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山西平顺县的女劳模申纪兰，是唯一连任十二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前两年，她曾对媒体说，自己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引起了诸多争议。笔者在20世纪70年代见过申纪兰，当时她是山西省妇联主任，见她和普通干部职工一起在省委食堂排队买饭，为人十分本色，口碑甚好。在那个时代，人大代表是一种荣誉，几乎所有代表都和申纪兰一样，从来想不到可以投反对票。这种局面的改变，是因为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一个名叫黄顺兴的人大代表。
　　黄顺兴的政治生涯，是在海峡对岸开始的。他是台湾彰化县人，生于1923年，是一位农业专家。1950年代投入台湾民主运动，在国民党戒严期间，他通过竞选，三任台东县议会议员、两任台湾“立法委员”，因敢于直言得名“黄大炮”。1964年以无党派身份当选台东县县长，因亲近农民，又有“平民县长”之美誉。第三次竞选“立法委员”失败后，去了日本。
　　1985年黄顺兴来到大陆，受到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据胡治安在香港出版的《统战秘辛》一书介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1986年10月9日与他会见，希望他在人大或政协正式发表意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此前，统战部曾派员登门拜访，提议让黄顺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黄顺兴表示，农科院顾问的事，会拼命去做，政协暂不参加。
　　原来，他对给从台湾回来的人安上个政协委员头衔，发些钱，养起来的做法有看法，他不愿意当敲边鼓的“食客”。统战部了解黄顺兴的态度以后，重新考虑，经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批准，决定提名黄顺兴为全国人大代表，由湖北省选举。统战部副部长武连元向黄顺兴说明了这一打算。
　　黄顺兴说，这样不行，我不是湖北人，又没有在湖北工作过，怎么去当湖北省的人民代表？局外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种“安排”。我当人大代表，应由台湾同胞选举。当“安排”的人大代表，会影响我在台湾同胞中的形象。中央接受了黄顺兴的意见。后来由台湾代表团选他为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当选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8年3月28日，七届人大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通过七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时，黄顺兴走到话筒前大声说：“我反对！”他讲了反对的理由：主任委员周谷城先生学问很高，我非常钦佩，但他89岁了，这么大岁数的人，不应该再辛劳他了。难道就没有年轻人为国家做事？
　　发言完毕，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虽然周谷城还是当选了，但这是自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公开反对票，黄顺兴开启了历史的新一页。
　　黄顺兴还提议设立代表秘密投票处。因为投票的代表座位挨得很近，投票的结果邻座都能看到，侵犯了代表的权利。他的建议立即被采纳。
　　全国人大原来没有大会发言这一项，黄顺兴提出不管小组讨论怎么样，大会是全体代表沟通的最后一个机会，这个权利不可剥夺。这一条也写进了人大议事规则。
　　在人大常委会，黄顺兴还提议，允许记者进入大会会场采访。他说：“人大号称最高权力机关，类似现代国家的国会，国会怎么可以不许记者进会采访？国会讨论的情况怎么可以不马上传播出去与大众见面？外面的意见怎么可以不迅速返回来？如果这些都没有，怎么能具代表性？要建立这样一个循环，媒体记者是少不了的。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包括独裁的蒋介石政府都有，为什么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反而没有？”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接受了他的意见，开放了记者室。
　　有一个记者问黄顺兴，可不可以谈一谈。黄问，是不是采访，能不能报道？记者说，不能，发稿还是大会统一。黄说，如果这样，我没有必要和你谈，咱们只做朋友好不好。记者说，我和你谈的，虽然不能公开发表，但我可以写“内参”。黄问，“内参”是什么？记者说，那可重要了，头头们看的，别人想看都看不到。黄说：“我是人民，人民是最高的，为人民服务，重要的是外参，而不是内参。对不起，我不接受这种采访。”
　　1992年的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黄顺兴又要求公开发言，表达对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没有获准，因而退席。他还是感到对大陆的政治生活不适应，于1993年辞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2002年，黄顺兴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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