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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严羽针对宋诗的流弊在其著作《沧浪诗话·诗辨》中提出了“别材别趣”论，李清照在《词论》中品评诸词家优缺点的同时，得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观点；虽然二家评论的文学式样不相同，但皆抓住了所批评对象的审美特征，对后世诗词理论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别材别趣”；“别是一家”；审美特征；影响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在其首篇“诗辨”，严羽针对诗歌独特的审美特征提出了著名的“别材别趣”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他认为诗不同于文，诗材不同于文材，诗趣有别于理路。在此之前，李清照从文学本体论的角度在其专文《词论》中认为词异于诗文，强调了词之作为一新韵文体的独特个性，提出了“别是一家”的词学观。虽然二家是针对不同文学式样的论述，但是加以考察，我们会发现其实质是完全一致的。二家皆是抓住了各自所批评对象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所具有的审美特征和独特个性，为其正名，对后世诗词理论的批评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严羽《沧浪诗话》在其“诗辨”一节中指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严羽于此提出了诗的“别材”和“别趣”：“别材”相对“关书”，“别趣”对应“关理”。那何为“别材”、“别趣”呢？
所谓“别材”，由于后世称引、诠释不异，学术界大抵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把“别材”写作“别才”，这样，“材”当作“才”解，“别材”之意是诗人是有特殊才能的人。诗人与学者有根本区别。诗歌吟咏情性，只有情性中有诗情画意者才可能成为诗人；情性中无诗情画意的人，即使读很多书，也不可能成为诗人。其二是把“别材”的“材”理解为“材料”，意思是诗在取材上别有要求，言宋诗所以不如唐诗就是在取材上出了问题，宋人在既“涉理路”、又“落言筌”的“书”中取材，背离了“诗者，吟咏情性”的旨义。笔者认为，我们不应只凭主观猜测，而应从文本着手。其后接言“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
“别材”说是批评苏、黄“资书以为诗，无一字无来历”的创作方法。苏轼作诗，主张多读书以书为诗材，在胡珵《苍梧杂志》有记载：“东坡尝谓钱济明云：凡读书可为诗材者，但置一册录之，亦诗家一助。”赵翼《瓯北诗话》云：“坡公熟于《庄》、《列》诸子，及汉、魏、晋、唐诸史，故随所遇，辄有典故以供其援引，此非临时检书者所能办也。”
李清照是两宋词坛上独树一帜的女词人。她在《词论》开篇便对词本体特征作了规定：“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词是音乐文学，对音乐性和节奏感有比诗更严格和独特的要求，词不仅要像诗那样要分平仄，而且还要“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以便 “谐律” “可歌”。否则，词就成了 “句读不葺之诗”，而丧失了词作自身的文体特征。于是，她从词的有别于诗、文的本体特征——协音律的角度表达了对词家的看法。从其批评对象来看，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懂得词在音律上有其特殊要求，如柳永、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虽仍有微词，如柳永“词语尘下”、“晏苦无铺叙”、“贺苦少重典”、“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但是对其能明确诗词之别而肯定的，尤其是柳永，言“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于词的发展功不可没。
另一类是未能意识到诗、词在声律方面的差别，如晏殊、欧阳修、苏轼以及王安石、曾巩。在李清照看来，他们非知词者。这首先在于其词“句读不葺之诗”，亦即以诗为词；其次在于“不协音律”，不懂诗文分平仄，歌词分五音、五声、六律及清浊轻重的道理。、晏、欧、苏“学究天人”。王安石、曾巩“文章似西汉”，却不能写出好词。李清照的意思很清楚：“欧、苏以诗为词，王、曾以文为词，混淆了词与诗、文的文体差别，均非知词者”。
虽然苏轼并不是不通晓音律，而且“以诗为词”的做法一方面扩展了词这一文学式样的题材空间，为之注入了新鲜血液，使之摆脱了单纯的柔媚婉约，在风格和内容上都有所突破；但另一方面，以诗为词本身则忽视了词体的独立价值，尤其是其声律方面的特殊性，为人诟病。“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为柳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我们姑且不论陈师道以为“以诗为词”不是词的“本色”是否公允，但他对苏词这一手法的概括是极为精当的。这与李清照的观点不谋而合。
李清照从声律角度区分诗与词之别，对王安石、曾巩的批评则更有深意。诗与词虽然在音乐性上有所差异，但毕竟都属抒情文学。而文与词，除了音乐上的显而易见的差异外，题材、主题也不尽相同。李清照评价他们“文章似西汉”，可见他们非常擅长作文。擅长文章，却不宜创作“小歌词”，正是看到了文与词的区别。两者相比，文章与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文与道的关系似乎有种相从相随的缘分。孔子的“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孟子解释自己好辩，荀子的“道也者，治之经理也”，都是把道置于突出的地位。古文运动的领袖之一韩愈进一步提出以古文来振兴儒学，恢复“圣道”。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提出文以明道说，与王、曾差不多同时的周敦颐则在《通书文辞》中明确提出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各学者所言的“道”内涵不尽相同，但都遵循了儒学道统和文统，将儒家之道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优劣的尺度，王安石和曾巩二家具有鲜明的文以载道的创作倾向。王安石所著《上人书》首段开明宗义地说到：“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爾。”即清楚明白地表达出文章为政治服务的观念。曾巩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
这里，李清照拈出甚合儒学“文道合一”规范的王安石、曾巩作为例证，笔者认为不再是仅仅停留在词的形式上，而更多是深入词的内容、主题及思维方式上，强调词是是一种私人化的东西，着重于表现个人的情感、心灵和生活情趣，是对传统诗学和儒家文统的更新和改造。由之，李清照对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等的肯定，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他们的词有个共同特点：大胆抒写性灵，披露个人私生活的隐秘，潇洒风流，洗尽道学家的正人君子伪态。此种格调，与李清照的漱玉词的坦率和真情极相类似，而且语言俚俗，与漱玉词的追求也是一致的。李清照对儒家道统和文统的大胆遭到了后世的批判和攻击。胡仔批判道：“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显而易见，胡仔对李清照历评诸公歌词极为不满，且有自不量力之讥。清代裴畅的看法与之相类，谓之：“易安自恃其才，藐视一切，语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也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李清照较卫道士这一群体可谓势单力薄，但是其敢于发出与众不同并且十分有见地的声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别是一家说”抓住了词的审美特征，不仅从声律上，而且从题材、主题及思维方式上厘清了词与诗、文的界限，有利于“词”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价值肯定进一步完善。
综上所述，严羽反对苏、黄“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认为诗不同于文，提出了“诗有别材”，“诗有别趣”；李清照反对苏轼“以诗为词”词学观及王安石、曾巩“文道合一”文学观提出了“别是一家”。“别材别趣”诗论和“别是一家”词说虽然着眼不同的文学式样，但是都挖掘了其所论述文学式样的审美特征和独特个性，其本质是相同的，对后世诗词理论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 《续编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集部·词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 何汶.竹庄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 赵翼.瓯北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5] 何文焕.历代诗话（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7.
[6] 王攸云.中国古典文学分类集成-文论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
[7] 苏轼.苏东坡全集-卷十二[M].上海：中央书店，1936.
作者简介：陈高丰（1989-），男，安徽蚌埠人，现为暨南大学2012级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的研究。
关键词：“别材别趣”；“别是一家”；审美特征；影响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在其首篇“诗辨”，严羽针对诗歌独特的审美特征提出了著名的“别材别趣”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他认为诗不同于文，诗材不同于文材，诗趣有别于理路。在此之前，李清照从文学本体论的角度在其专文《词论》中认为词异于诗文，强调了词之作为一新韵文体的独特个性，提出了“别是一家”的词学观。虽然二家是针对不同文学式样的论述，但是加以考察，我们会发现其实质是完全一致的。二家皆是抓住了各自所批评对象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所具有的审美特征和独特个性，为其正名，对后世诗词理论的批评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严羽《沧浪诗话》在其“诗辨”一节中指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严羽于此提出了诗的“别材”和“别趣”：“别材”相对“关书”，“别趣”对应“关理”。那何为“别材”、“别趣”呢？
所谓“别材”，由于后世称引、诠释不异，学术界大抵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把“别材”写作“别才”，这样，“材”当作“才”解，“别材”之意是诗人是有特殊才能的人。诗人与学者有根本区别。诗歌吟咏情性，只有情性中有诗情画意者才可能成为诗人；情性中无诗情画意的人，即使读很多书，也不可能成为诗人。其二是把“别材”的“材”理解为“材料”，意思是诗在取材上别有要求，言宋诗所以不如唐诗就是在取材上出了问题，宋人在既“涉理路”、又“落言筌”的“书”中取材，背离了“诗者，吟咏情性”的旨义。笔者认为，我们不应只凭主观猜测，而应从文本着手。其后接言“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
“别材”说是批评苏、黄“资书以为诗，无一字无来历”的创作方法。苏轼作诗，主张多读书以书为诗材，在胡珵《苍梧杂志》有记载：“东坡尝谓钱济明云：凡读书可为诗材者，但置一册录之，亦诗家一助。”赵翼《瓯北诗话》云：“坡公熟于《庄》、《列》诸子，及汉、魏、晋、唐诸史，故随所遇，辄有典故以供其援引，此非临时检书者所能办也。”
李清照是两宋词坛上独树一帜的女词人。她在《词论》开篇便对词本体特征作了规定：“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词是音乐文学，对音乐性和节奏感有比诗更严格和独特的要求，词不仅要像诗那样要分平仄，而且还要“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以便 “谐律” “可歌”。否则，词就成了 “句读不葺之诗”，而丧失了词作自身的文体特征。于是，她从词的有别于诗、文的本体特征——协音律的角度表达了对词家的看法。从其批评对象来看，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懂得词在音律上有其特殊要求，如柳永、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虽仍有微词，如柳永“词语尘下”、“晏苦无铺叙”、“贺苦少重典”、“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但是对其能明确诗词之别而肯定的，尤其是柳永，言“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于词的发展功不可没。
另一类是未能意识到诗、词在声律方面的差别，如晏殊、欧阳修、苏轼以及王安石、曾巩。在李清照看来，他们非知词者。这首先在于其词“句读不葺之诗”，亦即以诗为词；其次在于“不协音律”，不懂诗文分平仄，歌词分五音、五声、六律及清浊轻重的道理。、晏、欧、苏“学究天人”。王安石、曾巩“文章似西汉”，却不能写出好词。李清照的意思很清楚：“欧、苏以诗为词，王、曾以文为词，混淆了词与诗、文的文体差别，均非知词者”。
虽然苏轼并不是不通晓音律，而且“以诗为词”的做法一方面扩展了词这一文学式样的题材空间，为之注入了新鲜血液，使之摆脱了单纯的柔媚婉约，在风格和内容上都有所突破；但另一方面，以诗为词本身则忽视了词体的独立价值，尤其是其声律方面的特殊性，为人诟病。“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为柳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我们姑且不论陈师道以为“以诗为词”不是词的“本色”是否公允，但他对苏词这一手法的概括是极为精当的。这与李清照的观点不谋而合。
李清照从声律角度区分诗与词之别，对王安石、曾巩的批评则更有深意。诗与词虽然在音乐性上有所差异，但毕竟都属抒情文学。而文与词，除了音乐上的显而易见的差异外，题材、主题也不尽相同。李清照评价他们“文章似西汉”，可见他们非常擅长作文。擅长文章，却不宜创作“小歌词”，正是看到了文与词的区别。两者相比，文章与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文与道的关系似乎有种相从相随的缘分。孔子的“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孟子解释自己好辩，荀子的“道也者，治之经理也”，都是把道置于突出的地位。古文运动的领袖之一韩愈进一步提出以古文来振兴儒学，恢复“圣道”。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提出文以明道说，与王、曾差不多同时的周敦颐则在《通书文辞》中明确提出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各学者所言的“道”内涵不尽相同，但都遵循了儒学道统和文统，将儒家之道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优劣的尺度，王安石和曾巩二家具有鲜明的文以载道的创作倾向。王安石所著《上人书》首段开明宗义地说到：“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爾。”即清楚明白地表达出文章为政治服务的观念。曾巩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
这里，李清照拈出甚合儒学“文道合一”规范的王安石、曾巩作为例证，笔者认为不再是仅仅停留在词的形式上，而更多是深入词的内容、主题及思维方式上，强调词是是一种私人化的东西，着重于表现个人的情感、心灵和生活情趣，是对传统诗学和儒家文统的更新和改造。由之，李清照对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等的肯定，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他们的词有个共同特点：大胆抒写性灵，披露个人私生活的隐秘，潇洒风流，洗尽道学家的正人君子伪态。此种格调，与李清照的漱玉词的坦率和真情极相类似，而且语言俚俗，与漱玉词的追求也是一致的。李清照对儒家道统和文统的大胆遭到了后世的批判和攻击。胡仔批判道：“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显而易见，胡仔对李清照历评诸公歌词极为不满，且有自不量力之讥。清代裴畅的看法与之相类，谓之：“易安自恃其才，藐视一切，语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也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李清照较卫道士这一群体可谓势单力薄，但是其敢于发出与众不同并且十分有见地的声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别是一家说”抓住了词的审美特征，不仅从声律上，而且从题材、主题及思维方式上厘清了词与诗、文的界限，有利于“词”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价值肯定进一步完善。
综上所述，严羽反对苏、黄“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认为诗不同于文，提出了“诗有别材”，“诗有别趣”；李清照反对苏轼“以诗为词”词学观及王安石、曾巩“文道合一”文学观提出了“别是一家”。“别材别趣”诗论和“别是一家”词说虽然着眼不同的文学式样，但是都挖掘了其所论述文学式样的审美特征和独特个性，其本质是相同的，对后世诗词理论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 《续编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集部·词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 何汶.竹庄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 赵翼.瓯北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5] 何文焕.历代诗话（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7.
[6] 王攸云.中国古典文学分类集成-文论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
[7] 苏轼.苏东坡全集-卷十二[M].上海：中央书店，1936.
作者简介：陈高丰（1989-），男，安徽蚌埠人，现为暨南大学2012级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