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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危难
在日本史上最强地震以及随之而来的海啸、核泄漏等次生灾害摧毁性的打击下，日本的普通民众表现出这个民族特有的沉着、克制和自律。灾害发生地区的情况一天数变。《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克服交流的障碍、交通、通讯的种种难以想象的不便，深入灾区，把目光投向空前灾难之中的普通日本民众。关注我们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那里的民众是怎样应对、战胜灾变；在大自然的考验下，展现人性的尊严和高贵。
核紧急事态像之前的巨浪一样正在整个日本蔓延，这比地震本身更加持久和恐怖
日本时间2011年3月11日14时46分，如果能俯瞰地球，就能发现在这个瞬间日本本州岛向东移动了2.4米。这一天地球自转加快了1.6微秒。
在这两个数字背后，是日本历史上发生过的最强烈地震，也是1900年以来的全球第四强震。1964年，美国阿拉斯加大地震排在它的前面。
日本与美国都盛产灾难片，但美国灾难片大多洋溢着一种乐观情绪，而日本的灾难片则将灾难作为不可抗拒的，极少有人定胜天的乐观。
作家川端康成说过，“没有什么形象，比关东大地震时逃亡者那源源不断的行列，更能激荡我的心。”
这或许可以解释，当又一场大灾难来临时日本人表现出的平静，虽然当中并不见得乐观。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被柔软的海水拆散
3月11日，崔其君第一次发现原来东京各处隐藏着这么多广播喇叭。“所有人全部撤离！”广播声急促、响亮，循环播放的同时还伴随着倒计时的声音，随即警报拉响。
40岁出头的崔其君是职业女性，在日本富士之旅旅行社当导游。
此时她正在学校参加儿子的家长会。在日本，学校是政府规定的避难场所，有着最为坚固的建筑。她更担心已经回家的儿子。他们住在东京江东区，这里离市中心不远，坐地铁十几分钟可以到达银座，距离皇宫不过几公里。公寓在14层。崔其君想，自己在地面上都感到如此剧烈的摇晃，不知道14层的高楼会出现怎样的意外。
电话不通。她只能往家里跑，心里想着儿子。在东京已经定居6年，崔其君对地震习以为常。她能估计出来，东京此时的震级已经达到6级左右。但是她并不清楚，她姐姐的住处，几百公里外的福岛县此时正在被海啸吞没。
崔其君跑到家，开始爬楼。电梯早已不能使用。她走到7楼，地面又开始剧烈摇晃起来，她被甩下来，磕碰了腿。她继续往上爬，终于到达14层，但没见到儿子。
“他其实比我懂自救的知识。”3天后，崔其君笑得放松且欣慰地回忆，“日本学校一直在教学生遇到地震怎么避险和逃生。一地震，人家早就从楼上下来了。”
和儿子见面之后，崔其君终于有心思和外界联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电话仍然不通，但网络还可以使用。崔其君和原本从不往来的邻居们都跑到了楼下，在空地上，大家都拿着电话试图联系在东北部的亲人,注定徒劳。人们不知所措。“原来都从来不说话的，现在也开始互相聊天，互相安慰了。”崔其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平静下来之后，崔其君上初一的儿子开始提醒她，“把门锁好了吧？”她这才想起，自己奔下楼的时候，发现几乎所有邻居的房门都开着一个门缝，只用保险链从里面挂上而没有上锁。有人告诉她，“地震可能把水管震坏。如果漏水影响到楼下的话，门开着，修理人员比较好发现也容易进入。”
就在东京的人们互相安抚的时候，日本东北部的很多居民已经遭遇灭顶之灾。宫城、岩手、福岛三县的剧烈摇晃持续了数分钟。建在海岸边的仙台机场全部被海水冲泡，跑道被损毁。监控摄像头拍下的画面中，人们在办公室、书店、咖啡馆中不知所措。有人扶着货架、有人企图阻止高处的东西跌落，但很少有人惊慌叫喊。
此时，崔其君的姐姐柴田正在温泉洗澡。“就是感觉摇了摇。后来别人跟我说，这次摇晃得很厉害。”柴田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她所处的地方与海岸相隔着大山，所以相对安全许多。这时候她还并不知道，这次剧烈摇晃的能量源头就潜藏在距自己不远处的海底。日本本州东海岸附近海域的24千米深处，更大的灾难正在酝酿。
摇晃停歇的时候，有人开始逃离有人仍在恍神，甚至有些对地震不以为然的人们停留在海边想看清到底发生了多大的事。很快，那些未能及时逃离的、大意的人们被海水吞没。海浪以每10秒100米的速度砸向岸边。房屋、汽车、树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被柔软的海水拆散。
“地震的时候我们这边的房屋没有一间倒塌，主要是海啸的影响很严重。”柴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潮水退去之后，人们开始面对死难的真相。多处海岸边陆续发现上千具尸体。“某某町发现超过三百具尸体”的新闻随处可见。地震带来的悲痛像之前的巨浪一样蔓延到整个日本，这比地震本身更加持久和恐怖。
“核能支撑富冈！”
崔其君与姐姐柴田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凌晨一点多通过网络互相报了平安。“她家离海岸线还几百公里呢，但是还是联系上才放心。”崔其君说。而两人通上电话已经是三天后的中午。
东京的人们虽然不安，但仍然保持着秩序。地震发生的当天，崔其君记得马路上的车辆已经堵得一塌糊涂，但公交车专用道上没有一辆社会车辆抢路。学校发出通知，每天改为半天课程。崔其君仍然照常上班。
地铁出票口有一个“延迟证明书”，因为地铁延迟而导致的迟到现象，可以被公司豁免。市民只要持本人证件即可领取。早上出去吃早点，店员一个劲儿地点着头说，让您担心了！仿佛这个城市受到地震之累，店员应该为此负有责任。
首相菅直人出现在电视上，他表情严肃地谈及此次地震是“二战后日本面临的最大的危机。”内阁主要官员逐一面对记者回答提问。伴随着政府官员的演讲和记者会，电视台不断播出最新发现的遇难者数字以及海啸发生时的画面。日本媒体评价地震所造成的影响时说，“东北部一些城市几乎处于毁灭状态。”
此次地震所涉及的东北部地区经济基本以渔业以及农牧业为主。例如重灾区宫城县，就是日本数一数二的水产大港，因为离世界三大渔场“三陆冲渔场”较近，使其水产量也相当丰富，除大马哈鱼、秋刀鱼以外，也以鱼翅等海货闻名于世。因为温泉资源丰富，旅游旺季时，很多游客到此地享受温泉。其南部的福岛县盛产水果，四季均能收获苹果和桃子。当地的造酒业十分发达。
平日里这些安宁的景象早已深入人心，很少有人留意，如果极端灾害来临，福岛县坐落着的核电站可能存在危险。
福岛一站1号机组于1967年9月动工，1970年11月并网，1971年3月投入商业运行，二号站也于1975年开始施工建设。在那个年代，核电站为当地贡献了税收且提供着高薪的工作。据称，当时在核电站附近的小城富冈町能看到大型广告，上书“核能支撑富冈！”
很少有人担心核电站的安全。在日本，很多核电站已经成为了旅游景点。在崔其君记忆里，为了表明核电站对环境没有污染，电站周围都被种植了珍贵的花草树木，养殖了稀有鱼类。电力公司用这样的方式让周围的居民安心。核电站就像一个普通的建筑物，一直安静地伫立在民房的不远处。
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崔其君一家就基本恢复了日常生活。
14日她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通话时，刚刚买菜回家，准备做饭。“商店里，饼干一类的卖得比较空。但是蔬菜很好买。东京的物价波动不大。生活基本没有太大影响。”崔其君说。她按照政府官员们在电视上的号召开始节电。比如拔下电水壶的保温插销、尽量不使用暖风空调。
这一天开始，东京电力对东京部分地区（东京23区外）进行轮流停电。
东京电力把预计停电的区域分成5个集团，每个集团在不同时间带进行轮流停电。同时，东京电力建议各企业商店和居民节约用电。由于很多居民配备了手电筒、应急灯等，东京节电情况较好，第一集团的停电计划（从14日6：20～10：00）以及第二集团、三、四集团的停电计划（从14日9：20～13：00） 被取消。
这一天，中国、德国、美国等多国专业救援队均已准备启程前往日本参与救灾。
与此同时，在福岛县的姐姐柴田也恢复了全职主妇的日子。两个女儿分别去往学校。“仍上整天课，中午在学校吃饭。”她说，“没什么担心的。”
虽然核电站已经爆炸了。
核危险区域在扩大
粉尘炸开的时候像一个烟圈向四周慢慢扩散，然后是更剧烈的爆炸，烟雾形成了一个灰色的云朵。3月12日的这次小型爆炸唤起了人们对于核辐射的一切想象。媒体引导着专家们以此对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的异同。
12日凌晨2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抵达福岛。当天傍晚，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发生爆炸，日本政府紧急将疏散人群扩大至20公里半径，涉及人群达到8万人。
而当记者进入距离第一核电站40公里的田村时，却感觉这里异常平静，看不到如传闻所言人人戴口罩穿防护服的景象。
田村市有将近1万人被转移，虽然政府公告说转移半径为20公里以内，但实际上转移半径扩展得更广。
田村市政府大楼在11日的地震中被震得四处裂缝，但并不影响这里的工作人员没日没夜的奋战。记者到达时，市政府大楼前正集结了十几个头戴安全帽的工作人员，他们即将出发前去寻找那些固执留在家中，而不肯到政府提供的避难所避难的市民。
在田村市船引小学避难所避难的加井秀明一家，最担心的问题与核辐射无关，竟是无法泡澡的烦恼。一个3层的小学聚集了700个避难市民，人们混杂地睡在一起。每个人只分得简单的被褥和食物。但这在加井眼中，比起断水断电的自宅，已经好太多。“最起码，我所有的家人都平安地在这里团聚，这比什么都强。”
加井的儿子刚出生两个月，他成为船引小学避难所最小的难民。避难所特别为他每天供应已属奢侈品的“牛奶”。这让加井感到很感动。
田村市总务部科长石井昌久是此次转移的负责人，他带领的总务室全员待命，负责协调市民生活必须。石井跑来跑去一刻也不停。“核辐射？没有感觉。说实话，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避难所市民的吃饭问题！”石井说，“虽然不断有食物从外面送进来，但是还是远远不够。”
事实上，这并非福岛这座核电站首次出现问题。2008年6月福岛核电站核反应堆5加仑少量放射性冷却水泄漏。官员称这没有对环境和人员等造成损害。而2007年，东京电力公司承认，福岛第一核电站１号机组反应堆主蒸汽管流量计测得的数据曾在1979年至1998年间先后28次被篡改。
当然，之前的纰漏远远没有此次的事故严重。12日的爆炸仅仅是个开始。不同机组的连续爆炸几乎不可避免。从此，在地震刚刚发生一天之后，人们的视线已经从地震转移到海啸，再从海啸定格到核辐射。相比于为葬身地下的人们表达悲伤，大家更关心核辐射的粉尘是否会逐渐扩散。
日本政府开始确认爆炸发生后有放射性物质泄漏到外部。日本福岛县东京电力公司所属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周边的双叶町、大熊町、富冈町的全部居民12日上午开始到划定的危险区域之外避难，总计约两万人。危险区域很快被扩大，疏散人群逐渐超过10万。日本政府对外宣称此事为“核紧急事态”。
3月14日，电站三号机组发生爆炸之后，东京电力公司宣布包括工人在内的11人受伤。此前一天的报告称已有190人遭到辐射。
核电厂的几个机组轮流出现问题，冷却、注水、堆心熔毁
在日本史上最强地震以及随之而来的海啸、核泄漏等次生灾害摧毁性的打击下，日本的普通民众表现出这个民族特有的沉着、克制和自律。灾害发生地区的情况一天数变。《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克服交流的障碍、交通、通讯的种种难以想象的不便，深入灾区，把目光投向空前灾难之中的普通日本民众。关注我们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那里的民众是怎样应对、战胜灾变；在大自然的考验下，展现人性的尊严和高贵。
核紧急事态像之前的巨浪一样正在整个日本蔓延，这比地震本身更加持久和恐怖
日本时间2011年3月11日14时46分，如果能俯瞰地球，就能发现在这个瞬间日本本州岛向东移动了2.4米。这一天地球自转加快了1.6微秒。
在这两个数字背后，是日本历史上发生过的最强烈地震，也是1900年以来的全球第四强震。1964年，美国阿拉斯加大地震排在它的前面。
日本与美国都盛产灾难片，但美国灾难片大多洋溢着一种乐观情绪，而日本的灾难片则将灾难作为不可抗拒的，极少有人定胜天的乐观。
作家川端康成说过，“没有什么形象，比关东大地震时逃亡者那源源不断的行列，更能激荡我的心。”
这或许可以解释，当又一场大灾难来临时日本人表现出的平静，虽然当中并不见得乐观。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被柔软的海水拆散
3月11日，崔其君第一次发现原来东京各处隐藏着这么多广播喇叭。“所有人全部撤离！”广播声急促、响亮，循环播放的同时还伴随着倒计时的声音，随即警报拉响。
40岁出头的崔其君是职业女性，在日本富士之旅旅行社当导游。
此时她正在学校参加儿子的家长会。在日本，学校是政府规定的避难场所，有着最为坚固的建筑。她更担心已经回家的儿子。他们住在东京江东区，这里离市中心不远，坐地铁十几分钟可以到达银座，距离皇宫不过几公里。公寓在14层。崔其君想，自己在地面上都感到如此剧烈的摇晃，不知道14层的高楼会出现怎样的意外。
电话不通。她只能往家里跑，心里想着儿子。在东京已经定居6年，崔其君对地震习以为常。她能估计出来，东京此时的震级已经达到6级左右。但是她并不清楚，她姐姐的住处，几百公里外的福岛县此时正在被海啸吞没。
崔其君跑到家，开始爬楼。电梯早已不能使用。她走到7楼，地面又开始剧烈摇晃起来，她被甩下来，磕碰了腿。她继续往上爬，终于到达14层，但没见到儿子。
“他其实比我懂自救的知识。”3天后，崔其君笑得放松且欣慰地回忆，“日本学校一直在教学生遇到地震怎么避险和逃生。一地震，人家早就从楼上下来了。”
和儿子见面之后，崔其君终于有心思和外界联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电话仍然不通，但网络还可以使用。崔其君和原本从不往来的邻居们都跑到了楼下，在空地上，大家都拿着电话试图联系在东北部的亲人,注定徒劳。人们不知所措。“原来都从来不说话的，现在也开始互相聊天，互相安慰了。”崔其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平静下来之后，崔其君上初一的儿子开始提醒她，“把门锁好了吧？”她这才想起，自己奔下楼的时候，发现几乎所有邻居的房门都开着一个门缝，只用保险链从里面挂上而没有上锁。有人告诉她，“地震可能把水管震坏。如果漏水影响到楼下的话，门开着，修理人员比较好发现也容易进入。”
就在东京的人们互相安抚的时候，日本东北部的很多居民已经遭遇灭顶之灾。宫城、岩手、福岛三县的剧烈摇晃持续了数分钟。建在海岸边的仙台机场全部被海水冲泡，跑道被损毁。监控摄像头拍下的画面中，人们在办公室、书店、咖啡馆中不知所措。有人扶着货架、有人企图阻止高处的东西跌落，但很少有人惊慌叫喊。
此时，崔其君的姐姐柴田正在温泉洗澡。“就是感觉摇了摇。后来别人跟我说，这次摇晃得很厉害。”柴田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她所处的地方与海岸相隔着大山，所以相对安全许多。这时候她还并不知道，这次剧烈摇晃的能量源头就潜藏在距自己不远处的海底。日本本州东海岸附近海域的24千米深处，更大的灾难正在酝酿。
摇晃停歇的时候，有人开始逃离有人仍在恍神，甚至有些对地震不以为然的人们停留在海边想看清到底发生了多大的事。很快，那些未能及时逃离的、大意的人们被海水吞没。海浪以每10秒100米的速度砸向岸边。房屋、汽车、树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被柔软的海水拆散。
“地震的时候我们这边的房屋没有一间倒塌，主要是海啸的影响很严重。”柴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潮水退去之后，人们开始面对死难的真相。多处海岸边陆续发现上千具尸体。“某某町发现超过三百具尸体”的新闻随处可见。地震带来的悲痛像之前的巨浪一样蔓延到整个日本，这比地震本身更加持久和恐怖。
“核能支撑富冈！”
崔其君与姐姐柴田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凌晨一点多通过网络互相报了平安。“她家离海岸线还几百公里呢，但是还是联系上才放心。”崔其君说。而两人通上电话已经是三天后的中午。
东京的人们虽然不安，但仍然保持着秩序。地震发生的当天，崔其君记得马路上的车辆已经堵得一塌糊涂，但公交车专用道上没有一辆社会车辆抢路。学校发出通知，每天改为半天课程。崔其君仍然照常上班。
地铁出票口有一个“延迟证明书”，因为地铁延迟而导致的迟到现象，可以被公司豁免。市民只要持本人证件即可领取。早上出去吃早点，店员一个劲儿地点着头说，让您担心了！仿佛这个城市受到地震之累，店员应该为此负有责任。
首相菅直人出现在电视上，他表情严肃地谈及此次地震是“二战后日本面临的最大的危机。”内阁主要官员逐一面对记者回答提问。伴随着政府官员的演讲和记者会，电视台不断播出最新发现的遇难者数字以及海啸发生时的画面。日本媒体评价地震所造成的影响时说，“东北部一些城市几乎处于毁灭状态。”
此次地震所涉及的东北部地区经济基本以渔业以及农牧业为主。例如重灾区宫城县，就是日本数一数二的水产大港，因为离世界三大渔场“三陆冲渔场”较近，使其水产量也相当丰富，除大马哈鱼、秋刀鱼以外，也以鱼翅等海货闻名于世。因为温泉资源丰富，旅游旺季时，很多游客到此地享受温泉。其南部的福岛县盛产水果，四季均能收获苹果和桃子。当地的造酒业十分发达。
平日里这些安宁的景象早已深入人心，很少有人留意，如果极端灾害来临，福岛县坐落着的核电站可能存在危险。
福岛一站1号机组于1967年9月动工，1970年11月并网，1971年3月投入商业运行，二号站也于1975年开始施工建设。在那个年代，核电站为当地贡献了税收且提供着高薪的工作。据称，当时在核电站附近的小城富冈町能看到大型广告，上书“核能支撑富冈！”
很少有人担心核电站的安全。在日本，很多核电站已经成为了旅游景点。在崔其君记忆里，为了表明核电站对环境没有污染，电站周围都被种植了珍贵的花草树木，养殖了稀有鱼类。电力公司用这样的方式让周围的居民安心。核电站就像一个普通的建筑物，一直安静地伫立在民房的不远处。
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崔其君一家就基本恢复了日常生活。
14日她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通话时，刚刚买菜回家，准备做饭。“商店里，饼干一类的卖得比较空。但是蔬菜很好买。东京的物价波动不大。生活基本没有太大影响。”崔其君说。她按照政府官员们在电视上的号召开始节电。比如拔下电水壶的保温插销、尽量不使用暖风空调。
这一天开始，东京电力对东京部分地区（东京23区外）进行轮流停电。
东京电力把预计停电的区域分成5个集团，每个集团在不同时间带进行轮流停电。同时，东京电力建议各企业商店和居民节约用电。由于很多居民配备了手电筒、应急灯等，东京节电情况较好，第一集团的停电计划（从14日6：20～10：00）以及第二集团、三、四集团的停电计划（从14日9：20～13：00） 被取消。
这一天，中国、德国、美国等多国专业救援队均已准备启程前往日本参与救灾。
与此同时，在福岛县的姐姐柴田也恢复了全职主妇的日子。两个女儿分别去往学校。“仍上整天课，中午在学校吃饭。”她说，“没什么担心的。”
虽然核电站已经爆炸了。
核危险区域在扩大
粉尘炸开的时候像一个烟圈向四周慢慢扩散，然后是更剧烈的爆炸，烟雾形成了一个灰色的云朵。3月12日的这次小型爆炸唤起了人们对于核辐射的一切想象。媒体引导着专家们以此对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的异同。
12日凌晨2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抵达福岛。当天傍晚，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发生爆炸，日本政府紧急将疏散人群扩大至20公里半径，涉及人群达到8万人。
而当记者进入距离第一核电站40公里的田村时，却感觉这里异常平静，看不到如传闻所言人人戴口罩穿防护服的景象。
田村市有将近1万人被转移，虽然政府公告说转移半径为20公里以内，但实际上转移半径扩展得更广。
田村市政府大楼在11日的地震中被震得四处裂缝，但并不影响这里的工作人员没日没夜的奋战。记者到达时，市政府大楼前正集结了十几个头戴安全帽的工作人员，他们即将出发前去寻找那些固执留在家中，而不肯到政府提供的避难所避难的市民。
在田村市船引小学避难所避难的加井秀明一家，最担心的问题与核辐射无关，竟是无法泡澡的烦恼。一个3层的小学聚集了700个避难市民，人们混杂地睡在一起。每个人只分得简单的被褥和食物。但这在加井眼中，比起断水断电的自宅，已经好太多。“最起码，我所有的家人都平安地在这里团聚，这比什么都强。”
加井的儿子刚出生两个月，他成为船引小学避难所最小的难民。避难所特别为他每天供应已属奢侈品的“牛奶”。这让加井感到很感动。
田村市总务部科长石井昌久是此次转移的负责人，他带领的总务室全员待命，负责协调市民生活必须。石井跑来跑去一刻也不停。“核辐射？没有感觉。说实话，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避难所市民的吃饭问题！”石井说，“虽然不断有食物从外面送进来，但是还是远远不够。”
事实上，这并非福岛这座核电站首次出现问题。2008年6月福岛核电站核反应堆5加仑少量放射性冷却水泄漏。官员称这没有对环境和人员等造成损害。而2007年，东京电力公司承认，福岛第一核电站１号机组反应堆主蒸汽管流量计测得的数据曾在1979年至1998年间先后28次被篡改。
当然，之前的纰漏远远没有此次的事故严重。12日的爆炸仅仅是个开始。不同机组的连续爆炸几乎不可避免。从此，在地震刚刚发生一天之后，人们的视线已经从地震转移到海啸，再从海啸定格到核辐射。相比于为葬身地下的人们表达悲伤，大家更关心核辐射的粉尘是否会逐渐扩散。
日本政府开始确认爆炸发生后有放射性物质泄漏到外部。日本福岛县东京电力公司所属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周边的双叶町、大熊町、富冈町的全部居民12日上午开始到划定的危险区域之外避难，总计约两万人。危险区域很快被扩大，疏散人群逐渐超过10万。日本政府对外宣称此事为“核紧急事态”。
3月14日，电站三号机组发生爆炸之后，东京电力公司宣布包括工人在内的11人受伤。此前一天的报告称已有190人遭到辐射。
核电厂的几个机组轮流出现问题，冷却、注水、堆心熔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