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们的阅读习惯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地铁里他们都拿着手机及其他电子阅读设备，已很难见到读报读杂志的人了。
始于投资界和技术界唱衰传统媒体的声音，如今又加入了传统媒体业界逃离者及想逃而尚未行动者的声音，合唱无处不在，其高亢洪亮，足以让最坚定的守望者也心旌动摇，心慌意乱。
我相信，传统媒体业会在未来解构，但并不表示，传统媒体会像恐龙一般消失。在广告下降的同时，许多传统媒体一定会消失，明年是市场化纸媒的一个关口，但是，大浪淘沙，依然会留下一些优质的纸媒。
今年上半年，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原已出现颓势的传统媒体业的经营，以想象不到的速度快速跌落，一些媒体关张，开源节流成了必然的选择。
我参加的各种聚会论坛，同业相见，聊的都是经营下滑的媒体现状及危机感，很少有人再谈媒体理想和坚守。在我所能接触到的传统媒体人自己做的公众微信或自媒体里，谈到传统媒体，更是一片唱衰之声。更不用说业界转身实业或新媒体创业之人，无论职务高低，临走时的慷慨陈词，都不忘对曾经厕身的传统媒体踹上一脚，以示自己的高见。哀鸿遍野，传统媒体业真是衰到了极点。身处其中的《中国周刊》，自然也是寒意及身。
一
并非坚持在传统媒体的人没有看到这种变化。我只是没有想到，变化如此之快。
但是，传统媒体业的困境，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同行困境时常常保密，可能会影响某些判断，但此前两个传统平面的阵地的变化已见衰退端倪。
一个是地铁人群的阅读习惯的改变。自我 2009年从广州北归创办《中国周刊》时，便发现了这种可怕的变化，地铁里已很难见到读报读杂志的人了，人人都拿着手机及其他电子阅读设备。
二是报摊的变化。报摊曾经是北京报刊主要的销售阵地，但北京的报摊，从前的炙手可热景况不再，过去曾经厚厚一叠的报纸们，一个个瘦身了，甚至，一些著名的报纸，在报摊上已经不见销售。
这种变化的背后，实际上是传播技术进步对传统媒体受众消费习惯的瓦解。
至于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还不可逆地解构了传统媒体的信息采集和传播方式，使大量传统媒体的内容报道只能捣糨糊，味同隔夜馊饭。
而互联网新媒体的体制机制资本及技术优势，吸引着传统媒体从业人员，从领袖般人物到普通员工，纷纷转身实业和互联网及新媒体，最新的案例是刘洲伟。他们的离去，不仅带走了传统媒体业的存量智慧，也带走了相当的信心。传统媒体业几乎成了互联网新媒体的职业培训基地，传统媒体业渐渐空心化。
而始于投资界和技术界唱衰传统媒体的声音，如今又加入了传统媒体业界逃离者及想逃而尚未行动者的声音，合唱无处不在，其高亢洪亮，足以让最坚定的守望者也心旌动摇，心慌意乱。
更何况，传统媒体业的言论空间事实上在日渐压缩，对公众关心问题的被禁涉足和无能为力，在社交媒体时代，影响力迅速被网络社交媒体上的个人激烈言论取代，传统媒体损失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还有受众基础。
传统媒体的经营，也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去年下半年以来持续的经济不景气，以及实业界对后市经济筑底的看法，让依靠广告投入为主要商业模式的传统媒体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
两类传统媒体最早感到了压力，一是领军者，体型巨大，但利润稍微下降一些，其传导的压力就会很大，因有余粮，更像温水里的青蛙；其二是落后体弱者，经营的压力直接就体现在难以维系上，干脆关门了事。
其实除了经济发展不景气的压力，其余的变化，早已开始。
但在经济不景气的大势下，一切开始加速下滑。
就在一年多前，我在文章里及受访时都认为，基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至少 5年之内，中国纸质新闻类杂志的上升通道是打开的，而更远的未来，移动互联形态将起决定性作用。
在去年为《新京报》创办 9周年写的文章中，我也认为，政治和市场的变化，决定的是传统媒体活得好与赖的问题，而技术的进步，长远看决定的是传统媒体的生与死的问题。
但自去年下半年，我开始修正自己的一些判断。
我相信，传统媒体业会在未来解构，但并不表示，传统媒体会像恐龙一般消失。在广告下降的同时，许多传统媒体一定会消失，明年是市场化纸媒的一个关口，但是，大浪淘沙，依然会留下一些优质的纸媒。
自媒体社交媒体在瓦解着传统媒体，但并不意味着自媒体能够完全承担起机构产品在传播中所能起的作用，至少，目前还看不到，而市场却存在这种需求。
我更相信，技术的进步最终是普惠的。传统媒体并不会在纸质这一棵树上吊死，我们也会学习使用并适应新的介质型态，当这种努力与纸媒内容生产的传统优势结合起来后，同样会释放出创造力来。
我的判断是，在一个有影响力的品牌下，一支能够生产独特内容的团队，一支有战斗力的营销队伍的结合，即便是纸质媒体，也还是有上升空间的。
“中国优质纸质新闻杂志的上升通道依然是打开的”，当然，未来纸质新闻杂志的型态变化，取决于对移动互联发展的运用和适应。3—5年的上升通道，就是留下运用与适应的时间之窗。
除非，这 3—5年间，中国经济一直在底部盘整，而不见复苏迹象。
那样的话，悲剧的恐怕不仅仅是传统媒体，局面即成覆巢之下了。
二
《中国周刊》的选择，基本上基于我对杂志业的判断。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在杂志社内部提出了一个概念，新媒体时代做“新关系媒体”。
所谓新关系媒体，就是在品牌影响力的前提下，在经营上转型，不是单纯地依靠传统广告或活动模式（我们的传统经营做得本来也不好），而是转向服务与资源整合，或能打开一片新天空。
传统媒体已经深陷泥淖，任何向前的努力挣扎，表面上看似是腾挪开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其实是陷得更深了。这个时候，稳定心神，寻找身边称手的棍子绳子，支撑自己，才能拉自己出泥淖，而不是挣扎向前。这根棍子绳子，就是媒体所拥有的品牌。《中国周刊》这四年来在内容生产方面的努力，已经为它积累了一定的口碑。所以，擦亮品牌，活用品牌，整合资源，传统的营销或许也能别开生面，为转型提供物质支持。擦亮品牌，首要的自然是学会利用新的传播技术传播平台，这一点我们虽然也在努力，但做得显然不够。 除此之外，从传统杂志操作来说，还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独特的内容生产，这是媒体机构保持自己的价值立场和媒体属性的基础，是媒体品牌的价值所系，也是我们这些人愿意坚守传统媒体的价值所在。没有这个，媒体就不再是媒体，只剩下商业，那就不再值得坚守。
基于技术进步对受众消费习惯的改变，《中国周刊》在选题议程设置和报道方式上，都做了调整和探讨，以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这一点，我曾有专文谈过，也有颇多收获。
所以，在许多同行节约采编成本不再强调原创性内容的时候，《中国周刊》一直坚持在原创性内容上投入人力物力，以赢得影响力和公众的信赖。没有原创性的内容，靠摘编，是不可能真正拥有话语权的。
事实上，这种独特的内容，靠自媒体是无法完全完成的，这是团队合作的产品。这种产品，理论上本身也是能够实现商业价值的。
不幸的是，法律很难保护创作者的权益。
比如今年《中国周刊》所做的许多报道，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上甚至纸介质上都有广泛传播，但许多同业在传播时，不仅抹掉了“中国周刊”的印记，还打上了自己媒体的印记，这显然不是同业没有版权意识。
这种山寨海盗行为，其实是加速摧毁传统媒体业的一种力量，而同业的这种行为，恰恰是助纣为虐，落井下石。
这也是传统媒体自身核心价值无法真正彰显，只能沦为技术主导型媒体蓝领工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新媒体时代，内容价值的回归，技术壁垒可以维系很短的销售时间，长远看还需法律保障。第二个方面，是媒体内容生产的产品化。去年下半年，计算机世界的黄翔和 IT经理世界的黎筝，在媒体/内容生产的产品化方面给了我许多教益，可惜，我商业意识不够，反应迟缓。直到今年很晚，《中国周刊》才开始内容产品化的尝试，既是整合资源，也为经营转型准备。虽然，刚开始，非专业人员操作，但也已有所收获。总结下来，感觉还是有甜头。所以，产品化和资源整合，最近正在成为我们内部的流行词。在中国媒体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一个毒瘤一直伴随着媒体的发展，那就是一些无良媒体，它们不是通过专业服务获得市场，扰乱了媒体业的正常经营秩序，也让这个行业正常的营销传播投入，转化为“灭火”的公关行为，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进一步抽干了媒体发展应该获得的正常市场。经济的恶化，这一点未来可能会更厉害。
今年上半年，电商领域的营销名家、曾任凡客和京东副总裁的吴声兄，对我们《中国周刊》所做传统内容的产品化方面，给我提了不少建议，让我茅塞顿开。不过，要真正做到，不仅需要人力调配，更需要我们内部观念的调整，尤其是我的观念的调整。
在产品化及做好服务的同时，我们同样会遇到一些令人悲哀的场景。去年以来，我看到了问题，却没有能够真正去落实，行动的迟缓，一再贻误战机，以至于我的同事在会上批评我，只是一个理论家。如何从书生办刊，真正转身为一个有点良知的会谈钱的出版商，于我，也是一个痛苦的抉择，甚至，比杂志的转身可能更痛苦。
扰人心神的鼓噪很多，担忧解决不了问题，既然无法逃离，不如静下心来，像只鸵鸟，埋首专注于自己的事业，或许也会迎来一个别开生面的新局。这是我的选择。
三
美国一直是中国传统媒体业学习的榜样。美国的未来，也常常是我们未来的写照。殊途同归，最终难免。写此稿时，正逢贝索斯以 2.5亿美元收购大名鼎鼎的保守派报纸《华盛顿邮报》。这个消息对于传统媒体同业来说，心里很复杂。
才 2.5亿美元！价值跌落之快，让人心里难以接受，但又不得不接受。贝索斯说，互联网正改变媒体产业的基本要素，包括缩短新闻周期、侵蚀媒体长期以来仰赖的收入来源，等等。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我们也不是太笨的人，我们也会跟踪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最后一定是普惠的。我们也会学会利用技术为我们服务。
对当下中国自媒体的观察发现，大多数投身自媒体的人，还是传统媒体的佼佼者，他们在自媒体上做的，许多东西其实还是原来传统媒体的内容的改进，最大的变化是传播平台的变化。这一点我自己也深有体会。
只不过是我们的技术劣势和体制劣势、法律不健全，才造成了我们成为蓝领，被迫把独特的内容廉价售卖给了技术媒体公司。
当然，作为传统杂志人，对于即时传播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冲击，最重要的在于在坚守杂志精神的同时，做出调整，适应消费者消费习惯的变化，适应传播平台的变化。我个人相信，未来的杂志，一定是纸质和新介质并存的。
我依然相信，新闻不死，内容不死。作为优质的内容供应商，无论技术如何进步，我们都会有明天，有未来。
剩下的问题是，谁能熬到最后。这一点不仅针对传统媒体，也针对技术主导的各种新媒体平台。
明年，大家都要过大关。
（作者系《中国周刊》执行总编辑，
据《南方传媒研究》）
始于投资界和技术界唱衰传统媒体的声音，如今又加入了传统媒体业界逃离者及想逃而尚未行动者的声音，合唱无处不在，其高亢洪亮，足以让最坚定的守望者也心旌动摇，心慌意乱。
我相信，传统媒体业会在未来解构，但并不表示，传统媒体会像恐龙一般消失。在广告下降的同时，许多传统媒体一定会消失，明年是市场化纸媒的一个关口，但是，大浪淘沙，依然会留下一些优质的纸媒。
今年上半年，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原已出现颓势的传统媒体业的经营，以想象不到的速度快速跌落，一些媒体关张，开源节流成了必然的选择。
我参加的各种聚会论坛，同业相见，聊的都是经营下滑的媒体现状及危机感，很少有人再谈媒体理想和坚守。在我所能接触到的传统媒体人自己做的公众微信或自媒体里，谈到传统媒体，更是一片唱衰之声。更不用说业界转身实业或新媒体创业之人，无论职务高低，临走时的慷慨陈词，都不忘对曾经厕身的传统媒体踹上一脚，以示自己的高见。哀鸿遍野，传统媒体业真是衰到了极点。身处其中的《中国周刊》，自然也是寒意及身。
一
并非坚持在传统媒体的人没有看到这种变化。我只是没有想到，变化如此之快。
但是，传统媒体业的困境，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同行困境时常常保密，可能会影响某些判断，但此前两个传统平面的阵地的变化已见衰退端倪。
一个是地铁人群的阅读习惯的改变。自我 2009年从广州北归创办《中国周刊》时，便发现了这种可怕的变化，地铁里已很难见到读报读杂志的人了，人人都拿着手机及其他电子阅读设备。
二是报摊的变化。报摊曾经是北京报刊主要的销售阵地，但北京的报摊，从前的炙手可热景况不再，过去曾经厚厚一叠的报纸们，一个个瘦身了，甚至，一些著名的报纸，在报摊上已经不见销售。
这种变化的背后，实际上是传播技术进步对传统媒体受众消费习惯的瓦解。
至于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还不可逆地解构了传统媒体的信息采集和传播方式，使大量传统媒体的内容报道只能捣糨糊，味同隔夜馊饭。
而互联网新媒体的体制机制资本及技术优势，吸引着传统媒体从业人员，从领袖般人物到普通员工，纷纷转身实业和互联网及新媒体，最新的案例是刘洲伟。他们的离去，不仅带走了传统媒体业的存量智慧，也带走了相当的信心。传统媒体业几乎成了互联网新媒体的职业培训基地，传统媒体业渐渐空心化。
而始于投资界和技术界唱衰传统媒体的声音，如今又加入了传统媒体业界逃离者及想逃而尚未行动者的声音，合唱无处不在，其高亢洪亮，足以让最坚定的守望者也心旌动摇，心慌意乱。
更何况，传统媒体业的言论空间事实上在日渐压缩，对公众关心问题的被禁涉足和无能为力，在社交媒体时代，影响力迅速被网络社交媒体上的个人激烈言论取代，传统媒体损失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还有受众基础。
传统媒体的经营，也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去年下半年以来持续的经济不景气，以及实业界对后市经济筑底的看法，让依靠广告投入为主要商业模式的传统媒体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
两类传统媒体最早感到了压力，一是领军者，体型巨大，但利润稍微下降一些，其传导的压力就会很大，因有余粮，更像温水里的青蛙；其二是落后体弱者，经营的压力直接就体现在难以维系上，干脆关门了事。
其实除了经济发展不景气的压力，其余的变化，早已开始。
但在经济不景气的大势下，一切开始加速下滑。
就在一年多前，我在文章里及受访时都认为，基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至少 5年之内，中国纸质新闻类杂志的上升通道是打开的，而更远的未来，移动互联形态将起决定性作用。
在去年为《新京报》创办 9周年写的文章中，我也认为，政治和市场的变化，决定的是传统媒体活得好与赖的问题，而技术的进步，长远看决定的是传统媒体的生与死的问题。
但自去年下半年，我开始修正自己的一些判断。
我相信，传统媒体业会在未来解构，但并不表示，传统媒体会像恐龙一般消失。在广告下降的同时，许多传统媒体一定会消失，明年是市场化纸媒的一个关口，但是，大浪淘沙，依然会留下一些优质的纸媒。
自媒体社交媒体在瓦解着传统媒体，但并不意味着自媒体能够完全承担起机构产品在传播中所能起的作用，至少，目前还看不到，而市场却存在这种需求。
我更相信，技术的进步最终是普惠的。传统媒体并不会在纸质这一棵树上吊死，我们也会学习使用并适应新的介质型态，当这种努力与纸媒内容生产的传统优势结合起来后，同样会释放出创造力来。
我的判断是，在一个有影响力的品牌下，一支能够生产独特内容的团队，一支有战斗力的营销队伍的结合，即便是纸质媒体，也还是有上升空间的。
“中国优质纸质新闻杂志的上升通道依然是打开的”，当然，未来纸质新闻杂志的型态变化，取决于对移动互联发展的运用和适应。3—5年的上升通道，就是留下运用与适应的时间之窗。
除非，这 3—5年间，中国经济一直在底部盘整，而不见复苏迹象。
那样的话，悲剧的恐怕不仅仅是传统媒体，局面即成覆巢之下了。
二
《中国周刊》的选择，基本上基于我对杂志业的判断。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在杂志社内部提出了一个概念，新媒体时代做“新关系媒体”。
所谓新关系媒体，就是在品牌影响力的前提下，在经营上转型，不是单纯地依靠传统广告或活动模式（我们的传统经营做得本来也不好），而是转向服务与资源整合，或能打开一片新天空。
传统媒体已经深陷泥淖，任何向前的努力挣扎，表面上看似是腾挪开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其实是陷得更深了。这个时候，稳定心神，寻找身边称手的棍子绳子，支撑自己，才能拉自己出泥淖，而不是挣扎向前。这根棍子绳子，就是媒体所拥有的品牌。《中国周刊》这四年来在内容生产方面的努力，已经为它积累了一定的口碑。所以，擦亮品牌，活用品牌，整合资源，传统的营销或许也能别开生面，为转型提供物质支持。擦亮品牌，首要的自然是学会利用新的传播技术传播平台，这一点我们虽然也在努力，但做得显然不够。 除此之外，从传统杂志操作来说，还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独特的内容生产，这是媒体机构保持自己的价值立场和媒体属性的基础，是媒体品牌的价值所系，也是我们这些人愿意坚守传统媒体的价值所在。没有这个，媒体就不再是媒体，只剩下商业，那就不再值得坚守。
基于技术进步对受众消费习惯的改变，《中国周刊》在选题议程设置和报道方式上，都做了调整和探讨，以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这一点，我曾有专文谈过，也有颇多收获。
所以，在许多同行节约采编成本不再强调原创性内容的时候，《中国周刊》一直坚持在原创性内容上投入人力物力，以赢得影响力和公众的信赖。没有原创性的内容，靠摘编，是不可能真正拥有话语权的。
事实上，这种独特的内容，靠自媒体是无法完全完成的，这是团队合作的产品。这种产品，理论上本身也是能够实现商业价值的。
不幸的是，法律很难保护创作者的权益。
比如今年《中国周刊》所做的许多报道，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上甚至纸介质上都有广泛传播，但许多同业在传播时，不仅抹掉了“中国周刊”的印记，还打上了自己媒体的印记，这显然不是同业没有版权意识。
这种山寨海盗行为，其实是加速摧毁传统媒体业的一种力量，而同业的这种行为，恰恰是助纣为虐，落井下石。
这也是传统媒体自身核心价值无法真正彰显，只能沦为技术主导型媒体蓝领工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新媒体时代，内容价值的回归，技术壁垒可以维系很短的销售时间，长远看还需法律保障。第二个方面，是媒体内容生产的产品化。去年下半年，计算机世界的黄翔和 IT经理世界的黎筝，在媒体/内容生产的产品化方面给了我许多教益，可惜，我商业意识不够，反应迟缓。直到今年很晚，《中国周刊》才开始内容产品化的尝试，既是整合资源，也为经营转型准备。虽然，刚开始，非专业人员操作，但也已有所收获。总结下来，感觉还是有甜头。所以，产品化和资源整合，最近正在成为我们内部的流行词。在中国媒体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一个毒瘤一直伴随着媒体的发展，那就是一些无良媒体，它们不是通过专业服务获得市场，扰乱了媒体业的正常经营秩序，也让这个行业正常的营销传播投入，转化为“灭火”的公关行为，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进一步抽干了媒体发展应该获得的正常市场。经济的恶化，这一点未来可能会更厉害。
今年上半年，电商领域的营销名家、曾任凡客和京东副总裁的吴声兄，对我们《中国周刊》所做传统内容的产品化方面，给我提了不少建议，让我茅塞顿开。不过，要真正做到，不仅需要人力调配，更需要我们内部观念的调整，尤其是我的观念的调整。
在产品化及做好服务的同时，我们同样会遇到一些令人悲哀的场景。去年以来，我看到了问题，却没有能够真正去落实，行动的迟缓，一再贻误战机，以至于我的同事在会上批评我，只是一个理论家。如何从书生办刊，真正转身为一个有点良知的会谈钱的出版商，于我，也是一个痛苦的抉择，甚至，比杂志的转身可能更痛苦。
扰人心神的鼓噪很多，担忧解决不了问题，既然无法逃离，不如静下心来，像只鸵鸟，埋首专注于自己的事业，或许也会迎来一个别开生面的新局。这是我的选择。
三
美国一直是中国传统媒体业学习的榜样。美国的未来，也常常是我们未来的写照。殊途同归，最终难免。写此稿时，正逢贝索斯以 2.5亿美元收购大名鼎鼎的保守派报纸《华盛顿邮报》。这个消息对于传统媒体同业来说，心里很复杂。
才 2.5亿美元！价值跌落之快，让人心里难以接受，但又不得不接受。贝索斯说，互联网正改变媒体产业的基本要素，包括缩短新闻周期、侵蚀媒体长期以来仰赖的收入来源，等等。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我们也不是太笨的人，我们也会跟踪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最后一定是普惠的。我们也会学会利用技术为我们服务。
对当下中国自媒体的观察发现，大多数投身自媒体的人，还是传统媒体的佼佼者，他们在自媒体上做的，许多东西其实还是原来传统媒体的内容的改进，最大的变化是传播平台的变化。这一点我自己也深有体会。
只不过是我们的技术劣势和体制劣势、法律不健全，才造成了我们成为蓝领，被迫把独特的内容廉价售卖给了技术媒体公司。
当然，作为传统杂志人，对于即时传播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冲击，最重要的在于在坚守杂志精神的同时，做出调整，适应消费者消费习惯的变化，适应传播平台的变化。我个人相信，未来的杂志，一定是纸质和新介质并存的。
我依然相信，新闻不死，内容不死。作为优质的内容供应商，无论技术如何进步，我们都会有明天，有未来。
剩下的问题是，谁能熬到最后。这一点不仅针对传统媒体，也针对技术主导的各种新媒体平台。
明年，大家都要过大关。
（作者系《中国周刊》执行总编辑，
据《南方传媒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