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中国成立时，总人口为5.5亿，其中80%以上为文盲，农村的文盲率高达95%以上。在中共中央，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支持與领导下，北京市的扫盲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北京市广大人民群众响应政府号召，积极投入到扫盲运动的过程中。在市政府及有关单位的领导、配合下，北京在1952年、1956年和1958年先后掀起三次扫盲运动的高潮。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式上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12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学校为工农开门”的方针，争取从1951年开始进行全国大规模的识字运动。为了提高识字效率，1952年，西南军区某部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了速成识字法，该教学方法采取“大量突击、分散难点，逐步占有、巩固提高”的原则，分为三个步骤：一是学习注音和拼音，即“识字拐棍”;二是大量突击，认识单字;三是大量阅读、写字与写话，平均每人每天可识字100个左右，效果显著。1952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普遍推广速成识字法》的社论，号召“在全国各地的冬学、工农速成初等学校、职工业余学校、农民业余学校中，都应该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5月1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指出运用“速成识字法”，将使扫盲过程大大缩短，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的工人、农民中间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有计划有步骤地扫除文盲，已是当前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
为了贯彻教育部的《通知》精神，1952年，北京市文教局发出通知，要求业余学校、民校、成人夜校的教师学习“速成识字法”。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举办“速成识字法广播讲座”，播讲识字运动的意义、“速成识字法”的基本精神。为了在本市取得推行“速成识字法”的经验，1952年1月10日，北京市在东郊高碑店乡试办农民速成识字班。该班共有24名学员，经过164个小时的学习，基本上都认识了1638个单字，能够阅读普通报刊，并于4月6日结业。1952年1月至7月，北京市又分三批在干部、工人、农民和劳动市民中进行了“速成识字法”的实验，先后在6个机关、29个厂矿企业、13个区、102个村镇开办了470个实验班。这次实验表明，“速成识字法”可以大大提高群众的识字效率，扫盲运动逐渐开展起来。
1952年7月，北京市识字运动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由党委、团委、工会、农会、妇联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负责代表组成，吴晗为主任委员，廖沫沙、翁独健为副主任委员。区（厂）、村（城区派出所）也相继成立了识字运动委员会。市识字运动委员会是扫盲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主要负责识字运动的开展与制订扫盲计划。8月8日，北京市召开了市区两级的政府系统和工、农、青、妇等系统的文教干部大会。副市长吴晗在会上讲，“我们准备在今年十月开展一个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识字运动，在三年时间内，扫除全市的文盲、半文盲”，号召各个部门动员群众，大张旗鼓地进行扫盲运动。以这次会议为起点，北京市第一次扫盲运动掀起高潮。
北京市识字委员会成立后，开始着手制订扫盲计划，以及进行扫盲教师的组织与培训工作。1952年8月9日，北京市政府通过了《北京市开展识字运动逐步扫除文盲的初步计划》，争取3年内扫除全市文盲，要求各单位都要制订扫盲具体规划，安排学习时间，动员广大知识分子参加扫盲运动。9月，市总工会制订了《北京市开展职工识字运动逐步扫除文盲的初步计划（草案）》，要求到1954年扫除全市19万名职工中的文盲、半文盲。在“速成识字法”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北京市在1952年6月至9月间，进行了师资的动员、组织和训练工作。除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教师外，动员了大量的机关工矿职工、家庭知识妇女、农村知识分子和少数还未就业的失业知识分子，作为训练培养的对象。市识字运动委员会采取分区分批短期训练的方法，先后训练了7500名教师，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查，大约有4350名教师能够胜任扫盲工作。这样，就初步建立了扫盲师资队伍。
扫盲运动的顺利开展，不仅需要培养合格的扫盲教师，还需要发挥青年团在扫盲中“天然助手”的作用。青年是扫盲力量的中坚、民师的主力、扫盲协会的骨干。北京郊区农村，有的团支部组织团员青年义务劳动，把打草、运输挣的钱，作为扫盲的经费，为学员买书和笔。如北京市人民印刷厂青年团积极协助党、政、工做好辅导员思想教育工作，积极向群众宣传识字的重要意义，调动学员学习热情，解决了学员学习中的许多实际困难。
针对学员在学习中遇到的经费问题，北京市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1952年11月，北京市文教局提出：职工识字学校所需经费由工会文教费支付。1953年5月，北京市在领取工农业余教育经费的规定中明确规定：工人部分经费来源以工会文教费为主，另由政府补助;农民和市民部分，分为工农业余事业费与扫盲事业费。业余教育事业费用于学习《农民识字课本》第五、第六册的各班经费开支，扫盲事业费用于第一至第四册的各班经费开支。北京郊区农村中的扫盲经费更多的是群众自筹，用于购买教材、纸和笔，有的甚至亲自盖扫盲班教室。如石景山钢铁厂炼焦部参加速成识字运动的1000余名工人，因为天气冷，露天礼堂不适合上课，利用工余时间，将从前人工炼焦的焦炉台改修成17间教室。
北京市文教局在解决扫盲经费、教材编写等问题的同时，还对“速成识字法”进行了改进。由于北京市不少地方缺乏严格编班教学的条件，特别是郊区的农村，因为人口少且分散，文化水平参差不齐，通过编班、编组的方式进行识字教学难度很大。另外，在师资条件上，一些扫盲教师水平不够，掌握“速成识字法”有困难。因此在“速成识字教学法”的基础上，北京市东郊区和南苑区开始对“速成识字教学法”进行改进，采取“分段速成教学法”与“单元突击教学法”进行扫盲。这两种方法适合了群众学习时间不容易集中的情况，解决了一口气学2000个字的困难，效果也比较巩固。这两种方法受到了学员们和教师们的欢迎，有的学员说，“中间缓了一口气，这下子思想、精力倒真能集中了”;有的教师说，“我们的信心提高了，这样一段一段地学，一段一段地教，我自己也提高了，胆子就壮了”。
推广速成识字法，掀起首次扫盲高潮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式上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12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学校为工农开门”的方针，争取从1951年开始进行全国大规模的识字运动。为了提高识字效率，1952年，西南军区某部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了速成识字法，该教学方法采取“大量突击、分散难点，逐步占有、巩固提高”的原则，分为三个步骤：一是学习注音和拼音，即“识字拐棍”;二是大量突击，认识单字;三是大量阅读、写字与写话，平均每人每天可识字100个左右，效果显著。1952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普遍推广速成识字法》的社论，号召“在全国各地的冬学、工农速成初等学校、职工业余学校、农民业余学校中，都应该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5月1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指出运用“速成识字法”，将使扫盲过程大大缩短，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的工人、农民中间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有计划有步骤地扫除文盲，已是当前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
为了贯彻教育部的《通知》精神，1952年，北京市文教局发出通知，要求业余学校、民校、成人夜校的教师学习“速成识字法”。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举办“速成识字法广播讲座”，播讲识字运动的意义、“速成识字法”的基本精神。为了在本市取得推行“速成识字法”的经验，1952年1月10日，北京市在东郊高碑店乡试办农民速成识字班。该班共有24名学员，经过164个小时的学习，基本上都认识了1638个单字，能够阅读普通报刊，并于4月6日结业。1952年1月至7月，北京市又分三批在干部、工人、农民和劳动市民中进行了“速成识字法”的实验，先后在6个机关、29个厂矿企业、13个区、102个村镇开办了470个实验班。这次实验表明，“速成识字法”可以大大提高群众的识字效率，扫盲运动逐渐开展起来。
1952年7月，北京市识字运动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由党委、团委、工会、农会、妇联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负责代表组成，吴晗为主任委员，廖沫沙、翁独健为副主任委员。区（厂）、村（城区派出所）也相继成立了识字运动委员会。市识字运动委员会是扫盲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主要负责识字运动的开展与制订扫盲计划。8月8日，北京市召开了市区两级的政府系统和工、农、青、妇等系统的文教干部大会。副市长吴晗在会上讲，“我们准备在今年十月开展一个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识字运动，在三年时间内，扫除全市的文盲、半文盲”，号召各个部门动员群众，大张旗鼓地进行扫盲运动。以这次会议为起点，北京市第一次扫盲运动掀起高潮。
北京市识字委员会成立后，开始着手制订扫盲计划，以及进行扫盲教师的组织与培训工作。1952年8月9日，北京市政府通过了《北京市开展识字运动逐步扫除文盲的初步计划》，争取3年内扫除全市文盲，要求各单位都要制订扫盲具体规划，安排学习时间，动员广大知识分子参加扫盲运动。9月，市总工会制订了《北京市开展职工识字运动逐步扫除文盲的初步计划（草案）》，要求到1954年扫除全市19万名职工中的文盲、半文盲。在“速成识字法”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北京市在1952年6月至9月间，进行了师资的动员、组织和训练工作。除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教师外，动员了大量的机关工矿职工、家庭知识妇女、农村知识分子和少数还未就业的失业知识分子，作为训练培养的对象。市识字运动委员会采取分区分批短期训练的方法，先后训练了7500名教师，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查，大约有4350名教师能够胜任扫盲工作。这样，就初步建立了扫盲师资队伍。
扫盲运动的顺利开展，不仅需要培养合格的扫盲教师，还需要发挥青年团在扫盲中“天然助手”的作用。青年是扫盲力量的中坚、民师的主力、扫盲协会的骨干。北京郊区农村，有的团支部组织团员青年义务劳动，把打草、运输挣的钱，作为扫盲的经费，为学员买书和笔。如北京市人民印刷厂青年团积极协助党、政、工做好辅导员思想教育工作，积极向群众宣传识字的重要意义，调动学员学习热情，解决了学员学习中的许多实际困难。
针对学员在学习中遇到的经费问题，北京市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1952年11月，北京市文教局提出：职工识字学校所需经费由工会文教费支付。1953年5月，北京市在领取工农业余教育经费的规定中明确规定：工人部分经费来源以工会文教费为主，另由政府补助;农民和市民部分，分为工农业余事业费与扫盲事业费。业余教育事业费用于学习《农民识字课本》第五、第六册的各班经费开支，扫盲事业费用于第一至第四册的各班经费开支。北京郊区农村中的扫盲经费更多的是群众自筹，用于购买教材、纸和笔，有的甚至亲自盖扫盲班教室。如石景山钢铁厂炼焦部参加速成识字运动的1000余名工人，因为天气冷，露天礼堂不适合上课，利用工余时间，将从前人工炼焦的焦炉台改修成17间教室。
北京市文教局在解决扫盲经费、教材编写等问题的同时，还对“速成识字法”进行了改进。由于北京市不少地方缺乏严格编班教学的条件，特别是郊区的农村，因为人口少且分散，文化水平参差不齐，通过编班、编组的方式进行识字教学难度很大。另外，在师资条件上，一些扫盲教师水平不够，掌握“速成识字法”有困难。因此在“速成识字教学法”的基础上，北京市东郊区和南苑区开始对“速成识字教学法”进行改进，采取“分段速成教学法”与“单元突击教学法”进行扫盲。这两种方法适合了群众学习时间不容易集中的情况，解决了一口气学2000个字的困难，效果也比较巩固。这两种方法受到了学员们和教师们的欢迎，有的学员说，“中间缓了一口气，这下子思想、精力倒真能集中了”;有的教师说，“我们的信心提高了，这样一段一段地学，一段一段地教，我自己也提高了，胆子就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