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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卡西尔将人描绘为符号性的存在。人通过创造性的劳作，在符号的中介作用下走向抽象的概念领域，而这种人类独有的创造性能力，也正是其之所以自由的真正可能性条件。
关键词：卡西尔;自由;有限性;《人论》;“人的问题”
人类自古以来就有关于自我认知的探索。自从苏格拉底以“了解自己”作为自己的哲学座右铭以来，“我是什么”已经成为思想家们争论的哲学主题。卡西尔便指出了这种自我认知的重要性——“阿基米德点”[1]3。卡西尔认为，人类对自身问题的追问主要是经历了“古希腊时期”“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近代达尔文时期”的演变。同时，由于人类关于自身的传统定义的固有缺陷，即总是试图对人进行静态的实质性分析，使得人类对于自我的认识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另一方面，随着达尔文主义的发展，人被散布在各种经验事实中，关于人的近代理论也陷入了完全无政府状态。这不仅使得人类对于自我认知之统一性不再相信，同时也使得人对自由之实现充满了疑虑。可以说，卡西尔所创立的关于人的哲学是有着他深切的忧思的。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卡西尔建立了自己的符号哲学，并以此提出了认识自己的可能性。笔者认为，符号哲学对于人类自由之实现同样有着极大的贡献。本文试图在梳理卡西尔关于“人的理论”的过程中，阐发人类自我认知过程的演变，并探索人类自由及其在进化中所表现出的局限性，从而揭示出卡西尔的符号哲学是对前人哲学的超越，挖掘出卡西尔符号哲学与自由之可能的相关处。
一、人类自我认知过程中的自由与局限
在哲学产生的初始阶段，古希腊哲学家把客观的外部世界作为研究的对象，人类关于自我的知识只能通过外部知识来反向指向自身。当苏格拉底把“认识你自己”作为他的哲学宣言时，人类的自我认知便经历了从外部转向“了解自己”的重大转变。面对“人是什么”的问题，苏格拉底用自己的生活经历给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答案，即人应该被视为一种不断探索自我的理性存在。此外，人们可以通过相互的对话揭示出自身的价值，个人的价值体现在对自己生活的不断批评和质询中。在希腊化时期，苏格拉底强调的自我质询在斯多葛派中得到了新的背景支撑。人之理性，不仅是指具有一种获取道德知识的能力，而且是人在宇宙中与宇宙和谐共生的标志。然而，无论在哪个时期，理性都作为人类最牢固的中坚力量支撑着人关于自我认识的理想。理性作为原始力量，使人相信自身所具有的批判能力、判断能力和区分能力。有理智的人所倡导的自由，在这里就是一种基于不变和永恒的理性自由、理念自由。于是，自由之所以可能，便不在于感性生活的瞬间，为了真正享受自由所带来的幸福和尊严，人唯有在与欲望和激情的斗争中，去跟随理性追求思想的光辉。自由在这里是一种相信理念世界的存在，分有而来的不完满的自由。
在古希腊，基于矛盾定律的理性是人们在自我认识中的中坚力量，但是，当理性在面对复杂的人性冲突时，这种原始力量就不再那么牢靠。随着中世纪基督教的不断扩展，理性的这种局限得到了充分体现。原罪说指出，人是因为有理性而被上帝所抛弃。可以说，仅仅通过理性，人既不能理解上帝的意图，也无法过上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一种新的力量——信仰——诞生了。对上帝的信仰是人们有望得到救赎的唯一途径。作为上帝的创造物，人与自然有着同上帝相同的不可理解的神话般的隐秘。逻辑性的分析带给人的只是人类知识层面上的、局限性的不完满自由，理性甚至成为人类最深刻的束缚，苏格拉底就是这样的受害者。苏格拉底对理性的追求与德尔图里安对信仰的维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由于这种束缚而蒙难，寄希望死后以换取最終的自由;后者在此生、此刻便在对上帝无私的爱和信仰中尝到了自由的甜蜜。自由在这个时候是上帝赋予的幸福，是上帝之大爱的体现。
公元393年，基督教成为正统宗教。无论是在政治层面上还是在宗教层面上，基督教教堂都控制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地位的巩固，当局者甚至开始迫害无神论者和异教徒。为了避免诸如宗教裁判所这样的极端惩罚，这个时期诞生了许多虚伪的禁欲主义者。中世纪后期，宗教权威与神圣权威之间的矛盾终于激化，虽然人们仍然相信自己是上帝创造的等级制度中最高的环节，但是教会的极端权力所带来的控制使得人们日渐不满。上帝在这一时期仍作为人们心中不可动摇的信念，而人是造物主所宠爱的一切权力中心。然而，这一观念随着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遭到了完全的颠覆。日心说认为，地球及它的主人——人类，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反而不过是浩瀚宇宙中一粒普通的、与其他星球无异的存在。地球只不过是围绕着太阳，需要靠着太阳的能量才能进行正常运转。人并不是上帝所创等级的最高存在，甚至当一切都要以科学为视角来加以解释时，上帝这一纯粹精神也要面临拷问。现在，人发现自己被包裹在一个寂静的宇宙中，即使是他最深刻的宗教和道德情感的要求也无法获得来自神灵过去那样的怜悯之情。人类在新的世界观下，充满了恐惧和虚无。上帝的缺失使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生存基础。在思想上，人们再一次发现了辩证法的力量。对“无限”概念的新的解读使得人们明证了自身理性能力的无限扩展。面对未知时最深的恐惧同时也可以变成征服未来时最无惧的勇气，沉默而无限的宇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表达人的理性。在当代哲学和科学中，数学的蓬勃发展证实了这种力量的坚实。有关理性能力的信念再次成为人们面对世界时的武器。自由在实践理性力量的庇护下，随着人类足迹在世界各地的扩张、征服和掠夺活动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但是，基于逻辑分析的数学力量真的万无一失吗？狄德罗指出，基于理性分析的数学在帮助比较、整理和组织已知事实上贡献卓著，而对于未知经验事实的探索，仅凭数学原因似乎并不足以给出答案[1]24。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强化了这一观点。在达尔文看来，人类被定义为高级的物种，与其他生物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有的只是生命的不断流动。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都是这种经验主义的代表：他们与达尔文一样，都声称发现了主导人类的最终原因和主要功能。人作为经验的产物，跟随着自身的生物本能释放着体内的欲望。但是，这些经验主义者却只是基于自己的思想来解释这些主要原因，大家各执一词，都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关于人的最终真理，结果却只是在各种矛盾的解释中相互缠绕。当有经验的人实践他们的动物本能时，他们会以对物质欲望高度赞扬而忽视掉约束力的牵引，每一次欲望的释放就是对自由的接近。在这个时代，人们具有敏锐而深刻的理性分析能力，并且不乏丰富的事实资料以供分析。然而，大家在各执一词的情况下失去了理智中心的作用，信息的丰富性不仅不能使人们洞悉人类文化的普遍特征，而且还增加了人类自我认知的困惑。正如卡西尔指出的那样：“当这样一种能够指挥所有个别的中心力量不再存在时，这个问题的真正危机出现了。”[1]22 二、卡西尔符号系统——人类的独特功能圈
在关于人性的传统观点上，无论是古希腊理性主义、中世纪神学，还是近代生物学理论，都是从静态物化的角度来定义人的本质。人类被定义为某种实体的影像，例如绝对理性的存在、上帝的创造物、动物的本能承受者，而不是从历史发展和具体现实的角度考察人类的存在本身。这种将人们视为共相的从属的理论，实际上是人类对自由的阉割。自由若作为实体的一面，便与人形成了沟壑，人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享受到自由。为了获得自由，必须牺牲一个方面作为代价。例如，德谟克里特因为崇尚理性而刺破了他的眼睛，理性自由带来的诱惑让人可以摒弃自身的其他组成部分。根据卡西尔的观点，历史上关于人的理论都没有能够抓住问题的核心。为了解决人类自我认知的危机，必须在批评前辈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型的人类哲学，卡西尔的符号哲学在此背景下便应运而生。
卡西尔指出，人不仅是一种相对较高物种的动物，换句话说，人不仅像动物一样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现实世界中，而且还生活在人类自身编织的经验符号网络之中，后面的这一世界是达尔文主义者所忽略的。通过符号网络这一中介，人们不再直接对外部刺激做出反应，人的反应时间被延迟了。其他动物只能在临时的情景中做出特定的、一次性的“应激反应”，人却可以在对行为的控制中延长对反应的输出，这里面有了符号，亦即人类的思维活动作为中介，由此人从感性领域过渡到了理论领域，“他以语言，艺术形象，神话符号和宗教仪式的形式紧紧包裹着自己”[2]。而那些没有符号作为中间的存在物，只能是“他生活在想象和激情、希望与恐惧、幻觉与幻灭、幻想与梦境之中”。因此，在卡西尔看来，作为世界与人类之间独特的交流形式，符号是人类在两个世界当中进行穿梭的必不可少的桥梁。
有了这样的介质，人便不再是纯粹性的动物，而是具有理性、能思维的符号性动物。为了解释符号的含义，卡西尔继续区分了作为事实的信号和具有意义的符号：信号指向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作为事实存在，它没有特定的含义;符号则因其而构造了人类的行为价值，成为了意义世界的组成部分。在谈到符号的起源时，卡西尔深入强调了符号的这一价值。卡西尔说，不能将存在与发生割裂开来，即不可能只谈论存在，也不能只谈论发生，而是应将存在视为发生中的存在，并将发生视为存在中的发生。在海伦·凯勒学习抽象词“水”的过程中，卡西尔发现了符号的产生实际上是人们通过不断地感知经验最终实现抽象化的过程。凯勒因为先天的感性能力缺失，使她在实际学习过程中少了正常人应有的接受能力。为了能让凯勒这样的人彻底学会某个单词，必须让她在与实际的物质信号，比如“水”的重复接触中不断强化这一概念，并最终实现在脱离具体实物时能在头脑当中对应出“水”这一物质实体的抽象概念。我们所感知到的感性意义上的可触摸的水，在它背后包含着无法感知到的抽象含义——“水”这一符号内涵。这里的关键点是，我们无法追溯作为抽象概念的感知体验是如何“突然”地在特定时刻被人所发现，并明了其中的本质。我们只能模仿感性直观突变之前和之后的过程和形式。从该事例可以看出，如果把研究重点放在符号的时间来源上，只能落入物理的错觉之中。因此，对于符号的生成，我们只能给出描述性定义，符号作为感性世界背后的意义的指称者，在起源上保有无法理解的神秘。另一方面，对于信号来说，由于动物只能在生理上对信号作出应激反应，也只能在生理本能的局限下成为物理世界的非符号性存在。巴甫洛夫通过他的实验说明了这一点，狗对于食欲天生不可抗拒，它会在食欲的驱使下响应任何食物的信号来源。动物既无法理解由符号构建的意义世界，也无法在活动中创建符号，而只能在信号的驱使下一次次满足当下的生物本能，不会有对符号世界的担忧与思考。人类作为符号的动物，则可以在两个世界之间进行转换，将纯物理信号转换为有意义的符号，并以此来解释未知的存在。因此，人们在已经建立的符号网络上进行他们之间的对话。人在自己创造的符号世界中进行着思维与物质的交换，他为自己的自由找到了一个能施展自身的地方，人的自由便在这个意义上达到了空前的广度与深度。
三、人类在行进中恢复自由
卡西尔通过动态定义人的本质将人描述为符号性的存在。可以说，卡西尔在人类问题的研究方法上迈出了一大步[3]。人没有永远的实质的本质，而只是在“符号”的创造中不断改变着世界，并扩大了自由的领土。这种独特的创造力既是人类的成就，也是他无法逃脱的命运。可以说，人类在不断创造符号的过程中对自身自由的解放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卡西尔曾在与海德格尔有关自由与有限的辩论中指出：“自由终归只能在行进着的恢复自由的过程中被发现。”因为，“人作为有限的存在在本体上具有一定程度的无限性，但是人在创造自身的存在方面不是无限的或绝对的，而是从存在的意义上理解的，理解是无限的”，并且这样的本体恰好是“最严格的有限性证明”。通过劳动，人们在创造象征文化的过程中恢复了自由，同时体验了其无限性。无限不一定是实际无限。它的出发点是有限的人类，但是无限的功能是使人们能够实现从存在的事实到纯形式领域的直接过渡。在这个过程中，人将实现无限。这样，卡西尔就表现出人、符号、世界和自由之间的关系：作为象征性动物的人是具有工作能力的理性存在，而他的超越反映在整个世界和他自己的开放中。自由在辨证意义上获得了最大的认可，有限的人继续走向未来，实现了自由带来的无限性。
简而言之，卡西尔的符号哲学为人类问题提供了生动的答案。通过分析人类历史中自我认知过程的演变，他揭示了不同时期关于人的天性的理论。在过去，自由永远是有限的、不纯净的自由。人们已经发现，旧的研究方法只会导致人类自我认知的危机。虽然，卡西尔的文化哲学问题并没有消失，例如，指责卡西尔将生活中的人们抽象为仅使用先验符号的一种存在。但这不影响卡西尔在人类问题上发出的光。卡西尔转向人类问题的研究方法（从内容到形式）的确是人类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他的象征哲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在文化建设上的努力，而且可以看到他关于人类主体自由的颂歌。在符号网络中，充满意义的文化结构孕育了人们的不同需求，释放了人们内心对形而上学的渴望。他自由地穿梭在其所构建的象征性世界中，不断进行有意义的信号转换。梵高用一颗星星在他的画作中表达希望;卡夫卡的城堡充满了对世界的恐惧和理想;亚伯拉罕以儿子为祭，向上帝表達了他的决心。人们在寻找符号的过程中会反馈自己的个人自由。卡西尔在《人论》中写道：“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性质，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1]87在这项人类独享的劳作中，人类明证了自身的自由，并在与人的联系中真正实现了自身，重新找回了关于人的定义。
参考文献：
[1]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2]苗青丽.卡西尔《人论》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862-866.
作者简介：廖小忆，贵州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哲学。
关键词：卡西尔;自由;有限性;《人论》;“人的问题”
人类自古以来就有关于自我认知的探索。自从苏格拉底以“了解自己”作为自己的哲学座右铭以来，“我是什么”已经成为思想家们争论的哲学主题。卡西尔便指出了这种自我认知的重要性——“阿基米德点”[1]3。卡西尔认为，人类对自身问题的追问主要是经历了“古希腊时期”“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近代达尔文时期”的演变。同时，由于人类关于自身的传统定义的固有缺陷，即总是试图对人进行静态的实质性分析，使得人类对于自我的认识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另一方面，随着达尔文主义的发展，人被散布在各种经验事实中，关于人的近代理论也陷入了完全无政府状态。这不仅使得人类对于自我认知之统一性不再相信，同时也使得人对自由之实现充满了疑虑。可以说，卡西尔所创立的关于人的哲学是有着他深切的忧思的。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卡西尔建立了自己的符号哲学，并以此提出了认识自己的可能性。笔者认为，符号哲学对于人类自由之实现同样有着极大的贡献。本文试图在梳理卡西尔关于“人的理论”的过程中，阐发人类自我认知过程的演变，并探索人类自由及其在进化中所表现出的局限性，从而揭示出卡西尔的符号哲学是对前人哲学的超越，挖掘出卡西尔符号哲学与自由之可能的相关处。
一、人类自我认知过程中的自由与局限
在哲学产生的初始阶段，古希腊哲学家把客观的外部世界作为研究的对象，人类关于自我的知识只能通过外部知识来反向指向自身。当苏格拉底把“认识你自己”作为他的哲学宣言时，人类的自我认知便经历了从外部转向“了解自己”的重大转变。面对“人是什么”的问题，苏格拉底用自己的生活经历给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答案，即人应该被视为一种不断探索自我的理性存在。此外，人们可以通过相互的对话揭示出自身的价值，个人的价值体现在对自己生活的不断批评和质询中。在希腊化时期，苏格拉底强调的自我质询在斯多葛派中得到了新的背景支撑。人之理性，不仅是指具有一种获取道德知识的能力，而且是人在宇宙中与宇宙和谐共生的标志。然而，无论在哪个时期，理性都作为人类最牢固的中坚力量支撑着人关于自我认识的理想。理性作为原始力量，使人相信自身所具有的批判能力、判断能力和区分能力。有理智的人所倡导的自由，在这里就是一种基于不变和永恒的理性自由、理念自由。于是，自由之所以可能，便不在于感性生活的瞬间，为了真正享受自由所带来的幸福和尊严，人唯有在与欲望和激情的斗争中，去跟随理性追求思想的光辉。自由在这里是一种相信理念世界的存在，分有而来的不完满的自由。
在古希腊，基于矛盾定律的理性是人们在自我认识中的中坚力量，但是，当理性在面对复杂的人性冲突时，这种原始力量就不再那么牢靠。随着中世纪基督教的不断扩展，理性的这种局限得到了充分体现。原罪说指出，人是因为有理性而被上帝所抛弃。可以说，仅仅通过理性，人既不能理解上帝的意图，也无法过上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一种新的力量——信仰——诞生了。对上帝的信仰是人们有望得到救赎的唯一途径。作为上帝的创造物，人与自然有着同上帝相同的不可理解的神话般的隐秘。逻辑性的分析带给人的只是人类知识层面上的、局限性的不完满自由，理性甚至成为人类最深刻的束缚，苏格拉底就是这样的受害者。苏格拉底对理性的追求与德尔图里安对信仰的维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由于这种束缚而蒙难，寄希望死后以换取最終的自由;后者在此生、此刻便在对上帝无私的爱和信仰中尝到了自由的甜蜜。自由在这个时候是上帝赋予的幸福，是上帝之大爱的体现。
公元393年，基督教成为正统宗教。无论是在政治层面上还是在宗教层面上，基督教教堂都控制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地位的巩固，当局者甚至开始迫害无神论者和异教徒。为了避免诸如宗教裁判所这样的极端惩罚，这个时期诞生了许多虚伪的禁欲主义者。中世纪后期，宗教权威与神圣权威之间的矛盾终于激化，虽然人们仍然相信自己是上帝创造的等级制度中最高的环节，但是教会的极端权力所带来的控制使得人们日渐不满。上帝在这一时期仍作为人们心中不可动摇的信念，而人是造物主所宠爱的一切权力中心。然而，这一观念随着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遭到了完全的颠覆。日心说认为，地球及它的主人——人类，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反而不过是浩瀚宇宙中一粒普通的、与其他星球无异的存在。地球只不过是围绕着太阳，需要靠着太阳的能量才能进行正常运转。人并不是上帝所创等级的最高存在，甚至当一切都要以科学为视角来加以解释时，上帝这一纯粹精神也要面临拷问。现在，人发现自己被包裹在一个寂静的宇宙中，即使是他最深刻的宗教和道德情感的要求也无法获得来自神灵过去那样的怜悯之情。人类在新的世界观下，充满了恐惧和虚无。上帝的缺失使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生存基础。在思想上，人们再一次发现了辩证法的力量。对“无限”概念的新的解读使得人们明证了自身理性能力的无限扩展。面对未知时最深的恐惧同时也可以变成征服未来时最无惧的勇气，沉默而无限的宇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表达人的理性。在当代哲学和科学中，数学的蓬勃发展证实了这种力量的坚实。有关理性能力的信念再次成为人们面对世界时的武器。自由在实践理性力量的庇护下，随着人类足迹在世界各地的扩张、征服和掠夺活动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但是，基于逻辑分析的数学力量真的万无一失吗？狄德罗指出，基于理性分析的数学在帮助比较、整理和组织已知事实上贡献卓著，而对于未知经验事实的探索，仅凭数学原因似乎并不足以给出答案[1]24。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强化了这一观点。在达尔文看来，人类被定义为高级的物种，与其他生物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有的只是生命的不断流动。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都是这种经验主义的代表：他们与达尔文一样，都声称发现了主导人类的最终原因和主要功能。人作为经验的产物，跟随着自身的生物本能释放着体内的欲望。但是，这些经验主义者却只是基于自己的思想来解释这些主要原因，大家各执一词，都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关于人的最终真理，结果却只是在各种矛盾的解释中相互缠绕。当有经验的人实践他们的动物本能时，他们会以对物质欲望高度赞扬而忽视掉约束力的牵引，每一次欲望的释放就是对自由的接近。在这个时代，人们具有敏锐而深刻的理性分析能力，并且不乏丰富的事实资料以供分析。然而，大家在各执一词的情况下失去了理智中心的作用，信息的丰富性不仅不能使人们洞悉人类文化的普遍特征，而且还增加了人类自我认知的困惑。正如卡西尔指出的那样：“当这样一种能够指挥所有个别的中心力量不再存在时，这个问题的真正危机出现了。”[1]22 二、卡西尔符号系统——人类的独特功能圈
在关于人性的传统观点上，无论是古希腊理性主义、中世纪神学，还是近代生物学理论，都是从静态物化的角度来定义人的本质。人类被定义为某种实体的影像，例如绝对理性的存在、上帝的创造物、动物的本能承受者，而不是从历史发展和具体现实的角度考察人类的存在本身。这种将人们视为共相的从属的理论，实际上是人类对自由的阉割。自由若作为实体的一面，便与人形成了沟壑，人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享受到自由。为了获得自由，必须牺牲一个方面作为代价。例如，德谟克里特因为崇尚理性而刺破了他的眼睛，理性自由带来的诱惑让人可以摒弃自身的其他组成部分。根据卡西尔的观点，历史上关于人的理论都没有能够抓住问题的核心。为了解决人类自我认知的危机，必须在批评前辈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型的人类哲学，卡西尔的符号哲学在此背景下便应运而生。
卡西尔指出，人不仅是一种相对较高物种的动物，换句话说，人不仅像动物一样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现实世界中，而且还生活在人类自身编织的经验符号网络之中，后面的这一世界是达尔文主义者所忽略的。通过符号网络这一中介，人们不再直接对外部刺激做出反应，人的反应时间被延迟了。其他动物只能在临时的情景中做出特定的、一次性的“应激反应”，人却可以在对行为的控制中延长对反应的输出，这里面有了符号，亦即人类的思维活动作为中介，由此人从感性领域过渡到了理论领域，“他以语言，艺术形象，神话符号和宗教仪式的形式紧紧包裹着自己”[2]。而那些没有符号作为中间的存在物，只能是“他生活在想象和激情、希望与恐惧、幻觉与幻灭、幻想与梦境之中”。因此，在卡西尔看来，作为世界与人类之间独特的交流形式，符号是人类在两个世界当中进行穿梭的必不可少的桥梁。
有了这样的介质，人便不再是纯粹性的动物，而是具有理性、能思维的符号性动物。为了解释符号的含义，卡西尔继续区分了作为事实的信号和具有意义的符号：信号指向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作为事实存在，它没有特定的含义;符号则因其而构造了人类的行为价值，成为了意义世界的组成部分。在谈到符号的起源时，卡西尔深入强调了符号的这一价值。卡西尔说，不能将存在与发生割裂开来，即不可能只谈论存在，也不能只谈论发生，而是应将存在视为发生中的存在，并将发生视为存在中的发生。在海伦·凯勒学习抽象词“水”的过程中，卡西尔发现了符号的产生实际上是人们通过不断地感知经验最终实现抽象化的过程。凯勒因为先天的感性能力缺失，使她在实际学习过程中少了正常人应有的接受能力。为了能让凯勒这样的人彻底学会某个单词，必须让她在与实际的物质信号，比如“水”的重复接触中不断强化这一概念，并最终实现在脱离具体实物时能在头脑当中对应出“水”这一物质实体的抽象概念。我们所感知到的感性意义上的可触摸的水，在它背后包含着无法感知到的抽象含义——“水”这一符号内涵。这里的关键点是，我们无法追溯作为抽象概念的感知体验是如何“突然”地在特定时刻被人所发现，并明了其中的本质。我们只能模仿感性直观突变之前和之后的过程和形式。从该事例可以看出，如果把研究重点放在符号的时间来源上，只能落入物理的错觉之中。因此，对于符号的生成，我们只能给出描述性定义，符号作为感性世界背后的意义的指称者，在起源上保有无法理解的神秘。另一方面，对于信号来说，由于动物只能在生理上对信号作出应激反应，也只能在生理本能的局限下成为物理世界的非符号性存在。巴甫洛夫通过他的实验说明了这一点，狗对于食欲天生不可抗拒，它会在食欲的驱使下响应任何食物的信号来源。动物既无法理解由符号构建的意义世界，也无法在活动中创建符号，而只能在信号的驱使下一次次满足当下的生物本能，不会有对符号世界的担忧与思考。人类作为符号的动物，则可以在两个世界之间进行转换，将纯物理信号转换为有意义的符号，并以此来解释未知的存在。因此，人们在已经建立的符号网络上进行他们之间的对话。人在自己创造的符号世界中进行着思维与物质的交换，他为自己的自由找到了一个能施展自身的地方，人的自由便在这个意义上达到了空前的广度与深度。
三、人类在行进中恢复自由
卡西尔通过动态定义人的本质将人描述为符号性的存在。可以说，卡西尔在人类问题的研究方法上迈出了一大步[3]。人没有永远的实质的本质，而只是在“符号”的创造中不断改变着世界，并扩大了自由的领土。这种独特的创造力既是人类的成就，也是他无法逃脱的命运。可以说，人类在不断创造符号的过程中对自身自由的解放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卡西尔曾在与海德格尔有关自由与有限的辩论中指出：“自由终归只能在行进着的恢复自由的过程中被发现。”因为，“人作为有限的存在在本体上具有一定程度的无限性，但是人在创造自身的存在方面不是无限的或绝对的，而是从存在的意义上理解的，理解是无限的”，并且这样的本体恰好是“最严格的有限性证明”。通过劳动，人们在创造象征文化的过程中恢复了自由，同时体验了其无限性。无限不一定是实际无限。它的出发点是有限的人类，但是无限的功能是使人们能够实现从存在的事实到纯形式领域的直接过渡。在这个过程中，人将实现无限。这样，卡西尔就表现出人、符号、世界和自由之间的关系：作为象征性动物的人是具有工作能力的理性存在，而他的超越反映在整个世界和他自己的开放中。自由在辨证意义上获得了最大的认可，有限的人继续走向未来，实现了自由带来的无限性。
简而言之，卡西尔的符号哲学为人类问题提供了生动的答案。通过分析人类历史中自我认知过程的演变，他揭示了不同时期关于人的天性的理论。在过去，自由永远是有限的、不纯净的自由。人们已经发现，旧的研究方法只会导致人类自我认知的危机。虽然，卡西尔的文化哲学问题并没有消失，例如，指责卡西尔将生活中的人们抽象为仅使用先验符号的一种存在。但这不影响卡西尔在人类问题上发出的光。卡西尔转向人类问题的研究方法（从内容到形式）的确是人类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他的象征哲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在文化建设上的努力，而且可以看到他关于人类主体自由的颂歌。在符号网络中，充满意义的文化结构孕育了人们的不同需求，释放了人们内心对形而上学的渴望。他自由地穿梭在其所构建的象征性世界中，不断进行有意义的信号转换。梵高用一颗星星在他的画作中表达希望;卡夫卡的城堡充满了对世界的恐惧和理想;亚伯拉罕以儿子为祭，向上帝表達了他的决心。人们在寻找符号的过程中会反馈自己的个人自由。卡西尔在《人论》中写道：“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性质，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1]87在这项人类独享的劳作中，人类明证了自身的自由，并在与人的联系中真正实现了自身，重新找回了关于人的定义。
参考文献：
[1]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2]苗青丽.卡西尔《人论》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862-866.
作者简介：廖小忆，贵州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