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命可以省却最后五年，汪精卫的一生该是一部怎样的正剧，让我们荡气回肠，让我们高山仰止。遗憾的是，1940年3月30日清晨的那个历史片段，将他扮成了永远的小丑。
　　那是一个早春的清晨，玄武湖上的云雾还没有散尽，仪表堂堂的汪精卫，在南京鸡鸣寺附近，在距离总统府不远处的一个礼堂里。一身晨礼服的汪精卫，领着一群身穿长衫胸佩红花的幕僚，左手拿着誓词，右手举向天空，宣誓就任（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长。那一刻，伪国民政府的旗帜在南京上空高高飘扬。
　　1938年底，汪精卫溜出重庆国民政府的官邸，躲至越南河内法租界的一栋小别墅，发表了史上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的“共荣”大计。后又联合各路伪政权，组建新中央政府，使用“国民政府”的名称，“还都”南京，承认伪满洲国独立。于是出现了文中开头的那一幕。
　　蒋介石被激怒了。他让国民政府发出通缉令，宣称汪精卫通敌祸国的行为，触犯了《惩治汉奸条例》。他放出狠话：海可枯，石可烂，汪精卫永远不能被赦免。汪精卫也不需要他的赦免。当日本战败投降，蒋介石依照往日的通缉令捉拿汉奸时，汪精卫早已病死于秋叶零落的东京。
　　汪精卫死后大半年，蒋介石还都南京，葬于南京梅花山的汪精卫，受到了炸墓掘棺的报复。
　　夜读历史的时候，我在想，1940年3月30日黎明之前，汪精卫是睡着的，还是醒着的？这个当年刺杀摄政王的战士躺在床上，究竟想了些什么？他还记得“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狱中旧作吗？天亮之后的汪精卫，并没有领衔主演的派头，苍老，憔悴，没有一丝笑容。当他严肃地走向主席台，一个历史现场的目击者说，他听到了微弱的叹息。
　　对汪精卫，熟读民国史的人，或多或少都对他抱有好感。他的一生，除了刺杀摄政王、投敌做汉奸，还有很多不为不知的细节，令我们感慨万千。他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在《红楼梦》研究史上留下一家之言的人，他一生不近女色，不抽、不赌、不嫖。和他的老冤家蒋介石比，他的文采流韵，他的器宇见识，他的气质修养，无不让后者相形见绌。
　　令人扼腕的是，他在民族危难之际，走上汉奸这条不归路。“汉奸”，是一个穿越中国历史的词汇，最初指汉族的叛徒，后来泛指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投敌卖国者。这个词，进入法律条文，与汪精卫个人不无关联。还没逃离重庆的时候，一名参政员致电第二次国民参政会，呈送提案“敌未退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时任参议长的汪精卫率众通过了这一提案，《惩治汉奸条例》也随之出台。依据这个条例，国民政府通缉汪精卫，蒋介石骂他汉奸，还真不冤枉他。
　　国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国家主权也不是天生的。国家是在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由自然村慢慢发展过来的。国家主权的最终确立，源自人和人之间无声的契约。当我们取得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就意味着我们和一个国家订立了一份彼此忠诚于对方的合同。个人危难的时候，我们有从国家获得保护的权利；国难当头的时候，我们也有保护国家、国土、国人的义务。显然，身为中国公民的汪精卫，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
　　今天，遥想他在伪国民政府庆典上的面容，反顾他的一生，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几分华丽悠长，几分淡淡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