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值得格外庆祝。
　　60年间，我站在祖国对外工作的前沿，亲身体会到了国家的发展、国际地位的增强，以及综合实力的提升。
　　
　　初涉外事工作
　　
　　1949年3月，我随华北大学从解放区来到北平。不久之后，经过华北局、中组部批准，调任中共中央外事组。从此，开始了我长达一生的外事生涯。
　　实际上，中共中央外事组是新中国外交部的前身。当时，我被分在英美日本科，直接领导是凌青。我就是在这些从延安走来的、有外事经验的老同志的带领下，学习搞外交。
　　我在外事组接触的第一件与外交有关的工作是采访中国法学家梅汝墩。梅汝墩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加远东军事法庭审判后，从香港辗转回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当时那已经是北平最好的旅馆了。我受凌青委派前去采访他，了解美国二战后对日和约谈判的一些情况，那时候我才21岁。这件事并没有事先的预案，回来后除了口头汇报，还写过一份书面材料。这是我在中共中央外事组期间，自己独立完成的一件比较难忘的，并且与外事有关的工作。
　　那段时间，中共中央外事组在北京宣武门西的松树胡同办公，同其它机关一样，我们更多的是忙于接收整理各方面留下来的各种材料，了解国际局势，为建国后开展工作积极准备着。同时，也急切地期待着新中国的诞生。
　　
　　亲历开国大典
　　
　　终于盼到1949年10月1日，那种激动终生难忘!
　　我作为中共中央机关的一员，有幸参加了开国大典，还被安排在金水桥南。那时的天安门广场呈丁字形，外金水河为一横，向南长长的甬道为一竖，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广场，面积比现在的天安门广场小很多。天安门城楼上，正中悬挂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城楼上挂了8个红色的大灯笼。
　　当天下午3点整，开国大典准时开始。
　　毛泽东、朱德等刚刚就职的几位国家领导人矫健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广场上立即爆发出了一片欢呼和呐喊声。
　　我和同事们全部拼命扭过头向后上方望去，面向城楼忘情地大声蹦跳、呼喊。我们的位置距离城楼并不算太远，虽然看不清领导人们的面孔，但是从轮廓上还是能清晰地认出来。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后，毛泽东高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那种心情是难以言表的，我们盼望这一天太久了。
　　这种对独立、民主、自由的体会，在若干年后我已经成为一名外交官的时候，又有几次刻骨铭心的经历。1989年，我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受命前往太平洋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与密克罗尼西亚谈判建交事宜。当时的任务是与他们建立领事级外交关系，这比大使级外交关系低一个层次。
　　密克罗尼西亚是一个刚刚独立的小国，谈判开始后，对方代表要求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对方的实际考虑是，只有建立足够数量的正式的大使级外交关系，他们才便于申请加入联合国，享受联合国会员国待遇的权利，包括联合国的气象预报资源，而这是这个海岛国家的生命保证。那位外长陈述完理由后，眼里含满了泪水。我一下就想到了当年我们受的那些苦，回忆起我们当初盼望独立富强的心情，我当即决定向国内汇报。经过努力，我们同密克罗尼西亚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密克罗尼西亚建国三周年纪念日之际，我当时作为特使，受邀前往参加庆典，再次感受到了独立自强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意义。
　　
　　打破“弱国无外交”
　　
　　开国大典的第二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我也进入外交部，被分配在美洲澳洲司美国科，继续专门开展对美国的双边外交工作。在延安时期，司长柯柏年就曾主持编写了一本有好几厘米厚的《美国手册》作为工具书，对美国的历史、政治、文化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我们这些外交新兵，抱着这本工作手册踏上了外交战线。
　　为了坚持和维护外交上的独立自主立场，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为新中国制定了三大外交政策，其中之一是“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也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外交关系，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重新审查处理，将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势力、特权和影响逐步肃清，然后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旧中国时期的各国驻中国使节也一律不予承认。
　　解放前，美国在中国有好几个领事馆，其中驻北京领事馆总领事柯乐柏在离开中国之前请求面见周恩来或他授权的中国官员，应该是想摸摸情况。后来，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外交部美澳司美国科，部里有关领导跟凌青交代了会见的立场和目的，我随同凌青会见了柯乐柏，做记录。会见时，柯乐柏讲了很多，希望了解中国的一些情况，同时也表达了美国的立场，其实他心里也不清楚我们这方面会怎么样对待他。结果是他还没说完，就被凌青打断了。凌青从《望厦条约》到解放战争，声色俱厉地历数美国的侵华历史，将他训斥了一番，结束了会谈。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我国和美国开始进行一系列双边接触，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式开始，开辟了中美两国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官方沟通的渠道。这种对话状态一直持续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最初的会谈气氛是很紧张的。1954年6月5日，中美代表在日内瓦国联大厦进行了首次正式接触。中方代表为王炳南，美方代表为约翰逊。会晤一开始，王炳南就说明由于中方主管官员事先已定好要赴柏林开会，所以此次只是初步接触，正式商谈从下星期开始。按一般推断，英国代表团成员杜威廉(英国驻北京的谈判代表)此前应该已将中方关于首次会晤仅作初步接触的想法转告给美方，但是约翰逊仍表示对此感到失望，声称他已受政府全权委托，希望在这次商谈中就能得出结果。王炳南不得不反驳道：此前当杜威廉先生告知我们，美国代表团愿意与我们讨论这些问题时，我们曾立即表示愿意直接接触。拖延的责任并不在中方。
　　首次会谈只持续了15分钟。事实上，从当时中美关系的状况以及双方所持的不同立场来看，想通过一次会谈就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会谈的重要非比寻常，大多数发言稿都要进行层层把关，最后经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修改才能成稿。那些饱蘸着周总理心血和智慧的稿样，周总理严谨的思维和超人的智慧，在我心中凝成了一座永久的丰碑。
　　十几年的时间里，中美大使级会谈断断续续进行了136次。由于美方坚持其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没能在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个关键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但作为两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接触的途径，无疑在 中美关系史上留下了特殊的一页。随着十几年中两国间不断斗争和接触，彼此之间的坚冰在悄然融化，加之国际大环境的变化，最终促成了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1971年第26届联大上，新中国重返联合国大家庭。
　　1979年1月1日，中美互相承认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一个个外交事务新起点，昭示着建国后中国人民的努力和智慧，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不断发生着喜人的变化。
　　从外交看国力
　　1973年，已经搞了20多年对美工作的我，跟随中国访美考察团第一次到了美国。此后10年间，我数十次随团访问美国，先后到过30个州。1983年，我又正式被派往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先后任公使衔参赞和公使。
　　从事外交工作直到离休，我并没有驻多国大使的经历，这和其他很多外交人员有所不同。长期从事对美双边外交工作，让我也更容易看到和感受到中美之间关系和地位悄悄发生的变化。当初一些对中国态度很不好的美国外交官，卸任之后，或者过了若干年，看到中国的发展和变化，也会改变态度，由衷地认可中国。
　　回想1989年我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期间，作为中国特使同新成立的太平洋岛国马绍尔群岛进行建交谈判时，还有西方国家从中捣鬼，最后未遂。我国第一次申奥，正是因此夭折。到了2001年，北京再次申奥，我们就能以绝对的优势胜出。7年后，我们又为世界奉献了“无与伦比的奥运会”，这都是国力强盛有力的证明。
　　60年来，在外交方面，我们国家还有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就是外交人才的成长。在外交部工作60年，我们这一辈老人眼看着一代一代的后辈不断成长。想当初，外交部建部时只有173人，当年年底增加到248人。那个时候我在美国科，科里只有科长凌青，我是他惟一的“兵”。而现在，据我所知，仅2008年，外交部就新招入了248名工作人员，相当于1949年全部人数的总和。7月26日，我参加了外交部公众开放日活动，还看到了“80后”的青年外交官。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
　　记得当年周恩来总理对外交工作提出了十六字要求：“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这已成为我们所有外交官谨记的职业箴言。时光飞逝，我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愣头小伙了，81岁的我在安度晚年的日子里，体会着中国的发展与强大，我由衷地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