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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身书香门第，毕业于西南联大，后来赴美留学，仅用22个月就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有贤惠的妻子，一双可爱的儿女，父亲是著名美学家。人生道路本来是无比轻松、平坦的，但是为了一个使命，他选择为祖国隐姓埋名28年，与亲人聚少离多。他把全部才智和精力都贡献于深爱的国家，自己却因辐射伤害和极度疲劳过早逝去，我们不禁要问，有些人，就是带着使命来到人间？95年前，在安徽怀宁邓家“铁砚山房”，一个男孩出生了。男孩的六世祖邓石如，是清代的书法金石学家和文坛泰斗、经学宿儒；男孩的祖父邓艺孙，曾任安徽教育司长，是安徽学界颇有名气的人物；男孩的父亲邓以蛰，被誉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是与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共享“南宗北邓”之美誉的“北邓”。32岁的邓以蛰为儿子取名“稼先”，意味深长——《说文》中说：稼，禾之秀实为稼，茎节为禾。“稼先”，预示着这位邓家后代根植于中华大地，并且早早地秀实和成熟，成为造福民众的沧海之一粟。邓稼先，就这样带着父亲的期许来到了人间。谁也不会预料到，这个出了书法家、篆刻家、美学家、哲学家的大家族，卻有一位走上核弹研究之路、成为科学家的后世子孙。
求学
8个月大的邓稼先，随母亲来到了北京，离开了蝉噪林静、鸟鸣山幽的铁砚山房，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回去过。就任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的父亲邓以蛰，学贯中西，视野开阔，要求邓稼先不仅熟读四书五经，还要读外国名著，并亲自兼任儿子的英语老师，给他了一个充实而又宁静、闲逸的童年。12岁的邓稼先，插班考上北平崇德中学，在这里他认识了高两级的杨振宁。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与邓以蛰既是同乡又是同事，两人经历大致相同，志趣相投，因而交情甚笃，常来常往。父辈的友情延续到了孩子们身上，而邓稼先和杨振宁，保持了整整50年的友谊。突如其来的“七七事变”打乱了邓稼先的求学生活，而生病的父亲无法携全家随学校南迁。日寇凶相毕露，北平形势日紧。终于在1940年，全家决定由16岁的邓稼先带着弟弟南下，临行前，邓以蛰对儿子说：“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1941年，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号A4795。在物理系读书，邓稼先至少具备了3个方面的优势：一是物理系超豪华的师资阵容，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饶毓泰、周培源、吴大猷、王竹溪……有这些大师、名师指点迷津，少走了很多弯路；二是大姐夫郑华炽是光谱学家、物理教育家，后来做了物理系主任。有了姐夫的经常指导，邓稼先获益良多；三是少年时的好友杨振宁早已入学，正在西南联大读书，在学习生活上给予他很多帮助。在这所后来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精神丰碑的大学里，邓稼先和其他青年一样，潜心求学，无问西东，为即将毕生从事的研究事业打下了厚实的基础。响当当的西南联大物理系出了被誉为“四杰”的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和朱光亚，还有郭永怀、钱三强等。抗战胜利后，邓稼先受聘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一边勤奋学习，一边着手准备赴美留学考试。而这段时间，他遇到了生命中重要的两个人，一位是北大医学院学生许鹿希，在许鹿希从医学院毕业后两人结为夫妻，相伴终生；另一位是物理系大二学生于敏，两人邂逅在北大校园却相见恨晚，一见如故。时隔20年之后，两人再度相逢，携手干出了一番大事业。
1948年，短暂的北大助教生涯结束，邓稼先远赴重洋，进入美国普渡大学就读物理系。从入学的1948年10月算起，到获得博士学位的1950年8月，邓稼先在普渡大学的学习和研究时间只有22个月。1950年8月20日，邓稼先以《氘核的光致蜕变》一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他26岁。如此勤奋、聪慧的学生，导师德尔哈尔教授十分欣赏，有意带他去英国继续深入研究，那里平台更大，前景会更广阔。但他没有片刻犹豫，婉拒了导师的好意。拿到学位的第九天，邓稼先就登上了回国的轮船。东方，有他的父母和爱人，东方，还有一个崭新的中国。
炮仗
20世纪50年代，一切都充满了活力和希望，归国后的邓稼先生活平稳、轻松、愉快。1950年10月，邓稼先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3年与许鹿希成婚。也许，邓稼先陪着夫人回到娘家的时候，除了家长里短，应该还会聊一聊物理学。因为，邓稼先的岳父许德珩，除了“五四领袖”、水产部部长等政治身份外，还曾师从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研究放射性物理学。邓稼先的岳母劳君展，是居里夫人唯一的中国籍女学生。幸福接连而至，1954年女儿典典出生了，大名邓志典。1956年儿子平平出生了，大名邓志平。四口之家，其乐融融。
在新中国一片空白的原子核物理领域，他在学术上也享受到奔腾的乐趣，一篇篇有分量的论文相继发表，为我国原子核理论研究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沉浸在幸福中的邓稼先，不知道新中国正在酝酿自己的原子弹计划。毛主席拍板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签下了，第二机械工业部成立了，那么，谁来代表中方与苏联人打交道呢？这个人必须专业过硬、政治可靠，还要觉悟高、品德优、外语好，留过洋最好不过了，最好还能处事灵活。“非邓稼先莫属，”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极力推荐，二机部、中科院同意了。这是1958年8月的一天，邓稼先来到了钱三强的办公室，“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邓稼先没有犹豫，义无反顾地同意了。34岁的他可能还没意识到，这对自己以后的人生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回到家，只能对妻子许鹿希说：“我要调动工作了。”“调到哪？！”“这不能说。”“做什么工作？！”“这也不能说。”邓稼先只说了两段话：“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这些全靠你了。”“我的生命从此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生命就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这一年，邓稼先34岁，妻子许鹿希30岁，两个孩子大的4岁，小的只有2岁。那一晚，他们一家人，一起度过了一个难眠之夜。第二天清晨，邓稼先离开妻儿，匆匆奔赴新岗位。
攻关
相对平顺的生活和良好的家教，还有丰富的学识，造就了邓稼先温文尔雅、为人随和的性格，而1958年，已经成为他性格上的一个分水岭。1958年7月13日，二机部在北京成立核武器研究所（九所），还设立了两个研究室：一室是理论研究室，主任是邓稼先；二室是实验研究室，主任是陈能宽。因为原子弹研制工作的保密范围太大，做什么，不能说；在哪里，不能说；和谁一起工作，不能说；这使得邓稼先与朋友交流的话题划到了最小的范围，活泼开朗的邓稼先开始变得沉默寡言。久而久之，邓稼先的性格朝着自己所不喜欢的孤独沉闷的方向发展。邓稼先的沉默也源自肩上的责任和压力，向“苏联老大哥”还没学上1年，1959年6月中苏关系就彻底破裂了，中国人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武器。而这，相当于从零起步，谈何容易。邓稼先苦苦思索，终于拨云见日，选定了原子弹理论设计的3个主攻方向。邓稼先全面领导着3个组，随时参与小组讨论，他成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那时的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能够提供给科研人员的研究硬件设施只有运算速度每秒不到5万次的大型计算机、手摇计算机、拉力计算尺和算盘，就是利用这些简陋的计算工具，邓稼先的研究队伍计算出了内爆型原子弹的物理流程，9次演算用掉的演算纸可以从地面堆到房顶。华罗庚把他们所计算的问题称作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就这样，整整3年时间，邓稼先带着一群年轻人，已经大略勾画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轮廓，邓稼先开始着手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框架和构想。1962年，二机部一个报告打到中央：争取1964年，最迟1965年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毛主席大笔一挥：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962年年底，由周总理担任主任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从全国13个部门抽调了1.5万人的施工队伍，举全国之力支持原子弹的研发、爆炸工作。中国的原子弹工程，叫作“596工程” 核爆
1964年10月16日15时，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随着10、9、8、7、6、5、4、3、2、1的倒计时报出，爆心区一股强烈的闪光之后，便是惊天动地的巨响，接着巨大火球转为蘑菇云冲天而起，冲击波如排山倒海向效应区冲去，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是邓稼先为国家搞的第一个“大炮仗”，既是邓稼先不辱使命的一份交代，也是他写给家人的一份万言家书。来不及庆功和休整，邓稼先全身心投入到氢弹的研究中去。其实，在1963年9月，邓稼先领导的全班人马已经接到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第一颗氢弹的代号就叫作“639”。原子弹与氢弹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原子弹是核裂变，氢弹是核聚变。打个比方，点燃香烟要用火柴，点燃氢弹就要用原子弹了。经过邓稼先及其科研队伍的不懈努力和艰苦探索，形成了有充分论证根据的氢弹设计方案，就是以邓稼先和于敏姓氏命名的“邓—于理论方案”。为验证理论，1966年进行了3次核爆实验，充分证明了理论方案的正确性。于是，第二个“大炮仗”很快就来了。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其威力相当于300万吨的TNT炸药，是第一颗原子弹的150倍。从原子弹到氢弹，法国用了8年，美国用了7年，苏联用了4年，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
元勋
1972年以后，邓稼先先后担任了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和院长，肩负重任，他不辱使命，虽然官职越来越大，但毫无官气，也没有架子，始终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能得到中央领导人的信任，也能得到普通工人的信任，被公认为：“难得的帅才”。邓稼先从事核武器研究这些年，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研究工作都是亲手参与、把关、最后拍板的，很多方案都是他亲笔写的，但他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在我国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邓稼先32次亲历现场，15次担任现场总指挥。1984年，第32次核试验又一次圆满成功，邓稼先就是这样带着新式核武器，也就是中子弹，伸手可及的喜悦，告别了罗布泊。研制核武器有一个最可怕的恶魔，就是放射性物质对人体的伤害。1979年的一次核试验，邓稼先也不幸受到了辐射，1985年8月，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病情十分严重。1986年6月，中央军委做出决定，邓稼先为了研制核武器隐姓埋名一辈子，做了一辈子的奉献牺牲，不能让他就这样走了。国家决定对他解密，公开他的身份，宣传他的光辉事迹。这时候，人们才第一次知道了邓稼先的名字，知道他是“两弹元勋”，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理论方案的主要设计者，知道他是一個英雄。但，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终年62岁。邓稼先的岳父，90岁的许德珩老人，在挽幛上写下“稼先逝世，我极悲痛”。是啊，何其悲痛！
奉献
杨振宁在悼文中写道：“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这个评价虽有情感成分，但也客观真实。1985年，邓稼先住院期间，杨振宁回国探望，曾问起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获得多少奖金。邓稼先说，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原来，1985年，国家颁发原子弹特等奖时，总数是1万元。九院决定平均分配，由于参与研发的人数太多，院里垫上了十几万元后，才按照10元、5元、3元这3个等级发下去。邓稼先去世后，他主要参与的4个项目：原子弹的突破和武器化、氢弹的突破及武器化、第二代氢弹装置的突破、核武器的重大突破，被追授国家科技成果特等奖，奖金各1000元。邓稼先的家属把这些奖金悉数捐给了九院设立的科技奖励基金。1996年7月29日，在邓稼先逝世10周年的这一天，中国进行了第45次核试验，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核试验。当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中国暂停核试验。原子弹、氢弹这两个“大炮仗”，意义非凡：一是打破了美苏核垄断、核讹诈；二是打碎了“离开苏联中国造不出原子弹”的国际嘲讽；三是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四是培养了一大批核专家、材料专家，这是“争气弹”！
传承
感动中国2017年年度人物、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曾说自己的偶像是邓稼先：“看到他，你会知道怎样才能一生无悔，什么才能称之为中国脊梁。当你面临同样选择时，你是否会像他那样义无反顾？”2009年，邓稼先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邓稼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邓稼先逝世后，杨振宁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邓稼先》，饱含感情地写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好准确地描述了邓稼先的一生。1996年，邓稼先曾经的同事于敏、胡仁宇等著名科学家联名以《十年，我们深刻怀念》为题，在《光明日报》著文，充满深情地回忆：“每当我们在既定的目标下，越过核大国布下的障碍，夺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时，无不从心底钦佩稼先的卓越远见。”邓稼先留给后人的除了戈壁滩上的身影，还有他以身许国的精神，正如他自己说的：“我对自己的选择，终生无悔。假如生命终结之后能够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我们不禁要说：有些人，就是带着使命来到人间！
求学
8个月大的邓稼先，随母亲来到了北京，离开了蝉噪林静、鸟鸣山幽的铁砚山房，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回去过。就任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的父亲邓以蛰，学贯中西，视野开阔，要求邓稼先不仅熟读四书五经，还要读外国名著，并亲自兼任儿子的英语老师，给他了一个充实而又宁静、闲逸的童年。12岁的邓稼先，插班考上北平崇德中学，在这里他认识了高两级的杨振宁。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与邓以蛰既是同乡又是同事，两人经历大致相同，志趣相投，因而交情甚笃，常来常往。父辈的友情延续到了孩子们身上，而邓稼先和杨振宁，保持了整整50年的友谊。突如其来的“七七事变”打乱了邓稼先的求学生活，而生病的父亲无法携全家随学校南迁。日寇凶相毕露，北平形势日紧。终于在1940年，全家决定由16岁的邓稼先带着弟弟南下，临行前，邓以蛰对儿子说：“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1941年，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号A4795。在物理系读书，邓稼先至少具备了3个方面的优势：一是物理系超豪华的师资阵容，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饶毓泰、周培源、吴大猷、王竹溪……有这些大师、名师指点迷津，少走了很多弯路；二是大姐夫郑华炽是光谱学家、物理教育家，后来做了物理系主任。有了姐夫的经常指导，邓稼先获益良多；三是少年时的好友杨振宁早已入学，正在西南联大读书，在学习生活上给予他很多帮助。在这所后来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精神丰碑的大学里，邓稼先和其他青年一样，潜心求学，无问西东，为即将毕生从事的研究事业打下了厚实的基础。响当当的西南联大物理系出了被誉为“四杰”的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和朱光亚，还有郭永怀、钱三强等。抗战胜利后，邓稼先受聘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一边勤奋学习，一边着手准备赴美留学考试。而这段时间，他遇到了生命中重要的两个人，一位是北大医学院学生许鹿希，在许鹿希从医学院毕业后两人结为夫妻，相伴终生；另一位是物理系大二学生于敏，两人邂逅在北大校园却相见恨晚，一见如故。时隔20年之后，两人再度相逢，携手干出了一番大事业。
1948年，短暂的北大助教生涯结束，邓稼先远赴重洋，进入美国普渡大学就读物理系。从入学的1948年10月算起，到获得博士学位的1950年8月，邓稼先在普渡大学的学习和研究时间只有22个月。1950年8月20日，邓稼先以《氘核的光致蜕变》一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他26岁。如此勤奋、聪慧的学生，导师德尔哈尔教授十分欣赏，有意带他去英国继续深入研究，那里平台更大，前景会更广阔。但他没有片刻犹豫，婉拒了导师的好意。拿到学位的第九天，邓稼先就登上了回国的轮船。东方，有他的父母和爱人，东方，还有一个崭新的中国。
炮仗
20世纪50年代，一切都充满了活力和希望，归国后的邓稼先生活平稳、轻松、愉快。1950年10月，邓稼先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3年与许鹿希成婚。也许，邓稼先陪着夫人回到娘家的时候，除了家长里短，应该还会聊一聊物理学。因为，邓稼先的岳父许德珩，除了“五四领袖”、水产部部长等政治身份外，还曾师从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研究放射性物理学。邓稼先的岳母劳君展，是居里夫人唯一的中国籍女学生。幸福接连而至，1954年女儿典典出生了，大名邓志典。1956年儿子平平出生了，大名邓志平。四口之家，其乐融融。
在新中国一片空白的原子核物理领域，他在学术上也享受到奔腾的乐趣，一篇篇有分量的论文相继发表，为我国原子核理论研究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沉浸在幸福中的邓稼先，不知道新中国正在酝酿自己的原子弹计划。毛主席拍板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签下了，第二机械工业部成立了，那么，谁来代表中方与苏联人打交道呢？这个人必须专业过硬、政治可靠，还要觉悟高、品德优、外语好，留过洋最好不过了，最好还能处事灵活。“非邓稼先莫属，”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极力推荐，二机部、中科院同意了。这是1958年8月的一天，邓稼先来到了钱三强的办公室，“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邓稼先没有犹豫，义无反顾地同意了。34岁的他可能还没意识到，这对自己以后的人生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回到家，只能对妻子许鹿希说：“我要调动工作了。”“调到哪？！”“这不能说。”“做什么工作？！”“这也不能说。”邓稼先只说了两段话：“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这些全靠你了。”“我的生命从此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生命就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这一年，邓稼先34岁，妻子许鹿希30岁，两个孩子大的4岁，小的只有2岁。那一晚，他们一家人，一起度过了一个难眠之夜。第二天清晨，邓稼先离开妻儿，匆匆奔赴新岗位。
攻关
相对平顺的生活和良好的家教，还有丰富的学识，造就了邓稼先温文尔雅、为人随和的性格，而1958年，已经成为他性格上的一个分水岭。1958年7月13日，二机部在北京成立核武器研究所（九所），还设立了两个研究室：一室是理论研究室，主任是邓稼先；二室是实验研究室，主任是陈能宽。因为原子弹研制工作的保密范围太大，做什么，不能说；在哪里，不能说；和谁一起工作，不能说；这使得邓稼先与朋友交流的话题划到了最小的范围，活泼开朗的邓稼先开始变得沉默寡言。久而久之，邓稼先的性格朝着自己所不喜欢的孤独沉闷的方向发展。邓稼先的沉默也源自肩上的责任和压力，向“苏联老大哥”还没学上1年，1959年6月中苏关系就彻底破裂了，中国人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武器。而这，相当于从零起步，谈何容易。邓稼先苦苦思索，终于拨云见日，选定了原子弹理论设计的3个主攻方向。邓稼先全面领导着3个组，随时参与小组讨论，他成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那时的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能够提供给科研人员的研究硬件设施只有运算速度每秒不到5万次的大型计算机、手摇计算机、拉力计算尺和算盘，就是利用这些简陋的计算工具，邓稼先的研究队伍计算出了内爆型原子弹的物理流程，9次演算用掉的演算纸可以从地面堆到房顶。华罗庚把他们所计算的问题称作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就这样，整整3年时间，邓稼先带着一群年轻人，已经大略勾画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轮廓，邓稼先开始着手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框架和构想。1962年，二机部一个报告打到中央：争取1964年，最迟1965年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毛主席大笔一挥：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962年年底，由周总理担任主任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从全国13个部门抽调了1.5万人的施工队伍，举全国之力支持原子弹的研发、爆炸工作。中国的原子弹工程，叫作“596工程” 核爆
1964年10月16日15时，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随着10、9、8、7、6、5、4、3、2、1的倒计时报出，爆心区一股强烈的闪光之后，便是惊天动地的巨响，接着巨大火球转为蘑菇云冲天而起，冲击波如排山倒海向效应区冲去，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是邓稼先为国家搞的第一个“大炮仗”，既是邓稼先不辱使命的一份交代，也是他写给家人的一份万言家书。来不及庆功和休整，邓稼先全身心投入到氢弹的研究中去。其实，在1963年9月，邓稼先领导的全班人马已经接到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第一颗氢弹的代号就叫作“639”。原子弹与氢弹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原子弹是核裂变，氢弹是核聚变。打个比方，点燃香烟要用火柴，点燃氢弹就要用原子弹了。经过邓稼先及其科研队伍的不懈努力和艰苦探索，形成了有充分论证根据的氢弹设计方案，就是以邓稼先和于敏姓氏命名的“邓—于理论方案”。为验证理论，1966年进行了3次核爆实验，充分证明了理论方案的正确性。于是，第二个“大炮仗”很快就来了。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其威力相当于300万吨的TNT炸药，是第一颗原子弹的150倍。从原子弹到氢弹，法国用了8年，美国用了7年，苏联用了4年，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
元勋
1972年以后，邓稼先先后担任了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和院长，肩负重任，他不辱使命，虽然官职越来越大，但毫无官气，也没有架子，始终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能得到中央领导人的信任，也能得到普通工人的信任，被公认为：“难得的帅才”。邓稼先从事核武器研究这些年，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研究工作都是亲手参与、把关、最后拍板的，很多方案都是他亲笔写的，但他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在我国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邓稼先32次亲历现场，15次担任现场总指挥。1984年，第32次核试验又一次圆满成功，邓稼先就是这样带着新式核武器，也就是中子弹，伸手可及的喜悦，告别了罗布泊。研制核武器有一个最可怕的恶魔，就是放射性物质对人体的伤害。1979年的一次核试验，邓稼先也不幸受到了辐射，1985年8月，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病情十分严重。1986年6月，中央军委做出决定，邓稼先为了研制核武器隐姓埋名一辈子，做了一辈子的奉献牺牲，不能让他就这样走了。国家决定对他解密，公开他的身份，宣传他的光辉事迹。这时候，人们才第一次知道了邓稼先的名字，知道他是“两弹元勋”，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理论方案的主要设计者，知道他是一個英雄。但，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终年62岁。邓稼先的岳父，90岁的许德珩老人，在挽幛上写下“稼先逝世，我极悲痛”。是啊，何其悲痛！
奉献
杨振宁在悼文中写道：“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这个评价虽有情感成分，但也客观真实。1985年，邓稼先住院期间，杨振宁回国探望，曾问起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获得多少奖金。邓稼先说，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原来，1985年，国家颁发原子弹特等奖时，总数是1万元。九院决定平均分配，由于参与研发的人数太多，院里垫上了十几万元后，才按照10元、5元、3元这3个等级发下去。邓稼先去世后，他主要参与的4个项目：原子弹的突破和武器化、氢弹的突破及武器化、第二代氢弹装置的突破、核武器的重大突破，被追授国家科技成果特等奖，奖金各1000元。邓稼先的家属把这些奖金悉数捐给了九院设立的科技奖励基金。1996年7月29日，在邓稼先逝世10周年的这一天，中国进行了第45次核试验，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核试验。当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中国暂停核试验。原子弹、氢弹这两个“大炮仗”，意义非凡：一是打破了美苏核垄断、核讹诈；二是打碎了“离开苏联中国造不出原子弹”的国际嘲讽；三是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四是培养了一大批核专家、材料专家，这是“争气弹”！
传承
感动中国2017年年度人物、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曾说自己的偶像是邓稼先：“看到他，你会知道怎样才能一生无悔，什么才能称之为中国脊梁。当你面临同样选择时，你是否会像他那样义无反顾？”2009年，邓稼先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邓稼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邓稼先逝世后，杨振宁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邓稼先》，饱含感情地写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好准确地描述了邓稼先的一生。1996年，邓稼先曾经的同事于敏、胡仁宇等著名科学家联名以《十年，我们深刻怀念》为题，在《光明日报》著文，充满深情地回忆：“每当我们在既定的目标下，越过核大国布下的障碍，夺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时，无不从心底钦佩稼先的卓越远见。”邓稼先留给后人的除了戈壁滩上的身影，还有他以身许国的精神，正如他自己说的：“我对自己的选择，终生无悔。假如生命终结之后能够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我们不禁要说：有些人，就是带着使命来到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