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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篇短文用以探讨方法论与知识积累的相互作用。一篇成熟的音乐学论文既要扭住相关元理论（宏观把握），也要落实到有效的材料、案例分析（微观研究）。跨学科研究是当下的治学潮流，这需要学者对扑面而来的诸多理念和方法进行筛选，来指导自身的知识架构。对艺术规律的有价值的的阐释势必要回归源流之考径，而对于源头的认知与不懈探索，离不开理念、方法与知识结构的相互修缮与催生。
关键词：理念;方法;知识结构;民众视野;跨学科
一、理念、方法修缮知识结构，知识结构催生理念、方法
1、概念梳理
理念，即看法、思想、思维活动的成果;方法，指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途径、步骤、手段等。理念和方法都是人的主观能动，而它们的产生则是建立在一定知识结构基础之上的。知识对于个体而言是客观的，知识结构的建立需要我们去接受新的信息，并将它们内化。而“内化”则是将看、听、想等思维过程经过内证实践，所领悟出的具有客观价值的认知体系。这里的“认知”便是“理念、方法”和“知识结构”之间互相转化的关键过程。
2、“理念、方法”和“知识结构”的桥梁——“认知”
我们原有的理念、方法会引领我们去选择、接受新的知识，当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记忆它们的时候，便是认知。认知是人们获得知识、应用知识的过程，是人们加工信息的过程：一方面，通过理念、方法的引领和主体认知，使得相对客观的信息系统内化为个体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我们自己所认同的新的知识和自己原有的理念、方法，结合在一起，就会构成一个统一的态度体系，这个态度体系里就包含着新一层面的理念、方法。如此，便是一个“理念、方法修缮知识结构，知识结构催生理念、方法”的过程。
二、“宏观把握，微观研究”的理念、方法
在修习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博士课程期间，老师用一个学期的时间从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研究现状、代表人物以及研究方法论等方面向我们作了详细介绍，起到了引路人的重要作用。其中，对颇具启发意义的便是其“宏观把握，微观研究”的治学理念。
笔者前面从理论角度概括、介绍了理念、方法与知识结构之间的关系，据此，“宏观把握，微观研究”的理念方法则是建立在前人几十年治学所构建的知识结构基础之上的。这八个字的背后是对中国音乐史学、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细致、深入研究，是通过多年的踏实治学，使理念、方法与知识结构相互修缮、催生及其认知体系不断重构的结果。
那么，对于中国音乐史学、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宏观把握的层面包括哪些，微观研究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宏观把握，微观研究”是具备高度囊括性的理念、方法。例如，在音乐学研究中，将横向与纵向的哲学、政治、制度、人文、音乐传播等规律作为宏观把握方面，以它们为引领再去研究相对微观的文献、音乐形态、考古材料（遗址、乐器、文字、图像等）等，这样的治学才是全面、严谨、新颖、有说服力的。例如，以音乐发展是从地方到中央和从中央到地方的收集与散播过程为总领，去研究一个曲牌在不同地方、不同时间的联系与差异。因为有这样的宏观把握理念作为引导，就会去翻阅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考古学、政治经济学以及不同种类的史学文献等。如果仅仅以一个单纯的音乐分析为研究导向去做音乐学研究，难免会忽略诸多影响音乐发展的规律。因此，宏观把握的内容之界定，是做好一样研究的先决条件。
這其中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理念和方法，那就是跨学科研究。在我国史学研究领域，华南学派作为一个研究共同体，凭借长期治学经验，针对史学、人类学等研究领域形成了一系列研究理念与方法，其中就涉及到注重民史民俗研究、中外合作、跨学科治学等。
三、“全民众”研究视野与跨学科研究方法
《华南学派史学理论溯源》一文提到了“眼光向下”1的治学理念，其内容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随着西方史学思想、方法的传入，语史所同仁在从事历史研究的过程中，认为单纯地依靠从故纸堆中寻找材料的纯文献研究方法已远远不能适应新时代学术发展的需求，他们重新估定文献的价值，开始走出书斋，眼光向下，实地搜罗材料，各种民间文献、实物、语言、图像和口述资料进入了史料的搜索范围。二是在20世纪初的史界革命浪潮中，自新史学家们严厉批判旧史学为“君史”，大力倡导“民史”以来，语史所同仁积极响应学界的号召，以“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揭发全民众的历史”为己任，开始眼光向下，关注、发掘底层民众的生产、生活、风俗、文化等领域。2
以上是史学界同仁主张的治学理念，当然对于音乐学特别是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上述材料中一方面主张搜集具体的民间实物资料，在音乐学研究领域可具体为音乐文献、曲谱、乐器、图像等;另一方面，则是相对抽象的民俗、人文的规律性研究，应用到音乐学研究中便是仪式音乐研究、民间乐团访谈、记谱分析、局内人口述史记录及其生产、生活、礼俗等研究。这些方面作为宏观把握的理念、方法均对民族音乐学、音乐史学之研究起到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从多个方面充实我们的知识结构，如此治学才会趋于客观、尽善尽美。当然，“眼光向下”的说法有待商榷：因为建设全民众历史非但不是“向下”，而是一项难度更大、实践性、综合性更强、对人文探索的进一步展开工作，这样的“眼光”是向下还是向上、是短浅还是长远呢？
学界一直以来对于音乐学分析有两个方面的界定，一是音乐文化研究，二是音乐形态分析。这两个方面相互促进，缺一不可。音乐形态分析变抽象为具体，其研究成果作为具体、形象的精神规律用以补充文化研究;而文化研究则指导着音乐形态分析的最终方向。从上面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文献、实物（乐器）、图像、语言（曲谱）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要用到微观研究的方法，而对局内人的仪式、生产生活、礼俗习惯等方面的研究则需要宏观掌握多种方法论，例如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地理学、政治经济学、语言学、文化传播学等等。因此，我们从中认识到诸多边缘性学科，形成跨学科治学的良好习惯，从而全面的对某一文化现象进行认知、阐述，这也是现代治学理念的趋势，也正是由于这种理念和方法同知识结构的相互促成，使得华南学派成为中国历史学和人类学界不多见的能够和世界学术前沿对话的群体。3 自1897年梁启超首次撰文主张建设以民史为中心内容的“新史学”，此后风流所及，不少史家也发出过相类的言论，但具体到如何才能修出民史 ，各人的认识并不一致。至于如何表现“民”的历史，即无成果，有缺史料，不知从何下手，因而“未能真正深入各个历史时期民众生活的层面，做到以民为历史的中心加以展现，民史建设大都只能停留在理想的层面”。4
民众考察、民史建设的成果之形成绝非一日之功，这需要几代人、几众人的踏实治学乃至毕生心血。在音乐学领域看来，进展状况并非材料所说之糟糕，如今年轻的音乐学者已经从方法论认知层面逐渐转型、深入至具体的史料、音乐本体及文化现象研究工作，例如曲牌研究，这不是一人、一世就能一言以蔽之的工作，令人欣喜的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在前辈的带领下，不畏繁琐，参与其中。如此，理念、方法之架构便不会只停留在理想层面。对于建设全民众历史的落实是未来学者需要完成的任务，全民众治学视野作为宏观把握的理念、方法，会涉及到诸多边缘性学科方法论，随之而来的，便是跨学科治学。
（民俗学研究）今后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纵的，从历史的记载上搜集材料;一是横的，从地理的分布上调查材料;再须协合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宗教学家，艺术家，以及民族心理学家等等，共同商定条理，着手搜集调查，研究整理。朱希祖所总结的“纵”“横”结合的研究范式，即在材料搜集、整理与研究上，“历时性”（历史）与“共时性”（地理）相结合，文本梳理分析与实际调查所得相结合，这种方法也曾在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中得到过充分的运用。朱氏同时还指出，要在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辅助下进行民俗学研究。5
跨学科治学的必然和必需性在于，如今学科分类十分的细致，若要将某一领域的问题弄精、弄透，就免不了进行跨学科研究。例如在音乐领域中，作曲技术理论和音乐学专业在早并未分立，二者同属一个专业，所以音乐的文化解读与技术分析往往是一体的，如此之境况有利、亦有弊：优点在于所培养学生的技能比较综合;但缺陷在于所做研究缺乏方向感，看似深入实则更多是表面分析，未做到全面、细致的专业分析与研究。学科的细致划分使得研究内容变得有所侧重，但要求学者们自觉进行交叉学科的涉猎，有目的地用以辅助主线研究。例如，在民族音乐学领域，以全民众研究视野去研究地方的音乐人文规律，主线方法论就是音乐学和人类学，此外还要有民族学、社会学、地理学、语言学、政治经济学、文化传播学等作为辅助方法论，综合考察、分析和探究。
四、理念、方法——意义所在
所谓科学，并不在它的本质而在它的方法，他的本质乃是科学的材料。科学的材料是无所不包的，上自星辰，下至河海，变换如人心，污秽如屎溺，没有不可以加以科学的研究。6
科学的本质就是科学的材料，所谓科学的材料就是科学的研究对象，即自然、人文规律。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自然、人文规律的客观存在，无论我们如何定义其内容，科学的本质是不会随主观意识而改变的客观存在，而随主观意识改变的是科学的方法。例如，人们对于宇宙的认知方式不同，导致了所谓迷信与科学之划分，然而不论是迷信还是科学，它们的描述对象是一致的，差异在于主体的理念和方法。
材料中，“科学在乎其方法而不在乎其本质”的说法实质上是在明确科学的意义是什么——由于它的描述对象是客观的，所以意义在于学者以什么样的逻辑去研究它们，即研究的理念、方法。
同样，在音乐学研究领域，如果说仅仅确定了研究内容是某一音乐文化现象，尚不具备任何学科与学术意义，只有学者们以不同理念、方法去描述，音乐学学科与研究才得以形成。相对于音乐分析，音乐学分析之所以有特点，不是因为研究对象的“亲疏远近”，而是在于其理念、方法的多样性和知识结构的交叉性。例如，研究音乐与人类感情以及伦理、政治、宗教之关系;研究音乐与人类交往、社交礼仪习俗的演变之关系;研究音乐与两性之关系;研究音乐与人类身体（心理、生理、动作等）之关系等等。这些都是宏观把握层面的理念、方法，而且與音乐的诞生有着直接关系。若脱离诸如此类的治学理念，就导致学术中音乐的孤立存在。即为孤立，何谈存在？往往宏观把握的方法不容忽视，只有扭住了源头，研究工作才有进行下去的意义。而对于源头的认知与不懈探索，离不开理念、方法与知识结构的相互修缮与催生。
参考文献
[1]王学典主编：《述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王传：《华南学派史学理论溯源》，《文史哲》2018年第5期，第23—37页。
作者简介：李锐，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学博士研究生在读。
注释：
[1]详见王传：《华南学派史学理论溯源》，《文史哲》2018年第5期，第24页。
[2]王传：《华南学派史学理论溯源》，《文史哲》2018年第五期，第25页。
[3]王学典主编：《述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页。
[4]王传：《华南学派史学理论溯源》，《文史哲》， 2018年第5期，第24页。
[5]王传：《华南学派史学理论溯源》，《文史哲》， 2018年第5期，第27页。
[6]转引自王传：《华南学派史学理论溯源》，《文史哲》， 2018年第5期，第32页。
关键词：理念;方法;知识结构;民众视野;跨学科
一、理念、方法修缮知识结构，知识结构催生理念、方法
1、概念梳理
理念，即看法、思想、思维活动的成果;方法，指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途径、步骤、手段等。理念和方法都是人的主观能动，而它们的产生则是建立在一定知识结构基础之上的。知识对于个体而言是客观的，知识结构的建立需要我们去接受新的信息，并将它们内化。而“内化”则是将看、听、想等思维过程经过内证实践，所领悟出的具有客观价值的认知体系。这里的“认知”便是“理念、方法”和“知识结构”之间互相转化的关键过程。
2、“理念、方法”和“知识结构”的桥梁——“认知”
我们原有的理念、方法会引领我们去选择、接受新的知识，当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记忆它们的时候，便是认知。认知是人们获得知识、应用知识的过程，是人们加工信息的过程：一方面，通过理念、方法的引领和主体认知，使得相对客观的信息系统内化为个体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我们自己所认同的新的知识和自己原有的理念、方法，结合在一起，就会构成一个统一的态度体系，这个态度体系里就包含着新一层面的理念、方法。如此，便是一个“理念、方法修缮知识结构，知识结构催生理念、方法”的过程。
二、“宏观把握，微观研究”的理念、方法
在修习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博士课程期间，老师用一个学期的时间从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研究现状、代表人物以及研究方法论等方面向我们作了详细介绍，起到了引路人的重要作用。其中，对颇具启发意义的便是其“宏观把握，微观研究”的治学理念。
笔者前面从理论角度概括、介绍了理念、方法与知识结构之间的关系，据此，“宏观把握，微观研究”的理念方法则是建立在前人几十年治学所构建的知识结构基础之上的。这八个字的背后是对中国音乐史学、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细致、深入研究，是通过多年的踏实治学，使理念、方法与知识结构相互修缮、催生及其认知体系不断重构的结果。
那么，对于中国音乐史学、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宏观把握的层面包括哪些，微观研究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宏观把握，微观研究”是具备高度囊括性的理念、方法。例如，在音乐学研究中，将横向与纵向的哲学、政治、制度、人文、音乐传播等规律作为宏观把握方面，以它们为引领再去研究相对微观的文献、音乐形态、考古材料（遗址、乐器、文字、图像等）等，这样的治学才是全面、严谨、新颖、有说服力的。例如，以音乐发展是从地方到中央和从中央到地方的收集与散播过程为总领，去研究一个曲牌在不同地方、不同时间的联系与差异。因为有这样的宏观把握理念作为引导，就会去翻阅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考古学、政治经济学以及不同种类的史学文献等。如果仅仅以一个单纯的音乐分析为研究导向去做音乐学研究，难免会忽略诸多影响音乐发展的规律。因此，宏观把握的内容之界定，是做好一样研究的先决条件。
這其中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理念和方法，那就是跨学科研究。在我国史学研究领域，华南学派作为一个研究共同体，凭借长期治学经验，针对史学、人类学等研究领域形成了一系列研究理念与方法，其中就涉及到注重民史民俗研究、中外合作、跨学科治学等。
三、“全民众”研究视野与跨学科研究方法
《华南学派史学理论溯源》一文提到了“眼光向下”1的治学理念，其内容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随着西方史学思想、方法的传入，语史所同仁在从事历史研究的过程中，认为单纯地依靠从故纸堆中寻找材料的纯文献研究方法已远远不能适应新时代学术发展的需求，他们重新估定文献的价值，开始走出书斋，眼光向下，实地搜罗材料，各种民间文献、实物、语言、图像和口述资料进入了史料的搜索范围。二是在20世纪初的史界革命浪潮中，自新史学家们严厉批判旧史学为“君史”，大力倡导“民史”以来，语史所同仁积极响应学界的号召，以“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揭发全民众的历史”为己任，开始眼光向下，关注、发掘底层民众的生产、生活、风俗、文化等领域。2
以上是史学界同仁主张的治学理念，当然对于音乐学特别是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上述材料中一方面主张搜集具体的民间实物资料，在音乐学研究领域可具体为音乐文献、曲谱、乐器、图像等;另一方面，则是相对抽象的民俗、人文的规律性研究，应用到音乐学研究中便是仪式音乐研究、民间乐团访谈、记谱分析、局内人口述史记录及其生产、生活、礼俗等研究。这些方面作为宏观把握的理念、方法均对民族音乐学、音乐史学之研究起到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从多个方面充实我们的知识结构，如此治学才会趋于客观、尽善尽美。当然，“眼光向下”的说法有待商榷：因为建设全民众历史非但不是“向下”，而是一项难度更大、实践性、综合性更强、对人文探索的进一步展开工作，这样的“眼光”是向下还是向上、是短浅还是长远呢？
学界一直以来对于音乐学分析有两个方面的界定，一是音乐文化研究，二是音乐形态分析。这两个方面相互促进，缺一不可。音乐形态分析变抽象为具体，其研究成果作为具体、形象的精神规律用以补充文化研究;而文化研究则指导着音乐形态分析的最终方向。从上面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文献、实物（乐器）、图像、语言（曲谱）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要用到微观研究的方法，而对局内人的仪式、生产生活、礼俗习惯等方面的研究则需要宏观掌握多种方法论，例如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地理学、政治经济学、语言学、文化传播学等等。因此，我们从中认识到诸多边缘性学科，形成跨学科治学的良好习惯，从而全面的对某一文化现象进行认知、阐述，这也是现代治学理念的趋势，也正是由于这种理念和方法同知识结构的相互促成，使得华南学派成为中国历史学和人类学界不多见的能够和世界学术前沿对话的群体。3 自1897年梁启超首次撰文主张建设以民史为中心内容的“新史学”，此后风流所及，不少史家也发出过相类的言论，但具体到如何才能修出民史 ，各人的认识并不一致。至于如何表现“民”的历史，即无成果，有缺史料，不知从何下手，因而“未能真正深入各个历史时期民众生活的层面，做到以民为历史的中心加以展现，民史建设大都只能停留在理想的层面”。4
民众考察、民史建设的成果之形成绝非一日之功，这需要几代人、几众人的踏实治学乃至毕生心血。在音乐学领域看来，进展状况并非材料所说之糟糕，如今年轻的音乐学者已经从方法论认知层面逐渐转型、深入至具体的史料、音乐本体及文化现象研究工作，例如曲牌研究，这不是一人、一世就能一言以蔽之的工作，令人欣喜的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在前辈的带领下，不畏繁琐，参与其中。如此，理念、方法之架构便不会只停留在理想层面。对于建设全民众历史的落实是未来学者需要完成的任务，全民众治学视野作为宏观把握的理念、方法，会涉及到诸多边缘性学科方法论，随之而来的，便是跨学科治学。
（民俗学研究）今后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纵的，从历史的记载上搜集材料;一是横的，从地理的分布上调查材料;再须协合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宗教学家，艺术家，以及民族心理学家等等，共同商定条理，着手搜集调查，研究整理。朱希祖所总结的“纵”“横”结合的研究范式，即在材料搜集、整理与研究上，“历时性”（历史）与“共时性”（地理）相结合，文本梳理分析与实际调查所得相结合，这种方法也曾在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中得到过充分的运用。朱氏同时还指出，要在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辅助下进行民俗学研究。5
跨学科治学的必然和必需性在于，如今学科分类十分的细致，若要将某一领域的问题弄精、弄透，就免不了进行跨学科研究。例如在音乐领域中，作曲技术理论和音乐学专业在早并未分立，二者同属一个专业，所以音乐的文化解读与技术分析往往是一体的，如此之境况有利、亦有弊：优点在于所培养学生的技能比较综合;但缺陷在于所做研究缺乏方向感，看似深入实则更多是表面分析，未做到全面、细致的专业分析与研究。学科的细致划分使得研究内容变得有所侧重，但要求学者们自觉进行交叉学科的涉猎，有目的地用以辅助主线研究。例如，在民族音乐学领域，以全民众研究视野去研究地方的音乐人文规律，主线方法论就是音乐学和人类学，此外还要有民族学、社会学、地理学、语言学、政治经济学、文化传播学等作为辅助方法论，综合考察、分析和探究。
四、理念、方法——意义所在
所谓科学，并不在它的本质而在它的方法，他的本质乃是科学的材料。科学的材料是无所不包的，上自星辰，下至河海，变换如人心，污秽如屎溺，没有不可以加以科学的研究。6
科学的本质就是科学的材料，所谓科学的材料就是科学的研究对象，即自然、人文规律。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自然、人文规律的客观存在，无论我们如何定义其内容，科学的本质是不会随主观意识而改变的客观存在，而随主观意识改变的是科学的方法。例如，人们对于宇宙的认知方式不同，导致了所谓迷信与科学之划分，然而不论是迷信还是科学，它们的描述对象是一致的，差异在于主体的理念和方法。
材料中，“科学在乎其方法而不在乎其本质”的说法实质上是在明确科学的意义是什么——由于它的描述对象是客观的，所以意义在于学者以什么样的逻辑去研究它们，即研究的理念、方法。
同样，在音乐学研究领域，如果说仅仅确定了研究内容是某一音乐文化现象，尚不具备任何学科与学术意义，只有学者们以不同理念、方法去描述，音乐学学科与研究才得以形成。相对于音乐分析，音乐学分析之所以有特点，不是因为研究对象的“亲疏远近”，而是在于其理念、方法的多样性和知识结构的交叉性。例如，研究音乐与人类感情以及伦理、政治、宗教之关系;研究音乐与人类交往、社交礼仪习俗的演变之关系;研究音乐与两性之关系;研究音乐与人类身体（心理、生理、动作等）之关系等等。这些都是宏观把握层面的理念、方法，而且與音乐的诞生有着直接关系。若脱离诸如此类的治学理念，就导致学术中音乐的孤立存在。即为孤立，何谈存在？往往宏观把握的方法不容忽视，只有扭住了源头，研究工作才有进行下去的意义。而对于源头的认知与不懈探索，离不开理念、方法与知识结构的相互修缮与催生。
参考文献
[1]王学典主编：《述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王传：《华南学派史学理论溯源》，《文史哲》2018年第5期，第23—37页。
作者简介：李锐，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学博士研究生在读。
注释：
[1]详见王传：《华南学派史学理论溯源》，《文史哲》2018年第5期，第24页。
[2]王传：《华南学派史学理论溯源》，《文史哲》2018年第五期，第25页。
[3]王学典主编：《述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页。
[4]王传：《华南学派史学理论溯源》，《文史哲》， 2018年第5期，第24页。
[5]王传：《华南学派史学理论溯源》，《文史哲》， 2018年第5期，第27页。
[6]转引自王传：《华南学派史学理论溯源》，《文史哲》， 2018年第5期，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