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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是刘勰建立的作文和评价的标准，《辨骚》篇体现了刘勰对与占正统地位的经相异的《离骚》的评判，对认识西方理论背景下当代文论的合法性具有启发意义。本文以《辨骚》为切入点，认为文学研究应征言核论，从作品本身出发，同时铄古切今，在考虑文本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勇于从新的视角进行阐释。
关键词：文心雕龙；辨骚；文学理论；合法性
作者简介：魏笑雪（1995-），女，汉族，河北邯郸人，四川大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5-0-02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里说道：“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也。”“文心”是“言为文之用心”，即讲作文的方法。“古来文章，以雕繻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战国时代的邹衍善于谈天说地，后来驺奭发挥其学说，有“谈天衍，雕龙奭”之称。“雕龙”即指把语言文辞写得美丽细致。
“原道-征圣-宗经”是刘勰在论述写作时的总原则，旨在说明圣人之文，《易》、《书》、《诗》、《礼》、《春秋》等是文章的典范，表现了至高无上的道，按照这样的总原则进行创作，就有可能达到“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等六项标准，使思想艺术都完美。文为道的外化，故《原道》是《文心雕龙》的首篇；作者曰圣，述者曰明，圣人之文的规范性体现在其贵政化，重事迹，以文足言，以言托志；“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经典是道与圣的产物，是诸种文体的源头，其本身就具有近乎专制的合法性。
《离骚》只是屈原一个作家的作品，是楚辞的一种代表，似乎不能与“原道”、“征圣”、“宗经”、“正纬”构成系统，而刘勰在《序志》中明确将其列入“文之枢纽”中，其意为何？经典的地位非同一般，“原道-征圣-宗经”是刘勰建立的文论体系的根基，在总的方向给人以指导，而差异与变化亦是文论发展的重要一部分。笔者认为，刘勰在设定以经为本的同时，必然要对那些与经相关的文本予以特殊的关注，《离骚》“奇文鬰起”，代表了一种与诗经迥然不同的创作风貌，《辨骚》篇能够反应刘勰对经典之外奇文异采的文学的观点，对认识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很有启发。
“范畴指超越于具体物质层面或技术层面的专门名言，是人对客观事物本质特征的理性规定”。[1]古今对“文学”的界定有所不同，“传统中国文化体系中不以今人以为高的纯‘文学’之‘文’为高，而是大有出入，‘原道’之‘文’则高，不原道之‘文’则不太高或者不高是古代传统中的主流看法。”[2]古人的“立言不朽”里首重“立经史之言”，以及为“经”作的传注之言；其次则是自家体经史而出的“一家之言”的著作；最后才是“诗赋骈散”之言。进行文学评论和研究应首先注意到古今观念标准上的不同，做到“征言核论”，不仅深入全面了解文本内涵，也要考虑不同思想风尚的影响。
《离骚》既不同于《诗经》等经典，也区别于一般的辞赋，它出现在“风雅寝声，莫或抽绪”之时，在“诗人之后”、“辞家之前”的关键阶段里，“去圣未远”，主体仍沿袭“圣”的经典，而又有新变，达到新的高度。前人评价离骚，班固以为“非经义所载，然其文辞丽雅，为辞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王逸以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驷虬乘翳，则时乘六龙，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杨雄亦言体同诗雅。
刘勰先破后立，认为四家鉴而弗精，翫而未核，再提出自己的观点，“将核其论，必征言焉”，从作品本身出发，是评价作品的第一步。“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是典诰之体；“讥桀纣之猖披，伤弈浇之颠陨”属规讽之旨；“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乃比兴之义；“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是忠怨之辞；这四事与《诗》开创的风雅相同。而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嫆女之类的诡异之辞；康回倾地，夷弈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的谲怪之谈；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的猖狭之志；娱酒不废，沉湎日夜的荒淫之意，这四事则与经典相异。离骚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气往铄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
刘勰从《离骚》作品本身的内容出发研究其特点，并非先有理论，后以文本来证实理论。随着时间的流逝，后人阅读古籍面对更多的障碍，有时难免会“背离文本话语”，进行“强制阐释”[3]。当代西方文论以独特的理论力量和影响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托马斯主义、自由人文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学派、荣格学派等等，以其巨大的冲击力解构着传统理论对文学的认识。“如果这一视西籍若神圣的心态不能根本扭转，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将长期停留在认同西方的流行理论的阶段，从而难以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研究有积极的建树”。[4]
《离骚》相对《诗经》来说明显的差异构成了对经的权威性的挑战，对于习惯“依经立义”的汉代人来说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刘勰所列诸家对楚辞的争论，其实质就在于如何看待及评价楚辞与《诗经》的明显差异。刘勰指出前人没有精确地切入核心，他对楚辞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和影响有更为真切、深刻的认识。他不仅探讨文的本原，也必须回答文的发展和变化这一重要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辨骚》篇成为“文之枢纽”的一部分。《序言志》的“变乎骚”的“变”字，极为精准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也道出了刘勰这样行文安排的动机。
在对赋骚与“五经”进行具体比较，剖析其异同后，刘勰认为在不违背“五经”雅正文风的前提下，应尽量酌取楚辞的奇辞丽采，做到奇正相参，华实并茂。肯定经正传统但不囿于其中，大胆肯定创新，刘勰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而不是归于《明诗》、《诠赋》一类，正是由于通过《辨骚》，与《宗经》等篇联系起来，构成他完整的评论框架。
刘勰慎终而追远，不以趋新鹜奇为念。虽有声音批评其中庸立场，跳不出经学框架，但刘勰“辨骚”并不是单纯地以经绳骚，只着眼于两者表面的异同，更是以一种发展包容的心态肯定了离骚的新变。“折衷论”自然比“全盘西化”或“全盘本土化”要麻烦得多，也不及后两种干脆痛快，但在大转变的背景下，理论体系的建立没有快捷方式可循，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必须在长期的尝试和不断调整的过程中才能找到适当的方向。
“同之与异，不屑古今”，合法性问题一直在危机与机遇中向前推进，“艺术本质是交往”，文艺的交流需要建立具有合法性的理论系统，而标准有其适用范围，当脱离该领域，这个标准就不再具有合法性。文艺领域的规范与超越与其说是戴着镣铐的舞蹈，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是不同规范下评价标准的不同与碰撞。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范畴在西方的强势冲击下面临种种质疑，发掘中国文学理论和接受西方思想体系是可以相反相成的，其合法性不仅要以文本本身和时代文化等背景为支点，也要大胆吸收不同体系间碰撞交流的思想，发挥文艺自身内在的韧力，“为我所用”。
注释：
[1]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4页。
[2]刘文勇：《中国文论：照着讲与接着讲——以<文心雕龙>研究为中心》，文学前沿，2008年01期。
[3]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4]余英时：《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三民书局，2008年3月。
参考文献：
[1]（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
[2]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
[3]李艇.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新论[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
[4]傅其林.当代文艺学的规范性基础——合法性反思及其批评实践[M].新北：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7年8月.
[5]余英时.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M].台北：三民书局，2008年3月.
[6]王运熙.王运熙文集-文心雕龙探索[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4月.
[7]张江.强制阐释论[J].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8]张江.关于”强制阐释”的概念解说——致朱立元、王宁、周宪先生[J].文艺研究，2015年01期.
[9]邹红.关于《文心雕龙·辨骚》的几个问题[J].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10]刘文勇.中国文论：照着将与接着讲——以《文心雕龍》为中心[J].文学前沿，2008年01期.
关键词：文心雕龙；辨骚；文学理论；合法性
作者简介：魏笑雪（1995-），女，汉族，河北邯郸人，四川大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5-0-02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里说道：“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也。”“文心”是“言为文之用心”，即讲作文的方法。“古来文章，以雕繻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战国时代的邹衍善于谈天说地，后来驺奭发挥其学说，有“谈天衍，雕龙奭”之称。“雕龙”即指把语言文辞写得美丽细致。
“原道-征圣-宗经”是刘勰在论述写作时的总原则，旨在说明圣人之文，《易》、《书》、《诗》、《礼》、《春秋》等是文章的典范，表现了至高无上的道，按照这样的总原则进行创作，就有可能达到“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等六项标准，使思想艺术都完美。文为道的外化，故《原道》是《文心雕龙》的首篇；作者曰圣，述者曰明，圣人之文的规范性体现在其贵政化，重事迹，以文足言，以言托志；“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经典是道与圣的产物，是诸种文体的源头，其本身就具有近乎专制的合法性。
《离骚》只是屈原一个作家的作品，是楚辞的一种代表，似乎不能与“原道”、“征圣”、“宗经”、“正纬”构成系统，而刘勰在《序志》中明确将其列入“文之枢纽”中，其意为何？经典的地位非同一般，“原道-征圣-宗经”是刘勰建立的文论体系的根基，在总的方向给人以指导，而差异与变化亦是文论发展的重要一部分。笔者认为，刘勰在设定以经为本的同时，必然要对那些与经相关的文本予以特殊的关注，《离骚》“奇文鬰起”，代表了一种与诗经迥然不同的创作风貌，《辨骚》篇能够反应刘勰对经典之外奇文异采的文学的观点，对认识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很有启发。
“范畴指超越于具体物质层面或技术层面的专门名言，是人对客观事物本质特征的理性规定”。[1]古今对“文学”的界定有所不同，“传统中国文化体系中不以今人以为高的纯‘文学’之‘文’为高，而是大有出入，‘原道’之‘文’则高，不原道之‘文’则不太高或者不高是古代传统中的主流看法。”[2]古人的“立言不朽”里首重“立经史之言”，以及为“经”作的传注之言；其次则是自家体经史而出的“一家之言”的著作；最后才是“诗赋骈散”之言。进行文学评论和研究应首先注意到古今观念标准上的不同，做到“征言核论”，不仅深入全面了解文本内涵，也要考虑不同思想风尚的影响。
《离骚》既不同于《诗经》等经典，也区别于一般的辞赋，它出现在“风雅寝声，莫或抽绪”之时，在“诗人之后”、“辞家之前”的关键阶段里，“去圣未远”，主体仍沿袭“圣”的经典，而又有新变，达到新的高度。前人评价离骚，班固以为“非经义所载，然其文辞丽雅，为辞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王逸以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驷虬乘翳，则时乘六龙，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杨雄亦言体同诗雅。
刘勰先破后立，认为四家鉴而弗精，翫而未核，再提出自己的观点，“将核其论，必征言焉”，从作品本身出发，是评价作品的第一步。“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是典诰之体；“讥桀纣之猖披，伤弈浇之颠陨”属规讽之旨；“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乃比兴之义；“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是忠怨之辞；这四事与《诗》开创的风雅相同。而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嫆女之类的诡异之辞；康回倾地，夷弈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的谲怪之谈；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的猖狭之志；娱酒不废，沉湎日夜的荒淫之意，这四事则与经典相异。离骚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气往铄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
刘勰从《离骚》作品本身的内容出发研究其特点，并非先有理论，后以文本来证实理论。随着时间的流逝，后人阅读古籍面对更多的障碍，有时难免会“背离文本话语”，进行“强制阐释”[3]。当代西方文论以独特的理论力量和影响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托马斯主义、自由人文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学派、荣格学派等等，以其巨大的冲击力解构着传统理论对文学的认识。“如果这一视西籍若神圣的心态不能根本扭转，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将长期停留在认同西方的流行理论的阶段，从而难以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研究有积极的建树”。[4]
《离骚》相对《诗经》来说明显的差异构成了对经的权威性的挑战，对于习惯“依经立义”的汉代人来说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刘勰所列诸家对楚辞的争论，其实质就在于如何看待及评价楚辞与《诗经》的明显差异。刘勰指出前人没有精确地切入核心，他对楚辞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和影响有更为真切、深刻的认识。他不仅探讨文的本原，也必须回答文的发展和变化这一重要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辨骚》篇成为“文之枢纽”的一部分。《序言志》的“变乎骚”的“变”字，极为精准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也道出了刘勰这样行文安排的动机。
在对赋骚与“五经”进行具体比较，剖析其异同后，刘勰认为在不违背“五经”雅正文风的前提下，应尽量酌取楚辞的奇辞丽采，做到奇正相参，华实并茂。肯定经正传统但不囿于其中，大胆肯定创新，刘勰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而不是归于《明诗》、《诠赋》一类，正是由于通过《辨骚》，与《宗经》等篇联系起来，构成他完整的评论框架。
刘勰慎终而追远，不以趋新鹜奇为念。虽有声音批评其中庸立场，跳不出经学框架，但刘勰“辨骚”并不是单纯地以经绳骚，只着眼于两者表面的异同，更是以一种发展包容的心态肯定了离骚的新变。“折衷论”自然比“全盘西化”或“全盘本土化”要麻烦得多，也不及后两种干脆痛快，但在大转变的背景下，理论体系的建立没有快捷方式可循，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必须在长期的尝试和不断调整的过程中才能找到适当的方向。
“同之与异，不屑古今”，合法性问题一直在危机与机遇中向前推进，“艺术本质是交往”，文艺的交流需要建立具有合法性的理论系统，而标准有其适用范围，当脱离该领域，这个标准就不再具有合法性。文艺领域的规范与超越与其说是戴着镣铐的舞蹈，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是不同规范下评价标准的不同与碰撞。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范畴在西方的强势冲击下面临种种质疑，发掘中国文学理论和接受西方思想体系是可以相反相成的，其合法性不仅要以文本本身和时代文化等背景为支点，也要大胆吸收不同体系间碰撞交流的思想，发挥文艺自身内在的韧力，“为我所用”。
注释：
[1]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4页。
[2]刘文勇：《中国文论：照着讲与接着讲——以<文心雕龙>研究为中心》，文学前沿，2008年01期。
[3]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4]余英时：《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三民书局，2008年3月。
参考文献：
[1]（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
[2]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
[3]李艇.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新论[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
[4]傅其林.当代文艺学的规范性基础——合法性反思及其批评实践[M].新北：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7年8月.
[5]余英时.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M].台北：三民书局，2008年3月.
[6]王运熙.王运熙文集-文心雕龙探索[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4月.
[7]张江.强制阐释论[J].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8]张江.关于”强制阐释”的概念解说——致朱立元、王宁、周宪先生[J].文艺研究，2015年01期.
[9]邹红.关于《文心雕龙·辨骚》的几个问题[J].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10]刘文勇.中国文论：照着将与接着讲——以《文心雕龍》为中心[J].文学前沿，2008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