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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的分裂剥削政策,是军阀割据混战的根源。民国以来,各派军阀之间连续不断的战争,反映了帝国主义各国在华利益的争夺。正如毛泽东所说:“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大大小小的军阀,只信奉“有军则有权”的道理。抢夺地盘靠手中有军,帝国主义青睐也靠手中有军;有军便有一切,无军则丧失一切。
从五四运动后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各派军阀征战不已,比较大的军阀战争有: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和1922年4月的第一次直奉战争。
随着皖系军阀段祺瑞军事实力的不断扩张和对中央政权控制的日益加紧,直奉两系与皖系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1919年7月,直系军阀曹锟和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名通电,催促重开南北和议。8月,奉系吴佩孚更是利用五四运动的声势,攻击安福系(依附于皖系军阀的政客集团)“危国祸民,腥闻于天”,声称:“为国锄奸,义无反顾,为民除害,仁者所为。”
直皖矛盾愈演愈烈,与一战后日美在华争夺有着密切关联。直系由于得到英美舆论和外交支持,不但反皖言辞激烈,而且倒皖見诸行动。11月,吴佩孚与西南军阀代表,在衡阳秘密拟订“救国同盟军草约”,结成“团结一致,好恶同之”的反皖军事同盟。与此同时,直系四督和奉系三督(直督曹锟、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鄂督王占元;奉督张作霖、吉督鲍贵卿、黑督孙烈臣)正式结成七省反皖同盟。稍后,豫督赵倜亦加盟。1920年4月,曹锟在保定召集联盟八省开秘密会议,决定撤回南征之军,宣布安福系罪状,令其解散。由于北京政府接连下令,不准直军北撤,5月,吴佩孚自行率军北归,直达保定。早先驻在陕西的一股奉军为策应直军北上,也东移到华阴、潼关。6月,在关外的奉军又借口“拱卫京师”进入关内,先头部队到达天津、廊坊一带。段祺瑞见状加紧调兵遣将,一面令徐树铮将全部边防军集中京畿附近;一面将边防军改为定国军,自任总司令,命段芝贵、曲同丰、魏宗翰三路大军布防京津。日本答应向皖系提供500万元作军费(后因英美干涉未成)。直系针锋相对,在保定成立“讨伐军”,吴佩孚、曹锟各领东西两路大军占据高碑店、杨村。至此,直皖剑拔弩张,奉军暗为奥援,战争一触即发。
6月22日,直系提出“解散安福系”“驱除徐树铮”等5项解决条件,为皖系拒绝。7月9日,皖系逼徐世昌发出惩办曹、吴令。曹、吴即以直系全体将士名义,宣言:“直向神京,驱老段,诛小徐。”张作霖在天津北仓一带配置兵力7万,并发布讨段檄文,与直系相呼应。
1920年7月10日,皖系下总攻击令。7月14日,双方在东西两翼同时开战。直系初战不利,相继退出高碑店、杨村。17日,西路吴佩孚率兵突袭边防军前敌司令部所在地——松林店,皖系将领曲同丰被俘投降。京汉线皖军立即溃散。直军占领涿州,向长辛店逼近。东路徐树铮见西线失利,奉军又大兵压背,无心恋战,匆匆逃回北京。19日,段祺瑞见大势已去,引咎辞职。其他皖系军人和安福系政客狼奔豕突,纷纷藏匿于日本兵营,托庇于外国主子。23日,直奉军进入北苑、南苑。直皖战争以直奉两个军阀集团取代皖系、夺得中央政权而告结束。
在战胜皖系之后的一个短时期内,直奉在权力分配上达成暂时协议,即双方在中央人事问题上“共相商榷”“共相示知”“共相办理”;承认各自的势力范围——奉张的东三省,直曹的直鲁豫。但是直奉的合作不能维持很久。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不甘心让以英美帝国主义为靠山的直系军阀统治中国,它立即换马,起用奉系作争夺中国的新工具;此外,直奉之间原已存在的矛盾,也因分赃不匀,而日趋激化。直系对于奉系在反皖战争中出力少而得利多——抢到大批日援辎重财物而愤愤不平;奉系则对直系唾手取得江苏、湖北地盘而忌恨在心。奉系一面加紧投靠日本主子,一面采取远交近攻战略,联合浙江皖系军阀卢永祥和南方的孙中山,结成反直三角联盟。
直皖战后,直奉互争对内阁的控制权。1921年12月,奉系决定捧出梁士诒组阁,推倒亲直疏奉的靳云鹏内阁。以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在财政和对日本外交上占有优势,但因参与洪宪复辟,一度退出政坛。由于吴佩孚一向力劝曹锟多注意扩张军事实力,少过问政府事务,因而张作霖捧梁倒靳的计划顺利实现。12月24日梁士诒亲日内阁上台后,即主张借日款赎回胶济路,赦免被通缉的皖系军阀政客,重新起用曹汝霖、陆宗舆为“实业专使”“市政督办”,并削减吴佩孚的军饷。吴佩孚毫不示弱,公开指责梁士诒内阁“牺牲国脉,断送铁路”,“勾援结党,卖国媚外”,敦促梁“率丑类迅速下野,以避全国之攻击”。这时,中国对外问题的焦点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吴佩孚指责梁内阁媚日,得到了广泛共鸣,而吴佩孚的本意则在反奉。1922年1月11日,他在通电中表示:“若有袒护梁氏者,即为吾人之公敌,当誓死杀尽,以除国奸”,暗中点出了张作霖。直奉之间围绕着梁阁去留问题,从唇枪舌剑,终于升级为拔刀相向。
4月14日,张作霖下令奉军入关;27日,对曹锟、吴佩孚宣战。29日,张作霖到军粮城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出动12.5万兵力,沿津浦、京汉及其以东地区,分三路同时开火。直系12万军队以吴佩孚为首,分别在琉璃河、固安和马厂迎战。长辛店至琉璃河一线,炮火最为激烈。至5月3日,奉军炮火消耗殆尽,直军反守为攻,并派精兵绕攻卢沟桥,使奉军腹背受敌。5日,直系援军急冲丰台,迫使奉军放弃长辛店。长辛店失守,其他各路奉军军心大乱,造成全线总崩溃,张作霖只得率残部仓皇出关,梁士诒内阁随之寿终正寝。曹、吴控制了北方政局,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
除上述大军阀争夺中央政权的混战之外,还有小军阀争夺各省地盘的混战。例如,在四川就有1920年川军与滇黔军之战,1922年熊克武与刘湘之战。在湖北,有1921年的援鄂战争。湖南、福建、云南、陕西,也都发生过军阀之间的火并。每次战前,双方都要假借民意,发表一通冠冕堂皇的文告。战后,胜者控制政权、财权,扩充地盘,收编败军残部,于是小军阀就成为大军阀。前台打仗的,是各派大小军阀;后台牵线的,是各帝国主义;受尽灾难的,则是中国人民。
(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五四后三十年》)
从五四运动后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各派军阀征战不已,比较大的军阀战争有: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和1922年4月的第一次直奉战争。
随着皖系军阀段祺瑞军事实力的不断扩张和对中央政权控制的日益加紧,直奉两系与皖系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1919年7月,直系军阀曹锟和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名通电,催促重开南北和议。8月,奉系吴佩孚更是利用五四运动的声势,攻击安福系(依附于皖系军阀的政客集团)“危国祸民,腥闻于天”,声称:“为国锄奸,义无反顾,为民除害,仁者所为。”
直皖矛盾愈演愈烈,与一战后日美在华争夺有着密切关联。直系由于得到英美舆论和外交支持,不但反皖言辞激烈,而且倒皖見诸行动。11月,吴佩孚与西南军阀代表,在衡阳秘密拟订“救国同盟军草约”,结成“团结一致,好恶同之”的反皖军事同盟。与此同时,直系四督和奉系三督(直督曹锟、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鄂督王占元;奉督张作霖、吉督鲍贵卿、黑督孙烈臣)正式结成七省反皖同盟。稍后,豫督赵倜亦加盟。1920年4月,曹锟在保定召集联盟八省开秘密会议,决定撤回南征之军,宣布安福系罪状,令其解散。由于北京政府接连下令,不准直军北撤,5月,吴佩孚自行率军北归,直达保定。早先驻在陕西的一股奉军为策应直军北上,也东移到华阴、潼关。6月,在关外的奉军又借口“拱卫京师”进入关内,先头部队到达天津、廊坊一带。段祺瑞见状加紧调兵遣将,一面令徐树铮将全部边防军集中京畿附近;一面将边防军改为定国军,自任总司令,命段芝贵、曲同丰、魏宗翰三路大军布防京津。日本答应向皖系提供500万元作军费(后因英美干涉未成)。直系针锋相对,在保定成立“讨伐军”,吴佩孚、曹锟各领东西两路大军占据高碑店、杨村。至此,直皖剑拔弩张,奉军暗为奥援,战争一触即发。
6月22日,直系提出“解散安福系”“驱除徐树铮”等5项解决条件,为皖系拒绝。7月9日,皖系逼徐世昌发出惩办曹、吴令。曹、吴即以直系全体将士名义,宣言:“直向神京,驱老段,诛小徐。”张作霖在天津北仓一带配置兵力7万,并发布讨段檄文,与直系相呼应。
1920年7月10日,皖系下总攻击令。7月14日,双方在东西两翼同时开战。直系初战不利,相继退出高碑店、杨村。17日,西路吴佩孚率兵突袭边防军前敌司令部所在地——松林店,皖系将领曲同丰被俘投降。京汉线皖军立即溃散。直军占领涿州,向长辛店逼近。东路徐树铮见西线失利,奉军又大兵压背,无心恋战,匆匆逃回北京。19日,段祺瑞见大势已去,引咎辞职。其他皖系军人和安福系政客狼奔豕突,纷纷藏匿于日本兵营,托庇于外国主子。23日,直奉军进入北苑、南苑。直皖战争以直奉两个军阀集团取代皖系、夺得中央政权而告结束。
在战胜皖系之后的一个短时期内,直奉在权力分配上达成暂时协议,即双方在中央人事问题上“共相商榷”“共相示知”“共相办理”;承认各自的势力范围——奉张的东三省,直曹的直鲁豫。但是直奉的合作不能维持很久。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不甘心让以英美帝国主义为靠山的直系军阀统治中国,它立即换马,起用奉系作争夺中国的新工具;此外,直奉之间原已存在的矛盾,也因分赃不匀,而日趋激化。直系对于奉系在反皖战争中出力少而得利多——抢到大批日援辎重财物而愤愤不平;奉系则对直系唾手取得江苏、湖北地盘而忌恨在心。奉系一面加紧投靠日本主子,一面采取远交近攻战略,联合浙江皖系军阀卢永祥和南方的孙中山,结成反直三角联盟。
直皖战后,直奉互争对内阁的控制权。1921年12月,奉系决定捧出梁士诒组阁,推倒亲直疏奉的靳云鹏内阁。以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在财政和对日本外交上占有优势,但因参与洪宪复辟,一度退出政坛。由于吴佩孚一向力劝曹锟多注意扩张军事实力,少过问政府事务,因而张作霖捧梁倒靳的计划顺利实现。12月24日梁士诒亲日内阁上台后,即主张借日款赎回胶济路,赦免被通缉的皖系军阀政客,重新起用曹汝霖、陆宗舆为“实业专使”“市政督办”,并削减吴佩孚的军饷。吴佩孚毫不示弱,公开指责梁士诒内阁“牺牲国脉,断送铁路”,“勾援结党,卖国媚外”,敦促梁“率丑类迅速下野,以避全国之攻击”。这时,中国对外问题的焦点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吴佩孚指责梁内阁媚日,得到了广泛共鸣,而吴佩孚的本意则在反奉。1922年1月11日,他在通电中表示:“若有袒护梁氏者,即为吾人之公敌,当誓死杀尽,以除国奸”,暗中点出了张作霖。直奉之间围绕着梁阁去留问题,从唇枪舌剑,终于升级为拔刀相向。
4月14日,张作霖下令奉军入关;27日,对曹锟、吴佩孚宣战。29日,张作霖到军粮城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出动12.5万兵力,沿津浦、京汉及其以东地区,分三路同时开火。直系12万军队以吴佩孚为首,分别在琉璃河、固安和马厂迎战。长辛店至琉璃河一线,炮火最为激烈。至5月3日,奉军炮火消耗殆尽,直军反守为攻,并派精兵绕攻卢沟桥,使奉军腹背受敌。5日,直系援军急冲丰台,迫使奉军放弃长辛店。长辛店失守,其他各路奉军军心大乱,造成全线总崩溃,张作霖只得率残部仓皇出关,梁士诒内阁随之寿终正寝。曹、吴控制了北方政局,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
除上述大军阀争夺中央政权的混战之外,还有小军阀争夺各省地盘的混战。例如,在四川就有1920年川军与滇黔军之战,1922年熊克武与刘湘之战。在湖北,有1921年的援鄂战争。湖南、福建、云南、陕西,也都发生过军阀之间的火并。每次战前,双方都要假借民意,发表一通冠冕堂皇的文告。战后,胜者控制政权、财权,扩充地盘,收编败军残部,于是小军阀就成为大军阀。前台打仗的,是各派大小军阀;后台牵线的,是各帝国主义;受尽灾难的,则是中国人民。
(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五四后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