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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上厚重的眼镜、手拿各种型号的放大镜,一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成天将身躯埋在堆成小山的工具书里,寻找一个个错误……5年多时间里,这位65岁的郫县老人从各类工具书内找出2000多个错误。如今,老人正拿新版的《郫县志》“开刀”。“生命不息,纠错不止,希望看到工具书再无错误的那一天!”
杜长明早年曾教了几年书,人老了以后,他将地里的庄稼交由亲戚打理,没啥收入的他跟着老伴住在郫县城区里。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翻阅字典时竟然发现里面有错误,跟老朋友们一说,却没人相信:“这可是工具书,怎么会有错?!”
从此,杜长明爱上了给字词典“挑刺”。经济并不宽裕的他,前前后后花了1万多元购书,各类字词典就买了30余本。为了佐证工具书的确出了错,他又不得不购买了大量的历史书籍,如《康熙字典》《后汉书》《古文观止》《楚辞》等50余本。“最贵的要数这本《辞海》,260元一本,打9折也不是小数目,我想都没想就掏钱买了。”
杜长明只是一位老农民,哪里来的底气为工具书挑刺?原来,他对古文十分爱好,也有不少积淀。“有时找一个错处需要两三天,还要到书城去翻更权威的书。有时一天能找10多处。找到字典的错误时,简直兴奋得很。”
“我这5年里,共挑了2000多个错误。”杜长明说。特别是一本供学生使用的《古代汉语辞典》,他已经将书翻得稀烂,不得不重新找了本新的,“这本书挑了500多处错误。”
杜长明总会将挑出的错记录好,寄到该书的出版社去。“有的出版社一开始怀疑我用的是盗版,不相信他们的错误。但后来又不得不对我表示感谢。有人还问我是不是专家学者,我告诉对方,我只是一个农民!”
记者在杜长明家中看到,有国内好几家知名出版社,都给他寄来回信,诚恳接受错误,表示下次再版时一定改正,并对杜长明表示感谢。其中一家出版社副总编辑还亲自回信,称杜长明“字里行间可见您治学的严谨,以及对祖国文字、文化的细心论研。”
“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祖先治学是极为严谨的”,他说,工具书中的一些错误,对学生、读者的误导极大,其后果不堪设想。记者提出疑问:“你的标准都是那些古书,万一古书是错误的呢?”杜长明说,他也考虑过这一点,“但我想大家都更倾向于相信那些古书。这些工具书的编撰者,在编写时也是要翻阅大量古书的。”
杜长明同时表示,他并不想以纠错得到什么奖赏。“一些有误的工具书还在继续出版、发行,学子们何时才能读到高质量的书?”他认为,出版部门应该严谨出书,堵住漏洞,减少甚至消灭错误。
杜长明早年曾教了几年书,人老了以后,他将地里的庄稼交由亲戚打理,没啥收入的他跟着老伴住在郫县城区里。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翻阅字典时竟然发现里面有错误,跟老朋友们一说,却没人相信:“这可是工具书,怎么会有错?!”
从此,杜长明爱上了给字词典“挑刺”。经济并不宽裕的他,前前后后花了1万多元购书,各类字词典就买了30余本。为了佐证工具书的确出了错,他又不得不购买了大量的历史书籍,如《康熙字典》《后汉书》《古文观止》《楚辞》等50余本。“最贵的要数这本《辞海》,260元一本,打9折也不是小数目,我想都没想就掏钱买了。”
杜长明只是一位老农民,哪里来的底气为工具书挑刺?原来,他对古文十分爱好,也有不少积淀。“有时找一个错处需要两三天,还要到书城去翻更权威的书。有时一天能找10多处。找到字典的错误时,简直兴奋得很。”
“我这5年里,共挑了2000多个错误。”杜长明说。特别是一本供学生使用的《古代汉语辞典》,他已经将书翻得稀烂,不得不重新找了本新的,“这本书挑了500多处错误。”
杜长明总会将挑出的错记录好,寄到该书的出版社去。“有的出版社一开始怀疑我用的是盗版,不相信他们的错误。但后来又不得不对我表示感谢。有人还问我是不是专家学者,我告诉对方,我只是一个农民!”
记者在杜长明家中看到,有国内好几家知名出版社,都给他寄来回信,诚恳接受错误,表示下次再版时一定改正,并对杜长明表示感谢。其中一家出版社副总编辑还亲自回信,称杜长明“字里行间可见您治学的严谨,以及对祖国文字、文化的细心论研。”
“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祖先治学是极为严谨的”,他说,工具书中的一些错误,对学生、读者的误导极大,其后果不堪设想。记者提出疑问:“你的标准都是那些古书,万一古书是错误的呢?”杜长明说,他也考虑过这一点,“但我想大家都更倾向于相信那些古书。这些工具书的编撰者,在编写时也是要翻阅大量古书的。”
杜长明同时表示,他并不想以纠错得到什么奖赏。“一些有误的工具书还在继续出版、发行,学子们何时才能读到高质量的书?”他认为,出版部门应该严谨出书,堵住漏洞,减少甚至消灭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