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她起初爱上他的时候，是爱他的执著。
　　在追她的男生中他不是最出色的，可是他坚持每天给她占一个座位，她来与不来，他都会早早地占下那个座位，靠窗的第三排，一抬头，就能看到外面的天空和绿色。
　　柳枝绿了时，她接受了他。
　　毕业时，她不愿意回家乡小城，说那里太闷了，还是外面的世界好。他就说，好吧。然后一起留了下来。
　　北京很大，大到随时能淹没他和她。
　　他们租了一间地下室，把自己包装得很好的简历四处去投，不久，他去了中关村一家网络公司，而她工作没着落，今天给这家干明年给那家干，大学本科生到处都是，一个老总说，和蝗虫差不多了。
　　那时他们一天吃很少的东西。
　　早晨起来她做饭，简单的泡面，给他加上一个鸡蛋，因为他要去坐地铁上班。中午他的公司有午饭，她就随便吃点什么。晚饭是最隆重的，因为有了大段时间，虽然没有钱，可是她能把饭做得很香。冬天的时候，早早用小火炖上萝卜，他回来时，就能闻到香味。
　　而他迫不及待做的事情不是吃饭，而是说，想我了吗？粘上她的身，她嚷着痒，两个人倒在那张二手床上，二百元钱买来的，吱吱地响着，无限的欢畅。
　　后来她终于找到工作，在一家钟表行做会计，老板喜欢看她，她总是装得极正统。这些，她没有告诉他，怕他吃醋，这些天，他的脸色不好，回家也不拥抱她了，性事亦是少到一个月才有一两次，后来才知道，他失业一个月了，因为冷，每天花三元钱到地铁里取暖。
　　知道后她抱住他哭了。
　　他说，我想回老家看看，父母来电话说想我想得不行。
　　她没有说话。家里也催她回去，她的父母在小城中也算有权有势的人，给她安排一家好单位不成问题，一家银行正在招人，母亲让她回去面试。
　　好吧，她说，我也应该回家看看了。
　　那天他们早早睡了。她也知道，他回去不仅仅是看父母，如同她一样，他的父母也能给他找一家好单位。
　　过年后他们都拖了很久才回来。他带了很多板粟回来，是他家乡的特产，她吃着板粟，突然觉得离他已经很远了。
　　我怀孕了，她说。
　　早晨用试纸检查时，她发现了两条红线。
　　她以为他会高兴，但是他很紧张地问，不会吧？要不再去医院看看？
　　她有点失落。他请了一天假，陪她去医院，大夫说，没有怀孕。他松了一口气，几乎自言自语，我说呢。
　　那天晚上，她睡得很晚，一个人坐在电脑前，和远方一个朋友聊天。她叫桃花一朵，她觉得应该是个女人。
　　她对桃花一朵说，如果你怀孕了怎么办？桃花一朵说，那就去结婚啊。
　　结婚？是啊，她怎么没想到，她可以和他结婚啊，只要有爱情，她不在乎是不是有房有车的。
　　半夜，她推醒了他，我们结婚吧，他干净利落地给了她两个字：胡闹。
　　
　　二
　　
　　第二天，他们谁也没提结婚的事。他仍然去上班，这次换了家广告公司。而她也换了公司，钟表行的老板想吃她的豆腐，她很委婉地说，对不起。男人说，为什么？现在怎么还有你这种女人？她平静地说，不是每个女人都可以随便的。
　　她是认真的，对这份感情，对这个人。
　　他的本命年，她亲手绣了一个肚兜给他，那是她家乡的风俗。可他竟然笑她土气，他越来越挑剔，说北京人不好，说公司里的同事全是小市民，总之，他的抱怨比欢喜多。
　　不像她，看到春天来了就跑出去，摘几朵小花放在易拉罐改装的花瓶中。他慵懒地说，搞这些做什么？
　　春天没有过完，他又回了家。
　　她隐隐约约觉得，他不会回来了，甚至北京这些东西他都不要了。
　　果然。
　　他来了电话，说是生病了，要在家里休养一段时间。她急得要去看他，而他说，不必了，我父母不愿意见你。
　　不愿意见她？我怎么了？她逼他说。他说了，我父母看不起未婚同居的女孩子，认为你靠不住，太风流。
　　她呆了。她风流？她只跟过他一个人，从始至终，而且那么爱他，多少苦也肯吃，多少罪也肯受，为什么他会这样呢？
　　他没有提出分手，但已经是分手的语气。她挂了电话，才发现自己浑身上下全湿透了，北京这个夏天太热了。
　　后来，她打听过他的消息，他的父母把他安排在了国税局，找了一个地税局的女孩子当媳妇，办了几十桌酒席，在当地颇为轰动。
　　真无聊，她想。
　　她也回了老家。没了他，北京城再繁华有什么用呢？不久，她也去了国税局。父母问她去哪里，她连犹豫都没有犹豫就说了国税局，果然去成了，虽然破费了不少。后来，她成绩优秀，通过考试到了省局，这于他而言，是一个震惊的消息，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她，居然成了他的顶头上司。
　　不久后她也结了婚，老公是省高检院的，一表人才，三年之内买房买车。同学聚会时，她开着宝莱出现，光彩照人，身材比从前要曼妙十倍，妆化得很得体，此时，她已经是一个处的副处长了。
　　
　　三
　　
　　此去经年，她和他，已经四年不见了。
　　都快三十岁了，他一直不得志，连个科长都不是，妻子还红杏出墙，搞得满城风雨。他有个女儿，孩子有点毛病，耳朵不好，四处去看病。
　　她以为自己会幸灾乐祸，但最后却是耿耿于怀。
　　接到他的电话时，她正开省局工作会议，她出来接了电话。
　　请问是哪位？
　　是我，他说，好久不见。
　　是吴喜悦吗？是王力？她猜着。
　　你好呀，连我都听不出来了吗？她真的没有听出来，又猜了张三李四等人，一直到快猜烦了，她说，我还要开会，请问你是？
　　我是耿建。
　　她呆住了。他怎么可能是耿建，怎么可能啊？他的声音怎么这么沧桑啊？听起来怎么让人觉得好像四五十岁了呢？她曾发誓，无论他在天涯海角，只要发出声音，她必然听得到，而此时她才明白，那些年轻时说过的誓言，只是誓言而已，与生活无关，与爱无关啊。
　　有事吗？她态度居然这样平和。
　　是这样，他说，我们局里要人事改革，你看，我都快三十岁了，还一点动静都没有，听说你和我们局长关系不错……不要说了，她打断了他，她已经明白了，谢谢你相信我，我会尽力。
　　她挂断了手机，忽然觉得心头一阵难言的拥堵。
　　几天之后，在一个酒场上，她和那个局长打了招呼，局长说，是老同学吧？她开玩笑说，是老情人。
　　过了些日子，他果然提了起来，然后跑到省城谢她。
　　这是分别五年后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他仍然带了好多板粟过来，她坐在他对面，安静地吃着。那天，她刻意穿了一条旧裙子，她现在的生活，要比他强得太多。
　　他胖了，眼袋有些下垂，尴尬地笑着，点了一支软包中华烟。她想，他就是这么虚荣，大概只有这一包中华，然后出门拿出来抽吧。
　　谢谢你，小白。他突然叫她小白。
　　她的眼泪差点就出来了。那时她没工作，天天在家看动画片《蜡笔小新》，最喜欢里面叫小白的小狗，于是他就称她是小白，这个小白，已经多少年没有被叫起了。
　　叫我家菊吧。
　　她的真名，范家菊。很好听的名字，他没有叫过，不是小白，就是宝贝，要不就是家里的。
　　那天他们喝了很多酒，她跟着他去酒店，进了门，他就抱住了她，然后抵在她肩头哭了，哭得很伤心，像个孩子。
　　她麻木地站在那里，想，如果她还在北京漂着，如果她不是省局的领导，他会这样吗？
　　放下他的手，她倒了一杯水给他喝，他开始倾诉家里的不幸，老婆和人私通，为了给女儿看耳朵花了很多钱，父母不知体谅自己，买房子欠了一屁股债，单位里局长是狗屁不懂还要治人，同事个个俗气得要命……一个小时，他一直在抱怨，一直在说别人的不是。她最后笑了，庆幸自己没有嫁给他，否则，这样的一个丈夫，真是让人感觉郁闷。
　　时间还早，她却要走了。外面已经在飘雪，有采买年货的人匆匆而过，远处有稀拉的炮声，快过年了，多好啊。
　　过年有什么好，他说，多麻烦啊，东家走西家串，一点意思都没有，我最烦过年了，还要给人送礼，对了，你过年给局长送礼吗？多大的礼份？……他自言自语地说着，没有注意到她已经离去。岁月是多么无情，它可以蚕食掉很多美好的东西，那个在大二时给她写“今日楼头柳又青”的男子已经死了。
　　她想，如果他还打电话给她，求她帮忙当官的话，她一定会拒绝。
　　她不能帮一个无聊的人继续他的无聊。
　　红色的靴子踩在雪上，咯吱咯吱的声音很寂寞，有卖糖葫芦的老人过来，她花两元钱买了一支，刚吃一粒，牙就酸倒了，然后，眼泪就下来了。
　　真酸啊，她想，在北京吃的时候没有这么酸啊，这个城市的糖葫芦，怎么会这么酸呢？
　　责编/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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