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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元杂剧《赵氏孤儿》是中国戏剧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以先秦经典、《史记·赵世家》为蓝本，由纪君祥巧手妙思改编而成。《赵氏孤儿》围绕“杀孤”、“救孤”，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复仇之歌，伸张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精神，教导人们秉承坚韧、良善和义烈的优良品质，是改编文学中的典范。
关键词：《赵氏孤儿》 左传 史记 文学改编
元杂剧《赵氏孤儿》取材于春秋晋国“下宫之难”，成于元代杂剧家纪君祥之手，王国维先生曾赞其为“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1]的佳作。《赵氏孤儿》哀而不伤、悲而不惨的剧作风格是中国古典文学上的典范，其中饱满的春秋义士形象、壮烈的生死之歌、不为回报的执着精神，无数次回荡在文人墨客的纸笔之间，流芳百世。
考察其历史源流，“赵氏孤儿”的故事最初可见于《春秋》、《左传》。观《春秋》，只有《春秋·宣公二年》中的“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2]以及《春秋·成公八年》中的“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3]两处相关记载。而《左传》中对此事的记载较《春秋》而言，详实一些。不过《春秋》也好，《左传》也罢，其中记载都与剧作故事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说与“孤儿”无太大的关联，反而像极了国君与大臣之间的相互诘难，尤其是《左传》中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引发“六月，晋讨赵同、赵括。”[4]事件，更是颠覆了后世赵庄姬忠贞的形象。
至汉初，史学大家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5]，润色而作《史记·赵世家》，在《左传》的基础上首次将“孤儿”作为叙事的中心。其中记载，也成为后世“赵氏孤儿”故事的蓝本。而元杂剧《赵氏孤儿》，正是纪君祥基于《史记·赵世家》，略采先秦典籍改编而成的。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安排、故事细节的走向上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文学改编，使剧情更加饱满、情绪更加充沛，真实性与文学性并存，成为改编作品中的典范。
一.人物形象的文学改编
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主要塑造了屠岸贾、韩厥、程婴、公孙杵臼四位核心人物。而在元杂剧《赵氏孤儿》的本子中，纪君祥还结合《左传》中的载述，塑造了鉏麑、提弥明、灵辄三位义烈之士。其中，鉏麑本是屠岸贾安排的刺客，却在刺杀得手之际感念赵盾“专一片报国之心，无半点于家之意”的情怀，陷于忠义两难全的困境，触树而死。提弥明则是殿前太尉，为保赵盾刀劈恶犬。灵辄因受赵盾一饭之恩，在赵盾逃亡之际“一臂扶轮，一手策马；磨衣见皮，磨皮见肉，磨肉见筋，磨筋见骨，磨骨见髓，捧毂推轮，逃往野外。”[6]纪君祥通过塑造这三个人物，完善了“赵氏孤儿”的故事线索，丰富了故事细节，烘托出赵氏满门被屠时的悲壮、惨烈，因而强化了戏剧中正义与邪恶力量的冲突、对比。
除此之外，元杂剧《赵氏孤儿》在塑造某些人物的身份、性格特征方面，与《史记·赵世家》也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存在文学改编的痕迹。
首先，二者在塑造韩厥这一人物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史记·赵世家》中，韩厥与屠岸贾同为朝臣，并与赵盾为友人。在“告赵朔趣亡”失败后，称疾不出，直至赵武长大成人后利用晋景公谋立赵孤儿，成为孤儿重获赵氏荣光的主要助力。而在元杂剧《赵氏孤儿》之中，韩厥虽为屠岸贾的下将，却高呼着“你又忠我可也又信，你若肯舍残生我也愿把这头来刎”[7]，在程婴藏婴之时以死相助，为义倒戈，成全了孤儿的出逃。两相对比，《赵世家》中的韩厥是一个有谋略，讲情义却又懂得明哲保身的国之大臣，而《赵氏孤儿》中的韩厥则是一个舍生取义、嫉恶如仇的烈士。
其次，在公孙杵臼这一人物的安排上也稍有不同。《史记·赵世家》中有“赵朔客曰公孙杵臼”的记载，公孙杵臼应是赵氏門客。而在元杂剧《赵氏孤儿》中公孙杵臼则摇身一变，成了解甲归田的中大夫。在程婴携孤儿向公孙杵臼寻求庇护时，更为赵氏被屠之事痛心疾首，直道“有恩不报怎相逢，见义不为非为勇。”《史记·赵世家》中公孙杵臼因“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彊为其难者。”请先死，视为忠义，且在春秋时期，门客为家主保全孤儿，牺牲性命可视为情理之中。而在《赵氏孤儿》中，公孙杵臼只因不满屠岸贾玩弄权柄、杀害无辜，为保全正义，挺身而出，与程婴争相赴死，可谓大义。
《史记》作为一部恢弘的史学巨著，更偏向于历史的理性和现实性，而文学作品则更加讲究情感、理念的感染力。因此元杂剧中才会有触槐而死的刺客鉏麑、刀劈恶犬的殿前太尉提弥明、以死相搏的壮士灵辄、以死明志的韩厥将军、牺牲一切的草泽医生程婴、慷慨赴死的公孙杵臼。纪君祥塑造这些人物的目的，是为了放大《史记·赵世家》中的侠义和正义精神，向世人传达舍生取义的信念。
二.故事细节的文学改编
程婴携孤儿出逃后，屠岸贾勃然大怒。为了将赵氏斩草除根，决定以全国半岁之下、一月之上的婴孩性命相要挟，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此情节是纪君祥增加的，《史记·赵世家》并未提及。从戏剧文学的创作来说，这一情节的设计十分合理。它不仅承接了上下文之间的逻辑，为程婴弃子救孤提供了一个合乎情理的由头。同时，也凸显了屠岸贾心狠手辣的奸恶形象，强化了全剧正义与邪恶的对立，烘托出程婴、公孙杵臼二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成全了程婴挽救全国婴儿的大义。
《史记·赵世家》与元杂剧《赵氏孤儿》中还存在着程婴献子的细节变化。在《史记·赵世家》中，程婴与公孙杵臼乃“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8]而在元杂剧《赵氏孤儿》中程婴献出的是自己未足月的儿子，不是“他人婴儿”。戏文里清楚地写道：“念程婴年近四旬有五，所生一子，未经满月。待假装做赵氏孤儿，等老宰辅告首与屠岸贾去，只说程婴藏着孤儿，把俺父子二人，一处身死；老宰辅慢慢的抬举的孤儿成人长大，与他父母报仇，可不好也？”[9]婴儿的身份变化，使《史记·赵世家》与元杂剧《赵氏孤儿》中的情感细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史记·赵世家》中，程婴选择换子救孤时并无太多情感上的挣扎。司马迁避免了程婴舍弃亲儿的为难之情，实现了程婴这一人物在情、理上的融合，也暗合了司马迁对伦理观、礼仪观念的独到见解。正如他在《礼书》开篇中写道：“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10]而在元杂剧《赵氏孤儿》中，纪君祥似是突破了父子之情、人间之理，通过描写程婴亲眼目睹屠岸贾将其亲儿连剁三刀时“心似热油浇，泪珠儿不敢对人抛，背地里揾了。”的悲痛心理，以舍弃亲生儿子的自责和无奈，写出了程婴对正义的坚持、对邪恶的痛恨。以此，强化了戏剧的冲突和矛盾，成功地塑造了悲剧的氛围。 其次，《史记·赵世家》与元杂剧《赵氏孤儿》中的复仇情节也大为不同。《史记·赵世家》中，赵氏孤儿随程婴隐匿在山中十五年，最终在韩厥的帮助下重回朝堂，为家族雪恨，一切都显得理所当然，顺其自然。但在元杂剧《赵氏孤儿》中，纪君祥将其改编为“卧薪尝胆二十年”的复仇故事，实现了时间与情感的相交。在公孙杵臼撞阶而死，假孤儿死于屠岸贾刀下之后，程婴接受了屠岸贾的招安，让赵氏孤儿认贼作父，在仇人的教养下演武习文，卧薪尝胆。并选择在二十年后孤儿成年之际将真相告之于他，实现复仇。在元杂剧中，复仇的主题更加突出，每个人物的悲剧意味也更加浓烈。对程婴来说，作为一个知晓全部真相的人，为了复仇大业，只得与一个屠尽赵氏满门三百口人、亲手杀死自己儿子的大奸大恶之徒握手言和，是多么的痛苦无奈。对赵武来说，随着真相的揭露，他曾经赖以信任的亲人，一个变成了屠尽赵氏满门三百口人的刽子手，一个则成了挽救赵氏最后一点血脉的大恩人。他二十年的生活在一夕之间宛如梦幻泡影，命运就此颠覆了。对屠岸贾来说，尽管他心狠手辣、老谋深算，但对其继子也算悉心教导，满怀希冀。戏文里屠岸贾曾说道：“这孩儿弓马倒强似我，就着我这孩儿的威力，早晚定计，弑了灵公，夺了晋国，可将我的官位都与孩儿做了，方是平生愿足。”[11]却不曾想终是一报还一报，自己到落了个如斯下场。
相比而言，二者皆有其特色。《史记·赵世家》讲究情与理的融合，并更加偏向于理。而元杂剧则在《史记·赵世家》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的文学性、戏剧性。所有情节、细节的安排都是在围绕“杀孤”、“救孤”的主题下，伸张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精神，谱写荡气回肠的复仇之歌、正义之曲。
三.故事结局的文学改编
《史记·赵世家》也好，元杂剧也罢，走到最后，没有意外，也没有惊喜。结局皆是大仇得报，正义得以伸张。只是在纪君祥元杂剧《赵氏孤儿》的本子中，赵武是得魏绛助力，才得以了结了仇人的性命。自此，“程勃复姓赐名赵武，袭父祖列爵卿行。韩厥后仍为上将，给程婴十顷田庄。老公孙立碑造墓，弥明辈概与褒扬。普国内从今更始，同瞻仰主德无疆。”[12]应是皆大欢喜，人人圆满的大团圆结局。可在《史记·赵世家》的记载却是“程婴乃辞诸大夫，谓赵武曰：“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赵武啼泣顿首固请，曰：“武原苦筋骨以报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婴曰：“不可。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遂自杀。赵武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13]，赵武虽得以偿报血仇，程婴却也了却心愿随各位义士而去。
《史记·赵世家》中刻画了程婴自杀，赵武齐衰三年的结局，完成了“赵氏孤儿”事件的完整叙述，故事至此戛然而止。看似悲情，实则壮烈，让人不得不感佩于程婴以死酬知己的义烈与坚定。而纪君祥在元杂剧中撰写的结局，虽人人如愿以偿，皆大欢喜，可细细品味之下才发现其中的不圆满、与悲剧精华，仿若余音绕梁，让人在喜悦过后又有些嗟叹。程婴真正经历了二十年前的血雨腥风，从一个稍显单薄的草泽医生一步步成长为我们眼中的义烈之士。他无数次想要豁出自己的性命以保全孤儿，甚至在公孙杵臼问道“立孤与死孰难？”时，也毅然决然地回答道“死易，立孤难耳。”程婴也好，公孙杵臼也罢，都清楚在当时的情势下，死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难得是二十年的卧薪尝胆。面对庄姬之死、韩厥之死、公孙杵臼之死、亲儿之死，程婴背负的不仅是亲者死伤的悲痛，是正义之情在内心的汹涌彭拜，也是内心的愧疚难当和无奈之情。这些愧疚和无奈，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弭，只会随着孤儿的日益长大而愈发浓郁。尽管孤儿的复仇冲散了心中的痛恨，可他对先烈知己的愧疚仍在，虽不至于以死明志，却也不能安然享福，于他而言，生而为难。
以今世之眼光，程婴之死似乎毫无必要。可在《史记·赵世家》中，他偏偏死于自己对待朋友的义气与信任，也因此实现了司马迁心中的大义、大信。而元杂剧之结局，或是直截了当、皆大欢喜，或是别有洞天、暗藏玄机，后人也说道不清了。只是文学作品贵在其灵活跳动，因此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赵氏孤儿”。我倒认为，元杂剧最终的结局提升了整部作品的悲剧气氛，让读者既感念于其中人物对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无奈；又感动于他们敢与命运作斗争，舍生忘死，前仆后继的义烈；更感佩于他们“有恩不报怎相逢，见义不为非为勇。”的坚持。可见，“赵氏孤儿”的情感核心到不应该是复仇，手刃仇人之快感，而是每一位保全孤儿之人的坚韧、良善和义烈。
注 释
[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650.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836.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838.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735.
[6]王学奇.元曲选校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3740.
[7]王学奇.元曲选校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3741.
[8]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785.
[9]王学奇.元曲选校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3742.
[10]司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57.
[11]王学奇.元曲选校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3743.
[12]同上.
[1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785.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附属中学；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关键词：《赵氏孤儿》 左传 史记 文学改编
元杂剧《赵氏孤儿》取材于春秋晋国“下宫之难”，成于元代杂剧家纪君祥之手，王国维先生曾赞其为“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1]的佳作。《赵氏孤儿》哀而不伤、悲而不惨的剧作风格是中国古典文学上的典范，其中饱满的春秋义士形象、壮烈的生死之歌、不为回报的执着精神，无数次回荡在文人墨客的纸笔之间，流芳百世。
考察其历史源流，“赵氏孤儿”的故事最初可见于《春秋》、《左传》。观《春秋》，只有《春秋·宣公二年》中的“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2]以及《春秋·成公八年》中的“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3]两处相关记载。而《左传》中对此事的记载较《春秋》而言，详实一些。不过《春秋》也好，《左传》也罢，其中记载都与剧作故事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说与“孤儿”无太大的关联，反而像极了国君与大臣之间的相互诘难，尤其是《左传》中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引发“六月，晋讨赵同、赵括。”[4]事件，更是颠覆了后世赵庄姬忠贞的形象。
至汉初，史学大家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5]，润色而作《史记·赵世家》，在《左传》的基础上首次将“孤儿”作为叙事的中心。其中记载，也成为后世“赵氏孤儿”故事的蓝本。而元杂剧《赵氏孤儿》，正是纪君祥基于《史记·赵世家》，略采先秦典籍改编而成的。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安排、故事细节的走向上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文学改编，使剧情更加饱满、情绪更加充沛，真实性与文学性并存，成为改编作品中的典范。
一.人物形象的文学改编
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主要塑造了屠岸贾、韩厥、程婴、公孙杵臼四位核心人物。而在元杂剧《赵氏孤儿》的本子中，纪君祥还结合《左传》中的载述，塑造了鉏麑、提弥明、灵辄三位义烈之士。其中，鉏麑本是屠岸贾安排的刺客，却在刺杀得手之际感念赵盾“专一片报国之心，无半点于家之意”的情怀，陷于忠义两难全的困境，触树而死。提弥明则是殿前太尉，为保赵盾刀劈恶犬。灵辄因受赵盾一饭之恩，在赵盾逃亡之际“一臂扶轮，一手策马；磨衣见皮，磨皮见肉，磨肉见筋，磨筋见骨，磨骨见髓，捧毂推轮，逃往野外。”[6]纪君祥通过塑造这三个人物，完善了“赵氏孤儿”的故事线索，丰富了故事细节，烘托出赵氏满门被屠时的悲壮、惨烈，因而强化了戏剧中正义与邪恶力量的冲突、对比。
除此之外，元杂剧《赵氏孤儿》在塑造某些人物的身份、性格特征方面，与《史记·赵世家》也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存在文学改编的痕迹。
首先，二者在塑造韩厥这一人物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史记·赵世家》中，韩厥与屠岸贾同为朝臣，并与赵盾为友人。在“告赵朔趣亡”失败后，称疾不出，直至赵武长大成人后利用晋景公谋立赵孤儿，成为孤儿重获赵氏荣光的主要助力。而在元杂剧《赵氏孤儿》之中，韩厥虽为屠岸贾的下将，却高呼着“你又忠我可也又信，你若肯舍残生我也愿把这头来刎”[7]，在程婴藏婴之时以死相助，为义倒戈，成全了孤儿的出逃。两相对比，《赵世家》中的韩厥是一个有谋略，讲情义却又懂得明哲保身的国之大臣，而《赵氏孤儿》中的韩厥则是一个舍生取义、嫉恶如仇的烈士。
其次，在公孙杵臼这一人物的安排上也稍有不同。《史记·赵世家》中有“赵朔客曰公孙杵臼”的记载，公孙杵臼应是赵氏門客。而在元杂剧《赵氏孤儿》中公孙杵臼则摇身一变，成了解甲归田的中大夫。在程婴携孤儿向公孙杵臼寻求庇护时，更为赵氏被屠之事痛心疾首，直道“有恩不报怎相逢，见义不为非为勇。”《史记·赵世家》中公孙杵臼因“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彊为其难者。”请先死，视为忠义，且在春秋时期，门客为家主保全孤儿，牺牲性命可视为情理之中。而在《赵氏孤儿》中，公孙杵臼只因不满屠岸贾玩弄权柄、杀害无辜，为保全正义，挺身而出，与程婴争相赴死，可谓大义。
《史记》作为一部恢弘的史学巨著，更偏向于历史的理性和现实性，而文学作品则更加讲究情感、理念的感染力。因此元杂剧中才会有触槐而死的刺客鉏麑、刀劈恶犬的殿前太尉提弥明、以死相搏的壮士灵辄、以死明志的韩厥将军、牺牲一切的草泽医生程婴、慷慨赴死的公孙杵臼。纪君祥塑造这些人物的目的，是为了放大《史记·赵世家》中的侠义和正义精神，向世人传达舍生取义的信念。
二.故事细节的文学改编
程婴携孤儿出逃后，屠岸贾勃然大怒。为了将赵氏斩草除根，决定以全国半岁之下、一月之上的婴孩性命相要挟，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此情节是纪君祥增加的，《史记·赵世家》并未提及。从戏剧文学的创作来说，这一情节的设计十分合理。它不仅承接了上下文之间的逻辑，为程婴弃子救孤提供了一个合乎情理的由头。同时，也凸显了屠岸贾心狠手辣的奸恶形象，强化了全剧正义与邪恶的对立，烘托出程婴、公孙杵臼二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成全了程婴挽救全国婴儿的大义。
《史记·赵世家》与元杂剧《赵氏孤儿》中还存在着程婴献子的细节变化。在《史记·赵世家》中，程婴与公孙杵臼乃“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8]而在元杂剧《赵氏孤儿》中程婴献出的是自己未足月的儿子，不是“他人婴儿”。戏文里清楚地写道：“念程婴年近四旬有五，所生一子，未经满月。待假装做赵氏孤儿，等老宰辅告首与屠岸贾去，只说程婴藏着孤儿，把俺父子二人，一处身死；老宰辅慢慢的抬举的孤儿成人长大，与他父母报仇，可不好也？”[9]婴儿的身份变化，使《史记·赵世家》与元杂剧《赵氏孤儿》中的情感细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史记·赵世家》中，程婴选择换子救孤时并无太多情感上的挣扎。司马迁避免了程婴舍弃亲儿的为难之情，实现了程婴这一人物在情、理上的融合，也暗合了司马迁对伦理观、礼仪观念的独到见解。正如他在《礼书》开篇中写道：“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10]而在元杂剧《赵氏孤儿》中，纪君祥似是突破了父子之情、人间之理，通过描写程婴亲眼目睹屠岸贾将其亲儿连剁三刀时“心似热油浇，泪珠儿不敢对人抛，背地里揾了。”的悲痛心理，以舍弃亲生儿子的自责和无奈，写出了程婴对正义的坚持、对邪恶的痛恨。以此，强化了戏剧的冲突和矛盾，成功地塑造了悲剧的氛围。 其次，《史记·赵世家》与元杂剧《赵氏孤儿》中的复仇情节也大为不同。《史记·赵世家》中，赵氏孤儿随程婴隐匿在山中十五年，最终在韩厥的帮助下重回朝堂，为家族雪恨，一切都显得理所当然，顺其自然。但在元杂剧《赵氏孤儿》中，纪君祥将其改编为“卧薪尝胆二十年”的复仇故事，实现了时间与情感的相交。在公孙杵臼撞阶而死，假孤儿死于屠岸贾刀下之后，程婴接受了屠岸贾的招安，让赵氏孤儿认贼作父，在仇人的教养下演武习文，卧薪尝胆。并选择在二十年后孤儿成年之际将真相告之于他，实现复仇。在元杂剧中，复仇的主题更加突出，每个人物的悲剧意味也更加浓烈。对程婴来说，作为一个知晓全部真相的人，为了复仇大业，只得与一个屠尽赵氏满门三百口人、亲手杀死自己儿子的大奸大恶之徒握手言和，是多么的痛苦无奈。对赵武来说，随着真相的揭露，他曾经赖以信任的亲人，一个变成了屠尽赵氏满门三百口人的刽子手，一个则成了挽救赵氏最后一点血脉的大恩人。他二十年的生活在一夕之间宛如梦幻泡影，命运就此颠覆了。对屠岸贾来说，尽管他心狠手辣、老谋深算，但对其继子也算悉心教导，满怀希冀。戏文里屠岸贾曾说道：“这孩儿弓马倒强似我，就着我这孩儿的威力，早晚定计，弑了灵公，夺了晋国，可将我的官位都与孩儿做了，方是平生愿足。”[11]却不曾想终是一报还一报，自己到落了个如斯下场。
相比而言，二者皆有其特色。《史记·赵世家》讲究情与理的融合，并更加偏向于理。而元杂剧则在《史记·赵世家》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的文学性、戏剧性。所有情节、细节的安排都是在围绕“杀孤”、“救孤”的主题下，伸张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精神，谱写荡气回肠的复仇之歌、正义之曲。
三.故事结局的文学改编
《史记·赵世家》也好，元杂剧也罢，走到最后，没有意外，也没有惊喜。结局皆是大仇得报，正义得以伸张。只是在纪君祥元杂剧《赵氏孤儿》的本子中，赵武是得魏绛助力，才得以了结了仇人的性命。自此，“程勃复姓赐名赵武，袭父祖列爵卿行。韩厥后仍为上将，给程婴十顷田庄。老公孙立碑造墓，弥明辈概与褒扬。普国内从今更始，同瞻仰主德无疆。”[12]应是皆大欢喜，人人圆满的大团圆结局。可在《史记·赵世家》的记载却是“程婴乃辞诸大夫，谓赵武曰：“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赵武啼泣顿首固请，曰：“武原苦筋骨以报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婴曰：“不可。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遂自杀。赵武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13]，赵武虽得以偿报血仇，程婴却也了却心愿随各位义士而去。
《史记·赵世家》中刻画了程婴自杀，赵武齐衰三年的结局，完成了“赵氏孤儿”事件的完整叙述，故事至此戛然而止。看似悲情，实则壮烈，让人不得不感佩于程婴以死酬知己的义烈与坚定。而纪君祥在元杂剧中撰写的结局，虽人人如愿以偿，皆大欢喜，可细细品味之下才发现其中的不圆满、与悲剧精华，仿若余音绕梁，让人在喜悦过后又有些嗟叹。程婴真正经历了二十年前的血雨腥风，从一个稍显单薄的草泽医生一步步成长为我们眼中的义烈之士。他无数次想要豁出自己的性命以保全孤儿，甚至在公孙杵臼问道“立孤与死孰难？”时，也毅然决然地回答道“死易，立孤难耳。”程婴也好，公孙杵臼也罢，都清楚在当时的情势下，死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难得是二十年的卧薪尝胆。面对庄姬之死、韩厥之死、公孙杵臼之死、亲儿之死，程婴背负的不仅是亲者死伤的悲痛，是正义之情在内心的汹涌彭拜，也是内心的愧疚难当和无奈之情。这些愧疚和无奈，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弭，只会随着孤儿的日益长大而愈发浓郁。尽管孤儿的复仇冲散了心中的痛恨，可他对先烈知己的愧疚仍在，虽不至于以死明志，却也不能安然享福，于他而言，生而为难。
以今世之眼光，程婴之死似乎毫无必要。可在《史记·赵世家》中，他偏偏死于自己对待朋友的义气与信任，也因此实现了司马迁心中的大义、大信。而元杂剧之结局，或是直截了当、皆大欢喜，或是别有洞天、暗藏玄机，后人也说道不清了。只是文学作品贵在其灵活跳动，因此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赵氏孤儿”。我倒认为，元杂剧最终的结局提升了整部作品的悲剧气氛，让读者既感念于其中人物对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无奈；又感动于他们敢与命运作斗争，舍生忘死，前仆后继的义烈；更感佩于他们“有恩不报怎相逢，见义不为非为勇。”的坚持。可见，“赵氏孤儿”的情感核心到不应该是复仇，手刃仇人之快感，而是每一位保全孤儿之人的坚韧、良善和义烈。
注 释
[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650.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836.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838.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735.
[6]王学奇.元曲选校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3740.
[7]王学奇.元曲选校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3741.
[8]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785.
[9]王学奇.元曲选校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3742.
[10]司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57.
[11]王学奇.元曲选校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3743.
[12]同上.
[1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785.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附属中学；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