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在1980年代开启文学新时期，同时也开启了对生态问题的深切关注。这样一种开启意义深远，曹文轩在其关于1980年代文学颇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出现了1919年以来的新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自然崇拜。”[1]中国文学在对大自然的关注与崇拜中掀起生态写作的热潮。这一热潮持续至今，并且随着国家提倡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五位一体”，生态文明建设自成一体，生态写作受到的重视愈益突出。在这一热潮中，少数民族小说没有缺席，甚至有着更为突出的表现。人们早已相信生态文学的独立存在，在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大力推动下，生态文学的独立地位和重要作用当然更加巩固。如果认可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存在，自然会认可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的存在。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我们的文学是多民族文学，其中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意义不容置疑。当我们认可生态小说的存在时，也应该认可少数民族生态小说的存在。如果要厘清少数民族生态小说这一概念，或许可以将其限定为少数民族作者所写的与生态问题相关的小说。对于少数民族生态小说的研究，汪树东、李长中、王静、谢廷秋、雷鸣等学者在各自论著中多有涉及。这些学者研究少数民族生态小说，有各自的入口或关注点。笔者的关注点在于，如果我们认可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亦即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生态写作是不可忽视的，是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现象，而按著名传播学者邵培仁所主张的传播学研究对象应为“客观地存在于传播活动中的并构成影响的现象”[2]这一观点，那么对此重要现象就应该可以从传播学视野进行考察。少数民族生态小说作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重要方面，也必然可以从传播学视野予以考察。其中有一些耐人寻味的问题，值得学界探究。
　　首先，少数民族小说家中，哪些人的写作和生态相关，参与了生态文化与文明的传播？这就是说，少数民族生态小说有哪些传播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播者？这涉及传播的主体问题。如果针对生态文化与文明的传播，其所涉及的主体范围非常广阔，那些参与生态文化与文明传播的个人、团体以及各级政府部门都可纳入。就我们的论题而言，这个范围大大缩小，缩小到只在少数民族生态小说这一论域内讨论。少数民族生态小说这一文化现象，能够集结不少创作上有所成就的少数民族小说家。这是一支数量庞大的队伍，他们同时是生态文化与文明卓有成效的传播者。这些作家如李传锋（土家族）、乌热尔图（鄂温克族）、叶广芩（满族）、孙春平（满族）、张长（白族）、郭雪波（蒙古族）、阿来（藏族）、王华（仡佬族）等，已經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产生影响。他们和生态相关的一些作品迭受好评，已经获得不少殊荣。如乌热尔图《七岔犄角的公鹿》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力以赴从事生态写作的郭雪波的作品在美国、法国出版，其《大漠魂》获台湾联合报优秀小说奖;孙春平《苦雪》入选《199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佳作集》，荣获《人民文学》建刊45周年优秀小说奖;王华《雪豆》（又名《桥溪庄》）获《当代》文学拉力赛2005年度冠军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阿来《蘑菇圈》获得鲁迅文学奖;等等。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播者？为什么这些传播者有这样突出的写作和传播行为？这源于席卷全球的生态主义的冲击;源于国家重视，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更源于中国少数民族普遍亲近自然的深厚文化传统。比如，“彝族先民将自然界视为与人类一样具有生命、意志以及巨大能力的对象加以崇拜”[3]，受到彝族文化影响的民族作家在其小说写作里就会加以落实，像对待人类一样平等对待自然界中的生命。再如萨满教信奉闪电雷火、山川森林土地等，奉长生天为父，长生地为母，受到萨满教影响的一些北方少数民族作家与大自然的关系则会更加亲近。又如很多少数民族相信万物有灵，在不少民族作家笔下，大自然中的生命就会变得和人一样有情感、有思想。
　　从传播学意义上讲，少数民族生态小说的写作者虽然讲述生命个体的故事，抒写个人生命情感，却同时发出超越个人，能够代表其所在民族，乃至整个国家甚而人类的更具有公共性的声音，传播更具有公共性的思想。他们写作、发表许多被称为生态小说的作品。这些生态小说，是书写，也是传播。
　　其次，作为文化产品的少数民族生态小说传播怎样的内容，采取怎样的形式？在小说这一领域里，一些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写作者和汉族写作者一样，高度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关注生态问题，彰显生态意识，展示生态理想，传播生态文化与文明。这构成少数民族生态小说传播的基本内容。
　　动物小说是少数民族生态小说的重要创新形式，通过叙述人与动物之间的故事来揭露生态问题，表现生态意识。动物小说叙述动物被猎杀，也叙述动物被保护，保护和猎杀往往交织在一起。还有讲述人与动物之间亲密关系的。这类小说形式颠覆、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以动物为叙述中心，建构并传播人与动物并重的生态意识。
　　土家族作家李传锋的动物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坛已产生较大影响。在其所作《退役军犬》里，军犬黑豹离开主人后，想念主人，同时无法忍受荒野带来的孤独，最后丧命于人的枪下。《红豺》中，比起凶猛残暴、肆意糟蹋庄稼、引起山民憎恨的野猪，红豺被作为山野的精灵看待。《最后一只白虎》引入作为土家族文化图腾的白虎，讲述自远古时代就与整个族群结下紧密缘分的白虎濒临灭绝时留下的自然之痛，也是动物之殇，揭示了人类戕害动物的残暴。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系列小说《沙狐》《沙狼》《沙祭》《大漠狼孩》等凸显生态危机，批判人类破坏生态的行为，塑造“野性磅礴的动物形象”[4]，彰显并传播生态意识。满族作家叶广芩的《老虎大福》叙写最后一只华南虎1963年在秦岭被猎杀的经过。小说描写老虎身上的每一根骨头每一块肉都被山民们瓜分殆尽的场景：人们高高兴兴地从老虎身上分割福利后，用虎血沾脑门祈求福气，对自己的无知浑然无觉;而华南虎那伟岸的身躯倒下，壮丽的生灵消失，留给世界可怕的虚空。野生动物濒临灭绝指示着生态问题的严肃与严峻。叶广芩另有《黑鱼千岁》《猴子村长》《山鬼木客》等，也都在讲述野生动物的悲剧，张扬野生动物的尊严。 　　动物小说之外，少数民族生态小说的写作者们当然也采取别的形式来彰显与传递生态意识。比如着力塑造人物形象，写人物性格小说。郭雪波的小说在讲述野生动物悲剧的同时，塑造了生态破坏者如《沙葬》里的铁巴、《大漠狼孩》中的金宝、《沙狐》中的大胡子主任等形象，也塑造生态保护者如《沙葬》中的云灯喇嘛、白海，《沙狐》中的老沙头等形象。这些有着对立意义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代表郭雪波自己的发现：由于对生态的破坏，肆虐的沙土、缩减的草原、恶化的气候的示威报复，导致文明的衰退甚至覆灭。这其实是非常深刻的反思。
　　再次，少数民族生态小说在传播中采取怎样的策略？少数民族生态小说的写作者和传播者面对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严峻形势，集体在创作中关注生态问题，对人类行为展开批判。批判与否定是他们采取的基本策略之一，构成传播生态文化与文明的起点。他们当然不止于批判。批判的同时或者批判之后，他们也倡导感悟自然、融入自然、回归自然，肯定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表达对大自然的爱。建设与肯定也是他们采取的基本策略，构成传播生态文化与文明的旨归。“将人带回大地，使人属于这大地，并因此使他安居。”[5]这是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所提出“人，诗意地安居”的理念，得到生态批评与写作者的普遍赞同，其中自然也包括关注生态问题的少数民族小说家。
　　在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与传播实践中，批判与否定、建设与肯定这两种策略往往交织在一起。彝族作家安文新短篇《神树，神树》讲述乌蒙山区一个村寨受到崇拜的百年枫树的故事。这棵彝家人奉之为神的树，四人合围粗，二十多人高，人们家中有大事小事都要去祭拜，每年三月三还要大祭。不敬神树者遭到报应，有瞎、拐、绝后三种下场，称为“三报应”。砍树毁林，大炼钢铁的日子里，县里来的谢书记不信邪，带头砍树。斧子砍进树里拔不出来，他握住斧柄使劲拔，斧把折断，他仰面摔倒，脑壳砸在青石板上，留下终身残疾。这在“三报应”之外增加了一个报应。神树之神，使那些号称最不信邪者，也不敢轻举妄动。如此虽经过“文化大革命”，也一直保全。苗族作家杨欧短篇小说《大雕》讲述倒卖木材的陈连生、毛二、蛮子、猴子、老油条五人路途中活捉、卖掉大雕，分享不义之财，后来在车祸中死于非命。作者为表达怜悯之意，设计没有参与分赃者陈连生及其弟弟毛二生还。小说中的人们不仅伤害大雕，而且还砍伐森林，破坏自然家园，所以遭到报复。不论神树还是大雕，在少数民族作家笔下都充满神秘色彩，象征大自然的不可侵犯。面临着生态被严重破坏的严峻事实，作家们批判人类破坏生态的恶性行为，同时用神秘故事展示大自然的伟力，让人们尊重、敬畏自然。
　　最后，少数民族生态小说的传播给当代文化和文学提供了怎样的价值？简而言之，就是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彰显生态意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少数民族生态小说或许不以美学探讨为主，因而也不以美学价值取胜，但其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传播生态理念，无论于现代化实践还是思想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價值。
　　注释：
　　[1]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56页。
　　[2]邵培仁：《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3]白兴发：《彝族传统禁忌文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15页。
　　[4]汪树东：《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95页。
　　[5][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郜元宝译，张汝伦校，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93页。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传播学视野里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编号16BZW19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