成立日期。
作者单位：北京市平谷区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