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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浩瀚民意，凝聚八方智慧，踩大改革动能，释放增长红利……，为未来一年经济巨轮安装舵盘与设置航标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公众与世人面前打开了一个宽阔与全新的视窗。透过这一明亮而飘彩的窗口，民众不仅能够把握到沉甸甸的政策份量，更能听闻到开启“十三五”蓝图的铿锵脚步，在此基础上所能承接到的无疑是一个丰盈而厚实的未来。
“去”字当头
GDP位居世界第二，全球最大的贸易进出口国，外汇储备拥有量最多的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恢宏版图上，受廉价资源与持续改革驱动的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中留下了许多的生花妙笔。然而，也许是忙于追赶超越，或许是一路风尘的惯性，奔跑中加速的中国经济肌体来不及稍作停留清理一下自己体内滞存的污垢淤积，直至今日沉疴泛起并已严重掣肘前行的步履，我们才不得不展开彻底的诊疗与调理，而“十三五”时期首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承担了祛痛拔毒的历史使命。
——去产能。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粗钢产量8.06亿吨，但钢材需求在6.68亿吨，供需差额近1.5亿吨。与钢铁一样，煤炭、水泥、平板玻璃、多晶硅等行业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整体产能过剩已经超过32%。产能尤其是落后产能的超量堆积，不仅挤占了许多生产要素和资源，尤其是金融资源，而且导致行业内效率高、负债率低的企业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不仅如此，落后产能的存在还加剧市场供需失衡，助推产品价格的持续下行，从而削弱整个行业的市场竞争力。资料显示，截止去年年底，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下滑46个月。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化解产能过剩已成“绕不过去的历史关口”，并敲定了“坚持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的基本方针与原则。
——去库存。主要是化解房地产库存的压力。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止去年年底，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6.96亿平方米，创历史新高。如果加上大量已建未竣工和尚开工的项目面积，商品房库存量还会更大。另据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监测，截至2015年底，一二三线35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存销比分别为9.8、11.9和19.3个月。国家统计局最后的统计结论是，一、二线城市去库存需近10个月，三四线城市的消化时间为20.1个月。据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将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以及“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 等系列之举。
——去杠杆。官方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政府债务已达36万多亿左右，约占GDP的60%左右，其中地方政府债务约为24万亿元，负有偿还责任的约16万亿。同时据麦肯锡数据，目前中国企业债达GDP的125%，比2007年翻了两番。不仅如此，国内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正在逼近2%的政策警红线，不良率截至去年底已出现连续16个季度的反弹。伴随着去产能与地方债务实际规模的暴露，未来三年将是银行不良资产风险集中爆发期。与此同时，各种非法集资、卷款跑路等破坏金融市场的的事件屡屡发生。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继续推进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 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优化信贷结构”以及“加强全方位监管，规范各类融资行为”的针对性举措。
在“去”字当头的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了“降成本”和“补短板”两项任务。“降成本”包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业税费负担、降低社会保险费、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降低电力价格和降低物流成本等六个方面；而“补短板”则从打好脱贫攻坚战、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培育发展新产业、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继续抓好农业生产等多个渠道重点发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建立在国民收入均衡分析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之上的的需求侧管理和建立在生产函数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之上的供给侧管理是两种泾渭分明的政策主张，前者认为市场自身无法出清，需要采用政策刺激的方式来恢复需求；后者认为市场可以通过价格调整等方式来自动出清，强调是是劳动力和资本等全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过去30多年中，需求侧管理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所秉持的核心思路，由此构成了投资、出口和消费等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即依靠投资尤其是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依赖本币贬值来刺激出口，通过财政补贴来刺激消费。这种方式的确可以产生立竿见影或者阶段性作用，但因此产生了国内产能无序扩张与库存堆积以及宏观经济受制于境外环境等多重积弊。
鉴于以上基本格局，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到中央政治局会议，再到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提到必须进行供给侧改革，其代表着的是我国经济发展思路的根本性切换，即从重视传统“三驾马车”的需求动力转向依靠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等全要素的供给动力。所不同地是，基于深化改革的任务极其繁重，牵及领域相当宽泛，在进行了去芜删杂式的梳理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供给侧改革精准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此基础上重点部署了国企、财税、金融、社保四大领域改革要旨。
——国有企业改革。包括在将国企划分商业类和公益类两类的基础上，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形成股权结构多元化的经营机制，同时在国有企业探索实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另外，要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力促国企从产能过剩的行业退出，同时通过国企合并整合优势资源，发挥产业协同效应。不仅如此，国企改革要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包括加强审计及对国企真实负债情况的调查等。可以说，2016年是国企改革的“大年”。
——财税体制改革。包括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积极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将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转让所得，承包经营、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等纳入综合征收的范围，并将赡养人口、按揭贷款等纳入个税抵扣；在消费税改革领域，将消费税调整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一定程度上满足“营改增”后地方政府的收入减项。 ——金融体制改革。包括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推动形成以完善央行 “最后贷款人”角色、加强“一行三会”在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协调以及提升监管专业性和监管手段的现代化水平等为内容的金融监管体制；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加快发展绿色金融。
——社保体制改革。包括加快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善个人账户，坚持精算平衡，提高统筹层次；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在保基本、强基层的基础上，着力建立新的体制机制，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必须指出，虽然改革主要在供给侧端展开，但最终目的还是要惠及百姓，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政策要为民生兜底”。 鉴于国企“去产能”与兼并重组可能导致部分职工失业以及收入下降的结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要求要最大程度地保护职工权益，稳定就业，稳妥过度；因此，一个可以期待的结果是，除了运用中央财政的专项奖补对相关企业职工予以补助外，一定数量的国有股将会充实到社保资金中来；而在财税改革方面，通过最后一轮营改增改革，将一次性地为企业减税9000亿元左右；同时个税改革将赡养人口、按揭贷款等纳入抵扣并采取综合计征的方法，将使中低收入人群税负切实得到下降；特别在打好脱贫攻坚战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突出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依此计算，未来5年，我国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打好开局之战
2016年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第一年头，也是“十三五”展开的第一年，同时还是供给侧改革的全面启动之年。谋一时为谋一世。作为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关键年度，2016年主要发展任务能否如期落地以及改革深度能否有序拓展，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前途与命运。正是如此，打好开局之战，需要胆略智慧，也需要技能艺谋，更需要政策的准确到位与卡位。
表面上看来，国内经济改革由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所发动，但实际上政府仅仅起到的是牵引作用，一旦引擎启动，机器的运转过程就应当交给市场，即改革过程须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本着尊重市场、敬畏市场的宗旨，无论是“去产能”的兼并重组，还是“去库存”中营销方式和相关实体的创建创新，抑或是“去杠杆”中银行不良资产的改善以及国企改革中股权结构的搭建等等，都应该以企业为主体，以微观主体的活动为核心。而政府的侧重点转向提高行政效率、公平配置资源、保持司法公正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环境创新上来，并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以进一步激活市场。
但是，基于中国特定的经济国情以及纷繁复杂的行业背景，资产配置的具体过程中仍少不了政府的直接干预与规制。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去产能”必然会遭遇地方政府和银行等债权人的各种变相干扰，这就需要中央政府采取强力措施硬性驱动；受到传统“鸡头文化”的影响，企业资产并购重组更会遭遇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国有企业的整合由此需要政府以铁腕面目强力推进；同样，破除行业垄断引进民资以实现国有股权的重构，更多的时候亟需政府以强势角色进行干预。在彰显出巨大改革魄力的同时，还需要政府具备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毕竟无论是进一步的简政放权，还是“降成本”过程中的减税让利，都需要政府从自己的身上“割肉”，倘若政府没有自我牺牲的气量与精神，改革就只能浅尝辄止。
动态地分析，无论是“去产能”所需要的专项财政补贴，还是“去库存”过程给予购房农民的现金直补，抑或是“降成本”所发生的政府原有税费流失，都直接或间接地给公共财政产生额外的资金需求或者支出压力，因此，在继续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向市场释放出充沛流动性的同时，积极财政政策更应该延长发挥作用的半径。一个可以参考的政策建议是，在去年16200亿元的财政赤字基础上，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今年总体上应适度放大财赤规模与占比。若以按去年GDP规模测算，赤字率每提高0.1个百分点即可增加650亿元支出，若在去年基础上提高到3%，一共可增加4500多亿元，赤字总规模将达到2万亿左右，而且总体风险仍可控。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年度任务安排所侧重的是消除与减轻存量压力，但抑制增量同样应当成为决策层不可放松的环节，包括停止钢铁、煤炭以及电解铝等传统行业新项目的审批与产能的扩张，防止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变相叠加，杜绝各种不合理收费项目的死灰复燃等等，否则，经济改革就会陷入按起葫芦起来瓢的困境之中，未来我们所要支付的成本可能更大。
还须强调，虽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的是年度短期任务目标，但制度创新应当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们需要花大力气创建公开透明的市场竞争制度，确保不同性质的微观经济主体地位的平等与资源利用机会的公平；我们需要建立保护“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法律保护与申诉制度，最大程度激发民间商业智慧与经营潜能；我们需要创建必要的资源开采约束制度，以土地数量的严格管理达到控制房价的目的；我们需要健全完善投资者利益保护制度，搭建起有利于资产重组的资本市场。同时，我们虽然启动了供给侧改革，但不能忽视需求侧的力量改善与健全，许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如中西部铁路、大型水利工程、棚户区改造，以及城市地下管廊等公共产品建设方面，都是过去三十年发展不均衡的欠账，我们需要继续发力和补齐。另外，虽然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达到了50%以上，但仍与发达国家75%的水平值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也只有消费累积成应有的当量，中国经济才能最终获得强大而持久的内生动能。
“去”字当头
GDP位居世界第二，全球最大的贸易进出口国，外汇储备拥有量最多的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恢宏版图上，受廉价资源与持续改革驱动的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中留下了许多的生花妙笔。然而，也许是忙于追赶超越，或许是一路风尘的惯性，奔跑中加速的中国经济肌体来不及稍作停留清理一下自己体内滞存的污垢淤积，直至今日沉疴泛起并已严重掣肘前行的步履，我们才不得不展开彻底的诊疗与调理，而“十三五”时期首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承担了祛痛拔毒的历史使命。
——去产能。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粗钢产量8.06亿吨，但钢材需求在6.68亿吨，供需差额近1.5亿吨。与钢铁一样，煤炭、水泥、平板玻璃、多晶硅等行业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整体产能过剩已经超过32%。产能尤其是落后产能的超量堆积，不仅挤占了许多生产要素和资源，尤其是金融资源，而且导致行业内效率高、负债率低的企业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不仅如此，落后产能的存在还加剧市场供需失衡，助推产品价格的持续下行，从而削弱整个行业的市场竞争力。资料显示，截止去年年底，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下滑46个月。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化解产能过剩已成“绕不过去的历史关口”，并敲定了“坚持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的基本方针与原则。
——去库存。主要是化解房地产库存的压力。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止去年年底，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6.96亿平方米，创历史新高。如果加上大量已建未竣工和尚开工的项目面积，商品房库存量还会更大。另据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监测，截至2015年底，一二三线35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存销比分别为9.8、11.9和19.3个月。国家统计局最后的统计结论是，一、二线城市去库存需近10个月，三四线城市的消化时间为20.1个月。据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将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以及“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 等系列之举。
——去杠杆。官方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政府债务已达36万多亿左右，约占GDP的60%左右，其中地方政府债务约为24万亿元，负有偿还责任的约16万亿。同时据麦肯锡数据，目前中国企业债达GDP的125%，比2007年翻了两番。不仅如此，国内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正在逼近2%的政策警红线，不良率截至去年底已出现连续16个季度的反弹。伴随着去产能与地方债务实际规模的暴露，未来三年将是银行不良资产风险集中爆发期。与此同时，各种非法集资、卷款跑路等破坏金融市场的的事件屡屡发生。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继续推进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 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优化信贷结构”以及“加强全方位监管，规范各类融资行为”的针对性举措。
在“去”字当头的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了“降成本”和“补短板”两项任务。“降成本”包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业税费负担、降低社会保险费、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降低电力价格和降低物流成本等六个方面；而“补短板”则从打好脱贫攻坚战、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培育发展新产业、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继续抓好农业生产等多个渠道重点发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建立在国民收入均衡分析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之上的的需求侧管理和建立在生产函数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之上的供给侧管理是两种泾渭分明的政策主张，前者认为市场自身无法出清，需要采用政策刺激的方式来恢复需求；后者认为市场可以通过价格调整等方式来自动出清，强调是是劳动力和资本等全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过去30多年中，需求侧管理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所秉持的核心思路，由此构成了投资、出口和消费等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即依靠投资尤其是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依赖本币贬值来刺激出口，通过财政补贴来刺激消费。这种方式的确可以产生立竿见影或者阶段性作用，但因此产生了国内产能无序扩张与库存堆积以及宏观经济受制于境外环境等多重积弊。
鉴于以上基本格局，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到中央政治局会议，再到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提到必须进行供给侧改革，其代表着的是我国经济发展思路的根本性切换，即从重视传统“三驾马车”的需求动力转向依靠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等全要素的供给动力。所不同地是，基于深化改革的任务极其繁重，牵及领域相当宽泛，在进行了去芜删杂式的梳理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供给侧改革精准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此基础上重点部署了国企、财税、金融、社保四大领域改革要旨。
——国有企业改革。包括在将国企划分商业类和公益类两类的基础上，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形成股权结构多元化的经营机制，同时在国有企业探索实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另外，要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力促国企从产能过剩的行业退出，同时通过国企合并整合优势资源，发挥产业协同效应。不仅如此，国企改革要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包括加强审计及对国企真实负债情况的调查等。可以说，2016年是国企改革的“大年”。
——财税体制改革。包括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积极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将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转让所得，承包经营、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等纳入综合征收的范围，并将赡养人口、按揭贷款等纳入个税抵扣；在消费税改革领域，将消费税调整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一定程度上满足“营改增”后地方政府的收入减项。 ——金融体制改革。包括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推动形成以完善央行 “最后贷款人”角色、加强“一行三会”在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协调以及提升监管专业性和监管手段的现代化水平等为内容的金融监管体制；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加快发展绿色金融。
——社保体制改革。包括加快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善个人账户，坚持精算平衡，提高统筹层次；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在保基本、强基层的基础上，着力建立新的体制机制，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必须指出，虽然改革主要在供给侧端展开，但最终目的还是要惠及百姓，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政策要为民生兜底”。 鉴于国企“去产能”与兼并重组可能导致部分职工失业以及收入下降的结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要求要最大程度地保护职工权益，稳定就业，稳妥过度；因此，一个可以期待的结果是，除了运用中央财政的专项奖补对相关企业职工予以补助外，一定数量的国有股将会充实到社保资金中来；而在财税改革方面，通过最后一轮营改增改革，将一次性地为企业减税9000亿元左右；同时个税改革将赡养人口、按揭贷款等纳入抵扣并采取综合计征的方法，将使中低收入人群税负切实得到下降；特别在打好脱贫攻坚战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突出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依此计算，未来5年，我国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打好开局之战
2016年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第一年头，也是“十三五”展开的第一年，同时还是供给侧改革的全面启动之年。谋一时为谋一世。作为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关键年度，2016年主要发展任务能否如期落地以及改革深度能否有序拓展，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前途与命运。正是如此，打好开局之战，需要胆略智慧，也需要技能艺谋，更需要政策的准确到位与卡位。
表面上看来，国内经济改革由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所发动，但实际上政府仅仅起到的是牵引作用，一旦引擎启动，机器的运转过程就应当交给市场，即改革过程须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本着尊重市场、敬畏市场的宗旨，无论是“去产能”的兼并重组，还是“去库存”中营销方式和相关实体的创建创新，抑或是“去杠杆”中银行不良资产的改善以及国企改革中股权结构的搭建等等，都应该以企业为主体，以微观主体的活动为核心。而政府的侧重点转向提高行政效率、公平配置资源、保持司法公正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环境创新上来，并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以进一步激活市场。
但是，基于中国特定的经济国情以及纷繁复杂的行业背景，资产配置的具体过程中仍少不了政府的直接干预与规制。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去产能”必然会遭遇地方政府和银行等债权人的各种变相干扰，这就需要中央政府采取强力措施硬性驱动；受到传统“鸡头文化”的影响，企业资产并购重组更会遭遇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国有企业的整合由此需要政府以铁腕面目强力推进；同样，破除行业垄断引进民资以实现国有股权的重构，更多的时候亟需政府以强势角色进行干预。在彰显出巨大改革魄力的同时，还需要政府具备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毕竟无论是进一步的简政放权，还是“降成本”过程中的减税让利，都需要政府从自己的身上“割肉”，倘若政府没有自我牺牲的气量与精神，改革就只能浅尝辄止。
动态地分析，无论是“去产能”所需要的专项财政补贴，还是“去库存”过程给予购房农民的现金直补，抑或是“降成本”所发生的政府原有税费流失，都直接或间接地给公共财政产生额外的资金需求或者支出压力，因此，在继续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向市场释放出充沛流动性的同时，积极财政政策更应该延长发挥作用的半径。一个可以参考的政策建议是，在去年16200亿元的财政赤字基础上，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今年总体上应适度放大财赤规模与占比。若以按去年GDP规模测算，赤字率每提高0.1个百分点即可增加650亿元支出，若在去年基础上提高到3%，一共可增加4500多亿元，赤字总规模将达到2万亿左右，而且总体风险仍可控。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年度任务安排所侧重的是消除与减轻存量压力，但抑制增量同样应当成为决策层不可放松的环节，包括停止钢铁、煤炭以及电解铝等传统行业新项目的审批与产能的扩张，防止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变相叠加，杜绝各种不合理收费项目的死灰复燃等等，否则，经济改革就会陷入按起葫芦起来瓢的困境之中，未来我们所要支付的成本可能更大。
还须强调，虽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的是年度短期任务目标，但制度创新应当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们需要花大力气创建公开透明的市场竞争制度，确保不同性质的微观经济主体地位的平等与资源利用机会的公平；我们需要建立保护“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法律保护与申诉制度，最大程度激发民间商业智慧与经营潜能；我们需要创建必要的资源开采约束制度，以土地数量的严格管理达到控制房价的目的；我们需要健全完善投资者利益保护制度，搭建起有利于资产重组的资本市场。同时，我们虽然启动了供给侧改革，但不能忽视需求侧的力量改善与健全，许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如中西部铁路、大型水利工程、棚户区改造，以及城市地下管廊等公共产品建设方面，都是过去三十年发展不均衡的欠账，我们需要继续发力和补齐。另外，虽然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达到了50%以上，但仍与发达国家75%的水平值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也只有消费累积成应有的当量，中国经济才能最终获得强大而持久的内生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