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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世界范围来考察，身为基督徒的作家并不鲜见;而将视野放在缺乏基督教文化传统的亚洲国家，同时符合“基督徒”和“作家”这两个条件的则为数并不多。如果再将场域缩小至日本这一具体国度，那么，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又能够产生丰硕的创作成绩，且影响力不仅在日本本土，还远播到欧美基督教文化国家中并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广泛关注的作家，远藤周作无疑是最杰出的代表。
与生活在传统基督教国家中的作家不同，远藤周作的宗教信仰并不是他所处社会的主流信仰。对前者来说，基督教文化传统带来的宗教观、宗教思维模式是融化在血液中的，如同母语。反观远藤周作对基督教的认知轨迹，则是贯穿在他自12岁受洗直到去世前夕的整个生命过程;同样的，远藤的文学创作实践也几乎与此如影随形，时空长达五十多年。可以说，远藤的宗教观始终是在动态发展的，是经过了不断丰富、发现、否定和重塑之后最终定型的，其创作在远藤宗教观的不同进程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和特点。总的来说，远藤宗教观和创作实践，有着强烈的“互文”特质。远藤对于宗教的思考和论题，总是通过评论、对谈、书信等形式提出，在一段时间的打磨提纯之后，内化为笔下涌动的文字，以一个个文学形象的成功塑造来诠释和再现这些思考和议题。每当作品问世、并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评论后，远藤也主动地以接受采访、撰写文章、文学对谈等方式，对已发表的作品进行回顾和再思考，得出新的论题，成为之后的创作方向。
远藤一生著作等身，从评论出道，以小说为主，散文、随笔、书信、评论、戏剧等众多文学门类都有涉猎，且多有重要作品。《沉默》与《深河》是远藤去世前钦点的两本“灵柩之书”，可以看出远藤本人对这两本书的偏爱。这里针对《沉默》一书，分析远藤宗教观对其创作的具体影响，以及互文特质在其中的鲜明呈现。
《沉默》作为远藤宗教观的阶段性总结，主要体现出了两方面的思考：基督教信仰之于日本究竟为何，基督教信徒在日本究竟为何。前者主要涉及到基督教文化与日本文化的深刻差异性，后者则主要集中在日本基督徒的心灵和生活状态上。用远藤在1959年的一篇文章中的话来说：
大多数日本人对基督教抱有无法亲近的距离感，这是为什么？那是因为日本的基督教中西方的气息太浓，日本人不能接受。日本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敬而远之，这是为什么？因为日本的基督教与他们致力钻研的课题没有交集。
创作《沉默》之前，远藤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以散文、评论的形式有过较为理论性的概括和阐述。对日本切支丹时代基督徒的思考和研究，也是远藤持续多年的关注领域。《沉默》开始创作之前，远藤刚刚经历了一次长达近三年的病床生活，在无力继续创作的时期，远藤大量阅读和积累有关切支丹时代的各种著作，这对计划中的《沉默》影响甚巨。
远藤自己在短篇小说集《哀歌》的后记中说：
从某个时期开始我决定花费三至四年的时间创作一部长篇纯文学作品。这三、四年时间对我而言是为长篇小说作准备的充电期，同时我决定采取一种方法即通过撰写一些短篇来构思长篇小说。起初决定采取这种方法是在漫长的病床生活结束之后，当时我想把在生病期间思考的素材用于长篇的创作。
生病期间我刻苦学习了切支丹时代的相关知识，……出院后我便奔赴长崎，观摩了踏板，在心中勾勒出《沉默》的轮廓。为了使这部长篇结构更加稳固，我便首先撰写一些短篇小说。就如同围绕在太阳周边的行星一般，这些短篇的集合体便是《哀歌》。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首先，远藤对待《沉默》的创作是非常慎重和积极的，他列出了详细的创作计划，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和实地考察;其次，远藤还设计了具体的创作方案，即用一组短篇小说的写作为《沉默》预热，对长篇的结构、人物、思想进行前期的铺垫和准备。
1962年病愈出院之后，远藤待身体条件达到了投入创作的要求，便开始了计划中的创作。正如后来他在文章中所说的那样，远藤并没有急于动笔开始写作《沉默》，而是有计划地完成了连载小说《我抛弃的女人》，散文集《宗教与文学》，连载小说《留学》，短篇小说集《哀歌》等一系列作品。
在散文集《宗教与文学》中，可以看到远藤用散文、随笔的手法阐释他对基督教文化和文学创作的理解，这些观点在《沉默》中都得到了更为文学性的表达。《留学》是远藤周作对三年法国留学生活的文学总结，表明了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告别的态度，也是他对西方基督教文化一次总的评定，其结论是：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如果不进行本土化的改变和重塑，在日本就很难立足。而短篇小说集《哀歌》中塑造的人物、情节、对白等，几乎可以看做是《沉默》的预演。比如其中一篇小说《云仙》里，设置了一个名为“吉次郎”的弃教者形象。吉次郎性格怯懦，在强权压力下很快就放弃了信仰，但他面对勇于殉教的信徒受刑之际，心中又是充满了难以名状的痛苦。可以说，《云仙》中的吉次郎与《沉默》中的吉次郎是同一个人，只不过在《沉默》中，吉次郎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刻画。
《沉默》与远藤之前的作品迥异的一点，是其属于一次成篇的作品，而之前远藤的小说大多是连载体。就体裁特点来说，在当时的传播条件下，连载体可以较为方便地与读者互动，变相地延伸作品的阅读传播时长，形成相对持久的社会舆论影响，等等。同时也要看到，连载体也具有一定的弊端。学者高宁先生就曾撰文指出：连载不仅剥夺了作家在总体上、在宏观上对作品、对人物反复设计、反复调整的余地，而且也或多或少地迫使作家放弃或改变自身的审美追求，而去迎合业已发表的文字，使作家经常处于被动的局面。
《沉默》的写作过程，远藤放弃了报刊连载这一驾轻就熟的写作方式，采取了集中思考、一次成篇的做法。事实证明，正是这一写作方式成就了《沉默》。
最新的简体中文版《沉默》是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林水福譯本，全书分为：前言、正文九章、天主教住宅官差日记和后记。
前言部分较为简略，主要交代主人公洛特里哥等三名神甫偷渡到日本的起因。正文前四章是洛特里哥的书信，讲述了他经澳门转赴日本以及到日本后艰难传教、终被逮捕的过程。正文五到八章视角改变，以第三人称的写法，记述了洛特里哥从被捕到最终弃教的经历。正文第九章比较特别，第三人称的写法与荷兰商馆馆员约纳逊的日记相间，记录了弃教之后的洛特里哥的生活和心灵状态。最后一章是天主教住宅官差日记，以监视冈田三右卫门（洛特里哥弃教后的日本名）起居生活的日本官差的视角，以公文简报的笔法记录了洛特里哥弃教后直至死亡的生活。 远藤这样设计小说结构，显然花费了一番苦心。从上述结构可以看出，前言是全书的引子，且一开篇就提到：
有一份报告送到罗马教会，内容中指出：由葡萄牙的耶稣会派往日本的费雷拉·克里斯朵夫神甫在长崎遭受到“穴吊”的拷刑，已宣誓弃教。这位神甫在日本定居了二十多年之久，身居教区长之最高职位，是统率司祭与信徒的长老。这位神甫神学造诣之深，堪称稀世之才。……他在信中经常表现出坚定不移的信念，因此无论遭遇到何种情况，大家都不相信他会背叛教会。
可以说，无论是从宗教信仰的激烈碰撞，还是从文学手法的悬念营造，这样的开篇对整体布局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远藤用精炼、平静的文字，迅速地完成了交代起因、渲染背景、推出人物等功能，不动声色地向读者展开了长卷的一角。
正文一到四章，完全以洛特里哥的主观视角铺陈情节，远藤为了突出这四章的人物主观色彩，还特意使用了“书信”这一带有强烈主观性的笔法。书信体可以最大限度地屏蔽作者的介入感，最能直接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之中。洛特里哥作为基督教神甫的身份所具有的浓郁宗教感，通过书信体有了淋漓尽致的展示。远藤用洛特里哥的视角，以零距离的亲历者姿态，完整而周密地讲述了他在日本秘密传教的见闻和行动。
洛特里哥是西方传教士，他的视角是外来的、陌生的，与日本格格不入，但又充满着宗教的坚决、热情、牺牲和怜悯。在他的书信中，与其说是充满了洛特里哥式的基督教神甫的话语和观点，不如说是字里行间都充满了远藤周作对切支丹时代的日本与西方激烈碰撞的反思，将这样的思考通过西方基督教神甫之口讲述出来，更加增添了人物内心深处的强烈矛盾和纠结。
比如在正文第四章中，洛特里哥目睹了教徒被抓、水磔殉教之后，痛苦地内心独白：
他们殉教了！可是，这是怎么样的殉教呢？长久以来，我做过太多如《圣人传》上所记的殉教——例如他们的灵魂归天时，天空充满了光辉，天使吹奏喇叭，轰轰烈烈——的梦。可是，现在我向您所报告的日本信徒的殉教并不是那么轰轰烈烈，而是如此悲惨，如此痛苦。雨，未曾有过片刻的停歇，不断地落在海上。海杀死他们之后，也一味地沉默不语。
在逃亡流浪山中，濒临精神、意志和肉体全面崩溃的边缘之际，他意外地见到了又一次弃教的吉次郎，此刻的洛特里哥明白随时可能被出卖，他想到了背叛基督的犹大，继而无可抑制地倾诉着自己对基督教义的困惑：
基督对出卖自己的人说“去吧”的时候是何种心情？是愤怒，是憎恨，还是出自爱心？如果是愤怒，也就是说，基督把这个男子从世上所有的人当中排除出去，不在拯救之列。……不！不可能是这样。基督连犹大都拯救。否则，不会把他列入弟子之中。既然这样，基督那时为什么不阻止已误入歧途的他呢？我从神学生时代起，就一直对这点无法理解。……即使现在，也还是不懂。在我的眼中，如果允许我有冒渎的揣测，犹大本身就是为营造基督戏剧的人生和死在十字架上的光荣而设的可怜傀儡、玩偶！
把犹大视为傀儡和玩偶，为的是营造基督被钉于十字架上的戏剧和光荣，这不仅是洛特里哥近乎“冒渎”的困惑，更是远藤周作对基督教义的深入思考。
在前四章中，远藤没有局限于洛特里哥的“自言自语”，还巧妙地通过洛特里哥的信，用旁观者（“我”即“洛特里哥”）的视角，栩栩如生又心情复杂地刻画了一众日本基督教徒的形象，尤其是吉次郎这个充满了对立和矛盾的弃教者形象。从第一章开始，洛特里哥就在澳门与吉次郎相遇，在他的带领下偷渡到了日本，又在他的引导下与众多隐秘的基督教徒见面、传教，最后也是在他的出卖之下被幕府官差逮捕。吉次郎与洛特里哥的每次交集，几乎都会带给他命运的逆转。洛特里哥对吉次郎的描述也充斥着矛盾和主观色彩：
他像猪一样把脸埋在自己吐出的赃物中，但我的确听到他连续说了两次“圣·玛利亚”。
吉次郎跟以前判若两人。他受到村落民众英雄式的欢迎，很得意地穿梭在他们之中。
吉次郎蹲下来用手打自己的头，宛如挨了揍的狗，这个天生的胆小鬼，不管怎样都不会有勇气。
他一时高兴竟唱起歌来。……该说他秉性善良呢，还是得意忘形？总觉得让人憎恨不起来。
吉次郎像野狗一样跟我保持一定的距离尾随着，我停下来，他也停下来。
吉次郎注视着嘴巴嚼动的我，他的表情里有满足、轻蔑。他嘴里仍然含着草根，就像叼着烟一样。
我要他跪下，吉次郎怯生生地像驴子般屈膝跪到地上。……“神甫！请原谅我。”吉次郎跪在地上，号啕大哭，“我是弱者，我无法变成像茂吉和一藏那样的强者。”
我回过头看去时，出卖我的吉次郎那小小的脸，那张有如蜥蜴般胆怯的眼睛的脸已经离得好远……
远藤用差不多一半的篇幅，以洛特里哥的视角展开叙述。在洛特里哥的四封书信中，日本切支丹时代的风俗民貌、社会心态、意识形态等，从一个西方的基督教神甫眼里展开。远藤并非让洛特里哥仅仅是记录下来，而是在字里行间洋溢着西方人、西方神甫对此的看法和观点，洋溢着从宗教立场上产生的不解和困惑。如果说前四章中，远藤借洛特里哥之手向读者展示了问题与矛盾所在，那么，在接下来的四章中，远藤则具体地回应了这些问题。
正文的第五到第八章，是全书结构中至关重要的部分，通过这一部分，远藤完成了全书“自问自答”结构的搭建。五到八章视角陡转，变成了全知的“上帝视角”，用第三人稱的写作手法，详细讲述了洛特里哥在被捕之后，是如何一步步放弃了信仰，自愿地将脚踩在了圣像之上的过程。这一视角的改变，是从属于结构要求的，也是远藤精心的设计。
从结构而言，前四章的“问题提出”是远藤宗教观的集中体现，五到八章是远藤对其宗教观的深入剖析和阐述。随着视角的变化，洛特里哥从“我”变成了“司祭”，从小说的讲述者变成了参与者和描述对象，其身份也从传教士变为囚徒、再变为弃教者。这样的转变是对宗教信仰的极大背叛，也是远藤宗教观的总结性陈述，故而是全书精华所在。为了完成这一叙事任务和整个结构的搭建，远藤对视角进行了极为精当的选择。 洛特里哥被捕后，并没有遭遇很严重的肉体折磨，相反，无论是生活用度还是日常饮食，都与洛特里哥想象中的残酷境遇大相径庭，甚至远比他在秘密传教时的窘困好得多。洛特里哥走上了弃教者的结局，是由非物质的另外四个方面的力量使然：被囚禁的基督徒们遭受的非人折磨、吉次郎在弃教和忏悔中的来回摇摆反复、井上筑后守老练通达的劝说、费雷拉神甫对自己弃教行为的辩护。这四种力量轮流登场，彻底将洛特里哥的心理防线击得粉碎，而洛特里哥的弃教，是对基督教义最颠覆性的行为，实际上也代表了远藤的宗教困惑。如果这些情节继续采用洛特里哥的主观视角，而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效果就远不如后者来得通畅和有力。
出于“自问自答”结构的要求，远藤在小说中使用了第一视角和第二视角交替表述，在提出问题阶段使用第一视角，在回答问题阶段使用第二视角，各有其匠心独到之处。在第一视角中，问题的提出全然出于洛特里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和合理性，而在回答问题阶段，则使用全知全能的第二视角，将书中所有人物都放在第三人称角度，进行审视、旁观和分析，洛特里哥从观众变成演出者，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叙述的客观色彩，这也增加了答案的力度和震撼性与颠覆感。
在正文的最后一章，远藤的写作视角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第三视角（荷兰商馆馆员约纳逊视角），这也是与全书的结构性有着密切关联的。继“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两个阶段之后，全书的结构性延展进行到了“他人评议”阶段。也就是说，当全书来到第九章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到了检验“答案”的时刻。
荷兰商馆馆员约纳逊的日记以旁观者的视角记录了一部分来自西方的弃教神甫。通过片段，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关键的信息：其一，费雷拉和洛特里哥在长崎居住期间，曾多次参加对基督教徒的审判、用刑。一户长崎市民家里发现了刻着圣徒像的国外硬币，全家都被逮捕、受审，但都拒绝弃教。在审判时，洛特里哥苦苦哀求审判官予以宽赦，但还是遭到拒绝，全家被判处死刑：父母被游街示众后穴吊致死，两个孩子被斩首;其二，费雷拉和洛特里哥向日本当局揭发，西方传教士们将会潜藏在荷兰商船中，以偷渡的方式进入日本传教，引起了幕府官员的高度警惕，对约纳逊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盘问，并称若真有此事一定会严厉处分;其三，弃教者费雷拉和洛特里哥的多次举报，让在日的约纳逊等荷兰人非常恼火，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污蔑，并“诅咒此遗忘神之恶汉早日去世，神或许会保庇我等免受嫌疑”。
由此可见，在费雷拉和洛特里哥弃教之后，同为基督教信仰者的荷兰人约纳逊对他们的所作所为非常痛恨，在日记中多次予以谴责甚至是诅咒。
展示了约纳逊的评议之后，远藤周作并未收笔，而是出人意料又极其精彩地加上了附录般的另外一节内容，即“天主教住宅官差日记”。我们可以称之为第四视角（官差视角）。与约纳逊的“日记”相比，这一“日记”更加的精简化和公文化，几乎完全没有“文学性”可言，但从这短短的几页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彩蛋式的细节，对我们理解和分析洛特里哥和全书的要旨大有裨益。
在“天主教住宅官差日记”中，远藤提到的几处细节非常值得注意。首先是冈田三右卫门（洛特里哥弃教后的日本名）被所在地长官勒令书写“弃教切结书”（即誓约书、保证书）达四次之多。远江守这么做无非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官差发现了冈田三右卫门有暗中坚守基督教信仰的迹象，所以勒令他反复宣誓弃教;要么是虽然没有发现任何迹象，但官差一直认为冈田三右卫门实际上没有真正弃教，所以需要以反复宣誓来进行威吓。无论是怎样，洛特里哥是否真的弃教，是否真的从内心深处摒弃了基督教信仰，都是值得关注的事情。远藤周作本人在与三好行雄的文学对谈中，曾经表示“天主教住宅官差日记”是全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但是很多读者都忽略了这个章节，其实这一部分暗示了洛特里哥几次被拷打、并写下保证书，原因正是在于他一直没有放弃信仰。在这一章节，我们可以揣测出暗中坚守信仰的除了洛特里哥，还有反复弃教又忏悔的吉次郎：
冈田三右卫门带走了仆役吉次郎，因有可疑处，故转告牢狱，于衙门搜查吉次郎怀中道具，搜出挂于颈间之守护袋内，有天主教基督照片一张。
拘提吉次郎，询问天主教基督照片由何人所给，……问，非冈田三右卫门给乎？吉次郎答无向三右卫门取得之闲暇。
传唤冈田三右卫门妻及下女、童仆调查，也传唤三右卫门，询问是否鼓励吉次郎信天主教，回答未有此事，立保证书不传教。
这些以官差视角记录下来的细节明确无误地告诉读者，在洛特里哥弃教之后，吉次郎成为了他的仆役，也是官差重点监视的对象，并果真从他身上搜到了证据，但吉次郎矢口否认是洛特里哥给他的。官差传唤了洛特里哥的妻子、仆人等，也一无所获，只好勒令洛特里哥再次保证不传教。考虑到洛特里哥身边仆役、下女、童仆有十人之多，他的一举一动基本上很难做到完全私密，若一旦真的有违禁之举，势必会被揭发，即便不被揭发也很难让身边的人面对传唤而保持沉默，我们根据这些细节可以大胆地推测：洛特里哥不但自己在内心坚守着信仰，他身边的人至少也是抱有同情的态度，甚至是帮助他隐瞒。如果更进一步推测：很可能这些身边人也和洛特里哥一样，有了坚定不移的信仰。一旦这样的推测成立，那么就会有一个极为惊人的结论：洛特里哥公开“弃教”之后，反而在周围的日本人中成功地傳播了基督教义，形成了一个秘密信仰的团体。如果这样的推测成立，对洛特里哥而言，这是何等执着的信仰，而他之前痛苦至极的弃教又是何等伟大的行为。
至此，远藤周作通过三个阶段的架构，设置了四个视角完成了叙事，用圆熟精当的艺术手法呈现出了自己的宗教观。那么，是否还有其它的视角呢？答案是有的。回顾全书，似乎总觉得除了上述四个视角，应当还有一个视角，来最终完成远藤宗教观的整体表达。因为不管是洛特里哥、作者本人、约纳逊还是看守官差，都是世人视角，而宗教观作为意识形态的具体显现，仅从世人视角着手是不够的，无法彻底构建起完整的宗教感。 第八章的结尾，费雷拉神甫劝说洛特里哥弃教时说：
在那黑暗而寒冷的夜晚，我也和现在的你一样。可是，那是爱的行为吗？司祭必须学习为基督而生，如果基督在这里的话，基督一定会为他们而弃教的！
你要做的是至今没有人做过的最大的爱德行为……
同洛特里哥一样，费雷拉也经历了种种力量的激荡，最后以“爱”的名义弃教了。当他双手拿起圣像之际，“第五视角”终于出现了，但依然是沉默着的：
圣像中的那个人，由于被许多人踏过，已磨损、凹陷，以悲伤的眼神注视着司祭，从那眼中，一滴眼泪似欲夺眶而出。
很快，在“圣像中的那个人”的注视下，洛特里哥抬起脚，感到了沉重而疼痛，因为他要踏下去的是曾经认为最美丽、最圣洁、充满着人类理想和美梦的东西。在最后的关头，第五视角再次出现，这一次，“同行者耶稣”终于不再沉默，而是对司祭开口说话了：
踏下去吧！踏下去吧！你脚上的疼痛我最清楚了。踏下去吧！我就是为了要让你们践踏才来到这世上，为了分担你们的痛苦才背负十字架的。
这是“永远的同行者耶稣”在文中唯一一次直接发声。对“永远的同行者”而言，这一次已经足够。母性的、同行的耶稣形象，是洛特里哥弃教的原因，也是他弃教之后继续在内心深处保持信仰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洛特里哥心中的信仰，已经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迥然不同了，变成了西方基督教在日本本土化之后的信仰。
《沉默》创作时远藤已经四十三岁，正值一个作家创作力最耀眼、写作技巧臻于纯熟的时期。在各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视角中，小说的篇幅和节奏呈现出由快到慢、由短到长、由简到繁的衍变。前言中用了11页的篇幅，将三、四年中发生的事情扼要概述，简单直接地交代了洛特里哥等三人小组一路向东的缘起。在提出问题的第一阶段，用洛特里哥的视角进行书信体叙事，节奏开始逐渐慢了下来，到第四章的时候，用长达38页的篇幅讲述了发生在两周内的故事，而最后一个震撼人心的情节，即洛特里哥逃亡至山中流浪，被吉次郎发现后出卖给幕府官差，两人之间种种基于不信任的对话、较量、交手，占去了十几页的篇幅。到了第二阶段，以作家视角第三人称常规叙事，节奏更是越来越慢，在井上筑后守、殉教的教徒、弃教的吉次郎和费雷拉神甫轮番登场后，第八章达到了叙事节奏的顶峰——用长达21页的篇幅，描写了洛特里哥最终选择弃教前一天发生的故事。
看一下远藤是如何事无巨细、不厌其烦地描写这一天的：
第二天一早，再度来访的翻译继续劝说洛特里哥弃教，被拒绝，早餐没有供应;
近午时刻，锁被打开了，洛特里哥在瘦马上游街示众之后，通往“穴吊”的刑场;
入夜，洛特里哥到达“穴吊”刑场，被关入牢房，一路尾随而来的吉次郎请求忏悔，洛特里哥为他做了告解;
夜深，翻译带着费雷拉神甫前来;
子夜，费雷拉神甫反复劝说洛特里哥弃教，洛特里哥与之辩论之后，被说服;
洛特里哥将脚践踏到圣像上面时，“黎明来临，远处传来鸡啼”。
21页的篇幅，完整地再现了24小时中发生的事。在第一个黎明时分，洛特里哥堅定地拒绝了翻译的劝说，然而在第二个黎明到来之际，他的脚已经踩在了圣像之上。这是多么惊心动魄、势不可挡的一天。全书的叙事节奏在这里慢到了顶点，而正是在这个顶点上，第五视角（永远的同行者耶稣）惊鸿一般地出现了。
第八章结束之后，全书结构到了“他人评议”阶段，叙事节奏陡然加快。第九章用了与第八章相同的21页篇幅，却讲述了长达一年的情节。而正文之后的“天主教住宅官差日记”廖廖7页的篇幅，记录了洛特里哥生命中最后十年的岁月。
当我们从全书的结构、视角和节奏上来重新审视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全书描写的是洛特里哥（或者说也是远藤本人）宗教观的改变、颠覆、重塑和确定之路;洛特里哥宗教观的不断流变，与全书的结构、视角和节奏有着极强烈的对应关系，随着宗教观流变程度的变化，小说的结构、视角和节奏也随着变化，宗教观到颠覆之际达到了叙事的顶峰;全书的题眼“沉默”，与小说的结构、视角和节奏也有着极强烈的对应关系，仅以节奏这一层面来讲，节奏越快，意味着沉默的、没有发声的、隐匿在字里行间的内容就越多，而节奏越慢，意味着不再沉默的、发声的、流淌在字里行间的内容就越多。于是我们看到，在洛特里哥弃教之前的那一天里，所有人都出场并发声了，“永远的同行者耶稣”也不再沉默。
《沉默》是远藤宗教观的一次阶段性总结和呈现：日本基督教的“沼泽论”，父性的耶稣与母性的耶稣，永远的同行者耶稣等等，这些观点都截止于1966年。作为一位勤奋的、有着强烈探索精神的作家，远藤的创作之路显然不会停留在这一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远藤在《沉默》中，还有一些留待未来的未尽之处。比如，尽管远藤从日本本土立场上详细阐述了西方基督教文化与日本的严重隔膜与对立，用书中人物之口提出了“日本沼泽论”，即日本是一片沼泽，西方基督教在这里无法生根发芽的观点，指明了西方基督教文化和思想无法融入日本的精神世界和本土信仰传统之中，为此，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母性的耶稣”观点，为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提供了自己的见解和方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个阶段远藤的宗教观还是没有解决基督教的另一个主题，也就是“审判、救赎、罪与罚”的问题，另外，日本本土的泛神论信仰传统，如何与世界性宗教的一神论观点相融合，彻底探究日本人精神世界的最终归属，乃至在全球化的时代探求人类根源性的灵魂世界的问题，也是未来远藤周作宗教观需要处理的重要部分。
1995年，远藤周作被授予日本文化勋章，这是日本政府官方对于文化界的最高褒奖。1996年，一生与病痛抗争的远藤周作溘然长逝。在妻子的怀抱中，远藤周作说他希望能够与哥哥和母亲在另一个世界相会，为此，他穷极一生探索了何为基督教。远藤死后极尽哀荣，4000多人为他送葬，陪伴他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旅途。
责任编辑：弋 舟
与生活在传统基督教国家中的作家不同，远藤周作的宗教信仰并不是他所处社会的主流信仰。对前者来说，基督教文化传统带来的宗教观、宗教思维模式是融化在血液中的，如同母语。反观远藤周作对基督教的认知轨迹，则是贯穿在他自12岁受洗直到去世前夕的整个生命过程;同样的，远藤的文学创作实践也几乎与此如影随形，时空长达五十多年。可以说，远藤的宗教观始终是在动态发展的，是经过了不断丰富、发现、否定和重塑之后最终定型的，其创作在远藤宗教观的不同进程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和特点。总的来说，远藤宗教观和创作实践，有着强烈的“互文”特质。远藤对于宗教的思考和论题，总是通过评论、对谈、书信等形式提出，在一段时间的打磨提纯之后，内化为笔下涌动的文字，以一个个文学形象的成功塑造来诠释和再现这些思考和议题。每当作品问世、并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评论后，远藤也主动地以接受采访、撰写文章、文学对谈等方式，对已发表的作品进行回顾和再思考，得出新的论题，成为之后的创作方向。
远藤一生著作等身，从评论出道，以小说为主，散文、随笔、书信、评论、戏剧等众多文学门类都有涉猎，且多有重要作品。《沉默》与《深河》是远藤去世前钦点的两本“灵柩之书”，可以看出远藤本人对这两本书的偏爱。这里针对《沉默》一书，分析远藤宗教观对其创作的具体影响，以及互文特质在其中的鲜明呈现。
《沉默》作为远藤宗教观的阶段性总结，主要体现出了两方面的思考：基督教信仰之于日本究竟为何，基督教信徒在日本究竟为何。前者主要涉及到基督教文化与日本文化的深刻差异性，后者则主要集中在日本基督徒的心灵和生活状态上。用远藤在1959年的一篇文章中的话来说：
大多数日本人对基督教抱有无法亲近的距离感，这是为什么？那是因为日本的基督教中西方的气息太浓，日本人不能接受。日本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敬而远之，这是为什么？因为日本的基督教与他们致力钻研的课题没有交集。
创作《沉默》之前，远藤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以散文、评论的形式有过较为理论性的概括和阐述。对日本切支丹时代基督徒的思考和研究，也是远藤持续多年的关注领域。《沉默》开始创作之前，远藤刚刚经历了一次长达近三年的病床生活，在无力继续创作的时期，远藤大量阅读和积累有关切支丹时代的各种著作，这对计划中的《沉默》影响甚巨。
远藤自己在短篇小说集《哀歌》的后记中说：
从某个时期开始我决定花费三至四年的时间创作一部长篇纯文学作品。这三、四年时间对我而言是为长篇小说作准备的充电期，同时我决定采取一种方法即通过撰写一些短篇来构思长篇小说。起初决定采取这种方法是在漫长的病床生活结束之后，当时我想把在生病期间思考的素材用于长篇的创作。
生病期间我刻苦学习了切支丹时代的相关知识，……出院后我便奔赴长崎，观摩了踏板，在心中勾勒出《沉默》的轮廓。为了使这部长篇结构更加稳固，我便首先撰写一些短篇小说。就如同围绕在太阳周边的行星一般，这些短篇的集合体便是《哀歌》。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首先，远藤对待《沉默》的创作是非常慎重和积极的，他列出了详细的创作计划，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和实地考察;其次，远藤还设计了具体的创作方案，即用一组短篇小说的写作为《沉默》预热，对长篇的结构、人物、思想进行前期的铺垫和准备。
1962年病愈出院之后，远藤待身体条件达到了投入创作的要求，便开始了计划中的创作。正如后来他在文章中所说的那样，远藤并没有急于动笔开始写作《沉默》，而是有计划地完成了连载小说《我抛弃的女人》，散文集《宗教与文学》，连载小说《留学》，短篇小说集《哀歌》等一系列作品。
在散文集《宗教与文学》中，可以看到远藤用散文、随笔的手法阐释他对基督教文化和文学创作的理解，这些观点在《沉默》中都得到了更为文学性的表达。《留学》是远藤周作对三年法国留学生活的文学总结，表明了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告别的态度，也是他对西方基督教文化一次总的评定，其结论是：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如果不进行本土化的改变和重塑，在日本就很难立足。而短篇小说集《哀歌》中塑造的人物、情节、对白等，几乎可以看做是《沉默》的预演。比如其中一篇小说《云仙》里，设置了一个名为“吉次郎”的弃教者形象。吉次郎性格怯懦，在强权压力下很快就放弃了信仰，但他面对勇于殉教的信徒受刑之际，心中又是充满了难以名状的痛苦。可以说，《云仙》中的吉次郎与《沉默》中的吉次郎是同一个人，只不过在《沉默》中，吉次郎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刻画。
《沉默》与远藤之前的作品迥异的一点，是其属于一次成篇的作品，而之前远藤的小说大多是连载体。就体裁特点来说，在当时的传播条件下，连载体可以较为方便地与读者互动，变相地延伸作品的阅读传播时长，形成相对持久的社会舆论影响，等等。同时也要看到，连载体也具有一定的弊端。学者高宁先生就曾撰文指出：连载不仅剥夺了作家在总体上、在宏观上对作品、对人物反复设计、反复调整的余地，而且也或多或少地迫使作家放弃或改变自身的审美追求，而去迎合业已发表的文字，使作家经常处于被动的局面。
《沉默》的写作过程，远藤放弃了报刊连载这一驾轻就熟的写作方式，采取了集中思考、一次成篇的做法。事实证明，正是这一写作方式成就了《沉默》。
最新的简体中文版《沉默》是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林水福譯本，全书分为：前言、正文九章、天主教住宅官差日记和后记。
前言部分较为简略，主要交代主人公洛特里哥等三名神甫偷渡到日本的起因。正文前四章是洛特里哥的书信，讲述了他经澳门转赴日本以及到日本后艰难传教、终被逮捕的过程。正文五到八章视角改变，以第三人称的写法，记述了洛特里哥从被捕到最终弃教的经历。正文第九章比较特别，第三人称的写法与荷兰商馆馆员约纳逊的日记相间，记录了弃教之后的洛特里哥的生活和心灵状态。最后一章是天主教住宅官差日记，以监视冈田三右卫门（洛特里哥弃教后的日本名）起居生活的日本官差的视角，以公文简报的笔法记录了洛特里哥弃教后直至死亡的生活。 远藤这样设计小说结构，显然花费了一番苦心。从上述结构可以看出，前言是全书的引子，且一开篇就提到：
有一份报告送到罗马教会，内容中指出：由葡萄牙的耶稣会派往日本的费雷拉·克里斯朵夫神甫在长崎遭受到“穴吊”的拷刑，已宣誓弃教。这位神甫在日本定居了二十多年之久，身居教区长之最高职位，是统率司祭与信徒的长老。这位神甫神学造诣之深，堪称稀世之才。……他在信中经常表现出坚定不移的信念，因此无论遭遇到何种情况，大家都不相信他会背叛教会。
可以说，无论是从宗教信仰的激烈碰撞，还是从文学手法的悬念营造，这样的开篇对整体布局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远藤用精炼、平静的文字，迅速地完成了交代起因、渲染背景、推出人物等功能，不动声色地向读者展开了长卷的一角。
正文一到四章，完全以洛特里哥的主观视角铺陈情节，远藤为了突出这四章的人物主观色彩，还特意使用了“书信”这一带有强烈主观性的笔法。书信体可以最大限度地屏蔽作者的介入感，最能直接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之中。洛特里哥作为基督教神甫的身份所具有的浓郁宗教感，通过书信体有了淋漓尽致的展示。远藤用洛特里哥的视角，以零距离的亲历者姿态，完整而周密地讲述了他在日本秘密传教的见闻和行动。
洛特里哥是西方传教士，他的视角是外来的、陌生的，与日本格格不入，但又充满着宗教的坚决、热情、牺牲和怜悯。在他的书信中，与其说是充满了洛特里哥式的基督教神甫的话语和观点，不如说是字里行间都充满了远藤周作对切支丹时代的日本与西方激烈碰撞的反思，将这样的思考通过西方基督教神甫之口讲述出来，更加增添了人物内心深处的强烈矛盾和纠结。
比如在正文第四章中，洛特里哥目睹了教徒被抓、水磔殉教之后，痛苦地内心独白：
他们殉教了！可是，这是怎么样的殉教呢？长久以来，我做过太多如《圣人传》上所记的殉教——例如他们的灵魂归天时，天空充满了光辉，天使吹奏喇叭，轰轰烈烈——的梦。可是，现在我向您所报告的日本信徒的殉教并不是那么轰轰烈烈，而是如此悲惨，如此痛苦。雨，未曾有过片刻的停歇，不断地落在海上。海杀死他们之后，也一味地沉默不语。
在逃亡流浪山中，濒临精神、意志和肉体全面崩溃的边缘之际，他意外地见到了又一次弃教的吉次郎，此刻的洛特里哥明白随时可能被出卖，他想到了背叛基督的犹大，继而无可抑制地倾诉着自己对基督教义的困惑：
基督对出卖自己的人说“去吧”的时候是何种心情？是愤怒，是憎恨，还是出自爱心？如果是愤怒，也就是说，基督把这个男子从世上所有的人当中排除出去，不在拯救之列。……不！不可能是这样。基督连犹大都拯救。否则，不会把他列入弟子之中。既然这样，基督那时为什么不阻止已误入歧途的他呢？我从神学生时代起，就一直对这点无法理解。……即使现在，也还是不懂。在我的眼中，如果允许我有冒渎的揣测，犹大本身就是为营造基督戏剧的人生和死在十字架上的光荣而设的可怜傀儡、玩偶！
把犹大视为傀儡和玩偶，为的是营造基督被钉于十字架上的戏剧和光荣，这不仅是洛特里哥近乎“冒渎”的困惑，更是远藤周作对基督教义的深入思考。
在前四章中，远藤没有局限于洛特里哥的“自言自语”，还巧妙地通过洛特里哥的信，用旁观者（“我”即“洛特里哥”）的视角，栩栩如生又心情复杂地刻画了一众日本基督教徒的形象，尤其是吉次郎这个充满了对立和矛盾的弃教者形象。从第一章开始，洛特里哥就在澳门与吉次郎相遇，在他的带领下偷渡到了日本，又在他的引导下与众多隐秘的基督教徒见面、传教，最后也是在他的出卖之下被幕府官差逮捕。吉次郎与洛特里哥的每次交集，几乎都会带给他命运的逆转。洛特里哥对吉次郎的描述也充斥着矛盾和主观色彩：
他像猪一样把脸埋在自己吐出的赃物中，但我的确听到他连续说了两次“圣·玛利亚”。
吉次郎跟以前判若两人。他受到村落民众英雄式的欢迎，很得意地穿梭在他们之中。
吉次郎蹲下来用手打自己的头，宛如挨了揍的狗，这个天生的胆小鬼，不管怎样都不会有勇气。
他一时高兴竟唱起歌来。……该说他秉性善良呢，还是得意忘形？总觉得让人憎恨不起来。
吉次郎像野狗一样跟我保持一定的距离尾随着，我停下来，他也停下来。
吉次郎注视着嘴巴嚼动的我，他的表情里有满足、轻蔑。他嘴里仍然含着草根，就像叼着烟一样。
我要他跪下，吉次郎怯生生地像驴子般屈膝跪到地上。……“神甫！请原谅我。”吉次郎跪在地上，号啕大哭，“我是弱者，我无法变成像茂吉和一藏那样的强者。”
我回过头看去时，出卖我的吉次郎那小小的脸，那张有如蜥蜴般胆怯的眼睛的脸已经离得好远……
远藤用差不多一半的篇幅，以洛特里哥的视角展开叙述。在洛特里哥的四封书信中，日本切支丹时代的风俗民貌、社会心态、意识形态等，从一个西方的基督教神甫眼里展开。远藤并非让洛特里哥仅仅是记录下来，而是在字里行间洋溢着西方人、西方神甫对此的看法和观点，洋溢着从宗教立场上产生的不解和困惑。如果说前四章中，远藤借洛特里哥之手向读者展示了问题与矛盾所在，那么，在接下来的四章中，远藤则具体地回应了这些问题。
正文的第五到第八章，是全书结构中至关重要的部分，通过这一部分，远藤完成了全书“自问自答”结构的搭建。五到八章视角陡转，变成了全知的“上帝视角”，用第三人稱的写作手法，详细讲述了洛特里哥在被捕之后，是如何一步步放弃了信仰，自愿地将脚踩在了圣像之上的过程。这一视角的改变，是从属于结构要求的，也是远藤精心的设计。
从结构而言，前四章的“问题提出”是远藤宗教观的集中体现，五到八章是远藤对其宗教观的深入剖析和阐述。随着视角的变化，洛特里哥从“我”变成了“司祭”，从小说的讲述者变成了参与者和描述对象，其身份也从传教士变为囚徒、再变为弃教者。这样的转变是对宗教信仰的极大背叛，也是远藤宗教观的总结性陈述，故而是全书精华所在。为了完成这一叙事任务和整个结构的搭建，远藤对视角进行了极为精当的选择。 洛特里哥被捕后，并没有遭遇很严重的肉体折磨，相反，无论是生活用度还是日常饮食，都与洛特里哥想象中的残酷境遇大相径庭，甚至远比他在秘密传教时的窘困好得多。洛特里哥走上了弃教者的结局，是由非物质的另外四个方面的力量使然：被囚禁的基督徒们遭受的非人折磨、吉次郎在弃教和忏悔中的来回摇摆反复、井上筑后守老练通达的劝说、费雷拉神甫对自己弃教行为的辩护。这四种力量轮流登场，彻底将洛特里哥的心理防线击得粉碎，而洛特里哥的弃教，是对基督教义最颠覆性的行为，实际上也代表了远藤的宗教困惑。如果这些情节继续采用洛特里哥的主观视角，而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效果就远不如后者来得通畅和有力。
出于“自问自答”结构的要求，远藤在小说中使用了第一视角和第二视角交替表述，在提出问题阶段使用第一视角，在回答问题阶段使用第二视角，各有其匠心独到之处。在第一视角中，问题的提出全然出于洛特里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和合理性，而在回答问题阶段，则使用全知全能的第二视角，将书中所有人物都放在第三人称角度，进行审视、旁观和分析，洛特里哥从观众变成演出者，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叙述的客观色彩，这也增加了答案的力度和震撼性与颠覆感。
在正文的最后一章，远藤的写作视角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第三视角（荷兰商馆馆员约纳逊视角），这也是与全书的结构性有着密切关联的。继“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两个阶段之后，全书的结构性延展进行到了“他人评议”阶段。也就是说，当全书来到第九章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到了检验“答案”的时刻。
荷兰商馆馆员约纳逊的日记以旁观者的视角记录了一部分来自西方的弃教神甫。通过片段，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关键的信息：其一，费雷拉和洛特里哥在长崎居住期间，曾多次参加对基督教徒的审判、用刑。一户长崎市民家里发现了刻着圣徒像的国外硬币，全家都被逮捕、受审，但都拒绝弃教。在审判时，洛特里哥苦苦哀求审判官予以宽赦，但还是遭到拒绝，全家被判处死刑：父母被游街示众后穴吊致死，两个孩子被斩首;其二，费雷拉和洛特里哥向日本当局揭发，西方传教士们将会潜藏在荷兰商船中，以偷渡的方式进入日本传教，引起了幕府官员的高度警惕，对约纳逊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盘问，并称若真有此事一定会严厉处分;其三，弃教者费雷拉和洛特里哥的多次举报，让在日的约纳逊等荷兰人非常恼火，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污蔑，并“诅咒此遗忘神之恶汉早日去世，神或许会保庇我等免受嫌疑”。
由此可见，在费雷拉和洛特里哥弃教之后，同为基督教信仰者的荷兰人约纳逊对他们的所作所为非常痛恨，在日记中多次予以谴责甚至是诅咒。
展示了约纳逊的评议之后，远藤周作并未收笔，而是出人意料又极其精彩地加上了附录般的另外一节内容，即“天主教住宅官差日记”。我们可以称之为第四视角（官差视角）。与约纳逊的“日记”相比，这一“日记”更加的精简化和公文化，几乎完全没有“文学性”可言，但从这短短的几页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彩蛋式的细节，对我们理解和分析洛特里哥和全书的要旨大有裨益。
在“天主教住宅官差日记”中，远藤提到的几处细节非常值得注意。首先是冈田三右卫门（洛特里哥弃教后的日本名）被所在地长官勒令书写“弃教切结书”（即誓约书、保证书）达四次之多。远江守这么做无非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官差发现了冈田三右卫门有暗中坚守基督教信仰的迹象，所以勒令他反复宣誓弃教;要么是虽然没有发现任何迹象，但官差一直认为冈田三右卫门实际上没有真正弃教，所以需要以反复宣誓来进行威吓。无论是怎样，洛特里哥是否真的弃教，是否真的从内心深处摒弃了基督教信仰，都是值得关注的事情。远藤周作本人在与三好行雄的文学对谈中，曾经表示“天主教住宅官差日记”是全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但是很多读者都忽略了这个章节，其实这一部分暗示了洛特里哥几次被拷打、并写下保证书，原因正是在于他一直没有放弃信仰。在这一章节，我们可以揣测出暗中坚守信仰的除了洛特里哥，还有反复弃教又忏悔的吉次郎：
冈田三右卫门带走了仆役吉次郎，因有可疑处，故转告牢狱，于衙门搜查吉次郎怀中道具，搜出挂于颈间之守护袋内，有天主教基督照片一张。
拘提吉次郎，询问天主教基督照片由何人所给，……问，非冈田三右卫门给乎？吉次郎答无向三右卫门取得之闲暇。
传唤冈田三右卫门妻及下女、童仆调查，也传唤三右卫门，询问是否鼓励吉次郎信天主教，回答未有此事，立保证书不传教。
这些以官差视角记录下来的细节明确无误地告诉读者，在洛特里哥弃教之后，吉次郎成为了他的仆役，也是官差重点监视的对象，并果真从他身上搜到了证据，但吉次郎矢口否认是洛特里哥给他的。官差传唤了洛特里哥的妻子、仆人等，也一无所获，只好勒令洛特里哥再次保证不传教。考虑到洛特里哥身边仆役、下女、童仆有十人之多，他的一举一动基本上很难做到完全私密，若一旦真的有违禁之举，势必会被揭发，即便不被揭发也很难让身边的人面对传唤而保持沉默，我们根据这些细节可以大胆地推测：洛特里哥不但自己在内心坚守着信仰，他身边的人至少也是抱有同情的态度，甚至是帮助他隐瞒。如果更进一步推测：很可能这些身边人也和洛特里哥一样，有了坚定不移的信仰。一旦这样的推测成立，那么就会有一个极为惊人的结论：洛特里哥公开“弃教”之后，反而在周围的日本人中成功地傳播了基督教义，形成了一个秘密信仰的团体。如果这样的推测成立，对洛特里哥而言，这是何等执着的信仰，而他之前痛苦至极的弃教又是何等伟大的行为。
至此，远藤周作通过三个阶段的架构，设置了四个视角完成了叙事，用圆熟精当的艺术手法呈现出了自己的宗教观。那么，是否还有其它的视角呢？答案是有的。回顾全书，似乎总觉得除了上述四个视角，应当还有一个视角，来最终完成远藤宗教观的整体表达。因为不管是洛特里哥、作者本人、约纳逊还是看守官差，都是世人视角，而宗教观作为意识形态的具体显现，仅从世人视角着手是不够的，无法彻底构建起完整的宗教感。 第八章的结尾，费雷拉神甫劝说洛特里哥弃教时说：
在那黑暗而寒冷的夜晚，我也和现在的你一样。可是，那是爱的行为吗？司祭必须学习为基督而生，如果基督在这里的话，基督一定会为他们而弃教的！
你要做的是至今没有人做过的最大的爱德行为……
同洛特里哥一样，费雷拉也经历了种种力量的激荡，最后以“爱”的名义弃教了。当他双手拿起圣像之际，“第五视角”终于出现了，但依然是沉默着的：
圣像中的那个人，由于被许多人踏过，已磨损、凹陷，以悲伤的眼神注视着司祭，从那眼中，一滴眼泪似欲夺眶而出。
很快，在“圣像中的那个人”的注视下，洛特里哥抬起脚，感到了沉重而疼痛，因为他要踏下去的是曾经认为最美丽、最圣洁、充满着人类理想和美梦的东西。在最后的关头，第五视角再次出现，这一次，“同行者耶稣”终于不再沉默，而是对司祭开口说话了：
踏下去吧！踏下去吧！你脚上的疼痛我最清楚了。踏下去吧！我就是为了要让你们践踏才来到这世上，为了分担你们的痛苦才背负十字架的。
这是“永远的同行者耶稣”在文中唯一一次直接发声。对“永远的同行者”而言，这一次已经足够。母性的、同行的耶稣形象，是洛特里哥弃教的原因，也是他弃教之后继续在内心深处保持信仰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洛特里哥心中的信仰，已经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迥然不同了，变成了西方基督教在日本本土化之后的信仰。
《沉默》创作时远藤已经四十三岁，正值一个作家创作力最耀眼、写作技巧臻于纯熟的时期。在各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视角中，小说的篇幅和节奏呈现出由快到慢、由短到长、由简到繁的衍变。前言中用了11页的篇幅，将三、四年中发生的事情扼要概述，简单直接地交代了洛特里哥等三人小组一路向东的缘起。在提出问题的第一阶段，用洛特里哥的视角进行书信体叙事，节奏开始逐渐慢了下来，到第四章的时候，用长达38页的篇幅讲述了发生在两周内的故事，而最后一个震撼人心的情节，即洛特里哥逃亡至山中流浪，被吉次郎发现后出卖给幕府官差，两人之间种种基于不信任的对话、较量、交手，占去了十几页的篇幅。到了第二阶段，以作家视角第三人称常规叙事，节奏更是越来越慢，在井上筑后守、殉教的教徒、弃教的吉次郎和费雷拉神甫轮番登场后，第八章达到了叙事节奏的顶峰——用长达21页的篇幅，描写了洛特里哥最终选择弃教前一天发生的故事。
看一下远藤是如何事无巨细、不厌其烦地描写这一天的：
第二天一早，再度来访的翻译继续劝说洛特里哥弃教，被拒绝，早餐没有供应;
近午时刻，锁被打开了，洛特里哥在瘦马上游街示众之后，通往“穴吊”的刑场;
入夜，洛特里哥到达“穴吊”刑场，被关入牢房，一路尾随而来的吉次郎请求忏悔，洛特里哥为他做了告解;
夜深，翻译带着费雷拉神甫前来;
子夜，费雷拉神甫反复劝说洛特里哥弃教，洛特里哥与之辩论之后，被说服;
洛特里哥将脚践踏到圣像上面时，“黎明来临，远处传来鸡啼”。
21页的篇幅，完整地再现了24小时中发生的事。在第一个黎明时分，洛特里哥堅定地拒绝了翻译的劝说，然而在第二个黎明到来之际，他的脚已经踩在了圣像之上。这是多么惊心动魄、势不可挡的一天。全书的叙事节奏在这里慢到了顶点，而正是在这个顶点上，第五视角（永远的同行者耶稣）惊鸿一般地出现了。
第八章结束之后，全书结构到了“他人评议”阶段，叙事节奏陡然加快。第九章用了与第八章相同的21页篇幅，却讲述了长达一年的情节。而正文之后的“天主教住宅官差日记”廖廖7页的篇幅，记录了洛特里哥生命中最后十年的岁月。
当我们从全书的结构、视角和节奏上来重新审视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全书描写的是洛特里哥（或者说也是远藤本人）宗教观的改变、颠覆、重塑和确定之路;洛特里哥宗教观的不断流变，与全书的结构、视角和节奏有着极强烈的对应关系，随着宗教观流变程度的变化，小说的结构、视角和节奏也随着变化，宗教观到颠覆之际达到了叙事的顶峰;全书的题眼“沉默”，与小说的结构、视角和节奏也有着极强烈的对应关系，仅以节奏这一层面来讲，节奏越快，意味着沉默的、没有发声的、隐匿在字里行间的内容就越多，而节奏越慢，意味着不再沉默的、发声的、流淌在字里行间的内容就越多。于是我们看到，在洛特里哥弃教之前的那一天里，所有人都出场并发声了，“永远的同行者耶稣”也不再沉默。
《沉默》是远藤宗教观的一次阶段性总结和呈现：日本基督教的“沼泽论”，父性的耶稣与母性的耶稣，永远的同行者耶稣等等，这些观点都截止于1966年。作为一位勤奋的、有着强烈探索精神的作家，远藤的创作之路显然不会停留在这一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远藤在《沉默》中，还有一些留待未来的未尽之处。比如，尽管远藤从日本本土立场上详细阐述了西方基督教文化与日本的严重隔膜与对立，用书中人物之口提出了“日本沼泽论”，即日本是一片沼泽，西方基督教在这里无法生根发芽的观点，指明了西方基督教文化和思想无法融入日本的精神世界和本土信仰传统之中，为此，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母性的耶稣”观点，为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提供了自己的见解和方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个阶段远藤的宗教观还是没有解决基督教的另一个主题，也就是“审判、救赎、罪与罚”的问题，另外，日本本土的泛神论信仰传统，如何与世界性宗教的一神论观点相融合，彻底探究日本人精神世界的最终归属，乃至在全球化的时代探求人类根源性的灵魂世界的问题，也是未来远藤周作宗教观需要处理的重要部分。
1995年，远藤周作被授予日本文化勋章，这是日本政府官方对于文化界的最高褒奖。1996年，一生与病痛抗争的远藤周作溘然长逝。在妻子的怀抱中，远藤周作说他希望能够与哥哥和母亲在另一个世界相会，为此，他穷极一生探索了何为基督教。远藤死后极尽哀荣，4000多人为他送葬，陪伴他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旅途。
责任编辑：弋 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