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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需要知道在大众电影院里在上映什么电影,它一定是全城最好的电影。”这是我第二次引用派拉蒙为自己院线做的广告。上一次是在238期,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封面故事《冯程程的票根》,试图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一部电影会卖出高票房。
当电影院的票房和电影的俗滥不断创出新高挑战我们的底线的时候,我们觉得当时对这个电影市场的分析是准确的。现在,所有的分析也都指向了“市场就在那里”、“容量就是这么大”—有多少银幕,有多少座位,当然,还有看电影者的时间。仿佛只要进了排片表,就水到渠成高枕无忧了。然后,各种传闻还会透露出所谓的“排片”技巧,做足做好事前功课,抢到了独家占有的时间,就万事不愁理所当然地成为票房赢家了……
这算什么?我们这个栏目中多次提到的一个值得担忧的市场特性:需求过于旺盛的市场,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企业创新能力总是更容易表现在渠道和营销领域,渠道型和平台型公司更容易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而这又导致另一个结果:产品的研发和创新能力及投入不足。
在地产商人的拿地和建设热情推动下,在好莱坞大片培养了看电影的热情之后,在网购改变了人们的逛街习惯,在他们的消费能力渐渐提高之后,我们现在看到,年轻的中产阶级把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时间,贡献给了中国电影业。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电影也迅速进入到了这样一个只有好市场没有好产品的形态当中。
而且更加恶劣的是,市场赢家们多少还带着一点狡黠的自鸣得意,算计着如何让市场中权力部门的权力最大程度地为自己的利益提供服务。不但没有好产品,而且这还是一个坏的市场。
所以有了这一期的封面故事,我想应该对现在的电影和观众的品味提出质疑了。在与编辑记者的沟通过程中一个有趣的地方在于,他们不断提醒我可能存在的“精英”意识会影响判断,这个问题最终解决是这样的问题:“你觉得《富春山居图》是个滥片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看这个电影的人是草根群氓,而我们自己是“精英”?每个人都有美丑是非判断能力,我们不应该混淆美丑,尤其更不应该让审丑、媚俗成为主流和赢家。这与精英无关。我们价值观的宽容不应该成为对恶俗的纵容。
如果所有的信息都指向这是个大滥片,但却偏偏要去看一下它到底有多滥,这只说明我们在“逐臭”,只说明我们的空虚。你选择把时间给《富春山居图》,就是对恶俗的生活投了赞成票,因为时间永远遵循着零和原则。“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电影”。这是我所知道的关于艺术这个行当最重要的一个道理。
让我想起这句话的原因除了电影,还有湖北考生怒讨“作弊权”事件—高考生和他们的父母在寻找“公平”。我看到这件事的有关评论中提及了类似的一句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如果我们希望自己所身处的国家好起来,那么先要让自己好起来;如果我们更愿意欣赏美好的东西,而不是只满足于吐槽丑的恶俗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支持美好的东西,去接近美好的东西。
当电影院的票房和电影的俗滥不断创出新高挑战我们的底线的时候,我们觉得当时对这个电影市场的分析是准确的。现在,所有的分析也都指向了“市场就在那里”、“容量就是这么大”—有多少银幕,有多少座位,当然,还有看电影者的时间。仿佛只要进了排片表,就水到渠成高枕无忧了。然后,各种传闻还会透露出所谓的“排片”技巧,做足做好事前功课,抢到了独家占有的时间,就万事不愁理所当然地成为票房赢家了……
这算什么?我们这个栏目中多次提到的一个值得担忧的市场特性:需求过于旺盛的市场,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企业创新能力总是更容易表现在渠道和营销领域,渠道型和平台型公司更容易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而这又导致另一个结果:产品的研发和创新能力及投入不足。
在地产商人的拿地和建设热情推动下,在好莱坞大片培养了看电影的热情之后,在网购改变了人们的逛街习惯,在他们的消费能力渐渐提高之后,我们现在看到,年轻的中产阶级把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时间,贡献给了中国电影业。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电影也迅速进入到了这样一个只有好市场没有好产品的形态当中。
而且更加恶劣的是,市场赢家们多少还带着一点狡黠的自鸣得意,算计着如何让市场中权力部门的权力最大程度地为自己的利益提供服务。不但没有好产品,而且这还是一个坏的市场。
所以有了这一期的封面故事,我想应该对现在的电影和观众的品味提出质疑了。在与编辑记者的沟通过程中一个有趣的地方在于,他们不断提醒我可能存在的“精英”意识会影响判断,这个问题最终解决是这样的问题:“你觉得《富春山居图》是个滥片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看这个电影的人是草根群氓,而我们自己是“精英”?每个人都有美丑是非判断能力,我们不应该混淆美丑,尤其更不应该让审丑、媚俗成为主流和赢家。这与精英无关。我们价值观的宽容不应该成为对恶俗的纵容。
如果所有的信息都指向这是个大滥片,但却偏偏要去看一下它到底有多滥,这只说明我们在“逐臭”,只说明我们的空虚。你选择把时间给《富春山居图》,就是对恶俗的生活投了赞成票,因为时间永远遵循着零和原则。“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电影”。这是我所知道的关于艺术这个行当最重要的一个道理。
让我想起这句话的原因除了电影,还有湖北考生怒讨“作弊权”事件—高考生和他们的父母在寻找“公平”。我看到这件事的有关评论中提及了类似的一句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如果我们希望自己所身处的国家好起来,那么先要让自己好起来;如果我们更愿意欣赏美好的东西,而不是只满足于吐槽丑的恶俗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支持美好的东西,去接近美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