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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的理论研究，通过对中国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的现有实践、政策等问题进行评价，发现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主要呈现单向性特征，职业教育跨境输出活动开展得比较少，并且在区域分布上不均衡。基于以往经验，结合“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等方面的综合考虑，探讨中国职业教育面向“一带一路”海外办学的国家梯度选择和跨境输出的有效模式，并从经验提炼、政策沟通、团队构建、行业力量、经费支持等方面提出推进中国职业教育面向“一带一路”国家海外办学的实施战略。
[關键词]“一带一路” 职业教育 海外办学 战略架构 输出模式
[作者简介]李富（1974- ），男，浙江安吉人，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副教授，博士。（江苏 无锡 21415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资助课题“‘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的长效机制研究”（课题编号：B-a/2018/03/01）、2018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一带一路’倡议下江苏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的长效机制研究”（课题编号：18SYC-031）和2018年度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校级课题“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的实践评价及对策研究——以一带一路国家为例”（课题编号：KJXJ184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8）19-0005-06
一、引言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基础教育在一些国家还没有普及，接受规范的职业技术教育的人就更少。低下的劳动生产率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同时也制约着在当地投资的中国企业的发展，这对中国职业教育的对外开放格局提出了新的要求。职业教育应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倡议，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与技术支撑。近年来，中国职业院校在海外办学方面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尝试，取得了一些成就，也期望有更多的理论与政策来指导。
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的理论源于高等教育的跨境输出。国际关于高等教育跨境输出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高等教育跨境输出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推广，高等教育跨境输出已成为世界教育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国际上对高等教育跨境输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高等教育跨境输出背景与动因的研究。Jane Knight认为全球化因素，如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崛起，以及市场经济因素、区域贸易协定，加速了高等教育的国际流动性。二是对高等教育跨境输出质量监管的研究。Martin和Michaela等认为许多国家对跨境高等教育缺乏适当的监管和质量保证机制，并选择了来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7个案例进行了具体研究。三是对跨国教育输出与当地劳动力发展关系的研究。Anh Pham通过审视国际教育中心或高等教育跨境分校，讨论在东亚地区如何有效促进跨境高等教育发展，分析政策对跨境高等教育和毕业生属性的影响，剖析跨境高等教育与东道国劳动力发展之间的影响关系，并从雇主角度探讨对跨境高等教育成果进行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性。四是对跨境流动政府作用的研究。Christopher Ziguras和Grant McBurnie通过访问10个国家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决策者，发现政府能够指导或至少影响高等教育跨境流动的方式，探讨了各国政府在日益全球化的高等教育市场面临的关键问题及政策抉择。
国外关于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的研究方面，温蒂陈指出在教育竞争越来越趋于激烈的环境下，加强不同国家高等职业教育间的交流与合作，是高等职业教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向；Jeroen Huisman和Marijk van derwende详细分析了世界高等职业院校在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的趋势下，需要做出的响应和采取的措施，特别强调在高职院校间进行多边的国际化交流和合作。国内关于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职业教育海外办学载体研究。任君庆主张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协同服务是中国职业教育现阶段发展的新任务，职业院校要遵循“粮草先行”“标准研制”“借船出海”“入乡随俗”等原则，拓展境外办学范畴，提升国际影响力。二是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现状研究。例如，莫玉婉通过对中国高职示范院校的普遍调查，认为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进程中依然存在较多问题，建议应发挥政府与院校两个主体的作用，对走出去办学等方面进行重点改革。三是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的优势研究。例如，唐金花、王忠昌从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适应因素、合作历史因素等方面分别分析了中国职业教育对非洲、东盟的输出优势。四是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的困难及对策研究。例如，郝天聪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比较复杂，给中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带来外部挑战，制约中国职业教育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内部挑战则来自于中国职业院校自身服务能力的不足。
总体而言，国外对高等教育跨境输出研究得比较多，对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研究较少；国内对职业教育的海外办学研究有一些，但还缺乏系统性，对“一带一路”下中国职业教育的海外办学研究很少，而这一研究契合世界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迫切需求。
二、中国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的现有实践及评价
中国职业教育海外办学始于21世纪初。政策领域，2002年12月，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法》；2014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提升中外合作办学的力度，扩大合作办学规模；同年，习近平主席在AEPC会议上倡议实施跨境教育，构建中国教育走向世界、世界优质教育资源流向中国的顺利通道；随后，国务院和教育部先后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对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希望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能够适应和服务于我国企业和产品的跨境输出；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了“鼓励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配合企业走出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境外办学，稳妥推进境外办学”等目标。 实践领域，有效的中国职业教育输出工作始于2005年，该年11月，在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国家领导人承诺面向发展中国家，举办“发展中国家管理官员研修班”，计划帮助发展中国家在3年内培训和培养各类人才3万名，作为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内容；在国家部委的委托下，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于2007年举办发展中国家港口管理官员研究班，2009年举办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管理研修班，涉及发展中国家80多个；在缅甸教育部、中国—缅甸友好协会、缅甸中国友好协会、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和江苏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以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为领军的“中缅职教留学生项目”首批项目院校于2016年5月迎来第一批87名缅甸同学；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2017年成立留学生基地，招收来自柬埔寨的留学生。目前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发展模式有与境外大学合作办学、人员培训、项目合作、教师派遣、学习交流等。
海外办学方面，截至2017年，中国职业院校已经在柬埔寨、泰国、赞比亚等多个国家尝试海外办学。2012年，无锡商业技术学院与红豆集团签订共建西港特区培训中心协议，开设了市场营销、物流管理、汉语、商务英语等10多门课程，对中柬员工进行培训；2013年，上海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与美国芝加哥市立大学合作，建设芝加哥分校，联合招收美国高中毕业生；2015年12月，全国第一个职业教育协同企业“走出去”试点项目正式成立，以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作为全国首家试点单位与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院校联合开展“走出去”，探索在赞比亚建立专门学校；2016年，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与贝宁CERCO学院联合组建中非（贝宁）职业技术教育学院；2016年、2017年，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先后在泰国、英国和印度成立“鲁班工坊”；2017年，“柬埔寨留学生教育基地”在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建立。
审视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可以看到中國职业教育国际化活动虽然比较频繁，形式也比较多样，但在国际化进程中，职业教育的国际化交流呈现单向性，以引进国外经验与发展成果为主，对外输出、海外办学还是非常缺乏，被国际社会所知晓或认可的本国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和成果不多，这表明中国职业教育的通用性还有待提炼。此外，尽管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交流与合作新设项目逐年增多，但在地区分布上并不平衡，东部地区明显比中西部地区更加活跃，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中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非均衡性，亟待提升对外开放和海外办学力度。
三、中国职业教育面向“一带一路”海外办学的国家梯度选择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既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设施，又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转移过剩产能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市场。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联合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外交部制定《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对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和周边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境外投资，能带动优势产能、优质装备和技术标准输出的境外投资，与境外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企业的投资合作，境外能源资源勘探和开发，农业对外合作，服务领域境外投资6个领域合作予以鼓励。国家的政策支持为国内企业在新常态下投资“一带一路”开拓了新的市场空间。
在“一带一路”众多国家中，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以及中亚独联体国家是海外办学重点。东南亚地区华人较多，群众基础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物产丰富，并且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关系推进了双边经济往来快速发展等，中国职业教育应把东南亚地区作为海外办学的首要区域。目前已有一些职业院校在东南亚开展了海外办学，如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和柬埔寨的合作办学，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在泰国、印度成立“鲁班工坊”等。非洲地区物产丰富，拥有铜、钴、锂、稀土等战略性资源，经济亟待发展，是中国企业未来战略投资的重要区域。当地技术、技能人才短缺，而且中国和非洲一直以来都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双方人民感情较好，具有较好的政治、群众发展基础，因此从提高当地居民技能水平、服务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角度，非洲国家也应该成为中国职业教育重点关注和开拓的区域。目前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与贝宁CERCO学院合作办学、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与中国一些高职院校联合在赞比亚办学就是很好的开端。此外，中亚独联体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对钢铁、有色、水泥等产品存在较大的市场需求，是中国产能转移和资源保障的重要区域，中国职业教育对中亚独联体国家的跨境输出，有助于中国过剩产能转移、产业转型升级，有助于为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提供人才支撑，因此中亚独联体国家也是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的重要区域。
四、中国职业教育面向“一带一路”海外办学的合作方式
（一）与“一带一路”国家现有院校合作办学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居多，亟待发展经济，但这些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水平较为落后，职业教育体系还不完善，技术技能型专业人才严重缺乏，急需国际社会的帮助。中国职业院校可积极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办学或建立实训基地，得到当地政府和职业院校的支持，有助于海外办学的成功。目前中国一些职业技术学院已经开始了这种模式的合作，如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与贝宁CERCO学院的联合办学、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鲁班工坊”的海外开办都是这种合作的典型，今后需要更多的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此类合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职业教育要跨境合作办学，需要通晓两国的相关政策，如中国职业院校境外办学的审批制度、人员外事政策、对外投资政策，以及东道国的办学准入制度、人事和经费支持政策、土地使用政策等。这些政策需要职业院校在海外办学前有深入的了解，以做好充分的准备，有的放矢。
（二）对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培训中心进行托管
一些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发现制约企业在当地发展的最大瓶颈不是资金问题，而是缺少对企业文化认同的专业技术人才。为解决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的问题，中国企业会在国外举办职业培训中心或开办技能培训所，来对本企业需要的专业人才进行针对性培训，但这种做法往往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今后，为提高企业对外投资效率，国家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如对中国企业提出“中国企业在他国举办职业教育或技能培训，需要与中国职业院校联合办学”的规定，由此推动“走出去”的企业积极与职业院校协同，由国内职业院校对职业培训中心或技能培训所进行托管，提升管理水平。这样既可以利用企业的实践优势，也可以发掘职业院校的办学优势，培养企业需要的专业化人才，同时也能提高中国职业教育在国外的影响力。 （三）与企业协同去“一带一路”国家联合办学
职业教育的校企协同海外办学是指在政府的引导下，由“走出去”的中资企业主导并与中国职业院校联合，在海外建立职业院校，对所在国民众特别是中资企业员工提供职业培训或学历教育，为所在国培训、培养一批技术过硬、认同中国文化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与企业管理人才。在职业院校海外办学中，为减少风险，学校和企业协同合作可以采取“集中优势、抱团成行”的方式，即“多学校 多企业”联合“走出去”的办学模式，特别是知名行业企业与在国内有影响力的职业院校联合，依托优势专业与优势资源输出，建构“一带一路”跨境办学的职教联盟平台，形成抱团和互利互惠的工作机制，有助于提升中国职业教育在当地的影响力，提高中国职业教育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办学竞争力。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与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院校在赞比亚的联合办学就属于此种。在这种协同“走出去”合作办学的模式中，校企合作共同建设学校，共同培养人才，进行全方位协作，多元化主体共建。在办学中，要深化产教融合，以企业的现实需求为导向，根据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变化，调整人才培养模式，最好实行“双导师”的现代学徒制，提高学生对未来企业工作的适应能力。
五、中国职业教育海外办学亟待解决的问题及对策
（一）职业院校海外办学标准问题
中国职业教育要面向“一带一路”国家海外办学，首先需要对中国职业教育的经验、模式、制度等进行提炼，归纳出中国职业教育的典型模式，提升中国职业教育在国际市场的通用性。虽然中国职业教育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对中国经济发展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对“一带一路”国家这种不同的环境进行输出，需要进行总结和调整，需要注意经验的可复制性，这样有利于向“一带一路”国家推广中国职业教育理念，有助于被“一带一路”国家认识和认同。特别是要重视提炼职业院校海外办学标准，一方面，要积极牵头或组织世界职业教育标准的制定，特别是面向“一带一路”国家职业教育标准的制定，将“一带一路”国家职业教育的资格证书、课程等相关标准与中国职业教育的相应标准进行统一或无缝衔接，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经验的国际通用性。例如，天津市教委牵头的“鲁班工坊”研究推广中心相继汇编了“鲁班工坊”标准化建设的一系列文件制度，包括标志设计、管理章程制度、EPIP教学模式、教材标准、国际合作专业设定、评价考核体系等，有力地推动了“鲁班工坊”在不同国家的推广。另一方面，要解决学历互认问题，提升境外办学的国际认可度。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截至2017年4月，我国已与46个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24个）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未来将进一步扩大学历互认范围，使我国的学历、学位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接轨。
（二）海外办学风险控制问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每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职业教育状况都相差较大，给中国职业教育的海外办学造成一定的麻烦。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增加对“一带一路”国家职业教育、经济水平、社会状况和文化特征的理解，中国职业教育领域应组建专家队伍，专门跟踪和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以及职业教育的发展和变化态势，同时设立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的专业数据库，构建海外办学专业服务平台，为愿意去“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合作办学的职业院校提供专业数据分析与咨询服务，让他们对准备投资国家的相关情况有充分了解，减少海外办学的风险。另外，为了保证并持续提高海外办学的质量，我国政府应该出台专门用于专业认证与机构认证的法律法规，新设或者委托国内外现有的认证与评估机构，对所开设的专业课程、学习项目乃至海外分校进行定期评估和认证。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应大力资助国内外科研机构对我国海外办学项目进行跟踪调查，以便及时发现问题，探索解决办法，或总结和公布成功的办学经验。
（三）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经费支持问题
职业院校面向“一带一路”跨境合作办学需要较多的经费支持，因此需要多途径获取经费，多方融资保障，以减少海外办学的风险。第一，各级政府要对职业教育海外办学有足够的战略重视，政府在战略上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着职业院校海外办学的方向和进度，影响着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的发展。同时，各级政府要为中国职业院校海外办学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第二，职业教育海外办学要积极利用国际、国家相关金融机构、相关基金组织的帮助，如可以通过中国东盟合作基金、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中非合作基金以及独联体合作基金等渠道争取跨境输出的资金支持。第三，中国政府对企业向“一带一路”投资也有经费支持，可以通过协同，考虑从“走出去”企业中获取对职业院校海外办学的支持，实现职业院校和企业的“双赢”。第四，国家在实施“软实力”建设过程中，在相关部分、相关项目中有大量经费投入，如汉语对外教育基金、文化部对外巡演基金和广电部对外宣传基金等，可以考虑从这些经费中获取对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的支持。第五，国家应建立面向“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合作办学的基金项目，对符合条件的跨境合作办学给予相应支持。
（四）教师队伍培养和壮大的问题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过剩产能不断转移，亟待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而在当地合作办学需要通晓相关国际交流语言，特别是熟悉当地语言的教师。因为当地的教育水平比较落后，群众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職业教育教师只有掌握当地的语言，显示对当地学生的认可和当地文化的认同，才能与当地学生进行有效沟通，也才能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地开展教学，提高教学成效。这就需要加大对海外办学职业技术教师的培养力度。一方面，政府部门需要建立较为完善的海外办学的职业教育教师培养机制；另一方面，职业院校要重视对海外办学派遣教师的培养，充分创造机会，提高其语言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服务于企业的对外输出和职业院校海外办学的需要。
六、结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教育资源非常匮乏，教育水平非常有限，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形成制约，亟待引进高水平的教育。职业教育对“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输出符合当地的需要，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但也需要注意，一些“一带一路”国家存在地方保护，对外来教育资源比较排斥，并且“一带一路”不同国家法律环境不同，教育政策不同，经济发展环境不同，对职业教育专业、技能的需求也不同。因此，为使中国职业教育海外办学顺利进行，职业院校在开展海外办学前必须了解“一带一路”国家当地的需求，做好充分的调研工作，切实帮助当地解决急迫问题，在提升他们的教育、技能水平的同时，获得当地社会、群众的一致认可。要与企业协作，借助对外输出企业的力量、资源和渠道，降低职业院校海外办学的风险；要选择恰当的输出地点和模式，增加成功的概率；要注意解决好标准的制定、学历的认可、经费的获取等问题，保障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的正常进行。此外，职业院校海外办学应与行业组织、社会团体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些机构往往与国外的政府部门、相关机构保持着一定的交往，他们提供的信息和帮助可以减少中国职业教育海外办学产生不必要的麻烦，也可以确保中国职业院校与当地行政、教育部门的有效沟通；同时，一些社会团体还是相关教育设备的捐赠者，可以为中国职业院校的海外办学提供设备方面的支持；一些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有助于为中国职业院校海外办学提供决策参考。总之，职业教育面向“一带一路”合作办学，涉及的面较广，需要全面统筹与规划，也需要借助各方力量，多方协同，以确保成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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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熊嘉逸.“一带一路”战略下高职发展的困境及出路——以“中国-东盟教育合作”为例[J].中国高校科技，2017（7）.
[關键词]“一带一路” 职业教育 海外办学 战略架构 输出模式
[作者简介]李富（1974- ），男，浙江安吉人，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副教授，博士。（江苏 无锡 21415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资助课题“‘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的长效机制研究”（课题编号：B-a/2018/03/01）、2018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一带一路’倡议下江苏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的长效机制研究”（课题编号：18SYC-031）和2018年度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校级课题“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的实践评价及对策研究——以一带一路国家为例”（课题编号：KJXJ184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8）19-0005-06
一、引言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基础教育在一些国家还没有普及，接受规范的职业技术教育的人就更少。低下的劳动生产率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同时也制约着在当地投资的中国企业的发展，这对中国职业教育的对外开放格局提出了新的要求。职业教育应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倡议，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与技术支撑。近年来，中国职业院校在海外办学方面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尝试，取得了一些成就，也期望有更多的理论与政策来指导。
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的理论源于高等教育的跨境输出。国际关于高等教育跨境输出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高等教育跨境输出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推广，高等教育跨境输出已成为世界教育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国际上对高等教育跨境输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高等教育跨境输出背景与动因的研究。Jane Knight认为全球化因素，如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崛起，以及市场经济因素、区域贸易协定，加速了高等教育的国际流动性。二是对高等教育跨境输出质量监管的研究。Martin和Michaela等认为许多国家对跨境高等教育缺乏适当的监管和质量保证机制，并选择了来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7个案例进行了具体研究。三是对跨国教育输出与当地劳动力发展关系的研究。Anh Pham通过审视国际教育中心或高等教育跨境分校，讨论在东亚地区如何有效促进跨境高等教育发展，分析政策对跨境高等教育和毕业生属性的影响，剖析跨境高等教育与东道国劳动力发展之间的影响关系，并从雇主角度探讨对跨境高等教育成果进行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性。四是对跨境流动政府作用的研究。Christopher Ziguras和Grant McBurnie通过访问10个国家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决策者，发现政府能够指导或至少影响高等教育跨境流动的方式，探讨了各国政府在日益全球化的高等教育市场面临的关键问题及政策抉择。
国外关于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的研究方面，温蒂陈指出在教育竞争越来越趋于激烈的环境下，加强不同国家高等职业教育间的交流与合作，是高等职业教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向；Jeroen Huisman和Marijk van derwende详细分析了世界高等职业院校在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的趋势下，需要做出的响应和采取的措施，特别强调在高职院校间进行多边的国际化交流和合作。国内关于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职业教育海外办学载体研究。任君庆主张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协同服务是中国职业教育现阶段发展的新任务，职业院校要遵循“粮草先行”“标准研制”“借船出海”“入乡随俗”等原则，拓展境外办学范畴，提升国际影响力。二是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现状研究。例如，莫玉婉通过对中国高职示范院校的普遍调查，认为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进程中依然存在较多问题，建议应发挥政府与院校两个主体的作用，对走出去办学等方面进行重点改革。三是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的优势研究。例如，唐金花、王忠昌从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适应因素、合作历史因素等方面分别分析了中国职业教育对非洲、东盟的输出优势。四是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的困难及对策研究。例如，郝天聪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比较复杂，给中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带来外部挑战，制约中国职业教育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内部挑战则来自于中国职业院校自身服务能力的不足。
总体而言，国外对高等教育跨境输出研究得比较多，对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研究较少；国内对职业教育的海外办学研究有一些，但还缺乏系统性，对“一带一路”下中国职业教育的海外办学研究很少，而这一研究契合世界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迫切需求。
二、中国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的现有实践及评价
中国职业教育海外办学始于21世纪初。政策领域，2002年12月，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法》；2014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提升中外合作办学的力度，扩大合作办学规模；同年，习近平主席在AEPC会议上倡议实施跨境教育，构建中国教育走向世界、世界优质教育资源流向中国的顺利通道；随后，国务院和教育部先后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对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希望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能够适应和服务于我国企业和产品的跨境输出；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了“鼓励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配合企业走出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境外办学，稳妥推进境外办学”等目标。 实践领域，有效的中国职业教育输出工作始于2005年，该年11月，在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国家领导人承诺面向发展中国家，举办“发展中国家管理官员研修班”，计划帮助发展中国家在3年内培训和培养各类人才3万名，作为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内容；在国家部委的委托下，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于2007年举办发展中国家港口管理官员研究班，2009年举办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管理研修班，涉及发展中国家80多个；在缅甸教育部、中国—缅甸友好协会、缅甸中国友好协会、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和江苏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以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为领军的“中缅职教留学生项目”首批项目院校于2016年5月迎来第一批87名缅甸同学；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2017年成立留学生基地，招收来自柬埔寨的留学生。目前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发展模式有与境外大学合作办学、人员培训、项目合作、教师派遣、学习交流等。
海外办学方面，截至2017年，中国职业院校已经在柬埔寨、泰国、赞比亚等多个国家尝试海外办学。2012年，无锡商业技术学院与红豆集团签订共建西港特区培训中心协议，开设了市场营销、物流管理、汉语、商务英语等10多门课程，对中柬员工进行培训；2013年，上海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与美国芝加哥市立大学合作，建设芝加哥分校，联合招收美国高中毕业生；2015年12月，全国第一个职业教育协同企业“走出去”试点项目正式成立，以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作为全国首家试点单位与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院校联合开展“走出去”，探索在赞比亚建立专门学校；2016年，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与贝宁CERCO学院联合组建中非（贝宁）职业技术教育学院；2016年、2017年，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先后在泰国、英国和印度成立“鲁班工坊”；2017年，“柬埔寨留学生教育基地”在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建立。
审视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可以看到中國职业教育国际化活动虽然比较频繁，形式也比较多样，但在国际化进程中，职业教育的国际化交流呈现单向性，以引进国外经验与发展成果为主，对外输出、海外办学还是非常缺乏，被国际社会所知晓或认可的本国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和成果不多，这表明中国职业教育的通用性还有待提炼。此外，尽管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交流与合作新设项目逐年增多，但在地区分布上并不平衡，东部地区明显比中西部地区更加活跃，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中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非均衡性，亟待提升对外开放和海外办学力度。
三、中国职业教育面向“一带一路”海外办学的国家梯度选择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既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设施，又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转移过剩产能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市场。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联合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外交部制定《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对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和周边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境外投资，能带动优势产能、优质装备和技术标准输出的境外投资，与境外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企业的投资合作，境外能源资源勘探和开发，农业对外合作，服务领域境外投资6个领域合作予以鼓励。国家的政策支持为国内企业在新常态下投资“一带一路”开拓了新的市场空间。
在“一带一路”众多国家中，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以及中亚独联体国家是海外办学重点。东南亚地区华人较多，群众基础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物产丰富，并且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关系推进了双边经济往来快速发展等，中国职业教育应把东南亚地区作为海外办学的首要区域。目前已有一些职业院校在东南亚开展了海外办学，如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和柬埔寨的合作办学，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在泰国、印度成立“鲁班工坊”等。非洲地区物产丰富，拥有铜、钴、锂、稀土等战略性资源，经济亟待发展，是中国企业未来战略投资的重要区域。当地技术、技能人才短缺，而且中国和非洲一直以来都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双方人民感情较好，具有较好的政治、群众发展基础，因此从提高当地居民技能水平、服务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角度，非洲国家也应该成为中国职业教育重点关注和开拓的区域。目前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与贝宁CERCO学院合作办学、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与中国一些高职院校联合在赞比亚办学就是很好的开端。此外，中亚独联体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对钢铁、有色、水泥等产品存在较大的市场需求，是中国产能转移和资源保障的重要区域，中国职业教育对中亚独联体国家的跨境输出，有助于中国过剩产能转移、产业转型升级，有助于为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提供人才支撑，因此中亚独联体国家也是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的重要区域。
四、中国职业教育面向“一带一路”海外办学的合作方式
（一）与“一带一路”国家现有院校合作办学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居多，亟待发展经济，但这些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水平较为落后，职业教育体系还不完善，技术技能型专业人才严重缺乏，急需国际社会的帮助。中国职业院校可积极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办学或建立实训基地，得到当地政府和职业院校的支持，有助于海外办学的成功。目前中国一些职业技术学院已经开始了这种模式的合作，如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与贝宁CERCO学院的联合办学、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鲁班工坊”的海外开办都是这种合作的典型，今后需要更多的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此类合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职业教育要跨境合作办学，需要通晓两国的相关政策，如中国职业院校境外办学的审批制度、人员外事政策、对外投资政策，以及东道国的办学准入制度、人事和经费支持政策、土地使用政策等。这些政策需要职业院校在海外办学前有深入的了解，以做好充分的准备，有的放矢。
（二）对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培训中心进行托管
一些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发现制约企业在当地发展的最大瓶颈不是资金问题，而是缺少对企业文化认同的专业技术人才。为解决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的问题，中国企业会在国外举办职业培训中心或开办技能培训所，来对本企业需要的专业人才进行针对性培训，但这种做法往往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今后，为提高企业对外投资效率，国家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如对中国企业提出“中国企业在他国举办职业教育或技能培训，需要与中国职业院校联合办学”的规定，由此推动“走出去”的企业积极与职业院校协同，由国内职业院校对职业培训中心或技能培训所进行托管，提升管理水平。这样既可以利用企业的实践优势，也可以发掘职业院校的办学优势，培养企业需要的专业化人才，同时也能提高中国职业教育在国外的影响力。 （三）与企业协同去“一带一路”国家联合办学
职业教育的校企协同海外办学是指在政府的引导下，由“走出去”的中资企业主导并与中国职业院校联合，在海外建立职业院校，对所在国民众特别是中资企业员工提供职业培训或学历教育，为所在国培训、培养一批技术过硬、认同中国文化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与企业管理人才。在职业院校海外办学中，为减少风险，学校和企业协同合作可以采取“集中优势、抱团成行”的方式，即“多学校 多企业”联合“走出去”的办学模式，特别是知名行业企业与在国内有影响力的职业院校联合，依托优势专业与优势资源输出，建构“一带一路”跨境办学的职教联盟平台，形成抱团和互利互惠的工作机制，有助于提升中国职业教育在当地的影响力，提高中国职业教育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办学竞争力。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与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院校在赞比亚的联合办学就属于此种。在这种协同“走出去”合作办学的模式中，校企合作共同建设学校，共同培养人才，进行全方位协作，多元化主体共建。在办学中，要深化产教融合，以企业的现实需求为导向，根据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变化，调整人才培养模式，最好实行“双导师”的现代学徒制，提高学生对未来企业工作的适应能力。
五、中国职业教育海外办学亟待解决的问题及对策
（一）职业院校海外办学标准问题
中国职业教育要面向“一带一路”国家海外办学，首先需要对中国职业教育的经验、模式、制度等进行提炼，归纳出中国职业教育的典型模式，提升中国职业教育在国际市场的通用性。虽然中国职业教育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对中国经济发展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对“一带一路”国家这种不同的环境进行输出，需要进行总结和调整，需要注意经验的可复制性，这样有利于向“一带一路”国家推广中国职业教育理念，有助于被“一带一路”国家认识和认同。特别是要重视提炼职业院校海外办学标准，一方面，要积极牵头或组织世界职业教育标准的制定，特别是面向“一带一路”国家职业教育标准的制定，将“一带一路”国家职业教育的资格证书、课程等相关标准与中国职业教育的相应标准进行统一或无缝衔接，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经验的国际通用性。例如，天津市教委牵头的“鲁班工坊”研究推广中心相继汇编了“鲁班工坊”标准化建设的一系列文件制度，包括标志设计、管理章程制度、EPIP教学模式、教材标准、国际合作专业设定、评价考核体系等，有力地推动了“鲁班工坊”在不同国家的推广。另一方面，要解决学历互认问题，提升境外办学的国际认可度。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截至2017年4月，我国已与46个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24个）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未来将进一步扩大学历互认范围，使我国的学历、学位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接轨。
（二）海外办学风险控制问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每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职业教育状况都相差较大，给中国职业教育的海外办学造成一定的麻烦。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增加对“一带一路”国家职业教育、经济水平、社会状况和文化特征的理解，中国职业教育领域应组建专家队伍，专门跟踪和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以及职业教育的发展和变化态势，同时设立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的专业数据库，构建海外办学专业服务平台，为愿意去“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合作办学的职业院校提供专业数据分析与咨询服务，让他们对准备投资国家的相关情况有充分了解，减少海外办学的风险。另外，为了保证并持续提高海外办学的质量，我国政府应该出台专门用于专业认证与机构认证的法律法规，新设或者委托国内外现有的认证与评估机构，对所开设的专业课程、学习项目乃至海外分校进行定期评估和认证。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应大力资助国内外科研机构对我国海外办学项目进行跟踪调查，以便及时发现问题，探索解决办法，或总结和公布成功的办学经验。
（三）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经费支持问题
职业院校面向“一带一路”跨境合作办学需要较多的经费支持，因此需要多途径获取经费，多方融资保障，以减少海外办学的风险。第一，各级政府要对职业教育海外办学有足够的战略重视，政府在战略上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着职业院校海外办学的方向和进度，影响着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的发展。同时，各级政府要为中国职业院校海外办学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第二，职业教育海外办学要积极利用国际、国家相关金融机构、相关基金组织的帮助，如可以通过中国东盟合作基金、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中非合作基金以及独联体合作基金等渠道争取跨境输出的资金支持。第三，中国政府对企业向“一带一路”投资也有经费支持，可以通过协同，考虑从“走出去”企业中获取对职业院校海外办学的支持，实现职业院校和企业的“双赢”。第四，国家在实施“软实力”建设过程中，在相关部分、相关项目中有大量经费投入，如汉语对外教育基金、文化部对外巡演基金和广电部对外宣传基金等，可以考虑从这些经费中获取对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的支持。第五，国家应建立面向“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合作办学的基金项目，对符合条件的跨境合作办学给予相应支持。
（四）教师队伍培养和壮大的问题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过剩产能不断转移，亟待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而在当地合作办学需要通晓相关国际交流语言，特别是熟悉当地语言的教师。因为当地的教育水平比较落后，群众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職业教育教师只有掌握当地的语言，显示对当地学生的认可和当地文化的认同，才能与当地学生进行有效沟通，也才能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地开展教学，提高教学成效。这就需要加大对海外办学职业技术教师的培养力度。一方面，政府部门需要建立较为完善的海外办学的职业教育教师培养机制；另一方面，职业院校要重视对海外办学派遣教师的培养，充分创造机会，提高其语言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服务于企业的对外输出和职业院校海外办学的需要。
六、结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教育资源非常匮乏，教育水平非常有限，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形成制约，亟待引进高水平的教育。职业教育对“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输出符合当地的需要，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但也需要注意，一些“一带一路”国家存在地方保护，对外来教育资源比较排斥，并且“一带一路”不同国家法律环境不同，教育政策不同，经济发展环境不同，对职业教育专业、技能的需求也不同。因此，为使中国职业教育海外办学顺利进行，职业院校在开展海外办学前必须了解“一带一路”国家当地的需求，做好充分的调研工作，切实帮助当地解决急迫问题，在提升他们的教育、技能水平的同时，获得当地社会、群众的一致认可。要与企业协作，借助对外输出企业的力量、资源和渠道，降低职业院校海外办学的风险；要选择恰当的输出地点和模式，增加成功的概率；要注意解决好标准的制定、学历的认可、经费的获取等问题，保障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的正常进行。此外，职业院校海外办学应与行业组织、社会团体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些机构往往与国外的政府部门、相关机构保持着一定的交往，他们提供的信息和帮助可以减少中国职业教育海外办学产生不必要的麻烦，也可以确保中国职业院校与当地行政、教育部门的有效沟通；同时，一些社会团体还是相关教育设备的捐赠者，可以为中国职业院校的海外办学提供设备方面的支持；一些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有助于为中国职业院校海外办学提供决策参考。总之，职业教育面向“一带一路”合作办学，涉及的面较广，需要全面统筹与规划，也需要借助各方力量，多方协同，以确保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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