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接触了许多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记录和描述了他们非凡的经历与思想，和他们一起痛并快乐着。这是因为我的职业——编辑，天然地与各类知识分子有着亲缘的联系；也是因为报刊和出版社的约稿——世纪之交，人们都在梳理、总结和反思即将过去的世纪，翘首以盼新的世纪能温故知新，更加美好。而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命运，最有代表性地折射了百年风云，知识分子也自觉承担起了这梳理、总结和反思的使命。读者也许会记得，那个时期，报刊上的人物专访、“世纪回眸”一类的文章特别多，传记类的书籍也出了不少。我就是从那时起，开始了对中国当代文化名人的采访与写作。
　　知识分子是什么？有人定义说，他们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而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个怎样的世纪？有人概括道：20世纪是战乱动荡的世纪，是政治恐怖的世纪；同时也是知识爆炸、科学跨越式发展的世纪，是西方变得发达富裕、亚洲看到黎明曙光的世纪。在这样一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不能不是大喜大悲，跌宕起伏的。他们比以往更自觉地承担起了对真理的追求与传播的责任，亲身参加了变革社会的斗争与实践，也不能不承受戴着镣铐跳舞、背着十字架前行这样炼狱般的挫折与考验。
　　著名学者朱学勤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担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需要悲剧，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
　　我笔下的知识分子，多是命运多舛，却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的盗火者。他们即朱学勤所说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中，有著名报人、记者，也有文学家、作家；有翻译家、教育家，也有画家、书法家；有人文学者，也有自然科学家。不论他们从事何种专业，有何样经历，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一种胼手胝足为人类进步而奋斗的精神，却是相通的。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种财富，不应被人遗忘。他们像一本本打开的大书，读之，必能领略不同的风采。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着国人价值观的今天，读一读他们，能使我们的生活保持一种明亮的底色。
　　我的著作名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严格来说，应用“一个编辑眼中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来加以框定。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很多，此书只是落入我的视野，为我所阐释的一部分。如果按许纪霖教授对当代知识分子的代际划分，本书写了三代知识分子：“五四一代”和“后五四一代”，如胡风、叶圣陶、张中行、周有光、董乐山，本书大部分写的是这两代；“十七年一代”，如阎纲、黄修己、胡锦矗、卞毓麟，也占有相当比重。书中人物，有的在20世纪已经故去，有的依然健在，也就是说，后者是跨入21世纪的人。但本书所写主要是他们在20世纪的活动，所反映的也主要是20世纪知识分子的一组群像。我意在通过这组群像，管中窥豹般地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画像、立传，用他们的命运折射20世纪的时代风云。
　　当然，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都是正面的形象。著名评论家、作家阎纲得知我在梳理这样的主题时，曾提醒我说：当代知识分子也分化得很厉害。是啊，在大革命的风风雨雨中，在运动不断的磨难中，在商品经济的裹挟中，不少知识分子也表现出了固有的弱点。依附强权、盲目“歌德”者有之；放弃自我、随波逐流者有之；揭发别人，聊以自保者有之；弄虚作假，拜倒在金钱面前的也有之。但本书侧重于正面的抒写，写那些堪称“中国的脊梁”（鲁迅语）的人，那些“对民族、国家命运，对人的自由精神的发展负有使命的人”（洪子诚《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以他们的明亮、温暖与那些阴冷之处形成对比。
　　我的目力有限，水平亦有限。上述初衷如能被读者认可一二，则幸甚。
　　知识分子的悲剧不是无益的，这个世界在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受苦中一天天好转，后来者应该向先驱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