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 晴
　　如果《八月将尽》的拍摄是出于偶然,那么我希望它未曾沾染过丝毫的必然,可是事实往往证明:你越是渴望纯粹,就越容易陷入纠结。
　　去年八月份的一天晚上,张讴洋对我说:“我们拍电影吧,哪怕是用手机拍。”当时我们都寄居在青羊家里,日子百无聊赖,只能做着指向不明的白日梦。正是这样一句话,使那个八月变得异常神圣。
　　辗转借到了一台家用DV和劣质三脚架。剧本很快就构思完成了,在青春日渐失落将要离我远去的时候,我有太多的话想说,无论是出于情深还是矫情,我都不拒绝用一种新鲜的方式将它暴露给世人。我觉得我属于贫瘠的一代,我所生活的大背景中缺少某种风起云涌的东西,这种窘迫感促使我从一个跳梁小丑做起,我似乎要去反抗什么,在中途却丢失了“自我”这个最根本的敌人。我因此自卑起来。
　　所以我决定拍电影,用影象和声音去告诉别人我经历过的种种,这种暴露狂的心态让我在羞愧之余略感庆幸。而人们对这类具有表达意味的行为总是充满好奇和热情,怀着这样的尴尬,短片开拍了。我必须承认:我是认真的。即使在最初只要我和张讴洋两个人在做这件事的艰难处境中,我依然没有一丝怠慢。值得欣慰的是,后来陆续有几个同志加入到拍摄中来,那时短片的拍摄已经接近尾声了。短短的六天拍摄,我感受到了工作的乐趣,这快乐,是源于严肃。
　　如今短片早已完成,那些原始的命题仍然悬而未决,新的疑惑成了唯一可能的收获,如果我还得到嘲笑和不解,这嘲笑和不解正是我现在所需要的。这一切是否能成为我探询“去哪里”的必要条件?用已出现的问题去解答正在出现的问题是否具有合理性?我感到振奋,一次拙劣的短片实验竟能为我带来诸多难题,这些难题又是脱离短片本身而赫然存在的。然而你能理解我的兴奋么,短片本身不足挂齿的成果与我的兴奋又有几分关联?如果你也是一位有着相同危机感的年轻人,再次面对质感真实的影像,并被我随后的兴奋困惑住,那我们可否被认为是同一时代的人?
　　《八月将尽》作为一个短片是没有结构可言的,张讴洋的表演也全然不像表演,我把它看成纪录片,但其中又有我处心积虑设计的情节。我是不懂电影的,这绝不是谦虚之辞,对电影的一切认识都出自我热情真挚的猜测,我喜欢业余,这是我避免保守的前提。然而在矛盾中前进这一点对我来说也无须周折。
　　提出问题是我唯一的职责,声称解决问题的人与我界限分明。在《八月将尽》中,我提出了“去哪里?”,这应是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所以年轻人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繁华的八月就要结束了,在接下来的九月或十月,你又能去哪里呢?”我非常赞同“电影的最大功能在于提出问题”这一观点,而且我也是照着做的。在我看来,启发什么比造就什么更具有伟大的意义。
　　我渴望能尽快了断这件事,对于我不满意的电影生涯的开始,我否认那些力量脆弱的遗憾,并为一闪而过的重拍念头感到深深的可耻,我也坦然:我曾在短片上传之初,密切关注过在优酷网上的点击率,后来意识到“票房和点击率是万恶之源”,于是脸红万分。应青羊之邀,今晚我坐在电脑前写下这篇文章,回忆起那些寂寞寒冷的夜晚——我一个人通宵做《八月将尽》的后期——幸运的是,如今新的问题层层缠绕着我,像毛线一样,厚重而温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