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描繪一下中国歌剧界近年来的状况，是否可以如此形容：“风起云涌，参差不齐，各摆擂台”。
　　首先是原创歌剧遍地开花、层出不穷——质量如何暂且不论。演出方面，自从北京国家大剧院建成后，可以说是一马当先、一骑绝尘、遥遥领先；天津歌剧院异峰突起、后起之秀、欲做老二。原本是歌剧重镇的上海，痛感落后，力图急起直追，近来已渐有起色，不仅演出剧目和场次开始增多，而且注重歌剧的制作。关于这点，尤其值得一说。
　　当今世界歌剧界，上演的剧目还是以经典歌剧为主。如何让传统的经典歌剧贴近、融入当今社会，旧貌变新颜，其主要途径就是重视歌剧制作，“新瓶装老酒”。评判一部歌剧新制作是否成功，我的观点是——标新立异与自圆其说的平衡。
　　首先要新，出奇制胜。但要新得合理，有创意，有深度，就必须要有自圆其说的逻辑性。易立明版《蝙蝠》，一开场的序曲，场景是动物园，一群动物在欢舞。这时艾先生闯进动物园，用弹弓射击动物，被动物管理员抓获，要关禁闭，由此引出全剧。这个开头确实有新意，联系到第二幕的场景是十二生肖雕塑展开幕晚宴，第三幕的场景是动物园禁闭室，可见动物主题在此版《蝙蝠》中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再联想到剧名《蝙蝠》，其中人与动物的关系（人本来就是高级动物嘛），易立明是有着其独特寓意的。然而仔细一想，问题来了。其一，艾先生即便是犯错，动物园就有权关他禁闭吗（而且是关在动物园）？那位卜德林律师就那么无能？这不是开法律的玩笑吗？其二，动物园私设禁闭室，将人与动物囚于一笼，于情于理说得通吗？这是否荒诞到近似荒唐？也许易导会说，这部戏本来就是喜剧闹剧，夸张离谱些没关系，但正所谓过犹不及，做过头了很可能适得其反。还有，全剧的删节太多（主要是第二、第三幕），有头重脚轻之感。
　　由此可见，易立明做到了标新立异，但更重要的自圆其说显得欠缺。据说易立明有个工作习惯——通读一遍剧本后，即以最新鲜的第一感受定下制作思路，基本不会再有大的改动。如果真是这样，虽然证明易立明确实是才思敏捷，但制作未免缺乏精雕细琢。据我所知，西方的一些大导演，有的要用一年甚至数年时间精心构思制作一部歌剧，而且在上演后还会不断修改、精益求精。歌剧制作其实也是一种创作，并非唾手可得轻而易举。一部成功的歌剧制作往往是歌剧导演呕心沥血之作。
　　尽管易立明的这部歌剧新制作有着一定的缺陷，但上海版《蝙蝠》依然有很多新意值得肯定。歌剧艺术本来就是舶来品，先进前卫的歌剧制作理念更是近年才在国内引起重视。易立明作为开路先锋，其敢为人先的开拓创新精神值得肯定。有创新，就会有失误。人才难得，我们需要宽容，并给予鼓励，假以时日，相信易立明会有更出彩的制作出现。
　　谈了制作，还必须要说到乐队和演员的表现。张国勇指挥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从一开始的序曲即进入状态，对剧中施特劳斯圆舞曲、波尔卡等的挥洒，对音乐中洋溢的维也纳风情的掌控，生机勃勃、自然生动，令观众都有一种跃跃欲试手舞足蹈的感觉。张国勇是国内俄罗斯派作品的诠释代表，没想到他对轻盈飘逸的维也纳音乐也了如指掌，可见张国勇指挥艺术的日益全面、丰富和精进。可惜《蝙蝠》只演一场。我一直认为，中国指挥家最缺乏的还是施展艺术才华的舞台。如果让张国勇指挥三场、五场、十场《蝙蝠》呢？这在欧美的歌剧演出中可能是家常便饭，但在我们这里却困难重重。这又是一个明显的差距。
　　上演轻歌剧，一般来说是比较自由的，特别是台词部分，可以根据上演的年代、国情、地域风情等稍作改动，此番《蝙蝠》也是这样。我认为台词的“洋为中用”基本还是成功的，除第三幕稍别扭些。也许是为了更贴近中国观众、上海观众，此番《蝙蝠》的角色姓名也依据原文的音调相应作了改动，颇有可取之处，也是一种有意思的尝试。
　　演员方面，徐晓英饰演的罗莎琳德，无论是表演还是演唱，最为出彩。惜乎她在第二幕的一个高音没唱好，影响了后面的情绪发挥。也许她在第一幕太用劲、太用力了，嗓音状态有些后继乏力。于浩磊饰演的艾先生，令我眼睛一亮，他整体的演唱自然放松，举手投足幽默风趣，很契合角色。中国歌剧演员中有如此诙谐素养的，少见。他其实更适合狱卒的角色。张帆涛是近年冒出的新秀，唱腔洋味足，人物（阿尔弗雷德）表演稍欠老到。老戏骨杨小勇饰演的法尔柯，仅是个串戏的角色，用武之地不多。北京“外援”李晶晶饰演女佣阿黛，外形小巧玲珑，表演老到自然，演唱花腔出色。李娜饰演的奥罗夫斯基，“阴阳怪气”，在人物刻画上别具一格。特邀滑稽演员钱程饰演剧中的动物饲养员，本来也许是最大的看点，但实践证明是个败笔——幽默滑稽得“硬邦邦”，一点不自然，而且与全剧的氛围味道违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