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对财政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包含丰富的内容，关联一系列我国改革中的攻坚克难与协调配套，是服务于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让统一市场对资源配置优化发挥决定性作用、促进社会公平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建设——一句话，是服务和支撑改革全局的。
　　在此之前，我国财税改革已在历经30多年推进的基础上做了新一轮改革的重要铺垫：“营改增”由上海试点而扩大范围，2013年8月1日之后按上海“1+6”方案框架覆盖全国并将适时扩大行业覆盖面，已形成“倒逼”通盘财税体制安排的深化改革与利益关系格局重构之势。
　　由“营改增”而来的现实问题是：把原归地方掌握的唯一大宗财源——营业税，改为按现体制75%要归中央（每年的增量中则有70%归中央）的增值税，地方政府今后的主力财源是什么？怎样贯彻实施“十八大”明确提出的“构建地方税体系”和“加快改革财税体制”的任务？
　　要把财政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深化改革任务，落实到一套以“现代性”为取向的“路线图与时间表”的状态上，相关的要点，至少涉及以下几方面的认识：
　　首先，必须充分肯定我国于1994年推出“分税制”配套改革的基本制度成果，并加以巩固和提升。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里程碑意义和历史性贡献是在于“三位一体”地规范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公权与公民关系，从行政性分权转为经济性分权，绝非所谓“重启集权时代”之举。
　　分税制内洽于市场经济体制，是党中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后，现实地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战略的必然选择，坚持深化分税制改革必须坚定不移，使之在统一市场中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地全覆盖。
　　近年来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的“地方隐性负债”、“土地财政”问题以及仍未完全解决的“基层财政困难”等问题，其产生的根源绝不是由于分税制，而恰恰是由于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至今迟迟不能真正进入分税制状态，实际上是五花八门、复杂易变、讨价还价色彩还较浓厚的分成制与包干制，造成了上述种种为人诟病的问题。
　　所以，在大思路上要合乎实际、“对症下药”地以分税制在省以下的实际贯彻落实为重点，设计可行的深化改革方案。
　　其次，在优化和改进地方税体系过程中，结合短期可做之事与中长期追求目标，设计和推进税制改革的分步渐进配套方案。
　　这包括：为处理“营改增”进度较快而地方未来主体税种打造较慢之间的矛盾所需安排的过渡方案——不排除在流转税领域区别对待地开掘消费税的潜力空间，把优化生产、消费结构的意图与增加地方政府税源相结合；资源税改革应以更大决心抓住煤炭市场价位自然回调的宝贵时间窗口，把“从价”机制扩大到煤炭并拉动新一轮解决我国基础能源产品，理顺比价关系与价格形成机制的税价财联动配套改革；房产税应积极稳妥扩大试点范围，积累经验凝聚共识徐图进展；环境税的改革应在“十二五”期间推出一轮实际动作；个人所得税应创造条件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加上按家庭瞻养因素调整扣除的改革方案，等等。地方的合理收费、使用者付费制度，也应借鉴国际经验结合地区情况走向规范化，将收入纳入预算体系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