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张奚若，他矗立教坛半个世纪，心寄黎民，眼观风云，敢讲真话、硬话，凭着知识分子炙热爱国忧民之心，将秦人刚直之风发扬到了极致，可谓近现代集志士与学者于一身的豪士。
张奚若生肖属牛，一生性格倔强，如他故乡的秦川牛，谁想用绳索穿他的“牛鼻子”可不容易。
张奚若，原名耘，字亦农，号熙若，后改为奚若，于清末己丑年 （1889年） 出生于陕西省朝邑（今大荔县东部） 黄河岸边一个中医世家。张家当年在朝邑县城开了间中药铺，其祖父还当过朝邑县商会的会长。18岁时，他考入位于三原县的陕甘最高学府宏道书院，与一代国学大师吴宓是同学。在清末，三原县为陕、甘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早在明代，就有盐商世家王恕、王乘裕父子创办了宏道书院；到清末的戊戌变法时期，有“南康北刘”之称的北方领袖刘古愚，担任宏道书院主讲暨院长，将味经书院、崇实书院并入，陕西学政亦驻扎于此。于右任、张季鸾、李仪祉、习仲勋等近现代陕甘各界名人，都出自这所学堂。
张奚若19岁时，带头在一次学潮中赶走了两名日籍教师，被迫出走上海，就读中国新公学，曾受教于胡适。胡适在 《四十自述》 中回忆说，1908年中国公学发生学潮，他曾以学生身份兼任英文教员。当时，他不仅在学校里教过饶毓泰、杨杏佛、严敬斋等著名人物，还在校外收了几个英文生，其中有一个就是张奚若。在十里洋场，张奚若追随师爷刘古愚的亲炙学子、陕西大儒于右任、井勿幕、杨西堂等，从事反清活动。辛亥志士杨西堂见他是校友，自然有亲近感，再看这青年不到20岁，年轻有为，相貌堂堂，就托人介绍，将长女杨景任许配给他。后来，张奚若跟同盟会的宋教仁、黄兴、谭人凤、陈其美等熟悉，还曾亲聆孙中山的演说，张奚若曾回忆见到孙中山的情景：“孙中山的演说，你听着听着就跟了他走下去了。”而后，此公终身崇尚民主政治，心甘情愿被这根“牛绹”穿了鼻子随着走。
辛亥革命前夕，西北同盟会领导人井勿幕派张奚若前往日本购买军火，准备举义。不料，武器还没运回来，武昌起义爆发了。不久，张奚若再去日本，将军械运回陕西，成为陕西辛亥革命的功臣。辛亥革命期间，此公饱尝风露，足迹所及，遍布陕、豫、沪、宁等地，为实现民主共和鼓与呼，甚至被清军逮进监狱两月，几乎遇难，可谓历尽艰辛。南北议和后，袁世凯窃权，孙中山被排挤流亡日本，国事更加不堪。张奚若认为：辛亥革命“除了推翻清室，把君主立宪换成所谓共和政体之外，革命徒有其表。皇帝换了总统，巡抚改称都督，而中国没有更现代化一点”，不免兴叹：“由武昌到上海，沿途所见很难令人满意。当时我感到革命党人固然富于热情和牺牲精神，但是对革命后如何治理国家，建设国家，在计划及实行方面就一筹莫展了。”张奚若认为，能用知识去办大事的人才叫知识分子，遂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到欧美的高等学府去“学些实在的学问，回来帮助建设革命后的新国家”。
1913年7月，24岁那年，张奚若买舟泛洋赴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初打算专修土木工程，后因为对数学不感兴趣，权衡再三，选择了政治学专业。同时在哥大的同学还有胡适、陶行知、蒋梦麟、宋子文、孙科等人。胡适曾记述了一件事：张奚若和他一起，曾在纽约第五街观看纽约女子参政的游行活动，足足三个小时。有民国留学生资料记载，张奚若学问之精深，在留学生中首屈一指，被誉为“中国的拉斯基”、“西洋政治思想史专家”、“主权论权威”。
在30岁左右时，张奚若的思考渐趋成熟理性，早在“五四”前夕，他就常收到胡适从国内寄来的 《新青年》 《新潮》 和 《每周评论》 等报刊，阅读之后，曾回信毫不客气地批评：在我看来，“此等维新家大弊，在对于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纯以极简单的思想去判断。这种简单化的思想方法虽然在打击顽固派和破坏旧秩序方面好像是孔武有力，但是从建设的角度来看，这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简直比一味守旧的保守派还要危险”。可见，张奚若已经能够在一片狂热中理性注意到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偏颇，并对其中一些关键问题有所反思。
1925年，张奚若回国，与胡适等人创立 《现代评论》 杂志，后应蔡元培邀请，先后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国际出版物交换局局长、高等教育处处长，同时任中央大学教授。南北一统，张奚若北上北平，从1929年8月开始，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开设 《西洋政治思想史》 《柏拉图政治哲学》 《卢梭政治哲学》 等课程。张奚若授课，侧重经世致用，分析西方政治家、思想家的精神背景及走向，兼及时代特征，让学生理清了解西方政治思想的来龙去脉，与清华国学院的陕西同学吴宓联手，为中国现代民主政治播下启蒙的种子。
张奚若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一方面教书，一方面不断用言论开启民智。他与同时代一批京沪学者联系密切，关注现实，抨击时弊，参预社会变革，很快以学问和人品在清华的教授中崭露头角，受到敬重，跻身北平社会名流。张奚若每天下午4点后在自家客厅热情接待各方宾客，大家围坐一起，听其谈论时事，臧否人物，讨论课业，启迪心灵。同为清华教授的妻子杨景任总是悉心接待客人，家里人来人往，很是热闹。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张奚若提出“国家建设四方面现代化增强国力”的主张，显得不合知识界空谈主义的流俗，开始表现得出奇地硬，如他故乡华山岩石上长出的青苔一样。
新月派诗人徐志摩，与张奚若订交，是在美国留学时。初始，他们都互相无好感。岂料后來交往中，徐很快就被张的学问以及他那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所征服。徐志摩回国前，将用过多年的一本韦氏英语词典留下，张奚若后来一直珍藏着带回国内。1925年10月，北京 《晨报副刊》 正式改版，徐志摩出任副刊主编，并邀请一大批知识分子作为撰稿人时，刚回国的张奚若受邀加盟，立即成为“一位有名的炮手”。对于国内思想文化界之沉闷乃至堕落，整日无所事事空谈，张看得很清，以 《副刊殃》 为题写就一篇千余字的短文，放了一炮：鉴于当今思想界的堕落，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拯救副刊，而是应该一把火把它们烧掉。 为配合张奚若火药味很浓的千字短文，徐志摩率然以一倍半的篇幅，为该文写了个长长的“附注”予以推介。其中一段文字，堪称“张奚若画像”：
奚若这位先生，如其一个人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是个“硬”人。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着苍苔的，像老头儿的下巴；这附生的青绿越显出他的老硬，同时也是他的姿态。他的身体是硬的，但绝对不是僵硬，还会跳舞；他的品性是硬的，有一种不可侵不可染的威严；他的意志，不用说，更是硬的。他说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他说的话也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候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那味道；他的文章，更不用说了，不但硬，有时简直是僵的了！所以至少在写文章里，他的硬性不完全是一种德性。但他，我一样侧重地说……他是可亲可爱的，同时也是可敬可畏的……我最初在纽约会着他时，我只把他看成一个死僵的乏味的北方佬—— 同时他看我当然也是百二十分的看不起—— 一个油滑的“南边人”。
徐志摩称道张奚若之“硬”，乃是秦人之质直和知识分子之刚正糅为一体，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徐对张的激赏。
张奚若非常欣赏英国哲学家洛克的一句话，“所谓人格，就是有思想、有智慧的一种东西”，他除了教学、研究之外，还用通俗锐利的笔调，在报刊上写了大量的时评和政论。
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汪精卫一派开始全盘西化否定中医等传统的关键时刻，张奚若发表 《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 一文，指出“全盘西化”论与“中国本位文化”论两种主张都是错误的、危险的，理性提出吸收西方文化为“今日的所急需”，但“民族自尊心不可放弃”，“盲目的保守固然不对，随便乱化也是笑话”。
20世紀30年代中期，日寇全面侵华，救亡压倒启蒙。张奚若却选在这个十分重要的节点，在胡适创办的 《独立评论》 上，接连发表两篇关于国民性的文章——《国民人格之培养》 和 《再论国民人格》。他强调，个人解放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个人主义的优点能够培养出忠诚勇敢的人格；立国本、救国难，有赖于许许多多健全的个人挺身而出，而非乌合之众一哄而上。
张奚若个头不高，总是衣着整洁。有书描述说，“他的嘴就像紫禁城的城门，似乎永远是紧闭着的”，一旦开口，方显“硬汉”本色。张奚若多次对学生说，攻读政治学决不要为了做官，要立志当一个社会改革家为上策，立志当一个正派的政治学者为中策，如果这二者都当不成，就当个普通人，趋炎附势、钻营求官为下策。
作为学者，张奚若治学严谨。国际法学家王铁崖说，张先生上课不带课本，也没讲稿，只拿着几张英文写的卡片：“他坐下来，提一提上一课的结尾，就滔滔不绝地讲下去，直到下课铃响。”
张奚若平日出行头戴礼帽，手拄文明杖，一副黑色的宽边眼镜稳架鼻梁，保持从容自然的绅士风度，严整之中颇见平易。他这样，是为了处处给学生作示范。其性格虽然棱角突出，但处处表现出厚道质朴的本性。他对学生爱之愈切，要求越高，言之愈真，常常告诫学生，做学问要慢工出细活，鼓励钻研，容忍失败，一切急功近利的做法都是水中捞月。学生对他的课有一个普遍看法：“好上不好下。”
1932年，张奚若参加清华大学毕业典礼，代表教授会致辞：
现在诸位要踏上社会的旅途了，我就本着临别赠言的意思，向诸位说几句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吧……第一点是奋斗。社会是浑浊的、黑暗的、复杂的，诸位在学校里得书本上的知识，是不足以应付自如的，将来势必会遇到许多压迫和阻碍的，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屈服迁就，虽然在小节上也不妨姑且从权，可是我们的宗旨，正义所在的地方，都万万不能迁就，不能屈服。我们必须要奋斗抵抗。否则那就有负我们在校时的修养了！第二点是续学。学问无止境。我们在校时，尽管成绩很好，但是一到了社会上运用起来，立时就会感觉到自己学问的不足。而且学术是与时俱进的，我们若不继续求学，即使从前所学的，没有抛荒，也要落伍的。第三点是耐劳……
与他同事的著名逻辑学家金岳霖打趣说，张奚若是“三点之教者”。金岳霖说：“张奚若这个人，王蒂瀓女士 （周培源夫人） 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的高徒易社强，曾这样描述他：“张堪称礼貌得体沉稳谨慎的楷模，总是隐忍克制，总是字斟句酌。有个观察者写道，他的嘴就像北平紫禁城的城门，‘似乎永远是紧闭的。’”
1949年1月，北平城外战火弥漫。为了使这座故都免于战火，张奚若与张岱年、费孝通、钱伟长、李广田等37位教授联名发表 《对时局的宣言》，敦促国共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勿使生灵涂炭，古都沦为废墟。
在北平城战火一触即发的时刻，张奚若在家里接待了两位身穿灰色棉军装、头戴皮帽子的军人，随后急匆匆前往北总布胡同3号院，拜访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原来，早前，毛泽东亲笔起草中共中央军委给平津战役总前委的电报，要求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区及文化古迹：“沙河、清河、海甸、西山等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这两位军人受攻城部队的委托，前来请教专家，北京城里哪些古建筑需要保护。这次，中共军方两位代表多方打听，找到张奚若当引荐人—— 可谓正得其人。自上世纪二十世纪末清华任教以来，张奚若就为“太太的客厅”里的常客，且是梁、林的好友。1935年，张奚若带全家回朝邑探亲，梁思成从巴黎来信约张拍摄朝邑名胜“岱祠岑楼”，作为研究古建筑资料，张奚若拍好后立即寄去；1937年，在张奚若介绍安排下，梁思成、林徽因到陕西考察古建筑，专程去了朝邑、韩城……
共和国开国大典之前，张奚若被推举为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常委会委员。他平时惜言如金，强调“为政不在多言”，但只要开口动笔，就必有切中时弊的建言。在对于国歌、国名等方案征集条例及草案的反复讨论中，张奚若慷慨陈词、据理力争，认为革命成功了、新中国建立了，但国人应当居安思危，所以坚决支持采用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国歌。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他的解释具有一流学者的严谨：‘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我看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吧，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此论一出，争论纷纷的众议，立即平息。
1941年，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其时，孔祥熙家族把持财政，搜刮民财，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进入知天命之年的张奚若，早对蒋介石袒护孔祥熙家族贪腐不满，与有“大炮”之称的傅斯年相约揭开孔祥熙贪腐的盖子。财政部一个官员作报告时，不承认已出现通货膨胀。张奚若当场用嘲讽的语气奚落说，要是在阴沟里都能找到钞票了，那才是通货膨胀呢。接着，又逐条质询财政报告。
张奚若这种咄咄逼人的犀利气势，让在座的蒋介石大为恼火，可又不好发作，就按了按电铃，想制止住张奚若的发言，还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当即回应，你不要按铃了，不必着急，我的话不多。张奚若坚持质询完，拂袖而去，以示抗议。后来，国民参政会给他寄发开会通知和往返路费，他当即回电“无政可议，路费退回”，此后再未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
抗战胜利后不久，民国政府教育部规定大学系主任以上，一律必须参加国民党。时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的张奚若拒不填表。后，他与傅斯年都被推荐为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无党派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却宣称张奚若是国民党老同盟会员。张奚若回复道：“不错，我曾是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也很奔走了一番……民国二年我去美国前即已向陕西省党部声明脱离关系……”随后，他还给重庆 《大公报》 写信，郑重其事刊登一则启事：“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
1946年，国共和平谈判破裂，将近耳顺之年的张奚若，在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等四校联合举办时事讲演会上主讲时，郁愤至极。面对六七千名听众，他无视四周密布着搞暗杀的特务，犀利指出：“现在中国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随后说：“为了国家着想，也为蒋介石本人着想，蒋介石应该下野。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你下野！”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就张奚若的言论，向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提出警告。向来宽和的梅贻琦先生对这位火爆的教授无可奈何，在日记中写道：“其肝火近来似更盛矣。”
2001年6月，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在辞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的告别会上，回忆当年在清华求学时说：“我们也很喜欢去张奚若先生家里，坐在地上，听张先生纵论天下，大骂国民党。”
1949年10月1日，张奚若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有心人注意到，在那段中国人都很熟悉的黑白视频上，有个细节：当毛泽东宣告“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时，有位戴着眼镜、留着短胡须、穿着西装的老先生，在镜头前晃了一下，从原站着的台阶上让出位置，将沈钧儒先生换了上去。仔细看，这个让出位置的老先生，正是张奚若。他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
1953年，在政务院的一次会议上，关于北京历史建筑存废，在座人员展开了尖锐的争论。多个知名学者、教授大谈“该拆、要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也主张拆，说：有的牌坊柱子都朽了，不拆，大风一刮倒下来就要伤人命。
当时，周恩来总理也在会场。张奚若眼看文物面临拆除危险，直言道：“说是‘三座门’等地方出了车祸，死过人，有民愤，所以要拆除，我很怀疑。北京市的车祸是不是都出在有牌楼的地方？出了车祸，应由死的牌楼负责，还是应由活的人负责？”周恩来总理深知，张奚若一旦发言就被广为传播，立即笑哈哈地插话说，你一宣传，牌楼的命运就更不长了。张奚若立即回答：谢谢总理允许我这样说话。
1957年5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多次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68岁的张奚若，放了一炮：历史是一步一步继承下来的，每个社会都要继承前一段的东西。当然，这几年，鄙视以往的偏差有了很大的改变，但还很不够，这偏差还很严重。好像什么东西都要从解放以后算起，以前什么都是封建，在打倒之列。好像马克思在出生以前，人类就没有文化似的，王羲之的字，赵子昂的画，李白杜甫的诗等等，都是封建。倒是苏联文化界纪念了司马迁，我们却没有重视这些。最后，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只要“虚心一点，事情还是能办好的”。
在1958年1月28日召开的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曾引用张奚若的说法，虽然不满意，又认为“张奚若是个好人”。加上周恩来力保张奚若是个纯粹的学者，才没有被划成“右派”，后来“文革”时期，也少受了许多冲击。
1973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刚起步，张奚若早年留美的同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现代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携夫人回国探亲，来医院探视1938年离开昆明赴美后未再谋面的好友。张奚若留学美国时，就与赵元任相识相近交好。当赵元任游学欧洲因旅费不足向正在欧洲游学的好友张奚若提出借钱时，岂不知张奚若也在闹钱荒。而张是个很仗义的人，他不声张地让夫人拿出首饰，到古董店变卖换得四百法郎，再借给赵元任，夫妇俩还请赵夫妇到当地中国饭馆，每人三个半法郎，吃了一顿饭，算是为好友接风，庆贺他们异国相聚。
赵元任研究语言学，会说33种汉语方言，据说他与夫人杨步伟在家每天说一种方言，一个多月不重样。张奚若平时讲普通话，带一些陕西口音，听说张奚若是陕西人，他妻子杨景任则是一口陕西土话。赵元任遂向他学习陕西话。张奚若就教他说了一段歌谣：人家那个娃，在书房读书呢。咱那个娃，拿勺勺耍水呢。不说他吧，我是他二爸。说他吧，他娘不答应。算了算了，叫娃耍去耍去。”讓赵元任感到好玩的是，“书”字中国大部分地区都读shu，陕西话则读fu，于是就记住了。时隔近半个世纪，赵元任见到了住院的老友张奚若，当即说起了“拿佛佛发匪 （拿勺勺耍水）”的陕西话，使病中的张奚若很是开心。
1928年5月18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述，这一天他与张奚若在南京全国教育会议上相见，“奚若的病还不曾好，但精神好多了。六七年前，他曾对我说，努力活七十五！”1973年7月18日，这位敢讲真话的硬汉驾鹤而去，享年84岁。
1989年11月，清华大学纪念张奚若诞辰一百周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到会即席讲话，说：“我和张奚老都是陕西人，我到他那儿去，他总要搞点家乡饭请我吃。我常对他说，奚老，你1913年就到外国去留学，寻找救中国的道路，追求真理和知识，而我那时才出生。你无论是哪方面的经验，都比我多得多。”
张奚若这位老秦人，曾用这样的话表明心迹——“我们爱国家爱真理的人，不愿做奴才的人，向来说话不知忌讳。反之，我们的良心，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圣贤所教诲我们的，国家所要求于我们的，就是要我们在重要关头，危急时候，要大胆说话。”
（选自《同舟共进》2018年第7期）
“中国的拉斯基”
张奚若生肖属牛，一生性格倔强，如他故乡的秦川牛，谁想用绳索穿他的“牛鼻子”可不容易。
张奚若，原名耘，字亦农，号熙若，后改为奚若，于清末己丑年 （1889年） 出生于陕西省朝邑（今大荔县东部） 黄河岸边一个中医世家。张家当年在朝邑县城开了间中药铺，其祖父还当过朝邑县商会的会长。18岁时，他考入位于三原县的陕甘最高学府宏道书院，与一代国学大师吴宓是同学。在清末，三原县为陕、甘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早在明代，就有盐商世家王恕、王乘裕父子创办了宏道书院；到清末的戊戌变法时期，有“南康北刘”之称的北方领袖刘古愚，担任宏道书院主讲暨院长，将味经书院、崇实书院并入，陕西学政亦驻扎于此。于右任、张季鸾、李仪祉、习仲勋等近现代陕甘各界名人，都出自这所学堂。
张奚若19岁时，带头在一次学潮中赶走了两名日籍教师，被迫出走上海，就读中国新公学，曾受教于胡适。胡适在 《四十自述》 中回忆说，1908年中国公学发生学潮，他曾以学生身份兼任英文教员。当时，他不仅在学校里教过饶毓泰、杨杏佛、严敬斋等著名人物，还在校外收了几个英文生，其中有一个就是张奚若。在十里洋场，张奚若追随师爷刘古愚的亲炙学子、陕西大儒于右任、井勿幕、杨西堂等，从事反清活动。辛亥志士杨西堂见他是校友，自然有亲近感，再看这青年不到20岁，年轻有为，相貌堂堂，就托人介绍，将长女杨景任许配给他。后来，张奚若跟同盟会的宋教仁、黄兴、谭人凤、陈其美等熟悉，还曾亲聆孙中山的演说，张奚若曾回忆见到孙中山的情景：“孙中山的演说，你听着听着就跟了他走下去了。”而后，此公终身崇尚民主政治，心甘情愿被这根“牛绹”穿了鼻子随着走。
辛亥革命前夕，西北同盟会领导人井勿幕派张奚若前往日本购买军火，准备举义。不料，武器还没运回来，武昌起义爆发了。不久，张奚若再去日本，将军械运回陕西，成为陕西辛亥革命的功臣。辛亥革命期间，此公饱尝风露，足迹所及，遍布陕、豫、沪、宁等地，为实现民主共和鼓与呼，甚至被清军逮进监狱两月，几乎遇难，可谓历尽艰辛。南北议和后，袁世凯窃权，孙中山被排挤流亡日本，国事更加不堪。张奚若认为：辛亥革命“除了推翻清室，把君主立宪换成所谓共和政体之外，革命徒有其表。皇帝换了总统，巡抚改称都督，而中国没有更现代化一点”，不免兴叹：“由武昌到上海，沿途所见很难令人满意。当时我感到革命党人固然富于热情和牺牲精神，但是对革命后如何治理国家，建设国家，在计划及实行方面就一筹莫展了。”张奚若认为，能用知识去办大事的人才叫知识分子，遂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到欧美的高等学府去“学些实在的学问，回来帮助建设革命后的新国家”。
1913年7月，24岁那年，张奚若买舟泛洋赴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初打算专修土木工程，后因为对数学不感兴趣，权衡再三，选择了政治学专业。同时在哥大的同学还有胡适、陶行知、蒋梦麟、宋子文、孙科等人。胡适曾记述了一件事：张奚若和他一起，曾在纽约第五街观看纽约女子参政的游行活动，足足三个小时。有民国留学生资料记载，张奚若学问之精深，在留学生中首屈一指，被誉为“中国的拉斯基”、“西洋政治思想史专家”、“主权论权威”。
在30岁左右时，张奚若的思考渐趋成熟理性，早在“五四”前夕，他就常收到胡适从国内寄来的 《新青年》 《新潮》 和 《每周评论》 等报刊，阅读之后，曾回信毫不客气地批评：在我看来，“此等维新家大弊，在对于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纯以极简单的思想去判断。这种简单化的思想方法虽然在打击顽固派和破坏旧秩序方面好像是孔武有力，但是从建设的角度来看，这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简直比一味守旧的保守派还要危险”。可见，张奚若已经能够在一片狂热中理性注意到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偏颇，并对其中一些关键问题有所反思。
1925年，张奚若回国，与胡适等人创立 《现代评论》 杂志，后应蔡元培邀请，先后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国际出版物交换局局长、高等教育处处长，同时任中央大学教授。南北一统，张奚若北上北平，从1929年8月开始，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开设 《西洋政治思想史》 《柏拉图政治哲学》 《卢梭政治哲学》 等课程。张奚若授课，侧重经世致用，分析西方政治家、思想家的精神背景及走向，兼及时代特征，让学生理清了解西方政治思想的来龙去脉，与清华国学院的陕西同学吴宓联手，为中国现代民主政治播下启蒙的种子。
张奚若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一方面教书，一方面不断用言论开启民智。他与同时代一批京沪学者联系密切，关注现实，抨击时弊，参预社会变革，很快以学问和人品在清华的教授中崭露头角，受到敬重，跻身北平社会名流。张奚若每天下午4点后在自家客厅热情接待各方宾客，大家围坐一起，听其谈论时事，臧否人物，讨论课业，启迪心灵。同为清华教授的妻子杨景任总是悉心接待客人，家里人来人往，很是热闹。
倔牛处处显“硬”角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张奚若提出“国家建设四方面现代化增强国力”的主张，显得不合知识界空谈主义的流俗，开始表现得出奇地硬，如他故乡华山岩石上长出的青苔一样。
新月派诗人徐志摩，与张奚若订交，是在美国留学时。初始，他们都互相无好感。岂料后來交往中，徐很快就被张的学问以及他那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所征服。徐志摩回国前，将用过多年的一本韦氏英语词典留下，张奚若后来一直珍藏着带回国内。1925年10月，北京 《晨报副刊》 正式改版，徐志摩出任副刊主编，并邀请一大批知识分子作为撰稿人时，刚回国的张奚若受邀加盟，立即成为“一位有名的炮手”。对于国内思想文化界之沉闷乃至堕落，整日无所事事空谈，张看得很清，以 《副刊殃》 为题写就一篇千余字的短文，放了一炮：鉴于当今思想界的堕落，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拯救副刊，而是应该一把火把它们烧掉。 为配合张奚若火药味很浓的千字短文，徐志摩率然以一倍半的篇幅，为该文写了个长长的“附注”予以推介。其中一段文字，堪称“张奚若画像”：
奚若这位先生，如其一个人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是个“硬”人。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着苍苔的，像老头儿的下巴；这附生的青绿越显出他的老硬，同时也是他的姿态。他的身体是硬的，但绝对不是僵硬，还会跳舞；他的品性是硬的，有一种不可侵不可染的威严；他的意志，不用说，更是硬的。他说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他说的话也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候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那味道；他的文章，更不用说了，不但硬，有时简直是僵的了！所以至少在写文章里，他的硬性不完全是一种德性。但他，我一样侧重地说……他是可亲可爱的，同时也是可敬可畏的……我最初在纽约会着他时，我只把他看成一个死僵的乏味的北方佬—— 同时他看我当然也是百二十分的看不起—— 一个油滑的“南边人”。
徐志摩称道张奚若之“硬”，乃是秦人之质直和知识分子之刚正糅为一体，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徐对张的激赏。
张奚若非常欣赏英国哲学家洛克的一句话，“所谓人格，就是有思想、有智慧的一种东西”，他除了教学、研究之外，还用通俗锐利的笔调，在报刊上写了大量的时评和政论。
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汪精卫一派开始全盘西化否定中医等传统的关键时刻，张奚若发表 《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 一文，指出“全盘西化”论与“中国本位文化”论两种主张都是错误的、危险的，理性提出吸收西方文化为“今日的所急需”，但“民族自尊心不可放弃”，“盲目的保守固然不对，随便乱化也是笑话”。
20世紀30年代中期，日寇全面侵华，救亡压倒启蒙。张奚若却选在这个十分重要的节点，在胡适创办的 《独立评论》 上，接连发表两篇关于国民性的文章——《国民人格之培养》 和 《再论国民人格》。他强调，个人解放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个人主义的优点能够培养出忠诚勇敢的人格；立国本、救国难，有赖于许许多多健全的个人挺身而出，而非乌合之众一哄而上。
宅心仁厚，棱角分明
张奚若个头不高，总是衣着整洁。有书描述说，“他的嘴就像紫禁城的城门，似乎永远是紧闭着的”，一旦开口，方显“硬汉”本色。张奚若多次对学生说，攻读政治学决不要为了做官，要立志当一个社会改革家为上策，立志当一个正派的政治学者为中策，如果这二者都当不成，就当个普通人，趋炎附势、钻营求官为下策。
作为学者，张奚若治学严谨。国际法学家王铁崖说，张先生上课不带课本，也没讲稿，只拿着几张英文写的卡片：“他坐下来，提一提上一课的结尾，就滔滔不绝地讲下去，直到下课铃响。”
张奚若平日出行头戴礼帽，手拄文明杖，一副黑色的宽边眼镜稳架鼻梁，保持从容自然的绅士风度，严整之中颇见平易。他这样，是为了处处给学生作示范。其性格虽然棱角突出，但处处表现出厚道质朴的本性。他对学生爱之愈切，要求越高，言之愈真，常常告诫学生，做学问要慢工出细活，鼓励钻研，容忍失败，一切急功近利的做法都是水中捞月。学生对他的课有一个普遍看法：“好上不好下。”
1932年，张奚若参加清华大学毕业典礼，代表教授会致辞：
现在诸位要踏上社会的旅途了，我就本着临别赠言的意思，向诸位说几句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吧……第一点是奋斗。社会是浑浊的、黑暗的、复杂的，诸位在学校里得书本上的知识，是不足以应付自如的，将来势必会遇到许多压迫和阻碍的，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屈服迁就，虽然在小节上也不妨姑且从权，可是我们的宗旨，正义所在的地方，都万万不能迁就，不能屈服。我们必须要奋斗抵抗。否则那就有负我们在校时的修养了！第二点是续学。学问无止境。我们在校时，尽管成绩很好，但是一到了社会上运用起来，立时就会感觉到自己学问的不足。而且学术是与时俱进的，我们若不继续求学，即使从前所学的，没有抛荒，也要落伍的。第三点是耐劳……
与他同事的著名逻辑学家金岳霖打趣说，张奚若是“三点之教者”。金岳霖说：“张奚若这个人，王蒂瀓女士 （周培源夫人） 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的高徒易社强，曾这样描述他：“张堪称礼貌得体沉稳谨慎的楷模，总是隐忍克制，总是字斟句酌。有个观察者写道，他的嘴就像北平紫禁城的城门，‘似乎永远是紧闭的。’”
1949年1月，北平城外战火弥漫。为了使这座故都免于战火，张奚若与张岱年、费孝通、钱伟长、李广田等37位教授联名发表 《对时局的宣言》，敦促国共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勿使生灵涂炭，古都沦为废墟。
在北平城战火一触即发的时刻，张奚若在家里接待了两位身穿灰色棉军装、头戴皮帽子的军人，随后急匆匆前往北总布胡同3号院，拜访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原来，早前，毛泽东亲笔起草中共中央军委给平津战役总前委的电报，要求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区及文化古迹：“沙河、清河、海甸、西山等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这两位军人受攻城部队的委托，前来请教专家，北京城里哪些古建筑需要保护。这次，中共军方两位代表多方打听，找到张奚若当引荐人—— 可谓正得其人。自上世纪二十世纪末清华任教以来，张奚若就为“太太的客厅”里的常客，且是梁、林的好友。1935年，张奚若带全家回朝邑探亲，梁思成从巴黎来信约张拍摄朝邑名胜“岱祠岑楼”，作为研究古建筑资料，张奚若拍好后立即寄去；1937年，在张奚若介绍安排下，梁思成、林徽因到陕西考察古建筑，专程去了朝邑、韩城……
共和国开国大典之前，张奚若被推举为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常委会委员。他平时惜言如金，强调“为政不在多言”，但只要开口动笔，就必有切中时弊的建言。在对于国歌、国名等方案征集条例及草案的反复讨论中，张奚若慷慨陈词、据理力争，认为革命成功了、新中国建立了，但国人应当居安思危，所以坚决支持采用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国歌。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他的解释具有一流学者的严谨：‘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我看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吧，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此论一出，争论纷纷的众议，立即平息。
能作雷鸣为生民
1941年，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其时，孔祥熙家族把持财政，搜刮民财，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进入知天命之年的张奚若，早对蒋介石袒护孔祥熙家族贪腐不满，与有“大炮”之称的傅斯年相约揭开孔祥熙贪腐的盖子。财政部一个官员作报告时，不承认已出现通货膨胀。张奚若当场用嘲讽的语气奚落说，要是在阴沟里都能找到钞票了，那才是通货膨胀呢。接着，又逐条质询财政报告。
张奚若这种咄咄逼人的犀利气势，让在座的蒋介石大为恼火，可又不好发作，就按了按电铃，想制止住张奚若的发言，还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当即回应，你不要按铃了，不必着急，我的话不多。张奚若坚持质询完，拂袖而去，以示抗议。后来，国民参政会给他寄发开会通知和往返路费，他当即回电“无政可议，路费退回”，此后再未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
抗战胜利后不久，民国政府教育部规定大学系主任以上，一律必须参加国民党。时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的张奚若拒不填表。后，他与傅斯年都被推荐为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无党派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却宣称张奚若是国民党老同盟会员。张奚若回复道：“不错，我曾是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也很奔走了一番……民国二年我去美国前即已向陕西省党部声明脱离关系……”随后，他还给重庆 《大公报》 写信，郑重其事刊登一则启事：“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
1946年，国共和平谈判破裂，将近耳顺之年的张奚若，在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等四校联合举办时事讲演会上主讲时，郁愤至极。面对六七千名听众，他无视四周密布着搞暗杀的特务，犀利指出：“现在中国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随后说：“为了国家着想，也为蒋介石本人着想，蒋介石应该下野。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你下野！”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就张奚若的言论，向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提出警告。向来宽和的梅贻琦先生对这位火爆的教授无可奈何，在日记中写道：“其肝火近来似更盛矣。”
2001年6月，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在辞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的告别会上，回忆当年在清华求学时说：“我们也很喜欢去张奚若先生家里，坐在地上，听张先生纵论天下，大骂国民党。”
敢于直言，为国尽忠
1949年10月1日，张奚若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有心人注意到，在那段中国人都很熟悉的黑白视频上，有个细节：当毛泽东宣告“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时，有位戴着眼镜、留着短胡须、穿着西装的老先生，在镜头前晃了一下，从原站着的台阶上让出位置，将沈钧儒先生换了上去。仔细看，这个让出位置的老先生，正是张奚若。他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
1953年，在政务院的一次会议上，关于北京历史建筑存废，在座人员展开了尖锐的争论。多个知名学者、教授大谈“该拆、要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也主张拆，说：有的牌坊柱子都朽了，不拆，大风一刮倒下来就要伤人命。
当时，周恩来总理也在会场。张奚若眼看文物面临拆除危险，直言道：“说是‘三座门’等地方出了车祸，死过人，有民愤，所以要拆除，我很怀疑。北京市的车祸是不是都出在有牌楼的地方？出了车祸，应由死的牌楼负责，还是应由活的人负责？”周恩来总理深知，张奚若一旦发言就被广为传播，立即笑哈哈地插话说，你一宣传，牌楼的命运就更不长了。张奚若立即回答：谢谢总理允许我这样说话。
1957年5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多次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68岁的张奚若，放了一炮：历史是一步一步继承下来的，每个社会都要继承前一段的东西。当然，这几年，鄙视以往的偏差有了很大的改变，但还很不够，这偏差还很严重。好像什么东西都要从解放以后算起，以前什么都是封建，在打倒之列。好像马克思在出生以前，人类就没有文化似的，王羲之的字，赵子昂的画，李白杜甫的诗等等，都是封建。倒是苏联文化界纪念了司马迁，我们却没有重视这些。最后，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只要“虚心一点，事情还是能办好的”。
在1958年1月28日召开的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曾引用张奚若的说法，虽然不满意，又认为“张奚若是个好人”。加上周恩来力保张奚若是个纯粹的学者，才没有被划成“右派”，后来“文革”时期，也少受了许多冲击。
1973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刚起步，张奚若早年留美的同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现代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携夫人回国探亲，来医院探视1938年离开昆明赴美后未再谋面的好友。张奚若留学美国时，就与赵元任相识相近交好。当赵元任游学欧洲因旅费不足向正在欧洲游学的好友张奚若提出借钱时，岂不知张奚若也在闹钱荒。而张是个很仗义的人，他不声张地让夫人拿出首饰，到古董店变卖换得四百法郎，再借给赵元任，夫妇俩还请赵夫妇到当地中国饭馆，每人三个半法郎，吃了一顿饭，算是为好友接风，庆贺他们异国相聚。
赵元任研究语言学，会说33种汉语方言，据说他与夫人杨步伟在家每天说一种方言，一个多月不重样。张奚若平时讲普通话，带一些陕西口音，听说张奚若是陕西人，他妻子杨景任则是一口陕西土话。赵元任遂向他学习陕西话。张奚若就教他说了一段歌谣：人家那个娃，在书房读书呢。咱那个娃，拿勺勺耍水呢。不说他吧，我是他二爸。说他吧，他娘不答应。算了算了，叫娃耍去耍去。”讓赵元任感到好玩的是，“书”字中国大部分地区都读shu，陕西话则读fu，于是就记住了。时隔近半个世纪，赵元任见到了住院的老友张奚若，当即说起了“拿佛佛发匪 （拿勺勺耍水）”的陕西话，使病中的张奚若很是开心。
1928年5月18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述，这一天他与张奚若在南京全国教育会议上相见，“奚若的病还不曾好，但精神好多了。六七年前，他曾对我说，努力活七十五！”1973年7月18日，这位敢讲真话的硬汉驾鹤而去，享年84岁。
1989年11月，清华大学纪念张奚若诞辰一百周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到会即席讲话，说：“我和张奚老都是陕西人，我到他那儿去，他总要搞点家乡饭请我吃。我常对他说，奚老，你1913年就到外国去留学，寻找救中国的道路，追求真理和知识，而我那时才出生。你无论是哪方面的经验，都比我多得多。”
张奚若这位老秦人，曾用这样的话表明心迹——“我们爱国家爱真理的人，不愿做奴才的人，向来说话不知忌讳。反之，我们的良心，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圣贤所教诲我们的，国家所要求于我们的，就是要我们在重要关头，危急时候，要大胆说话。”
（选自《同舟共进》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